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馬遷對孟子行“道”失敗提出了“迂遠而闊于事情”及“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是以所如者不合”的精辟論斷，此后閻若璩，焦循、錢穆等前輩先賢于此多有考證，亦不出此論之藩籬。然孟子行“道”之失敗，一方面由其與匡章之親密關系及其所持的民本思想，使得本性多疑的齊宣王猜忌大盛，另一方面齊國權佞當?shù)溃献釉谂c他們的斗爭中積怨頗深。這兩方面的因素在匡章將兵在外之際大爆發(fā)，從而使得孟子已經處于被監(jiān)視的地步，于此不得不黯然離開唯一有可能行其堯舜之道的政治舞臺。
關鍵詞：行“道” 孟子 匡章 齊宣王
孟子孜孜以求并為之奮斗終身的“堯舜之道”，[1]終不獲行，對于其中的緣由司馬遷提出了“迂遠而闊于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zhàn)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這一精辟論斷，[2]此論一出千載之下無有異議。以閻若璩的《四書釋地》、《孟子生卒年月考》，焦循的《孟子正義》和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為代表，前輩先賢在孟子事跡的考證上取得了許多成果，然亦不出司馬遷所論之藩籬。曩昔孟子行“道”的考證均以孟子為主線，忽略了君王、孟子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這三者的考證及其與孟子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且對于《孟子》一書的訓詁句讀、貫通理解、及其中相關的時日、官制等處的研究也存在著不足。
茲不揣鄙陋，試以孟子行“道”的主要舞臺，即齊宣王一朝，為分析基點，循孟子在宣王一朝的行“道”的兩條主要線索，分別展開考證：一、孟子及匡章等支持者與齊宣王的關系；二、孟子與王驩等奸佞寵臣勢力的斗爭。
孟子及匡章與齊宣王的關系
孟子與匡章之交，實于當時齊國之政治局勢及孟子行“道”有著莫大的關系。
甲、孟子在匡章處境困窘之際與其交好，可謂貧賤之交，志趣相投，歷時久遠，感情深厚。《孟子·離婁下》云：“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3] 以此觀之孟子可謂匡章的唯一密友,而匡章也是孟子極少稱道的時人。錢穆先生解之曰“自章子勝秦歸，威王既明稱其不欺死父，又必為之更葬其死母，而章子益見親重于齊。（觀其后之屢為齊將可知。）不應通國猶稱其不孝。意其時從游而禮貌之者必多矣，公都子亦何疑于孟子而有此問？余與全氏之說，雖同屬推想，而余說似較有理。此孟子當威王時先已游齊之證三”。[4]又，錢穆在《匡章考》中云“章子蓋與其邦人陳仲子之行誼相近。故特稱仲子于孟子，而曰：'陳子豈不誠廉士哉！’孟子之稱章子，亦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博奕好飲酒，好貨財，私妻子，從耳目之欲，好勇斗狠，章子無一于是?！穗m不足以盡章子，亦可以知章子之律身”，可知匡章之志趣觀念近于孟子。[5]
乙、匡章起于威王后期，在宣王時實為齊國軍界第一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6]范祥雍先生釋之云“章子之用，疑在田忌出亡、田盼不用之時，全氏謂'是威王末年’，殆然。黃氏謂'伐齊在韓、魏既服之后’，于理當然，否則無從假道”。[7]匡章起于“田忌出亡、田盼不用之時”，對于“田忌出亡”之時，《先秦諸子系年考辨》釋曰“則田忌奔楚，雖在馬陵戰(zhàn)后，無害為威王時”，[8]又，見八四條《齊魏戰(zhàn)馬陵在梁惠王二十八年非周顯王二十八年辨》；[9]“田盼不用”之時，《戰(zhàn)國策箋證》云《說苑·尊賢篇》中載楚圍齊于徐州“齊使眄子（田盼）為將”“至盼子后將與楚戰(zhàn)，《策》、《史》并不載，疑非事實”，[10]又，王國維先生《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云“三十六年，楚圍齊于徐州，遂伐于越，殺無疆。（《史記·六國表》顯王三十六年，楚圍齊于徐州。《越王句踐世家》：'楚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北破齊于徐州?！鞆V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浮读鶉怼罚?四十六年’乃'三十六年’之訛，此本《表》言之。）”，[11]則田盼于公元前333年不用，匡章當在此之后嶄露頭角?？镎掠檬乱院蟠髷∏剀?，“于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于齊”，[12]此言雖不免有夸辭之嫌，然“知匡章信用于齊，自此役始，其后遂為宣王將而伐燕”。[13]
