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孔明是管仲的粉絲。諸葛亮在躬耕期間，就曾自比管仲、樂毅，把管仲當作自己的模版，希望自己也能成為管仲，希望自己也能找一個齊桓公式的人物用心輔佐。因此，諸葛亮與管夷吾可以做一番比較。而且這個比較一定也是很有意思的。
因為諸葛亮自比管仲，管仲做了什么，諸葛亮也要做什么。但歷史環(huán)境不一樣，條件所限，諸葛亮沒有達到管仲幫助齊桓公一匡霸業(yè)的成就。但是兩個人都是功高蓋主，卻都沒有取而代之，因此，成為后世帝王宣揚與樹立的典范。尤其是諸葛亮竟然被神化，其聰明與睿智在民間、在小說中、評書里、戲臺上早已超過管仲，成為智慧的化身。他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也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但真實的諸葛亮未必完全是小說戲曲中所描寫的那樣。
相比較起來，管仲可能更加真實一些。因此，管仲不像諸葛亮那樣，既智慧，又是道德的楷模、做人的標準。與諸葛亮不同的是管仲毛病一大堆，至少不能成為后世儒生的榜樣。僭越禮制，可能有那么一點好財好利，有那么一點貪生怕死……這些毛病我們普通人都有，因此，他的形象更加真實，更像是一個睿智的普通人。管仲也很努力，關(guān)鍵是運氣奇好，遇上了鮑叔牙和齊桓公，最后抓住機遇，成就了一番事業(yè)。
諸葛亮則不一樣，好像從小就是績優(yōu)股，長得帥，名聲好，工作以后更是勞模。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說：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quán)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于邦域之內(nèi)，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span>
那意思，諸葛亮是標準的丞相，安撫百姓、遵守禮制、約束官員、慎用權(quán)利，對人開誠布公、胸懷坦誠。只要為國盡忠效力，即使是仇人也賞賜。。只要玩忽職守違規(guī)犯法，就算是親信也給予處罰。誠心認罪伏法的，罪再重也給予寬大，巧言令色逃避責任的，罪再輕也要從嚴懲處。有善行或功勞，再小也要給予褒獎；有過錯，無論多么微不足道都予以處罰。他處理事務簡練實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計較虛名而重視實際，貪慕虛榮的事為他所不齒。因此，全國上下的人都害怕卻敬仰他，雖然使用嚴刑峻法卻沒有人有怨言，因為他用心端正坦誠而對人的勸戒明確正當。
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勞?；蚬倌?。但陳壽最后的總結(jié)也很客觀，他說諸葛亮：
“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因此他是治理國家的優(yōu)秀人才，其才能可以與管仲、蕭何相媲美。然而他連年勞師動眾對外征戰(zhàn)，都未能取得成功，大概是因為率軍作戰(zhàn)隨機應變，不是他的長處吧！
陳壽實際上說諸葛亮用兵方面是有值得討論的地方的。
諸葛亮一生用兵謹慎，這是優(yōu)點，也是缺點。用兵謹慎，使得西蜀沒有有大礙，以西蜀的國力，是沒有多少資本或資格冒險的。但用兵謹慎，使國力遠遜于曹魏的蜀國，如果不出奇兵，不冒風險，按部就班，是沒有機會取得成功的。這也是陳壽說諸葛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諸葛亮的對手司馬懿在給弟弟司馬孚來的信中也曾說：諸葛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quán)，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晉書·宣帝紀》)。說這句的意思是抬高自己，但也從側(cè)面反映了諸葛亮用兵的特點。
老子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慧高明之人都是知己知彼的高手。要想運籌帷幄，除了通曉山川地理、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等宇宙的大智慧外，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知人，要會協(xié)調(diào)整合各種人才，把合適的人安排在合適的位置上，把合適的人搭配給合適的人，然后才能運籌帷幄。再有就是諸葛亮在用人方面。否則只要軍事外交、政治經(jīng)濟的大知識，而沒有知人善任，在中國是不能成大事的。在這方面，諸葛亮與管仲兩個人都是用人的高手，都有許多成功的案例，也都留下識人用人的葵花寶典。
我們先看看管仲關(guān)于知人用人的葵花寶典：
1、訾（zǐ）之人，勿與任大。
千萬別把重任交給嫉妒心強的人。嫉妒心強是人的嚴重缺陷，因此，絕不能讓這種人擔當大任。
2、無巨者，可以遠舉。
能擬定遠大計劃、著眼于未來的人可以放心舉薦，讓他獨當一面，發(fā)揮其長處。
3、顧憂者，可與敬道。
能反省過去有責任感的人，可以讓他擔任要職。
4、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也。
