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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需要怎樣的生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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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的兩句詩,道出了多少憂傷與對逝者的哀思。

生命的無常、個人的有限,這樣沉重的命題,往往讓多數(shù)人不愿直面。但是,生老病死,無論是否愿意理睬,它們總會不期而至。

這是一篇去年刊于《健康報》的舊文,也曾在微信上推薦過,它所探討的,就是應該如何面對這樣沉重而現(xiàn)實的命題。今天來讀,確有不一樣的感懷。

畢竟,只有不忌諱談死,才能更好地談生。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惡性腫瘤、心腦血管疾病等發(fā)病率增高,死亡問題已越來越現(xiàn)實,越來越緊迫。”

1面對老齡化的最佳倫理選擇

目前,我國大約有2億60歲及以上的老人,且以每年700萬以上的數(shù)量凈增。在全國人口老齡化的加速進程中,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更加明顯。2013年,上海1432.3萬戶籍人口中,60歲及以上老人有387.62萬人,占總人口數(shù)的27.1%,為全國之最,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

老人多了,生病的,特別是生重病的難治、不治的人數(shù)自然也會增多,這無疑給醫(yī)療和社會帶來極大的壓力。面對這種狀況,大致上可以有5種不同的應對方式。
1不惜代價全力搶救

這是傳統(tǒng)的、通行的做法。全力搶救危重病人,向來被視為醫(yī)生的天職,也是患者和家屬的最大心愿。在危重病房,不少人身上插著這樣那樣的管子,祈盼奇跡的發(fā)生。但事實上,有些危重病人的病情是不可逆轉的,這時候的勉強維持讓他們不得不經受極端的痛苦,最終毫無尊嚴地離世。據統(tǒng)計,每個人一生的醫(yī)療費用大約40%花在最后一個月的治療上。因此,不惜代價全力搶救的習慣做法,一方面與越來越多的人希望有尊嚴地走完人生最后旅程的愿望難以契合,另一方面也與合理分配和使用醫(yī)療資源有所沖突,從而不可避免地面臨挑戰(zhàn)。

2應對方法是安樂死

但這種做法具有較大的爭議,至今未得到絕大多數(shù)國家和地區(qū)的承認。從我國國情來看,顯然不適宜推行安樂死。一些媒體報道的所謂“安樂死”案件,如用農藥毒死病重的親人之類,顯然是對安樂死的誤讀。

3比較極端的方法,即自殺。

有的病人為了盡早結束痛苦,或者不給親人增添負擔,選擇自行結束自己的生命,讓人不勝唏噓。實際上,悲觀厭世并不能消解難題,反而徒增親朋好友的心理負擔。

4干脆放棄治療

在死亡并未到來之前,就放棄任何治療,包括減輕疼痛、心理照護等,是不尊重生命的一種表現(xiàn),也不符合親屬的心愿,同時還可能增加醫(yī)務人員的責任風險。

5臨終關懷

早在1976年,英國的桑德斯(P.C.Saunders)博士創(chuàng)辦了世界上第一家現(xiàn)代意義上的臨終關懷機構——圣克里斯多弗臨終關懷院(St.Christopher Hospice)。在這家醫(yī)院的門墻上,鐫刻著一段廣為傳揚的名言:“你是重要的,因為你是你,你一直活到最后一刻,仍然是那么重要。我們會盡一切努力,幫助你安詳逝去,但也盡一切努力,令你活到最后一刻?!?/p>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臨終關懷的特點在于,在尊重病人的基礎上,既不加速死亡也不延緩死亡。確實,它既不同于那種全力搶救,力圖延緩死亡的傳統(tǒng)做法,也不同于那種醫(yī)助死亡的安樂死“新潮”。臨終關懷是一種新的人道主義思潮和做法,是面對老齡化的最佳倫理選擇,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傳播和推廣,表現(xiàn)出強大的生命力。
2臨終關懷的理念并未在我國落地生根