丙、匡章為舊朝老臣，大權在握，功高震主，不免為宣王所猜疑，然戰(zhàn)國諸將如吳起、李牧、樂毅、白起等莫不此如，起用之際信任有加，一旦功高，則為內廷猜忌，正所謂“戰(zhàn)無不勝而不知止著，身且死，爵且后歸，猶為蛇足也”。[14]更為重要的是齊國之前發(fā)生的“田忌奔楚”事件，也必使尚未上位的宣王印象深刻?！妒酚洝っ蠂L君列傳》云“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15]《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又云“二年……宣王召田忌復故位”，[16]《先秦諸子系年》八五條《田忌鄒忌孫臏考》辨曰“蓋宣王初立，而鄒忌以先朝老臣，擅權用事。則鄒忌卒年，自當在宣王元年。而田忌復召，自在其后”。[17]以此觀之似乎“復召田忌”乃是因宣王知“成侯賣田忌”，然齊宣王是所謂“過頤豕視”的精明政治家，[18]則“復召田忌”的根本原因恐非如此簡單。此時距“田忌奔楚”約20年左右，田忌在齊當已無甚勢力，而鄒忌仕人極眾，其殘余勢力可謂尾大不掉。宣王當有以田忌來平衡鄒忌殘黨之念，所謂“復召田忌以為將”，亦虛銜而已，此后亦徒有在伐燕有所進言罷了，此種做法的主要原因當是為解決“鄒忌以先朝老臣，擅權用事”，其真實目的當為釋放風向標，并實現(xiàn)政治平衡。宣王此一態(tài)度，又見《戰(zhàn)國策》云“鄒忌事宣王，仕人眾。宣王不悅。晏首貴使仕人寡，王悅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span>[19]所謂“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亦只為宣王遮掩其露出“不悅”之手段也，若鄒忌之“擅權用事”且“仕人眾”，況以宣王“知成侯賣田忌”之類陰險詭詐之事，并于宣王二年復招田忌之舉動來看，則實并未因鄒忌一番虛言而改變看法。此亦可參見宣王在處置另一權臣田嬰的權謀運用。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宣王在從容解決田嬰時也上演了“宣王自迎靖郭君于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七日，謝病強辭。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的一出好戲，[20]然其實猶不放心，待田嬰歿后荊人攻其子孟嘗君于封地薛時，[21]聞“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方才“和其顏色曰：'嘻!……’”，[22]于此宣王優(yōu)秀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忍耐力可見一斑。
丁、孟子亦為宣王猜疑。以匡章的身份地位，及其前毀后譽之故事，宣王必知其與孟子之深厚感情，其二人即為摯友走動必然頻繁，且理念相近，難免有很多相似相同之聲音，如此宣王自會將孟子視為匡章之謀主。孟子宣稱“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23]如此無異于說君王可用武力改易，宣王又如何不疑？又如《孟子·萬章句下》中“齊宣王問卿?！踉唬?請問貴戚之卿?！唬?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醪蛔兒跎?。[24]宣王甚至主動試探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臣弒其君，可乎？”，然自公元前334年齊威王徐州相王后，齊王名份上已于周天子并駕，且在宣王繼承王位前，又發(fā)生了五國相王[25]和“六國皆稱王”的事件[26]，以上舉動可謂將周天子的權威徹底否定了，則宣王主動發(fā)此問于孟子，其意當在蕭墻之內也。孟子答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27]如此自不免引得君王疑心重重矣。又見《孟子·離婁下》云“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于人乎？’孟子曰：'何以異于人哉？堯舜與人同耳?！?[28]此處“瞷”當為“矙”，焦循《孟子正義》云“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同。監(jiān)、毛二本瞷作矙……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覸之言間也，間，覗也?！斗窖浴吩疲翰{，眄也，吳揚江淮之間曰瞷。……按趙氏以視釋矙，自非瞷字”。[29]又《古代疾病名候疏義》云“段氏注云'《方言》'?，眄也，吳揚江淮之間，或曰瞷，或曰?’’……錢繹《方言箋疏》云'宋玉神女賦'目略微眄’略與?通’巖按《文選》李善注云'目略，輕看’蓋訓略為輕，則?者，輕看之意，與流眄同義?！盵30] 則，矙，窺也，覘視也，躲藏貌；瞷，斜視貌，齊王必不會派人“瞷夫子”，只能是“矙夫子”。此事當發(fā)于宣王時，因“王使人矙夫子”一定是非常重視，若不重視，何必“使人矙”之，且除了重視亦必有疑惑之處。