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匾額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一道獨特的風(fēng)景。爬梳古代文獻，亦有城鄉(xiāng)“無處不匾、無室不匾”的描述。也就是說，一塊古樸的匾額，往往會反映一個歷史人物或一個家族的故事，展示著歷史文風(fēng)、時政、地理、歷史以及書法藝術(shù)的變遷，也是我們研究民族傳統(tǒng)文化發(fā)展的實物例證。
早春時節(jié)，我前往雙鳳亭橋頭的黎世炎先生府上“訪古”，老人的住所雖然是數(shù)十年不變的陋室，但里面的陳列猶如一間民間博物館，從臥室到書房擺滿了古玩。不經(jīng)意間我看到茶幾后面擺放著一塊兩米多長、一米來寬的舊木板。我猜想，這也許又是一件老古董。果然不出所料，他笑瞇瞇地告訴我道：這是他花了一年的薪金從麻城淘來的清代榜眼郎劉彬士所題壽匾。一提到劉彬士的名字，湖北史學(xué)人就會聯(lián)想到當(dāng)年“文武三榜眼”的奇聞軼事，而我腦海里則浮現(xiàn)出在臺北故宮查閱《清史稿》中的劉彬士原始檔案的情形。
那是2013年6月11日上午九時許，我與臺北故宮女掌門馮明珠在臺首次相會，當(dāng)我向她求證是黃陂哪個村子時，她不加思索地回答：“我老家是黃陂馮家滂。幼年時家父曾告訴我馮家的字派，至今仍記得'太祖光明，任重道遠八個字?！庇捎诋?dāng)年的清宮珍貴檔案大都被運到臺北故宮收藏，而她又是在此校注《清史稿》中嶄露頭角的，我就請她談?wù)勄鍖m中關(guān)于武昌首義的記載，并希望看看《清史稿》中黃陂“文武三榜眼”的原始檔案。她滿口應(yīng)允，隨即吩咐秘書讓文獻處調(diào)閱檔案，而后與我侃侃而談清宮秘史趣聞。
約莫半個多小時，一位女士拿來了一摞案卷，一卷劉彬士的檔案首先閃入眼簾。我打開“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國史館傳稿，1886號”卷十五《劉彬士列傳》顯示：劉彬士，乾隆三十五年至道光十八年（1770-1838），字輔文，號筱圃、筠圃，湖北省漢陽府黃陂縣人。乾隆五十九年湖北鄉(xiāng)試第三十八名舉人嘉慶四年考取宗學(xué)教習(xí)，嘉慶六年（1801）辛酉恩科會試第二十名進士、殿試一甲二名（文）榜眼及第。自此，歷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總纂官、會試同考官、兵科掌印給事中、提督湖南學(xué)政、光祿寺少卿、禮部侍郎、刑部左侍郎、浙江巡撫、刑部尚書等職。著述《藝經(jīng)堂時文存稿》、《劉筠圃司寇日記節(jié)略》、《海塘紀略》、《春山堂詩文》等。而且劉家是一門兩進士，其子劉誠倬，號稚筠，道光十五年乙未科（1835）進士，曾任山西澤州知府。我記得在清同治《黃陂縣志·人物志》中，對劉彬士為官之道多有贊譽，稱其為人謹厚，動止遵禮法，父老多器重之。他雖身居高官，卻不以結(jié)納植私黨，不以參劾沽真名，無苞直之私，無聲色之好。執(zhí)掌文衡（科場主考官）多年，他唯才是舉，忠愛自矢，喜怒不形，享有“盛德君子”之譽。
