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莎
印度尼西亞和泰國雖然分屬不同語系，文化迥異，但是民間卻流傳著同一個說法：一只青蛙從孵化便生活在半個倒扣的椰殼下，一輩子不曾跳出來，它就會相信這個椰殼碗就是全世界。椰殼碗內(nèi)的青蛙，作為印尼和泰國俗話中的共同意象，諷喻的是某種常見的刻板人格和貧乏人生：心胸狹隘、故步自封，一生畫地為牢、坐井觀天而不自知，還處處自以為是、揚揚自得。著名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印尼和泰國工作生活過多年，也熟悉這只青蛙的故事，但他所踐行的人生道路卻正好相反。他一生忙于求學、治學和田野工作，馬不停蹄，足跡從歐洲延伸到北美，此后又遍布印尼、泰國、菲律賓。他的主業(yè)是東南亞歷史及文化研究，然而，他的目光從來不為研究區(qū)域的邊境所限，其視線橫貫亞洲、歐洲、美洲，將世界連為一體，而且，他的研究幾乎總是在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比較文學等理論和方法之間自由馳騁，其重要著述無一不是在突破地理疆界、跨越學科邊界的基礎上取得的成果。安德森是一位世界公民，被多個學科認領為“自己人”。他也坦然承認：就我自己而言，我有別于俗話里的那只青蛙，我從沒有在哪兒停留太久，在一個地方扎根下來。[1]33由此可見，2015年，安德森決意出版英文版回憶錄，把標題定為“超越疆界的一生”，應該說名實相符、最恰當不過。而中譯本再將標題引申為《椰殼碗外的人生》[2]，乃是一記妙筆，既貼切，又生動。
為什么寫作回憶錄？安德森在序言中的解釋是提供他“出生、求學和成長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時代語境”，[1]1便于年青一代的學子們拿來與學術著作相互參照，進行比較和思考。這個說法十分低調(diào)，也合情合理。不過，實際上，最后擺在我們眼前的成品，遠不僅僅是一位學者的背景鋪敘。通過短短12萬字，《椰殼碗外的人生》梳理了安德森的個人成長史及治學史，介紹了他所從事的區(qū)域研究學科史，同時概述了與諸多人文社會學科興衰息息相關的20世紀國際政治史。很少有一部傳記將個人的故事、學科的故事和世界的故事如此有條不紊地編織在一起，讓各敘述層面齊頭并進，相互說明。這種敘述方式，使許多具體的歷史事實自然而然負載了豐富的、值得咀嚼的意味。對于有心的讀者而言，這一敘述形式更是在不動聲色中完成了對自我、對專業(yè)、對世界三位一體的剖析和批評。
如果說薩義德檢討、區(qū)分“純粹知識”和“政治知識”是他研討東方學、開展后殖民批評的一條要道[3]12，那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對政治和文化之間關系的持久關注———換言之，他的“文化主義”研究取向，是他得以突破階級障礙、人種阻隔和帝國主義意識形態(tài)，在東南亞研究領域獲得重大學術成就的關鍵路徑。我們不妨從這里出發(fā)來品味安德森在《椰殼碗外的人生》中展開的自我解剖。
根據(jù)《椰殼碗外的人生》的總結，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從劍橋大學一名古典學專業(yè)優(yōu)秀畢業(yè)生成長為一名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政治學家、歷史學家，是先天因素、偶然契機和個人理想綜合作用推動而成的。
安德森出生于中國昆明，幼時接受一名越南保姆的照料，9歲以前因為躲避“二戰(zhàn)”隨父母在亞洲、北美和歐洲之間顛沛流離。他的母系家族來自英格蘭，父系祖先來自愛爾蘭。這一系列機緣，將民族身份問題和情感認同問題預埋在他的生命中，使他從一開始就有別于在英帝國降生和長大的主流學者。將他從蒙昧中喚醒、促使他開始思考這兩個問題并做出立場選擇的，是求學過程中經(jīng)歷的兩件事。第一件發(fā)生在劍橋，他目睹棕色皮膚、小個子的印度學生和錫蘭學生遭受白皮膚、牛高馬大的英國學生的欺凌，自愿幫忙，反被毆打和凌辱。這件事從表面上看是大學校園內(nèi)一起司空見慣的學生斗毆事件，但對安德森而言，這是他“生平第一次遭遇英國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1]28印度和錫蘭學生的抗議演說和英國學生高唱《天佑女王》的歌聲背后隱藏的國際政治角力才是沖突的核心。這一事件隱喻了被殖民國家與老牌帝國霸權之間力量懸殊的對峙，演示了前者無力的反抗與后者野蠻的壓迫。第二件事發(fā)生于60年代安德森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期間，他面臨一個重選國籍的機會。此時他臨近而立之年，并已在印度尼西亞開展了數(shù)年的田野考察。是保留使用了近30年的英國國籍，還是改為愛爾蘭國籍，就他此時的自我認知而言，既是個人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最終，美國國務院扶持的蘇哈托政府所發(fā)動的1965年印尼反共大屠殺，對他的選擇產(chǎn)生了決定性的作用。如果說安德森20歲那年在劍橋校園挺身而出還多半是出于年輕人的熱血和扶弱懲惡的道德本能，那么，此時決定申請愛爾蘭國籍，在某種程度上，標志著安德森左翼立場的成熟和確立。