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臨終關懷很快傳入中國。1988年7月,在原天津醫(yī)學院崔以泰教授的倡導和主持下,我國成立了第一個“臨終關懷研究中心”,并舉辦研討會和培訓班。Hospice Care也正式被翻譯為“臨終關懷”。同時,上海的“南匯護理院”和北京的“松堂”等開始了臨終關懷的實踐探索。2001年,在香港“李嘉誠基金會”的資助下,廣東、北京、上海等地也開始了以居家服務為主的臨終關懷探索。不過,總的來說這一進展并不順利,臨終關懷在我國還很難說已落地生根。

這當然有諸多復雜的原因。從思想文化的角度看,正如羅瑞卿大將的女兒羅點點在《死亡如此多情》一書“編者的話”中寫道:“讓更多人知道,在生命末期放棄使用生命支持系統(tǒng),以自然和有尊嚴的方式離開世界是一種權利,需要被維護。但是這個概念的推廣談何容易?其中最困難的一部分,是面對我們民族忌諱談論死亡的文化?!睘榇?,我們必須認真梳理傳統(tǒng)的生死觀,看看到底有哪些與臨終關懷相合,又有哪些與臨終關懷相悖。
首先,我們自古就有尊重、愛護生命的傳統(tǒng),尤其是人的生命。在先賢看來,天地萬物都是有生命的,在眾多生命中,又以什么生命最為珍貴呢?先賢認為人最珍貴??鬃诱f:“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圣治章》)??鬃拥恼摂喟讶酥糜谏鼉r值鏈的最高端,始終為中國人民所信奉。儒家的亞圣、三圣孟子和荀子,進一步用人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四心”,以及人不僅有生、有知而且有義,來論證人的獨特和珍貴。既肯定生命的最高價值,又把人放在生命價值鏈的頂端,我以為是傳統(tǒng)生死觀的重要特點和高明之處。
其次,生死俱善,存順沒寧。先賢在把生命奉為最高價值的同時,自然也看到死亡之不可避免,有生必有死。對此,古人的最大心愿是“生死俱善”。對于死亡,先賢除了期盼善終之外,還認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選擇死亡,甚至以死亡為樂。在這方面,儒家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為大家所熟知。顯然,這種生死俱善、順存沒寧的智慧充分展示了先賢遵循天道,順應自然,又爭取盡善盡美的高明和中庸,值得我們深深體味并踐行。
雖然上述觀點都極具智慧,但是并不意味著傳統(tǒng)生死觀沒有缺陷。這種缺陷主要表現(xiàn)在對死亡的認識和態(tài)度上,即忌諱死亡,重生輕死。
前面提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慷慨,但事實上,這種對待死亡的豪氣是有嚴格條件的,只有少數(shù)仁人義士才能做到,多數(shù)平民百姓只能望而仰之。
那么傳統(tǒng)文化對死亡的主流看法是什么呢?在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的感嘆中透露的最為清楚明白??组T弟子請教老師對死亡的看法,孔子這6個字的回答傳揚千古,2000多年來一直主導著中國人的生死觀,是中國老百姓最熟悉,記得最牢的孔子名言之一。表面上看,孔子并沒有直接回答如何看待死亡的問題,而只是在生與死的對待中,說生都還不知曉,怎么能知曉死呢?實際上,是要大家不要多討論和思考死亡的問題。生那么深奧,那么復雜,誰能說他“知生”了呢?既然如此,又怎么可能“知死”呢?還是回避它,不談它吧!這是孔子對待死亡的基本態(tài)度,也是流傳至今中國人的基本態(tài)度。
這種生死觀,尤其是對死亡的看法,與現(xiàn)代臨終關懷的理念顯然是相沖突的。臨終關懷的譯名雖然早在1988年就定下來了,但我們總想回避、規(guī)避“臨終”這一不中聽的字眼。據說,著名歌唱家關牧村在為“松堂”老人獻演后,表示很樂意再次為老人們唱歌,同時又建議能不能改個名,不用臨終關懷的字眼。所以,我們經常聽到類似“寧養(yǎng)”、“安寧照護”、“舒緩療護”一類公眾易于接受的稱謂來代替“臨終關懷”進行表達。
如果僅僅從公眾易于接受的角度考慮,這種語言上的變通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是很聰明的做法。但倘若真的以為臨終關懷的理念與傳統(tǒng)不相合,要予以抵制的話,那就需要討論了。2014年春天,正值上海舉行“臨終關懷(舒緩療護)的倫理與實踐國際研討會”之時,浦東新區(qū)某小區(qū)有居民獲悉其小區(qū)附近要建一家老人護理醫(yī)院,院內將設臨終關懷病床,就在小區(qū)內掀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抵制“臨終關懷醫(yī)院”事件。有居民說,臨終關懷將給小區(qū)“帶來災難”,小區(qū)會變成“殯葬一條街”從而“大大貶值”,居民也會“觸霉頭”,年輕人甚至找不到對象。還有人舉著抵制“臨終關懷醫(yī)院”的橫幅,在“臨終關懷醫(yī)院”上打上大大的“×”。事實上,這樣的例子并非新鮮事,北京“松堂”在多次搬遷過程中,就上演過類似的“戲劇”。問題在于,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里,在常常開風氣之先的上海,有些人仍然如此頑強地拒斥臨終關懷,不得不引人深思。所以,為了更好地推進臨終關懷事業(yè),需要繼續(xù)扎扎實實地有針對性地努力轉變國人的傳統(tǒng)生死觀。
3從機體上理解,從心靈上撫慰