另一方面，我從劉松余兄收藏的“敦睦堂”《劉氏宗譜》上，也曾欣賞過劉彬士的序文。這篇寫于道光元年（1821）的序言，敘介了明初黃陂縣令劉拱宸（字守中）由治陂到落地生根、開花結(jié)果的事略，既言簡意賅，又文史兼?zhèn)?，文末還蓋有“劉彬士”與“筠圃”兩方篆書印章。文中寫道：“守中先生，自明初宰陂邑入陂籍，善政炳炳勒于石，遺事煌煌載于志，子孫蕃昌，科名相繼，誠為西陵巨族。予幼與公之裔孫等同考交游，久既習(xí)聞其事，謁鄉(xiāng)賢、名宦二祠，復(fù)見廟食馨香焉。而譜之法則自五世觀察公訪江右而來，取而讀之，祖系明，先德著，疏戚定，同異昭，其為例也?！毙蛭牡恼Z言則生動活潑，充滿了激情。他說：“閱世家大族譜派，少有詳明若此者。茲因付梓板刻，赴京索敘于余。余寄身臺閣公務(wù)，旁午于退食，自公之余重閱譜諜，益覺原原本本，條分而縷析，脈貫而絲聯(lián)，不禁欣然起舞，曰：'美哉?！边@里的“西陵”即黃陂縣舊稱，“名宦”是指劉拱宸事略曾入選清雍正《湖廣通志》卷四十三“名宦志”?！锻ㄖ尽吩疲骸皠⒐板罚质刂?，吉水人。洪武二年，以賢才薦知黃陂縣。性廉潔。邑民郭俊英掘地得黃金極多，以三斤十二兩進，拱宸正色卻還之。時文廟傾頹，與廣文周賢合力捐建補葺，二程讀書處訪得裔孫名祖川者，令其守護。暇即訓(xùn)課士子，一時人才蔚起。在任七年，士民紀其善政十二條于石，以志不忘。后以老乞休，貧不能歸，遂家于陂?！眲⒈蚴恐辉诼淇钪蟹Q“同宗”，未道其承接關(guān)系。而“同宗”有同一家族或同姓兩層含義，所以劉彬士與劉拱宸是否一脈相承，有待進一步考證。
二
穿過百年時間隧道，如今能夠親眼目睹清代榜眼郎劉彬士所題匾額，我不禁為黎老豎起了大姆指點贊。我對文物收藏是門外漢，但卻十分喜歡欣賞古樸的匾額，每每到故宮、孔府與五臺山、九華山名剎等，都會站在匾額前仔細觀瞻，覺得讀匾如讀史一樣，頗有韻味。我曾在多部拙作中，收入了北京孔廟大成殿、漢陽歸元寺、臺南赤崁樓等文物匾額圖片。因為一塊優(yōu)秀的匾額不僅可以令人欣賞到凝練而傳神的匾文，而且能夠完美地再現(xiàn)書家俊逸的掌上風(fēng)云，還可觀賞那巧奪天工的背景紋飾圖案與雕刻工藝，這是一種語言藝術(shù)、書法藝術(shù)、繪畫雕刻藝術(shù)的三度審美享受，頗具藝術(shù)價值、文化價值、社會價值和歷史價值。正所謂：“以匾研史，可以佐證；以匾研詩，可得詩眼；以匾學(xué)書，可得筆髓?！?/span>
了解一塊匾額所承載的文化，可從匾文、雕刻及其制作等方面入手。作為民間綜合性技藝的展示，匾額歷經(jīng)長期的積累與演變，形成了融詞賦詩文、書法雕刻、繪畫篆印等多種藝術(shù)形式于一身的特點。為了弄清這塊榜眼郎所題木匾承載的歷史與文化，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這個幾百斤的笨重木匾挪到走廊，一看究竟。劉氏所題木匾的外觀尺寸，是一個長二點五米、寬零點九六米、厚零點零四米的橫式長方體。這塊匾額之所以歷經(jīng)百年滄桑，大體保存完好，是因為其材質(zhì)為珍貴樹種楠木。古往今來，無論是皇帝、大臣，還是黎民百姓，或是學(xué)者、古典專家，均對國產(chǎn)珍貴木材——楠木情有獨鐘。