威王未嘗重視孟子，“使人矙”則無從論起，此必為宣王時事。這種重視無外以下兩種情況：一、通過窺探進而了解。（一）疑其名不副實，但這種情況不太可能。劉向《荀子敘》云“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于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31]又《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32]宣王時稷下先生已然眾多，此外尚有其他“文學游說之士”，名過于實者夥矣，豈可一一窺探了解？且如南郭先生濫竽充數(shù)之類宣王未必不知，然其好大喜功“言齊能至天下賢士也”而已。[33]此亦一時之風氣，且如馮諼自謂“無好”“無能”而孟嘗君尚“食之比門下之客”“為之駕”“給其食用”。[34]退一步講若宣王果如淳于髡般疑其言高不實，“謂孟子之高唱救世，實未見有'為人’之實也”，[35]則以孟子之言行一致，如勘的確實，又如何不委以重用？（二）疑其容貌擬于圣賢，這種說法純?yōu)楦綍?，實在不值一辯。如趙岐云“齊王必謂孟子之賢，貌狀須有異于人也”。[36]齊王見人多矣，異貌亦必多矣，若欲知其相貌，光明正大派人拜望即可，又何必鬼祟窺探？且當時所謂賢者亦多矣，非如后代獨尊儒術，即使尊儒以后，孟子至宋后方才確立其地位，如以后人之眼光臆斷，斷為不可。二、猜疑監(jiān)視，孟子武力改易君王的言論及其與匡章的親密關系，無論是否代表匡章，均已經觸碰了君王的底線，使得宣王驚疑不定。一方面，宣王是一個對于臣子防備心極強的人，無論是“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嘆國寡賢”，[37]還是“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38]抑或宣王對淳于髡說“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39]均使人以為齊國人才凋零，然“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huán)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40]齊國此時僅稷下先生既可稱人才濟濟，但宣王卻反復慨嘆“無士”“寡賢”。這其中的原因或可能是人才太多，使其如“威王問孫子曰：'……齊士教寡人強兵者，皆不同道。……〔有〕教寡人以正教者，有教寡人以〔□〕斂者，有教寡人以散糧者，有教寡人以靜者……’”般感到無從選擇，[41]但即使這樣威王依然任用了田忌、孫臏、田盼、匡章等名將，啟用了鄒忌變法圖強，而宣王一朝僅留用舊臣匡章主兵。作為一個“愿得士以治”并致力于招攬人才，[42]使得“稷下學士復盛，且數(shù)百千人”的國主，[43]且待其進言時宣王亦都能虛心采納，不過奇怪的是他們都沒有被委以重任而是“不任職而論國事”。[44]所以只可能是宣王并非感到無從選擇，而是希望廣納天下賢士，聽其言而不任事，使他們成為“有智為寡人用之”的顧問而非有實權的權臣，[45]這樣既可有利于國，又可避免如前朝鄒忌般的專政，田嬰能“廢太子，更立衛(wèi)姬嬰兒郊師”般的專權，[46]從而保證大權不會旁落，這就是孟子所觀察到的“至于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47]當然竟宣王一朝也確實沒出現(xiàn)專權專政之臣。另一方面，雖然“那時禪讓之說鼓吹既盛”，[48]但中山王
注：
[1]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73頁。
[2]《史記》卷74《孟子荀卿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343頁。
[3]楊伯峻：《孟子譯注》，第217頁。
[4]錢穆：《孟子在齊威王時先已游齊考》，《先秦諸子系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366頁。
[5]錢穆：《匡章考》，《先秦諸子系年》，第327-330頁。
[6]《史記》卷74《孟子荀卿列傳》，第2343頁。
[7]范祥雍：《戰(zhàn)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530頁。
[8]錢穆：《田忌鄒忌孫臏考》，《先秦諸子系年》，第302頁。
[9]錢穆：《齊魏戰(zhàn)馬陵在梁惠王二十八年非周顯王二十八年辨》，《先秦諸子系年》，第298-300頁。
[10]范祥雍：《戰(zhàn)國策箋證》，第489頁。
[11]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7頁。
[12]《戰(zhàn)國策》卷8《齊策一·秦假道韓魏以攻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29頁。
[13]錢穆：《匡章考》，《 先秦諸子系年》，第328頁。