通過健康價值把生命神圣和生命質量統(tǒng)一起來,不再像以往那樣片面強調“機體的存活”,而不惜一切代價去搶救不可逆轉的生命。

那么,怎樣變革傳統(tǒng)生死觀,為臨終關懷創(chuàng)造良好的文化條件呢?
致力于生命倫理與傳統(tǒng)文化的“整合”。應該發(fā)掘和繼承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秀成分,利用傳統(tǒng)文化的符號,把它和現(xiàn)代生命倫理有機結合起來,整合為一。
神經科學中,有多重感覺整合機制的研究。比如空間判斷的過程,往往既有來自視覺的信息,又有來自聽覺的信息,甚或其他感覺信息,而后再由中樞神經系統(tǒng)加以整合,作出判斷。有鑒于此,我們試圖探究生命倫理與傳統(tǒng)文化的整合。
孝,是絕對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也是一個很有親和力的文化符號,對于穩(wěn)定家庭和社會,和諧人際關系功不可沒,應繼承發(fā)揚。不過,孝的某些禮制又和臨終關懷不相契合。這就需要仔細研究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與孝相關的文化中有沒有可以加以“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內容。據《書經·洪范》記載,中國人喜歡的“五?!睘椋骸耙辉粔郏桓?,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原來,壽終正寢,善終是一種福氣。這其實與荀子所說“生死俱善”是一致的。那么,尊重長輩的意愿,讓長輩在生命不可逆轉的前提下,盡可能安詳?shù)赜凶饑赖刈咄曜詈舐贸?,得以善終,是否也可以詮釋為是孝的一種表現(xiàn)呢?我認為完全可以,并且相信這種理念將為多數(shù)中國人所逐步認同。
千萬不能小看福、孝等中國人喜聞樂見的有代表性的傳統(tǒng)文化與臨終關懷等現(xiàn)代生命倫理的整合。人們幾乎公認,文化是人最重要最本質的特征,它的作用是潛移默化的,又是深入持久的。這或許就是人們常說的“文化基因”的力量吧。顯而易見,如果有更多的傳統(tǒng)文化與生命倫理相整合,那必定會推動像臨終關懷等生命倫理事業(yè)更加順利健康地發(fā)展。
開展死亡教育,把死亡教育作為生命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在回到傳統(tǒng)的同時,還要告別傳統(tǒng);在繼承傳統(tǒng)的同時,還要批判傳統(tǒng)。這里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便是開展死亡教育。不管如何“惡死樂生”,如何忌諱死亡,它總是不可以避免的,而且,隨著老齡化的到來,隨著腫瘤、心腦血管疾病等的快速增長,死亡問題已越來越現(xiàn)實,越來越緊迫。
開展死亡教育,就是要選擇古今中外那些有關死亡認識的重要成果、優(yōu)秀成果,讓它們傳播開來,繼承下來。其實,這樣的成果是很多的。比如,古希臘哲學的主要奠基者,西方大“圣人”蘇格拉底受誣陷被判死刑,他明明可以上訴躲過此劫,卻坦然面對死亡,而且在臨死前發(fā)表著名講演,歷數(shù)死亡的種種好處,莊嚴宣稱:“對死亡抱著樂觀的希望”。這一流傳千古的佳話,深刻影響了西方人的死亡觀,至今仍然感動和教育著我們。