諸如，明十三陵長陵的祾恩殿是現(xiàn)存最大的楠木殿，殿內(nèi)的六十根巨柱，都是用整根金絲楠木制成的，直徑很粗，得要兩人合抱。承德避暑山莊的澹泊敬誠殿也是目前首屈一指的楠木宮殿。民間收藏者也不乏楠木家具、牌匾、楹聯(lián)等。細看這塊匾額的正面，除幾排突起的文字外，幾乎是平如鏡面的一個整體，裝飾也十分考究，以漆包金纏枝暗花圖案為底色，符合清代中期的風(fēng)格。如今，這些花紋圖案雖風(fēng)蝕百年，仍清晰可見，暗黃金色亦熠熠生輝。再看背面方知，匾額并非一塊木板，而是由四塊楠木拼制而成。
匾額上的文字是一塊匾額的主題與靈魂。匾文包括款識和正文組成，其中款識的前后（或上下）部分，又依據(jù)題款者和受匾者的身份不同而格式迥異。一般而論，優(yōu)秀匾額的文字往往是引經(jīng)據(jù)典，字字珠璣，多凝聚了中華人文要義，承載著傳統(tǒng)文化中仁、義、禮、智、信等優(yōu)秀道德，也與中華文明的神、魂、道血肉相融。劉彬士所題之這塊匾文，用每個高70厘米、寬50厘米的四個行楷大字“雙壽同珍”賀壽，可謂匠心獨運，不落俗套。這位榜眼公筆下匾文的絕妙之處，就在于他用人們常見的福壽雙全（雙壽）之類的用語，深入淺出地詮釋典故“珍壽”：古人往往將一百一十一歲以上或一百二歲以上的壽星稱之為“珍壽”，意即能活到這么長壽是相當(dāng)珍稀的事。由于珍壽一詞不常用，所以劉公就用喜事成雙的“雙”和白頭偕老之意的“同”，將“珍壽”重新排列組合為“雙壽同珍”，文雅與別致，恰到好處地將白氏夫婦長命百歲的意蘊表達得淋漓盡致。不失為中國文辭之美與工藝之美的集大成者。
三
觀瞻匾額的款識，可以明了題匾人與受匾人的關(guān)系，以及當(dāng)事人的身份。我們將這塊清代匾額拍照放大后，仔細辨認，方知右上角有“筱圃”二字，略顯紅色印跡，此乃劉彬士的別號閑章?，F(xiàn)今的匾額與書畫作品款識，也沿用此法。據(jù)筆者目力所及，清代匾額的題款格式大抵有兩種：一是題匾人將自己的身份題在上款（或稱右款），一是將受匾者身份及題匾原由書于上款。這塊匾額的題款屬于后者，款識文字放大后大體可以辨認，上款為“恭祝玉翁年長兄白老先生、德配白母王老夫人”；下款：“欽命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光祿寺少卿、提督湖南學(xué)政加三級年家弟劉彬士?！泵乐胁蛔愕氖?，此匾下款的劉彬士印和閑章均已脫落，木匾背后也稍有損壞。這位白玉翁先生何許人也，劉彬士為何給他題匾？從上款的稱呼得知，白氏是劉彬士的“年長”。這里的年長不是單純年齡大一些，而是科舉時代同科或同榜取得功名的專有名詞，諸如年長、同年等。也就是說，他們是參加科舉考試時，同時金榜題名，只是在年齡上白氏比劉氏稍長。作為“同年”，他們大抵有三種可能：同科秀才、同科舉人或同科進士。經(jīng)查閱清代《清代湖北進士題名錄》，嘉慶六年辛酉恩科（1801）湖北省共有十四人中進士，其中黃陂、黃岡、江夏、監(jiān)利四縣各二人，武昌、竹溪、蘄水、江陵、興國、漢陽六縣各一人，就是沒有麻城人，也沒有白氏的名字。而根據(jù)當(dāng)時黃陂與麻城分別屬于漢陽府與黃州府的不同行政區(qū)，劉彬士與白氏不可能是同科秀才。