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曾說：“人于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于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p>
生死觀，是人的根本觀念，也是生命倫理學的根本問題。面對死亡，你可能感到恐懼；但是無論怎樣，生死是我們總要面對的東西。那么，我們應如何正確地看待生死？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當我們對于生和死的一系列固有看法受到挑戰(zhàn)時，是否應有所改變？本期我刊就此采訪了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沈銘賢教授。
死亡是不可抗拒的
記者：沈教授您好。作為一個哲學家，您是否可以談一談，對于我們普通人來說，應怎樣面對死亡、理解死亡？
沈銘賢：具體到生死問題，這里我不想講一些空話、大話。生死是我們每個人都要經(jīng)歷的，我們總是要面對死亡：無論是我們自己的人生當中，或是親戚、朋友當中。如果人類已存在5萬年的話，我們有850億的人口已經(jīng)不存在了。隨著現(xiàn)代醫(yī)學科技的發(fā)展，我們可以治療疾病，或是提高人口壽命，都是可以的，但我們永遠都不可能消滅死亡、對抗死亡。這大概也是從哲學層面的一種思考。
記者：談論死亡時，我們大多數(shù)人會覺得很害怕、很恐懼；我們國家的葬禮相較于西方，也要顯得相對沉重、悲痛。為什么我們對于死亡會覺得難以接受？
沈銘賢：這是可以理解的，是很自然的。這是因為，首先，從自然的角度看，絕大多數(shù)死亡必定要經(jīng)歷一些很痛苦的、或是疾病的過程，這個過程確實很艱難。其次，從社會的角度看，人還是一種社會的存在。在社會當中，最重要的是親情關系。我們身邊的家族、親人去世，必定會引起很多痛苦、悲傷、畏懼。清明節(jié)來了，大家要懷念故人、祖先，也是有意義的活動，也是我們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體現(xiàn)。
傳統(tǒng)生死觀無需顛覆
記者：也就是說，對死亡感到恐懼是正常的，不必去刻意克服？
沈銘賢：對。不要以為科學發(fā)展了，經(jīng)濟發(fā)展了，對死亡的恐懼就應該消除掉了，這也是不太可能的。死亡教育的目的大概也不是批判或者是消除這個東西，而是怎么樣比較合理、理性、正確地對待死亡，看到它的不可避免性，不要硬是去對抗死亡，不要通過各種手段去延長不可逆轉(zhuǎn)的死亡過程。
記者：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進步，我們傳統(tǒng)的生死觀應該做出妥協(xié)或讓步嗎？
沈銘賢：在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中，關于死亡的教育意識相對淡薄。雖然我們都知道死亡是不可逆的，但總的來說，對于整個人類社會中的死亡，我們思考的東西相對薄弱一些。像蘇格拉底那樣的哲學家，他覺得死亡是很值得期待的，在死后的世界他可以和先賢對話，這也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思想，也可能有助于我們坦然面對死亡。但總的來說，像蘇格拉底、莊子那樣的到底是少的，死亡教育也不可能成為一種大眾文化。理性的看待生死，并不意味著要完全顛覆傳統(tǒng)的生死觀。
包括在我們國家傳統(tǒng)里，大多數(shù)人還是對死亡感到恐懼、悲傷，包括對死亡的忌諱、害怕，都有它的合理性、必然性。我們不能從負面角度去看待，要用審慎和辯證的態(tài)度去對待。
記者：那么有哪些做法是可以有所變化的呢？
沈銘賢：我就非常提倡臨終關懷、科學規(guī)范的安樂死，這些我都支持。但是從今天的現(xiàn)實基礎上要看到，我們不可能去完全顛覆所有傳統(tǒng)觀念。因為死亡總歸來說是一種生命的結(jié)束，或是親人的離去，這樣的東西對整個個人、家族來說，都是一件悲傷的事情，這個還是要肯定下來。至于當中有些問題要變更，比如現(xiàn)在大家都認識到了，有很多的疾病是不可治愈的，科學再發(fā)展，人總是要死的，衰老是不可逆的過程。我馬上80歲了，我現(xiàn)在就面臨衰老的問題，要想不衰老、不生病，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舒緩治療也好，臨終關懷、安樂死等的出現(xiàn)，都有它的合理性。
應多關注“健康壽命”
記者：剛才您也提到了臨終關懷，那么對于臨終病人來說，決定是否繼續(xù)治療的權(quán)利掌握在誰的手中？
