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書籍，人們很自然就會想到著名作家高爾基那句流傳甚廣的名言：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這個比喻很準確也很形象的道出了書籍對人類的重要性。
對人類來說，書籍和空氣、面包一樣，都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即便人類已進入手機閱讀的電子時代，書的載體和形態(tài)發(fā)生了很大改變，但它仍與人們如影隨形，不可或缺。古代如此，當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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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哲也有很多強調書籍重要的名言，比如《左傳》一書中就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說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保ā蹲髠鳌は骞哪辍罚?/span>
司馬遷同樣看重自己的著述：“仆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司馬遷《報任安書》）這兩種說法很有代表性，都是將著書立說看得非常神圣，作為藏之名山的事業(yè)。
在皇帝曹丕的眼里，著書立說似乎比管理國家更為重要，他曾明確提出“文章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論·論文》）。面對瘟疫的威脅，面對朋友的死去，他想到了人生的意義，思考如何才能不朽，他的選擇是著書。這種選擇讓他在面對死神的威脅時，多了幾分淡定和從容，“講論大義，侃侃無倦”（曹丕《與王朗書》）。
正是因為如此重要，古人輕易不敢著書，就連像顧炎武這樣的大學問家，都感嘆著書之難，對之慎之又慎，不敢輕易落筆，擔心“讀書不多，輕言著述，必誤后學”（顧炎武《與潘次耕札》）。即便是已經寫出的文章，也在不斷修改，如果不滿意，甚至都要廢棄。
當然也正是這種慎重給了顧炎武以學術上的自信，使他能夠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寫出《日知錄》這樣的傳世之作。
通過陸機、鐘嗣成、吳承恩、歸有光、湯顯祖、張岱、陳忱、蒲松齡、紀昀、王國維等人對個人著述寫作過程及其中甘苦的介紹可以看到，經典之所以能成為經典，并非偶然，亦非運氣，而是有其必然性的。
“凡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所說明，亦大抵余之所創(chuàng)獲也。世之為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貢于此學者，亦以此書為多”（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自序），王國維生前就知道自己的這部書必將成為經典，有這份自信的并不僅僅是他一個人。
作者不管是身居顯達，還是落魄潦倒，都是有感而發(fā)，充滿情感，對待自己的著述極為用心，為避免“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而反復修改打磨（陸機《文賦》序），達到“批閱十載，增刪五次”的程度（曹雪芹《紅樓夢》第一回）。
也許他們對待社會人生的思想態(tài)度迥然各異，但對自己的著述，則是一致的。首先要打動自己，才能去打動讀者。
事實上，能做到像顧炎武這樣嚴謹的作者少之又少，為稻梁謀、沽名釣譽而著書者所在皆是，用書為自己及家族洗白者亦有之，如蔡絛的“以奸言文其父子之過”，渲染自己家的“可丑可羞之事（費袞《蔡絛著書》）。
著書者動機的不同也就使書籍帶有不同的色彩，良莠不齊，書籍的重要不等于每本書都是經典，“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盡心下》），早在兩千多年前，有位圣賢就曾發(fā)出這樣的告誡。古人反復強調選擇好書精讀的必要性，并非無因。
不僅著書的重要性被古人反復提及，就連與之相關的校對、刊印、批點等，也都被提到很高的高度，正如張之洞所言：“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保◤堉础秳窨虝f》）因此，每一個環(huán)節(jié)同樣都要認真對待，“不欲草草成之”（陳宏緒《與張?zhí)焐罚?/p>
