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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害怕打電話嗎?| “電話恐懼”如何成為了時代病

我發(fā)現(xiàn)自己越來越不愛打電話了。不要說正經(jīng)說事了,有時就連軟件叫個車,我也很不愿意接司機師傅打過來的電話,只有旁邊有人,我就一定立刻會將電話遞給Ta:“拜托你幫我告訴司機我們在哪個位置好不好”。

前幾天在辦公室提起了這件事,竟然得到了大家的共鳴。大家紛紛表示,現(xiàn)在電話打得越來越少了,有時聽到鈴聲都會不舒服,在有其他溝通方式的情況下很少選擇打電話。還有一個小伙伴感嘆道:“我都覺得自己快有打電話恐懼癥了”。

來自美國的一個研究小組的數(shù)據(jù)表明,在2011年,人均每天平均會接到12個或以上的電話;而在15年,另一個針對消費者行為研究的小組數(shù)據(jù)指出,這個數(shù)字已經(jīng)下降到了低于6個。據(jù)預測,這個數(shù)字還在下降中。與此同時,互聯(lián)網(wǎng)的迅速發(fā)展,也使得人們不得不使用電話交流的場合也越來越少了。

對于打電話這件事,你有以下這些體驗嗎?

· 手機幾乎永遠處于靜音狀態(tài)

· 在有其他方式的情況下絕不選擇電話,即使它可能更高效

· 在有來電時第一反應是緊張,拒絕和逃避

· 聽到鈴聲響起會莫名焦慮

· 經(jīng)常在猶豫中錯過電話,卻又沒有勇氣撥回去,然后在對方再次撥來時感到加倍緊張

· 在電話通話時很容易感到尷尬無措,時刻想要結(jié)束通話

· 在不得不主動給他人打電話時,需要一定的時間進行心理建設

英國心理學家Guy Fielding早年的一項研究結(jié)果指出,年輕人中有大概10-15%的人

有電話恐懼(telephone apprehension)的現(xiàn)象,即對于打電話會感到焦慮和恐懼。

不過,雖然“電話恐懼癥”是一個人們偶爾會用到的詞,但事實上,它目前還并不是一個納入了最新版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tǒng)計手冊》中的,可被單獨診斷的心理疾病。

在現(xiàn)能夠被診斷的心理疾病當中,與電話恐懼相關性最高的病癥是社交焦慮癥(Social anxiety disorder)。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tǒng)計手冊里,對社交焦慮癥大概有以下幾個診斷標準:

1.個體由于面對可能被他人審視的一種或多種社交情況時而產(chǎn)生顯著的害怕和焦慮

2.害怕自己的言行或呈現(xiàn)的焦慮癥狀會導致負面評價

3.任何社交情況幾乎都總是能觸發(fā)恐懼或焦慮

4.主動回避社交情況,或是帶著強烈的害怕或焦慮去忍受

5.這種害怕或焦慮與社交情況、社會文化環(huán)境所造成的實際威脅不相稱,通常持續(xù)至少6個月,并引起有臨床意義的痛苦或社會功能的損害

可見,社交焦慮者的恐懼來自于幾乎所有需要與人接觸的社交場景。因此,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精神病學家Jeam Kim也指出,電話恐懼也許是社交焦慮癥的表現(xiàn)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恐懼打電話的人在其他社交場景中能夠表現(xiàn)得很自如。

也就是說,對于社交焦慮者而言,打電話也許是會讓他們焦慮的場景之一;但不喜歡打電話的人卻不一定是社交焦慮者。另外,達和到診斷標準的社交焦慮者不同,對打電話的排斥很少會嚴重影響到人們的正常生活。

1. 電話溝通加重了人們的失控感

與文字、語音信息等溝通方式相比,電話溝通包含強制性和即時性的特點。

電話的強制性在于,如果是重要或必要的來電,我們是不得不接的;即使“逃”過了第一次,之后也依然要面對。且,在通話過程中,幾乎是默認一定要對對方的話作出回應的。

而即時性則表現(xiàn)在,從鈴聲響起到接起來,只有短短幾十秒的反應和準備的時間留給我們。并且,在電話溝通時,我們思考、回避和對自己的語言進行潤色的空間也都十分有限,需要幾乎立刻對對方的上一句話作出回應。

與之相比,微信、郵件等文字形式的都給予了人們更多的緩沖的時間與空間,在這之中,人們獲得了更多的掌控感——你不需要立刻作出反應,即便你不一定能夠選擇不面對,也至少能夠選擇在什么時間,以什么方式來面對。

Shapiro,Schwartz和Astin(1996)的研究指出,當一個人覺得環(huán)境與自身都在掌控之中時,Ta便會感覺到未來對自己而言是可以預知的,從而獲得一種安全感。他們認為,這種由控制帶來的安全感,是人們對抗未知與不確定性的重要武器之一。