依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回憶，在他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弟弟佩里的影響不可或缺。佩里1959年從牛津大學歷史系畢業(yè)，此后便投身于馬克思主義政治和思想當中。佩里的專著《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以及他參與編輯的馬克思主義刊物《新左翼評論》，引導本尼迪克特從一名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者轉型為兼具民族主義情感和國際主義心胸的政治學者。不過，從本尼迪克特的自述可以看出，他天性中的理想主義傾向與馬克思學說之間存在的天然親和力，也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在《椰殼碗外的人生》中，本尼迪克特始終堅持用“暹羅”這一古稱取代通行的“泰國”國名，以對抗“泰”作為統(tǒng)治民族在現(xiàn)實中占據(jù)的強力壓制地位。這種以民族平等為懷、拒絕與現(xiàn)實妥協(xié)、寸理必爭的理想主義精神，可以說貫穿于他的學術生涯。
那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從事的區(qū)域研究又是怎樣一門學科呢？簡言之，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興起的一門學術研究，應美國在特定地區(qū)“政治中起關鍵作用”[1]42之需求而產(chǎn)生。地理上，它的研究對象是美國和西歐以外的國家和區(qū)域；時間上，它聚焦于當代。也就是說，區(qū)域研究的知識生產(chǎn)，旨在服務于美國的國家利益———對抗冷戰(zhàn)開啟后來自“世界共產(chǎn)主義”的威脅。用安德森的原話說，“區(qū)域研究在戰(zhàn)后美國的出現(xiàn)，直接反映了這個國家的新霸權地位”。[1]42
區(qū)域研究背后的主要驅(qū)動力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和五角大樓，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會等大型私立機構擔任輔助支持。該學科的重點，排在首位的是政治形勢研究，其次是經(jīng)濟狀況及政策研究，再次是人類學研究（部落和少數(shù)民族叛亂是興趣所在）和近代史研究，獲得資助最少的是有關當?shù)匚膶W藝術的研究。安德森所在的康奈爾大學以東南亞研究見長，自然也是整個區(qū)域研究學術版圖的一部分。東南亞研究緣起于“美國企圖支配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整個地區(qū)”[1]44，伴隨著東南亞條約組織[4]對緬甸、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內(nèi)政公開或秘密的干預以及越南戰(zhàn)爭，其豐沛的研究資金來源于越南戰(zhàn)爭膠著狀態(tài)給美國政府造成的焦慮和壓力。
從薩義德的純粹知識/政治知識的角度來看，受美國政府導向的東南亞研究體現(xiàn)的是知識的政治學，它所產(chǎn)生的知識必然是政治性的知識。這樣一門學科，如果與反帝國意識強烈的左翼學者相遇，會發(fā)生什么呢？《椰殼碗外的人生》告訴我們，從事東南亞研究的學者有逆向塑造學科的能動性，有逆轉學科“為我所用”的可能性。安德森的導師之一喬治·卡欣是一個典型例證。他認為美國政府的武斷和暴力源于無知，因而把自己的使命定義為“啟蒙政府”。雖然事實證明卡欣的啟蒙工作并沒有取得他期待的成效，然而，他的進步政治對安德森的政治和學術立場產(chǎn)生了形塑的作用。安德森追隨卡欣，為東南亞研究開辟了一條借學術研究求取正義的新路徑，將其命名為文化主義（culturalism）。
安德森發(fā)現(xiàn)，即便純粹從智識的角度來看，作為美國東南亞研究首要重鎮(zhèn)的康奈爾大學的研究實踐也是有明顯缺陷的：其一，過于依賴政治學和人類學研究，二者卻沒有形成共享的智識興趣和方法論，導致兩方面研究各行其道，政治學研究以政治精英為中心，人類學研究以少數(shù)民族和邊緣鄉(xiāng)村為中心，二者互不相干，各說各話，互相消解闡釋力；其二，東南亞研究內(nèi)部的社會科學研究和人文研究不相匹配，極度失衡，關于文學、藝術、文化的研究極為弱勢。
啟發(fā)安德森另辟蹊徑的靈感，首先來自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的著作《爪哇的宗教》，這本書打開了安德森有關文化特別是爪哇文化的視野；其次來自安德森在印度尼西亞和泰國開展的田野工作———田野考察把他引向政治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而兩地的差異促使他對自己舊有的文化認知產(chǎn)生陌生感，發(fā)出疑問，并迫使他引入系統(tǒng)性的比較思考。