在這些問題上，正面的典范和反面的教訓都有很多，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的失誤都會影響到書籍自身的質量，一字之差，謬之千里，使作者一生的心血付之東流，產生誤人子弟的嚴重后果。
“校訂斷非易事”（蔡澄《朱彝尊刻書》），不管是校書如掃塵，還是校書如掃落葉，說法不同，命意則一，都是對其中甘苦的生動描述。
對著述的慎重是一種責任感，也是一種對文化和傳統(tǒng)的敬畏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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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讀書，同樣被古人視為神圣、莊嚴的事情，作為一個人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礎，受到特別的重視。像大學問家鄭玄家，不僅自己手不釋卷，而且“奴婢皆讀書”（劉義慶《世說新語·奴婢讀書》），由此可以想見其家的讀書氛圍。
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讀書勸學幾乎成為古今家訓的必講內容，無論是父親面對兒子、兄長面對弟弟，還是老師面對弟子、后輩，即便是大臣張居正面對年幼的萬歷皇帝，無不苦口婆心，諄諄教誨，勸導他們讀書。
“自古圣人雖聰明出于天賦，莫不資學問以成德”（張居正《帝鑒圖說·竟日觀書》），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一般人還有不好好讀書的理由嗎？
有趣的是，在談到讀書這一話題時，即便是身為朝廷重臣的左宗棠、孤傲冷峻的鄭板橋，無不放低身段，如敘家常，吐露肺腑之言，言語之間，透出關愛和溫情，讀后令人為之動容。
顯然，讀書并不僅僅是為了獲得知識和愉悅，它已經變成一種對文化的自覺傳承，不管讀書者自己是否意識到。這份關愛和溫暖也并非僅僅屬于父親、兄長、教師，它來自源遠流長、生生不滅的民族文化，溫暖并滋潤著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
到底該為何讀書，在學而優(yōu)則仕的年代里，這似乎是一個不需要更多思考的話題，其實不然。“凡人讀書，原拿不定發(fā)達。然即不發(fā)達，要不可以不讀書，主意便拿定也”（鄭板橋《濰縣寄舍弟墨第四書》），“人元不必斷要中舉人、進士，但圣賢道理不可不明”（姚鼐《與師古兒》）
在那個以科舉衡量人生成敗的時代，如此清醒、灑脫的言論至為難得，《儒林外史》里的馬二先生、魯迅筆下的孔乙己無論如何是說不出來的，也是想不明白的。
說到如何讀書，則有多種意見，可謂眾說紛紜，難定一尊，或云知人論世，或云不求甚解，或云“須用精熟一部書之法”（梁章鉅《退庵隨筆·讀書法》），“盡心于一兩書，其余如破竹節(jié)，皆迎刃而解也”（黃庭堅《與王子予書》），或云“讀書先宜校書”（張之洞《輶軒語》），還有像袁宏道那樣“以一婢自監(jiān)”的（袁宏道《答王以明》），也有將繁重的讀書任務分解為“日讀三百字”的（阮葵生《茶余客話·日讀三百字》），等等。
對于到底要讀哪些書，同樣意見不一，即便是同為好友的王安石、曾鞏，也會為要不要讀佛經的問題書信往來，反復辯駁（王安石《答曾子固書》）。
總之，有多少讀書人就會有多少種讀書方法，就能開出多少種閱讀書目，不過適用性不同而已。
有人如司馬光，對如何拿書，如何翻書，都有極為細致、嚴格的要求，達到手頭?？吹臅x了幾十年而“皆新若手未觸者”的程度（費袞《司馬溫公讀書法》）。當然也有人勸告子孫，“切莫惜書”，“看壞一本，不妨更買一本”（孫枝蔚《示兒燕》）。
讀書不僅是一件難事，也是一件苦事，這可以從匡衡鑿壁偷光、賈逵隔籬聽讀等傳奇故事看出。如果不是這么難和苦，像玩游戲那么輕松，長輩也就沒有必要那么口苦婆心的對后輩勸學了。
秦觀對此有十分精當的總結：“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于不勤?！薄半m有勤勞之苦，而常廢于善忘?！保ㄇ赜^《精騎集》序）讀書不是一時的事情，而是終生的事業(yè)，用心、毅力、堅持，都是古人勉勵子弟時經常提到、不斷重復的詞匯。
不管天分如何超群，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別人怎么提醒，讀書都沒有什么捷徑可走，該受的難和苦照樣都要一一經歷過，否則只能是走馬觀花，花拳繡腿。歐陽修如此，蘇軾如此，顧炎武也是如此。
書里的內容如果不裝進自己腦子里，怎么說都是沒有用的，聰明如蘇軾者照樣采取背誦的方法去學習《漢書》，難怪那位親眼目睹的朱載上對著兒子感嘆道：“東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可不勤讀書耶？”（陳鵠《東坡抄〈漢書〉》）