心理學家Scott Stanley(2017)稱,這是一個“不確定”的時代。這一代的年輕人擁有了遠比從前多的選擇和未知,在這之中我們感受到的并不是更多自由,而是失控和對不確定的恐懼。如今的我們,的確比從前更難容忍那種“not ready”的狀態(tài)了。

2. 相較從前,人們的表達變得更碎片化和符號化了

現(xiàn)在的我們很難想象,十年之前我們還是在QQ空間,在人人網(wǎng),在各種博客中書寫著關于自己心情和日常的長篇大論的那群人。那時,很多人還有自己的網(wǎng)友或筆友,每天用大段大段的文字交換心事。

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進一步發(fā)展,網(wǎng)絡語言和各種表情包的使用變得愈發(fā)普遍和流行,我們變得更喜歡用一個詞取代一段話,用戲謔的方式來代替情感的表達,用“表情包大戰(zhàn)”來完成一次對話。

這種變化,使得疏于正經(jīng)表達的我們,在打電話這樣的,要求相對完整的表達的場景中,變得無話可說且無所適從。

3. 人們對“一對一”狀態(tài)感到恐懼和不足

在親密關系中,人們普遍認為,“一對一”才是關系的唯一理想形式,而任何非一對一的關系都會被認為是在一對一關系中出現(xiàn)的“不忠”或“背叛”。

但,由于避孕技術(shù)的發(fā)展及墮胎的合法化,雙方知情同意的非一對一的關系形式開始增多(Friedland, Mohr, Roose, & Gardinali, 2014)。近期的調(diào)查顯示,在美國,有31%的女性與38%的男性認為人類理想的關系應該是更接近這種非一對一關系的(Baer, 2017)。

人們在一對一形式中的不滿足感也延伸到了生活的其他方面,而電話就是其中一種。和微信、郵件溝通等方式相比,打電話與它們不同的還有一點在于,在和一個人電話溝通時,你們會讓彼此感到在這個時間段內(nèi),你們是一對一的。

但事實上,電話對應的信息密度是很低的,而人們卻變得更“貪心”和著急了。我們希望在短時間內(nèi)獲得大量信息,希望同時做盡量多的事情,和更多的人對話。一方面,我們面對的誘惑更多,注意力更難集中在一個實時的對話中;另一方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就像服藥一樣——我們對于信息量的閾值提高了,所以會在劑量不足時感到不適。

4. 電話中缺失的非語言信號

從事語言與非語言溝通研究多年的Albert Mehrabian教授和他的同伴發(fā)現(xiàn),有效的人際溝通中,在人們解讀和判斷對方發(fā)出的信息時,對話內(nèi)容(words)和語調(diào)(tone of voice)僅僅占了其中45%,而剩下的55%都需要根據(jù)對方的手勢、肢體語言、面部表情等非語言信息(nonverbal message)進行判斷。

而在電話溝通中,我們?nèi)笔Я怂兄匾姆钦Z言信息,也無法像在微信交流中一樣,借助表情來補充一部分信息。這使得我們無法準確地判斷對方的意思,也不能從語言以外的信息中得到對方對自己的反饋。這一特點再次加重了人們的恐懼和不安全感。

5. 電話溝通本身也是一項需要學習和練習的技能

打電話其實本來就是一件需要練習和學習的事情。有不少關于電話對話(phone conversation)的研究指出,打電話中的節(jié)奏、停頓、用詞和表達方式等等,和打字以及面對面交流都是有一定差異的。

什么樣的停頓和沉默在電話中是正常的,怎樣自然地過度到下一個話題,哪些信號表明可以結(jié)束通話了……這些電話對話中的“潛規(guī)則”,都是熟能生巧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就會知曉的。

因此,越來越少打電話的我們,可能熟知各種微信潛規(guī)則和表情包的使用方法,卻逐漸喪失了關于打電話的知識。

6. 隨著溝通渠道的增加和社交禮儀的改變,“打電話”本身成了一件有門檻的事

在我們小時候,打電話還是一種很普遍的、低門檻的聯(lián)系一個人的方式。但現(xiàn)在,我們會更加擔心打擾到對方,會更多的想到對方需要立刻從自己所在的事情和場景中抽出,投入到這個電話溝通中。

在這背后,其實也伴隨著社交禮儀的改變。不同于西方國家,過去在我們的社會中,“預約”(appointment)還不是一種被多數(shù)人所熟知和認可的概念,那時我們的社交規(guī)則更偏向于drop in(直接加入)這種方式。但現(xiàn)在,不論是打電話,還是去一些地方,“提前預約”這種意識都更深入人心了。