據(jù)此分析，他們只有一種可能：同科舉人。而下款中的“年家”，則是科舉時代同年登科者兩家之間的互稱。至于題款時間，下款中末尾被風(fēng)蝕掉，我們只能從“光祿寺少卿”與“提督湖南學(xué)政”的任職時間來判定題匾時間。經(jīng)查對，劉彬士被授予“光祿寺少卿”為嘉慶十九年（1814），“提督湖南學(xué)政”嘉慶十八年（1813）至嘉慶二十一年（1816）。二者交叉分析，其題匾時間應(yīng)為嘉慶十九年至嘉慶二十一年之間。此時，劉彬士時年三十五歲左右。
為詳細了解該匾的來龍去脈，我們來到該匾的原主人、麻城市中館驛鎮(zhèn)浦興集村王遠倭家。王家是一棟連三間的老屋，青磚素瓦，大門、窗戶從未動過。走進一重大廳，有天井及鼓皮隔扇。這位七十四歲老人說，大匾就掛在這面墻上，他小的時候這塊匾就掛在這里了?！拔母铩睍r，將大匾藏在閣樓上和雜物放在一起，才得以保存下來。由此看來，此匾懸掛于白玉翁夫人王氏的娘家。
四
作為一代文星和朝廷科舉考試的主考官，劉彬士生平桃李滿天下，所題匾額近年來也在湖北、湖南多次現(xiàn)身。從劉氏家族發(fā)現(xiàn)的兩塊劉彬士題匾中，可窺見其尊老愛親、忠孝節(jié)義情懷。七年前，筆者在撰述《無陂不成鎮(zhèn)》時，在劉彬士傳中就曾配發(fā)了一幀劉彬士為其母親六十大壽所題“萱粲花甲”的木匾圖片。此匾的款識文字十分清晰，只是款識中的上下款位置，正好與“雙壽同珍”匾互換。即上款為“欽命賜進士及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備兼理糧餉加三級劉彬士拜題”；下款為“大懿德鳳母陳太夫人榮進花甲，道光七年（1827）歲次丁亥仲冬月轂旦立”。而且“劉彬士印”與“筠圃”的兩方篆書印章的筆劃邊框一清二楚，與《劉氏宗譜》上的印章完全吻合。從書法風(fēng)格看，“萱粲花甲”與“雙壽同珍”雖同是行楷，前者彰顯豪放之風(fēng)，后者似以拙為美；二者的雕刻手法迥異，前者每個字與版面的分界線涇渭分明，因受風(fēng)蝕更強一些，幾乎接近陰刻；后者也許是強調(diào)裝飾效果，四個大字則更凸出一些，款識相對弱化，近乎于油漆書寫一般。按款識判斷，時年四十七歲的劉彬士，此時已經(jīng)是位高權(quán)重的大員?？墒?，他為母親賀壽的匾額竟是一塊純木質(zhì)，沒有像白氏那樣用漆包金進行精心裝飾。從這一實物，再次印證了榜眼公的簡樸行事之風(fēng)。
無獨有偶，湖南邵陽的一位藏家也收藏了黃陂劉彬士為陳母蔣氏七十一歲所題壽匾“淑德遐齡”。該匾上款為“欽命大理寺少卿、提督湖南學(xué)政加一級劉彬士題”，下款為“嘉慶二十三年仲秋月轂旦立，母蔣孺人七十晉一壽，庠生陳學(xué)禮立”。題匾時間是嘉慶二十三年即1818年，這比“雙壽同珍”匾額遲兩年。而匾文的書法風(fēng)格，跟“淑德遐齡”與“萱粲花甲”的字體更為相似。也許是這兩塊匾額同為純木、沒有漆包金裝飾之故，其風(fēng)蝕程度大體相當(d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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