否則，不懂裝懂，信口開河，就會鬧出批評《文選》收錄詩作、抱怨《文選》、《史記》、《漢書》“書低”、購買宋板《大明律》之類的笑話。
當然，難和苦只是讀書的一個方面，風雅和快意則是讀書的另一面，兩個方面缺一不可，否則古人不會這樣樂此不疲了。
“窗明幾凈，開卷便與圣賢對語，天壤間第一快樂事也”（黃圖珌《看山閣閑筆·詩書》），對于讀書的快樂，古人也說得十分充分，或云讀書避暑，或云讀書救貧。
對于讀書的時間、地點、場景、氛圍，古人有著太多的講究，不管是哪種，都是在用心營造一個幽靜宜人、詩情畫意的書香世界，它可以是野外，可以是書房。由此而將讀書變成一門享受的藝術。
由讀書而談及書房，那更是古人津津樂道的話題，也涌現出許多名篇，如蘇軾的《李氏山房藏書記》、蘇轍《藏書室記》、陸游的《書巢記》、劉克莊的《味書閣記》、歸有光的《杏花書屋記》、《書齋銘》、袁宏道的《文漪堂記》、汪琬的《傳是樓記》、鄭日奎的《醉書齋記》、袁枚的《所好軒記》、姚鼐的《陳氏藏書樓記》等。
不管是藏書萬卷、寬敞明亮的閣樓，還是雜亂擁擠、僅可容身的書巢，都是文人安身立命的所在，其中自有情趣在，難與外人言。
有的人從這里走向廟堂，有的人則終老于此，房屋與書籍，書籍與主人、主人與房屋，由此構成了一個和諧共生的奇妙空間，由此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思想和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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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書畢竟是一件少數人才能做到的事情，看似方塊字的簡單排列組合，實則蘊含著無窮的奧秘和智慧。相比之下，藏書則更容易做到，也更為普及。
古人對著述的神圣莊嚴感使書籍成為文化的一種標志，擁有書籍，不僅僅是對書籍的占有，也意味著對文化乃至權力的占有，以至于有人發(fā)出“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的感嘆（《魏書·李謐傳》）。
“購求書籍是最難事，亦最美事，最韻事，最樂事”（孫從添《藏書記要·購求》），那種快樂，那份自豪，非親身經歷者不能體會。
從宮廷到民間，都在樂此不疲地搜羅典籍，先后涌現出一大批藏書家。伴隨著出版業(yè)的發(fā)達，圖書收藏至明清時期而達到頂峰。為了搜得一本好書，不少人費盡心力，甚至到了要用心愛的美婢去換的程度，“非此不能得”，以至于釀成悲劇而不覺（吳翌鳳《遜志堂雜鈔·美婢換書》）。
藏書家的苦心經營和精心呵護使珍貴的文化典籍得到很好的保存，不管是有意的還是無心的。
對藏書家們來說，他們在把玩品賞自己的珍藏之余，也難免身后之憂，非?？释约寒吷e累的收藏能作為一份家業(yè)，一份比房屋、土地、金錢更為珍貴的家業(yè)，傳諸子孫，世世代代妥善保管，并為此想盡了各種辦法，或立碑警示，或塑像告誡。
用心可謂良苦，但事實往往是殘酷的，不遂人愿?！肮湃朔e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盡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盡讀”，司馬光的這句家訓之所以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鳴，就在于他道出了事實的真相。
一部圖書收藏史同時也是一部不忍直視的血淚史。隨著王朝的更迭，隨著戰(zhàn)火的燃燒，作為藏書重鎮(zhèn)的宮廷往往難免浩劫，動輒上萬卷乃至幾十萬卷的珍籍付之一炬，許多書籍從此絕跡，巨大的損失難以估量。
至于民間的藏書，或水火，或戰(zhàn)亂，或子孫不肖，大多逃不過三代散失的歷史怪圈。有人為之感嘆：“藏之之難不若守之之難。”（汪琬《傳是樓記》）。聚書與散書，成為中國藏書史上的一場拉鋸戰(zhàn)，一直伴隨著中國典籍的流傳和傳播，從來沒有停息過。
“聚而必散，物理之?！保ㄖ軣悺肚宀s志·藏書》）。既有收書之喜，就難逃散書之恨，不少藏書家面對多年心血聚集的藏品，內心是矛盾的、受煎熬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袁枚那般灑脫，藏書失去了，還稱“散得其所”（袁枚《散書記》），并連著撰寫兩篇文章《散書記》、《散書后記》自我安慰一番。
雖然也有人宣稱“買書蓋以自娛，特未即棄去耳，非積之以為子孫遺也。子孫之讀不讀，聽其自然”（陳第《世善堂書目》題詞），但輕松之語背后的凄涼和無奈是可以分明感受到的，哪有辛勤搜羅一生而不關心自己藏書下落的。