1.長期的憂慮者

有一些人是長期的憂慮者(chronic high worriers),他們在長期的人生中都比其他人更容易擔心和焦慮。這樣的人會表現(xiàn)出一些行為特質(zhì),比如在做出一個決定之前,需要更多的信息和證據(jù);他們也更難以完成那些模糊的、不明確的任務;更容易將一個不明確的情境或事件定義為負面的、有威脅的(Tallis, 1991)。這和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經(jīng)歷、養(yǎng)育者的風格等都有關。

對于長期憂慮的人來說,打電話這一不確定性最高的溝通方式自然是他們想回避的。這個人群往往也并不喜歡語音信息。對于他們來說,文字信息是最可控、最確定的,因為這些信息在接收的同時就已經(jīng)知道了內(nèi)容,而語音卻并不具備這樣“安全”的特點。

2. 近期有過與“打電話”相關的創(chuàng)傷的人

還有一些排斥打電話,尤其是突然變得恐懼電話的人,也有可能是有過與之有關的創(chuàng)傷。比如,那些在近期通過電話得知了親人去世的消息,或是在電話中被伴侶分手,又或者是頻繁遭遇了失敗的電話面試,可能會在之后的一段時間內(nèi)對這件事變得格外敏感和反感。甚至,他們會在鈴聲響起的瞬間就產(chǎn)生心跳加速、流汗等強烈的生理反應。

不喜歡打電話可能確實不是小眾的體驗,排斥打電話的背后也有各種各樣的原因,總之,不愛打電話不是一個一定要解決的“問題”,你也不需要強迫自己成為一個“電話達人”,尤其是當你在其他形式的溝通中都沒有大礙的情況下。

但在此前提下,我們?nèi)怨膭畲蠹一貧w線下,其中也可以包括保持一定頻率的電話溝通,特別是那些希望所有類型的社交都停留在線上就好的人。哈佛教授兼《一起孤獨》的作者Sherry Turkle認為,我們的對于社交媒體的依賴,使我們正在慢慢喪失一些基本的交流能力。

很多人都更喜歡用短信、郵件溝通,因為在面對面、電話這樣的實時談話時,無法對說出來的話進行編輯,也就“無法展現(xiàn)我想給人看的那一面”。而短信、郵件進行的碎片化交流,雖然字句都經(jīng)過了精心編輯,卻失去了那種用交談來真正理解彼此的能力。

因此相比起社交軟件,面對面,以及電話、視頻這樣的實時交流其實對于我們維系他人之間的聯(lián)結(jié)是效果更好的方式。然而,由于如今我們大都和親密的朋友、親人分隔兩地,見面溝通并不是隨時都可行的,所以打電話對于情感的交流依然有其獨特的優(yōu)勢。

我認為,重點并不是一定要享受打電話、多打電話,而是知道身邊的有哪些是你依然可以不用顧慮冷場,不用害怕尷尬,只要聽到彼此的聲音就已經(jīng)感到安全的人。

動輒三四個小時的電話粥,把無聊的、瑣碎的日常講上好幾遍,從不因為片刻的沉默而尷尬,甚至可以在保持通話的狀態(tài)中聊到安心地睡過去——這樣的日子我依然會很懷念。我相信,它們不是不再回來了,只是我們都不再有大把的時間和精力和人人都維持這樣的關系。但我的“電話粥份額”,依然留給那幾個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對象。

“我想你了,想聽聽你的聲音?!?/p>

你愿意把這句話發(fā)給那個曾經(jīng)和你煲電話粥的人嗎?

以上。晚安啦。

References: 

Baer,D. (2017). The type of people who are the best fit for nonmonogamousrelationships. Science of Us.

Fielding, R. G. (1990). Telephone apprehension: a study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to, and usage of the telephone (Doctoral dissertation, Sheffield City Polytechnic).

Friedland, R., Mohr, J. W., Roose, H., & Gardinali, P. (2014).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of love: measuring intimate life. Theory and society, 43(3-4), 333-370.

Mehrabian, A., & Ferris, S. R. (1967). Inference of attitudes from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two channels.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31(3), 248.

Kim, J. (2015). 3 Ways to Tackle Telephone Phobia. Psychology Today.

Romm, C. (2017). Psychologists Explain Your Phone Anxiety (and How to Get Over It). The Cut.

Shapiro, D.H., Schwartz, C.E., & Astin,J.A. (1996). Controlling ourselves, controlling our world: Psychology’s role inunderstanding

Tallis, F., Eysenck, M., & Mathews, A. (1991). Elevated evidencerequirements and worr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2(1),21-27.

Turkle, S. (2017).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Hachett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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