[14]《戰(zhàn)國策》卷9《齊策二·昭陽為楚伐魏》，第356頁。
[15]《史記》卷75《孟嘗君列傳》，第2351頁。復召田忌又見“美國飛勒德飛亞大學博物館藏戰(zhàn)國銅器陳囗壺，文曰：“佳王五年，囗囗陳囗（上目下又）再立事歲”。陳夢家考釋：陳囗（上目下又）即陳具，即田忌，是田忌再召即在宣王五年伐燕之歲也。”（錢穆：《田忌鄒忌孫臏考》，《 先秦諸子系年》，第303頁），丁山亦認為陳囗（上目下又）即田忌。（丁山：《陳骍壺銘跋》，《責善》半月刊1941年第2卷第6期）又，李學勤云“'立事’即'位事’或'蒞事’”（李學勤：《戰(zhàn)國題銘概述》，《文物》1959年第7期）又，1982年盱眙出土的陳璋圓壺銘文與飛勒德飛亞大學博物館藏的陳璋方壺除第17字外完全一致。關于此壺的更詳細研究參見，周曉陸：《盱眙所出重金絡囗（左缶右霝）·陳璋圓壺讀考》，《考古》 1988年第3期。然學界亦有以為此銘文中的陳囗（上目下又）與“《世本》之陳得”是否為一人尚存疑問。如曲英杰云“齊伐燕之役當為三次，除齊宣王五年外，齊湣王五年（即'覆三軍，獲二將’之役）、齊襄王五年并有伐燕之役”，又引唐蘭語云“陳夢家把伐燕子之的匡章與陳璋誤合為一，……陳璋是《戰(zhàn)國策·秦策》的田章，在齊湣王十六年（前258年）派到趙國去……匡章是齊威王宣王時代的老將，所以常稱章子，但從沒有稱為陳章?！?34年，匡章在此時已能與惠施辯難，總有三四十歲了，從此時到公元前258年，經過四十九年，如果匡章還生存，豈有八九十歲的老將還被派去充當一個致邑的使者之事……其實，陳璋壺的五年，應是齊湣王五年（前286年）”并指出“其所論雖未必和與史事，但卻頗有啟示性。齊國稱陳璋者肯定不止一人”。（曲英杰：《陳璋壺銘匽亳解》，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 （第4輯）》，上海：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 2001，第245-248頁）這種推論符合李學勤指出的先秦年歷中齊湣王五年沒有戊辰的說法。（李學勤、祝敏申《 盱眙壺銘與齊破燕年代》，《文物春秋》1989年第1期），然周曉陸在《盱眙所出重金絡囗（左缶右霝）·陳璋圓壺讀考》中提出“戊辰”應為“戎啟”“意指宣王五年孟冬開始興兵伐惡”，若如此，則是否為宣王五年之事尚存疑待辨。又，孫敬明通過對有“立事”字樣齊銘文的統(tǒng)計分類得出“齊之'立事’銘辭格式不同，由此可以分辨立事者孰在中央或地方。究其格式，約有三種。①立事者名前不冠地名式，……②立事者名前冠地名式，……③以王位紀年與'立事歲’并用，立事者名前冠地名式”，又云“比較以上三式，可以看出，凡名稱'某某立事歲’，而前不冠地名，此'立事者’當屬中央一級”。但未對“以王位紀年與'立事歲’并用，立事者名前冠地名式”屬于中央還是地方做出推斷。（孫敬明：《考古發(fā)現(xiàn)與齊史類征》，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第154-155頁）其又云“陳
[16]《史記》卷46《田敬仲完世家》，第1893頁。
[17]錢穆：《田忌鄒忌孫臏考》，《 先秦諸子系年》，第304頁。
[18]《戰(zhàn)國策》卷8《齊策一·靖郭君善齊貌辨》，第310頁。
[19]《戰(zhàn)國策》卷8《齊策一·鄒忌事宣王》，第323頁。
[20]《戰(zhàn)國策》卷8《齊策一·靖郭君善齊貌辨》，第312頁。
[21]此處齊王為誰多有爭議，范祥雍辨曰“高誘云：'（齊王）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按〕《呂氏春秋》《注》同。鮑本次此《策》于湣王下。《孟嘗君傳》言田氏代立于薛，在湣王時，鮑即據(jù)之。然《史記》宣王、湣王之世多訛淆，不足從。如田嬰封薛，《古本紀年》在梁惠王后元十三年，當齊威王三十四年，而《史記》謂湣王三年。田嬰以宣王即位不悅之而辭歸于薛，明著于策（靖郭君善齊貌辨章）。若如《史記》，則不侔矣。田文立時雖不能祥，《策》謂宣王但聽齊貌辨言，重用田嬰，嬰不久強辭相位去。據(jù)此，嬰退老于薛在宣王初年。宣王在位十九年，嬰之卒，文之立應在其間。則高注謂此王是宣王，是也?！? （范祥雍：《戰(zhàn)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595頁）。
[22]《戰(zhàn)國策》卷10《齊策三·孟嘗君在薛》，第376-377頁。
[23]楊伯峻：《孟子譯注》，第201頁。
[24]楊伯峻：《孟子譯注》，第274頁。
[25]五國具體為哪五國及稱王的具體時間多有爭議，（參見，范祥雍：《戰(zhàn)國策箋證》，第1853-1857頁；楊寬：《戰(zhàn)國史料編年輯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76-479頁。）今從錢穆《五國相王考》。（錢穆：《五國相王考》，《 先秦諸子系年》，第390-392頁）