相比之下，也許楊繼振的辦法更為實際，他在自己的藏書上一一蓋著長達二百多字的藏書印，讓后世的藏家知道這部書曾被自己收藏過。只是這樣一來，難免煞風景之譏。
圍繞著書籍，還產生了借書與還書、藏書與讀書、讀書與用書、人誤書還是書誤人的矛盾與質疑。
限于家世、財力，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為藏書家。對許多出身貧寒的年輕士子來說，“書非借不能讀也”（袁枚《黃生借書說》），這成為他們成才之路的必經階段。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于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宋濂在《送東陽馬生序》一文中生動地描繪了自己早年借書求學的艱辛，這也是天下讀書人寒窗苦讀的一個縮影?！敖钑划E，還書一瓻”還是“借書一癡，還書一癡”，一字之差，借書者與還書者的境界判然不同。
一方面是借書苦讀，另一方面則是有書不讀。蘇軾曾感嘆“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袁枚在《黃生借書說》一文中更是寫出人生的這種尷尬。早年求學，無書而借讀；發(fā)跡之后，則有書而不能讀，要么沒時間，要么沒心情，由此形成一個難以走出的怪圈。
對藏書家來說，家中藏書萬卷，未必就等于自己博通百家，書只有親自讀過，裝在自己腦子里，才算是真正屬于自己的，正如有人所言，“藏而不善讀，猶不藏也；讀而不善用，猶不讀也”（黃仲元《東野書房記》）。徐咸的《景清借書》一文雖然寫的是個笑話，但笑過之后，還有許多耐人深思的東西。
作者的著述動機各異，士人的讀書、藏書目的有多種，以至于有人總結出好書者的“三病”（謝肇淛《五雜俎·好書者三病》），藏書家也可以由此分出數等來，或為治學，或為品鑒，或為升值，可見世態(tài)人情。
而居于其間的書賈雖為牟利而來，被稱作“掠販家”（洪亮吉《北江詩話·藏書家有數等》），但他們在客觀上還是促進了典籍的流通，其中也不乏向學之士、高人奇才，歸有光、唐順之筆下的童子鳴、胡貿這兩位書賈形象也許可以改變人們對這一特殊群體的不良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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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古人所言，“書為文人至重之寶”（黃圖珌《看山閣閑筆·書卷》），“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歸有光《送童子鳴序》。為了這些魂牽夢繞、割舍不下的珍本秘籍，古人撰寫了很多真性情、見才華的文字。
這類文字與其他題材的文學作品相比，有其特有的文化內涵和表達方式。其作者不乏飽學之士或藏書大家，因而所談內容多為有關學術者，或書籍的版本、校勘，或書籍的思想、藝術，具有濃厚的學術色彩，可見作者本人的學識與功力。
作者本人或為著書者，或為收藏家，這種身份又為這類文章注入了很多情感色彩，情感真摯、坦誠，未失李贄所說的“童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李贄《童心說》），這話用在這些書香小品文字上，也頗為恰切，由此可見個人的性情與修養(yǎng)。
嚴肅而不失靈動，厚重而不失情趣，這正是這類文字的特點。話題雖是書籍，但遠可觀歷代興亡，近可知人世沉浮。王士禛翻閱早年讀過的舊書，“憮然如遇貧交于契闊死生之后，其悲愉感慨有出于尋常相萬者”（王士禛《世說新語》跋），這種復雜的情感多數讀書人都有。由書籍這個特殊的視角，也是可以看出世間百態(tài)的。
總之，書籍是一個永遠都說不完的話題，哪怕將來電子書完全取代紙質書，只要人類還在，只要文化還需要傳承，它依然是人類文明的主要載體，依然是人們熱衷談論的話題，時代在變，書香依舊。
本書從古代各類典籍中選收與書籍有關的小品文字一百一十多篇，一方面為大家提供一部優(yōu)美風趣、可讀性較強的書香小品集，供欣賞品鑒，另一方面也是在介紹古代與書有關的人與事。
全書選編原則遵從全套書的安排，篇幅以千字為限，一些文章因長度超過規(guī)定而割舍，所選皆為全文，沒有節(jié)選者。
全書以類編排，根據內容分為四卷，卷一主要談著述、校勘、批點等話題，卷二主要談讀書，卷三主要談藏書，四卷主要談書的功用、掌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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