在死亡教育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huán)節(jié)是充分吸取、借鑒宗教死亡觀念的合理因素。宗教是文化的重要樣式,對公眾有極為深厚的影響。世界流行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便是對死亡價值的肯定,并從而提升了生存的意義。依據基督教,人是上帝創(chuàng)造的,死亡也是上帝的召喚,回到上帝的身邊,不必恐懼和悲傷。當今中國最著名的佛教領袖星云大師說:“死亡不是消滅,也不是長眠,更不是煙飛灰滅,無知無覺,而是走出這扇門進入另一扇門,從這個環(huán)境轉換到另一個環(huán)境,經由死亡的通道,人可以提升到更光明的精神里去?!狈鸾坛Uf的“涅槃”,主要含義就是“死后重生”。伊斯蘭教也認為死亡是回到真主和穆罕默德的身邊,將可能成為更有價值的生命。可見,三大宗教都給死亡以安慰,以希望。固然,我們需要從機體的層面去理解死亡,但同時,也需要從心靈的層面去撫慰死亡。香港和臺灣的實踐表明,基督教和佛教的介入,有效推動了臨終關懷的發(fā)展。愛因斯坦說:“在宗教清洗掉迷信成分之后,它所留下來的就是培養(yǎng)道德行為的這種最重要的源泉。(《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339頁)”這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宗教的死亡觀。
死亡教育除了要面對公眾,包括青少年學生和老人外,還要面對臨終關懷工作者,包括醫(yī)生、護士、義工等。臨床關懷工作者由于經常接觸臨終病人和他們的家屬,有時幾乎天天都會遇到病人死亡,甚至一天多人死亡,難免會有這樣那樣的精神壓力。上海一些社區(qū)臨終關懷工作者,通過游戲發(fā)現(xiàn)自身“心靈”上的問題,又借助游戲來加以消解。這種“心靈發(fā)現(xiàn)會”是很好的死亡教育方式。
倡導健康價值,提高健康壽命,把生命神圣和生命質量統(tǒng)一起來。前面提到過巴金老人的感嘆,“長壽對我是一種懲罰”。在通常意義上,長壽是人們追求的目標,是大大的“福氣”,怎么會成為一種“懲罰”呢?這就牽涉到在長壽的同時是否健康的問題。據北京市政府發(fā)布的《2013年度北京市衛(wèi)生與人群健康狀況報告》,北京市居民人均期望壽命為81.58歲,但健康期望壽命只有58歲,比西方發(fā)達國家相差約10歲。這就意味著我們活的還不夠健康,或者說健康活著的時間還不夠長,生命質量還不夠高。確實,當活著變?yōu)橥纯?,甚至是極大的痛苦的時候,當生命質量極度下降,甚至毫無質量可言的時候,長壽就會由“福氣”變?yōu)椤皯土P”。于是,健康日益受到重視,健康價值不斷上升。并且,通過健康價值把生命神圣和生命質量統(tǒng)一起來,不再像以往那樣片面強調“機體的存活”,而不惜一切代價去搶救不可逆轉的生命。

明代著名哲學家王陽明說過一段鞭辟入里的話:“人于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于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傳習錄》)。我對王陽明并無研究,但這段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帶來強烈震撼,總是忍不住推薦給大家。我衷心希望更多的人在生死觀上見得破,透得過,成為盡性至命的通達之人。(本文根據作者在上海交通大學醫(yī)學院的演講整理。有刪節(jié)。)


作者簡介

沈銘賢: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上海市醫(y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中心倫理學部主任。著有《新科學觀》、《科學哲學與生命倫理》等書,曾獲國家社科基金優(yōu)秀成果獎,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等,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來源:健康報,插圖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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