[26]錢穆云“《史記·魯世家》：'平公立，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今按：秦惠王卒于周赧王四年，其前十二年，則周顯王四十七年也，是年當為魯平公元年。前一年，即五國相王之歲?！保?錢穆：《魯平公元年為周顯王四十七年》，《 先秦諸子系年》，第393頁）
[27]楊伯峻：《孟子譯注》，第43頁。
[28]楊伯峻：《孟子譯注》，第202頁。
[29] 焦循：《孟子正義》，《十三經清人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604-605頁。
[30]余云岫：《古代疾病名候疏義》，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1953年，第90頁。
[31]王天海：《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84頁。
[32]《史記》卷46《田敬仲完世家》，第1895頁。
[33]《史記》卷74《孟子荀卿列傳》，第2348頁。
[34]《戰(zhàn)國策》卷11《齊策四·齊人有馮諼者》，第395-396頁。
[35]韓復智：《錢穆先生學術年譜》，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第187頁。
[36]焦循：《孟子正義》，第604頁。
[37]歐陽詢：《藝文類聚》卷20《人部四·賢》，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363頁。
[38]《戰(zhàn)國策》卷11《齊策四·先生王斗》，第415頁。
[39]趙善詒疏證：《說苑疏證》，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222頁。
[40]《史記》卷74《孟子荀卿列傳》，第2347-2348頁。
[41]駢宇騫等譯注：《孫子兵法·孫臏兵法》，《中華經典藏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209頁。
[42]《戰(zhàn)國策》卷11《齊策四·先生王斗》，第415頁。
[43]《史記》卷46《田敬仲完世家》，第1895頁。
[44]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卷2《論儒》，《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49頁。
[45]趙善詒：《說苑疏證》，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234頁。
[46]《戰(zhàn)國策》卷8《齊策一·靖郭君善齊貌辨》，第310頁。
[47]楊伯峻：《孟子譯注》，第44頁。
[48]顧頡剛：《古史辨》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2頁。
[49]伊沛霞 姚平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08頁。
[50]高流水，林恒森譯注：《慎子、尹文子、公孫龍子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8頁。
[51]《戰(zhàn)國策》卷8《齊策一·秦假道韓魏以攻齊》，第329頁。
[52]關于田忌是否“襲齊邊邑”，范祥雍辨曰“《史記·田完世家》謂田忌'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孟嘗傳》則云'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并與《策》不合?！鄙险聟恰蹲ⅰ吩?忌既襲齊，豈得再復？’，雖所解尚未確（見上），其駁《史記》此語頗有理。忌不聽孫子之勸，又在宣王時召復，則決無襲齊之事，當從《國策》”（范祥雍箋證：《戰(zhàn)國策箋證》，第595頁）。
[53]《戰(zhàn)國策》卷8《齊策一·田忌為齊將》，第320頁。對于田忌不聽孫臏擊齊的進言，鐘鳳年云“此章恐為著者本傳聞之誤，附會上事而復重者。案《孫子傳》稱：'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孫子若教田忌“舉大事”，忌既因不聽而出亡，則孫子亦必不敢歸齊?？梢姟恫摺肥卤靥摗薄＃ㄧ婙P年：《國策勘研》，北平：燕京學報,1936年,專號11，第25頁）此論只恐不妥，孫臏謂田忌“為大事”之言必為密談之時，唯二人知之，田忌既已奔楚孫臏又有何“不敢歸齊”？且本互為心腹田忌既已奔楚又何必出賣孫臏？即使出賣于已亦無利，徒增威王疑忌，陷摯友于險境而已。待田忌20年后復歸，孫臏當已亡故。且就事實論田忌無襲齊之事，不必推責于孫臏，孫臏無謀逆之實，田忌無需與其切割，本人無編造之因由，鄒忌之徒亦不可能以此為田忌脫罪，其言為實的可能性極大。
[54]錢穆：《孟子自梁返齊考》，《先秦諸子系年》，第4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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