回顧政治—文化比較研究思路的形成，安德森說，這一路徑使他“與（東南亞）民眾聯(lián)系起來”。[1]82這句簡單的自我評述，必須與東南亞研究乃至區(qū)域研究的既往范式特征與該學科的政治背景結合起來，我們才能領會其特殊意義。安德森的政治—文化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與人文研究的結合與平衡，它一反主導東南亞政治學研究的精英主義路線———站在局外收集數(shù)據(jù)和信息、借以猜測和想象內(nèi)部———深入田野實地，穿過文化表征進入研究對象內(nèi)部發(fā)現(xiàn)和探索真問題。另一方面，該路徑一反美國東南亞研究的個體主義或局部主義本位———歷史和當下問題的解說權要么交由當?shù)厣贁?shù)精英壟斷，要么讓邊緣少數(shù)族裔把持———讓占據(jù)主體的人民來說話，這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相契合。
安德森的博士論文《青年革命：印尼的政治，1945—1946》（1967）以“一代人”而不是少數(shù)人或個別人如何引發(fā)革命的潮汐作為闡述核心[1]96，是馬克思唯物史觀通過政治—文化研究路徑第一次登上東南亞研究學科的舞臺。1983年，《想象的共同體》出版。這本書以英文寫成，矛頭卻對準歐洲中心主義，對準英國和美國帝國主義。幾十年來，它在全球廣為傳播，對全球人文學界產(chǎn)生深遠影響。這是政治—文化比較研究路徑之生命力的最好證明。它也構成了東南亞研究學術史上最具戲劇性的一幕。
對民族意識及其起源提出假說、加以闡述的學術論著浩如煙海，但論知名度和當代影響力，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代表作《想象的共同體》排在首位，大概不會有爭議。《想象的共同體》讀者群之眾，美國歷史學者埃里克·曲洛（EricZuelow）評論道：“安德森緊扣現(xiàn)代化思路來解釋民族的起源，把民族的發(fā)展視為工業(yè)社會的一個必備元件……討論民族主義的著作，可能此書的讀者最多?！盵5]就其學術影響覆蓋面而言，“盡管安德森是一名區(qū)域研究學者，是受政治學訓練的東南亞專家，但他的《想象的共同體》是人文學界最廣為引述的學術著作。安德森把民族界定為‘想象的共同體，強調(diào)‘印刷資本主義之于民族公共領域興起的重要性，指出小說和民族形式是同時產(chǎn)生的相似對應物———這些已經(jīng)成為討論民族主義的當代政治理論話語中的常規(guī)觀念。這些觀念對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所關心的一系列議題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例如，文學和文化在民族公共領域的形成中發(fā)揮了什么作用？”[6]2-3著名文學批評家喬納森·卡勒也明確承認，早先英美流行的形式主義研究范式將文學與文學以外的世界割裂，視文學為孤立的研究對象；而想象的共同體概念則幫助文學研究者把文學從孤島上解放出來，將其還原到社會和歷史背景下考察。“安德森小說論題的力量在于，它把小說變成了想象民族的一種形式條件，一種使想象民族成為可能的結構性條件。對某些小說的情節(jié)、主題以及想象世界感興趣的批評家，開始借安德森的論點來解釋小說是如何憑其內(nèi)容來參與塑造民族、鼓舞民族士氣、證明民族的合法性。”[6]48一言以蔽之，《想象的共同體》作為一部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民族主義專論，憑借其突破性的視野和歷史比較方法，使相關問題意識滲透入一系列人文社會學科，重塑了它們的發(fā)展方向和面貌。
關于《想象的共同體》在學界的傳播、流行，安德森一向保持著虛懷若谷的態(tài)度。關于各界人士的解讀、評論，他一直懷有高度尊重，甚少予以澄清或加以辯解。[7]理由在于，他并不希望為“想象的共同體”指定某個“正確的”理解思路，從而使它變成一個喪失了變通可能的固定研究套路，淪為一把隨時隨處可用的萬能鑰匙。《想象的共同體》拆除學科藩籬，集合五花八門的思想和方法資源，最終找到了稱手的工具，幫助安德森解決了此前他自認為無力把握的問題。安德森從中得到的啟示是，學術研究應該是方法開放和結尾開放式的探索，因此，允諾讀者讀解自由是培養(yǎng)創(chuàng)造性之路，才能鼓勵讀者盡可能使用已有的知識開墾未知的田野。也正因為安德森持有這一信念，《想象的共同體》被諸多學科納入研究生教材，被視為一門“民族主義理論”，他也被稱為“理論家”，這些變化使他意外、高興也不安。[8]安德森打破長久的沉默，在回憶錄《椰殼碗外的人生》中專辟章節(jié)解說其思想資源和方法論，應該放在這一語境下理解———他如此警惕“理論化”和“學科化”圈定知識領域、固化研究方法的力量，[9]他希望為《想象的共同體》祛魅，還原其“非專業(yè)”的多元交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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