沈銘賢：西方比較強調(diào)自主，對病人的病情怎么治療，由病人自己來掌控。當然我們也承認這個自主性，但是我們還是強調(diào)家庭的參與。這是因為從親情方面來說，親人的離去對其他家庭的成員影響很大。因此，我們在尊重病人意愿基礎上，還要從幾方面來協(xié)調(diào)。比如我們要有醫(yī)生的專業(yè)判斷，看看病情是否真的不可逆轉(zhuǎn)，要有醫(yī)學指征。比如，主動的安樂死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要有兩個科的主治醫(yī)生的證明，證明他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有這種必要條件才能讓他安樂死。當然，還要考慮親人的感受。在綜合這些情況之下，我們應尊重老人的選擇，無謂的治療只會浪費很多資源。死亡是不可抗拒的，不要不顧一切地盲目搶救，這是對于臨終病人人道主義的關懷。
例如我們知道的例子，巴金老人晚年患病時那種不惜一切代價的治療，是對他自己身體的一種懲罰，增加了很大的痛苦。我認為這樣的代價是一種悲哀。像這樣的一些觀點和做法，是我們需要改變的。
記者：要做出這些改變，需要社會哪些層面的配合？
沈銘賢：比如，是不是我們也要建立一些制度，比如在適當?shù)臅r候，合理地放棄治療，是不是可以呢？又比如提倡臨終關懷，即所謂不延長生命，也不提早結(jié)束他的生命，讓他自然地面對死亡，是不是能夠得到倫理的辯護和文化的認可？從整個有利于人類的角度來說，這其實是一件好事。從文化角度來看，有助于我們建立一種健康的全面的理念，逐步重視健康的價值。要認識到不光是要活得命長，而是要活得健康?，F(xiàn)在活到70、80歲已經(jīng)不稀奇了，但我們的“健康壽命”好像還差一點。我們中國人不光是要平均壽命達到世界水平，更是要“健康壽命”也達到世界水平。
“死亡教育”不宜操之過急
記者：我國古代的先賢對于生死觀有著什么樣的認識？
沈銘賢：中國古代對生命與死亡的基本觀點概括為：尊重生命，人命至上；樂生惡死是人之常情；死亡的價值有時超過生命；生死俱善，存順沒寧。中國古代的生死智慧有一些至今仍閃耀著不滅的光輝，特別是荀子提出“生死俱善”的理想以及莊子對于死亡的達觀態(tài)度，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獨創(chuàng)性。中國古代的生死觀有許多合理之處，與當今的時代潮流與發(fā)展趨勢暗相契合，經(jīng)過創(chuàng)造性的轉(zhuǎn)換，必定能充分展現(xiàn)其現(xiàn)代意義。
記者：關于生死，可能每個人的看法都不盡相同。包括古今中外的哲學家，對于生死觀的認識也未必統(tǒng)一。那么對于生死觀，您認為有沒有統(tǒng)一標準？
沈銘賢：這是不大可能的。不過根據(jù)我的個人看法，有兩點是必要的。第一，要看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抗拒的。但是要盡可能讓這些臨終病人走得安詳、走得有尊嚴，不要采取過激的、不顧一切代價搶救的辦法。
第二，就是要重視“生”，重視健康。離開了健康，我們談生死好像也沒有什么意義。不光是看生命長度，更要看生存質(zhì)量，要把健康的價值提升上去。但是也不提倡過度養(yǎng)生，包括社會上一些以“養(yǎng)生”為名義騙錢的行為，這些又是另外一個極端。
記者：為了樹立正確的生死觀，是否有必要開展一些死亡教育呢？
沈銘賢：我們國家有忌諱死亡的傳統(tǒng)，特別是跟老人講死亡，他們會很反感。在其他一些國家，對死亡的認識可能比較開放一點，但是由于我們之前對于死亡的教育做得比較少，因此現(xiàn)在打著“死亡教育”的旗號，可能多數(shù)的老人都不能接受。我們還是講生死觀的辯證，怎么樣讓老人走得安詳一點，有尊嚴一點，這樣大家可能比較能夠接受。我個人來說，從現(xiàn)實和國情出發(fā)，不是很主張馬上拉起“死亡教育”的大旗。理性的面對死亡，不意味著要高調(diào)地搞死亡教育。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記者：對于年輕人或者中年人來說，學習、研究關于死亡的問題，對于他們有沒有什么幫助？
沈銘賢：肯定是會有一些幫助的。思考這個問題，對生活、生命的理解可能會更透徹。以后面對自己的死亡，或面對親人的死亡，可能會更健康、更理性。這個話題是永恒的話題，當然現(xiàn)在社會有它的一些新的內(nèi)容、新的方面，但總的來說，思考這個問題，可能會幫助我們提高生存質(zhì)量，幫助我們比較有價值、有尊嚴地走完人生的旅程。
沈銘賢，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家人類基因主南方研究中心倫理學主任、復旦大學生命科學院倫理學委員會主席、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會理事長等職。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