只顧追求眼前之功，不管計策的可行與否，這種人必須疏遠他。
5、舉長者，可遠見也。
追求長期利益的人有遠見，影響也就深遠。
6、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輕易出言，把什么事都看得很容易的人不足以信賴。
7、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輕諾的人，常把話說滿的人決不能輕易相信。
8、小謹者，不大立。
是說過于拘泥于細節(jié)的人，容易忽視掌握大局，難有大成。
9、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于天地也。
謹言慎行，語無贅詞，說出的話絕無廢言的人，值得信賴，可以重用。
相比之下，諸葛亮的識人之法更加通俗一些，我們大可不必翻譯，就可領(lǐng)會。
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
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
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
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
醉之以酒而觀其性；
臨之以利而觀其廉；
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穿越一、二千多年，管仲與諸葛亮的人物鑒定法在今天仍有借鑒意義。
但是在實踐層面，諸葛亮還是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
一是事必躬親。事無巨細，他都要親自過問，軍中“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任免一個縣官，也要親自處理。這看上去很令人欽佩，實際上是限制了人才的發(fā)展。遇到什么事都管的老板，他的下屬一般是什么事都不管，既不操心也不擔責任。天塌下來是你的事。結(jié)果是下屬得不到鍛煉與培養(yǎng)，最后成不了器。劉備在時，西蜀人才濟濟，諸葛亮輔政后，蜀國好像只有諸葛亮，而諸葛亮去世，“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這就應了管仲的判斷：“小謹者，不大立。”
二是讓關(guān)羽鎮(zhèn)守荊州和重用馬謖守街亭都是用人的敗筆，是用人所短，而非用人所長。
以成敗論英雄，管仲在實踐方面卻是得心應手。齊國的成功，在于管仲，管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識才，用才，攬才。
管仲非常明白，成就大事業(yè)需要大量的人才。“建成大廈，決不能單憑一根木材；匯成大海也決不能僅靠幾條涓涓細流?！币虼?，他告訴齊桓公必須任用五個杰出的人才，并且列舉了這五個人的長處：
“君欲成就大業(yè)必須任用五杰——舉動講規(guī)范、進退合禮節(jié)、言辭剛?cè)嵯酀?，我不?/span>隰朋，請任命他為大司行，負責外交；開荒建城、墾地蓄糧、增加人口，我不如寧戚，請任命為大司田，掌管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在廣闊的原野上使戰(zhàn)車不亂、兵士不退，擂鼓指揮著將士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城父，請任命他為大司馬，統(tǒng)帥三軍；能夠斷案合理公道，不殺無辜者，不誣無罪者，我不如賓胥無，請任命他為大司理，負責司法刑律；敢于犯顏直諫，不避死亡、不圖富貴，我不如東郭牙，請任命他為大諫之臣主管監(jiān)察諫議?！?/span>
有了這些人才，那要管仲干什么?管仲說：“想要富國強兵有這五位就足夠了，想要成就霸王之業(yè)，還要有我管仲在這里。”
管仲為什么這樣說？因為管仲有識人的能力，因為識人，因此，他能夠協(xié)調(diào)整合團隊的實力，從而達到1+1大于二的功效。這就像一支足球隊，在一個好的教練那里，可以用人所長，但用人所長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整合成一支團隊、一個整體，讓那些看起來不起眼的人成為不可或缺，從而成為一支可怕的隊伍。
上述的那些人，雖然都有長處，但也有自己的短處。比如鐵哥們鮑叔牙的為人，好直；賓胥無的為人，好善；寧戚的為人，能干；曹孫宿的為人，能說。齊桓公曾經(jīng)問管仲：“這四人，誰能得到一個？他們都是上等人才。現(xiàn)在我全都使用，還不能使國家安寧，那是什么緣故呢？”
管仲回答說：“鮑叔的為人好直，但不能為國家而犧牲其好直；賓胥無的為人好善，但不能為國家而犧牲其好善；寧戚的為人能干，但不能適可而止；曹孫宿的為人能說，但不能取信以后就及時沉默?！?/span>
這說明管仲的識人之法是進入了實踐層面，齊桓公信任管仲，拜管仲為相，管仲就讓五人各掌其事，組成了強有力的領(lǐng)導集團。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個領(lǐng)導集團是高效的。
摘自博主《鑒往春秋》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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