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漢代私人撰史之風興盛，雖然官修史書不如私撰史書的聲名顯赫、流傳廣泛，但史官制度和官修史書一直都在延續(xù)，并不斷發(fā)展創(chuàng)新。漢代弱化了專職史官的設置，由皇帝直接挑選有才學的官員參與撰史，并固定了修史機構。漢代的官修史書也比較豐富，特別是《東觀漢記》一書，作為我國第一部官修紀傳體史書，開創(chuàng)了官修國史的制度，豐富了紀傳史體的內(nèi)容，保存了豐富的歷史資料，對我國史學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漢代;史官制度;官修史書;《東觀漢記》
但凡論及漢代的史學發(fā)展和史書編撰，《史記》與《漢書》無疑最受關注，因為二者不但開創(chuàng)了紀傳體通史和紀傳體斷代史的體裁，還作為正史被列入“二十四史”之中?！妒酚洝放c《漢書》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二者都是私撰，《史記》是司馬遷的一家之言，班固撰寫《漢書》時也曾因私作國史而下獄。相比之下，漢代的官修史書就很少有人關注。事實上，漢代不但延續(xù)了商周以來的史官制度和官修史書傳統(tǒng)，還作出了諸多發(fā)展創(chuàng)新，對我國史學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一、漢代的史官制度
從《史記》到《漢書》，兩漢史學有了較大的變化，這尤其體現(xiàn)在紀傳史體的發(fā)展成熟上。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變化，雖然不是這么的明顯，但影響可能更為深遠，那就是史書的編撰逐漸從私撰向官修轉變?！妒酚洝肥撬抉R遷私撰的“一家之言”，《漢書》一開始也是班固私撰，但從明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1]開始，其修史就難免會受到統(tǒng)治者的影響了。譬如在班固撰寫《漢書》期間，明帝以西漢兩司馬為例對其進行告誡：“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污行無節(jié)，但有浮華之辭，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盵2]班固則心領神會，“常伏刻誦圣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guī)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盵3]
從私撰向官修的轉變有著深遠的制度基礎。根據(jù)先秦的文獻記載，商、周時期，我國已建立了完善的史官制度;至晚到周代，周王室及各諸侯國就有了穩(wěn)定的撰修國史的制度。春秋末年，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撰史之風開始興起;但史官制度和官修史書一直都在延續(xù)，只不過因種種原因，官修史書不如私撰史書的聲名顯赫、流傳廣泛罷了。漢代亦是如此。漢初的官制多因循秦朝，如《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盵4]史官制度也是如此，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又出現(xiàn)了許多新的變化。
西漢的史官設置與秦大體相同，有御史中丞和太史令。御史中丞為御史大夫的屬官，“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nèi)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5]?？梢娪分胸┑穆氊熀軓V泛，只有掌圖籍秘書這部分屬于史官的職責范疇。太史，或稱太史令，武帝時才恢復設置。司馬談和司馬遷父子先后擔任此職。太史令的職責與古代史官類似，既掌星歷，又掌記事，天官、史官合一。西漢時，太史令的史官功能開始逐漸弱化。這種趨勢從司馬遷就開始了。譬如改歷和著史是司馬遷人生中的兩件大事，其中改歷屬于官方行為，著史則是私人行為。因此有學者認為：“西漢太史令能稱得上史官者，實即司馬遷父子兩任。”[6]王莽時，又曾置柱下五史。據(jù)《漢書·王莽傳》記載，居攝元年（公元6年）王莽稱帝，“祀上帝于南郊，迎春于東郊，行大射禮于明堂，養(yǎng)三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盵7]劉知幾指出：“聽事，侍旁記跡言行，蓋效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盵8]
到東漢時期，太史令已沒有了史官的職能，完全變成了天官?！妒吠āな饭俳ㄖ谩氛摷按耸路Q：“于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揚、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盵9]東漢專門設置的史官是蘭臺令史和校書郎。蘭臺令史是由掌管蘭臺圖籍秘書的御史中丞演變而來，但職掌比較單一，主要是掌校圖書、編修漢史。校書郎的職責應當與蘭臺令史相似，如班固就先后任蘭臺令史和校書郎，參與撰修國史。因蘭臺令史和校書郎均在蘭臺辦公，因此蘭臺成為東漢初撰修國史的固定場所。章帝以后，撰史之所改為東觀，由皇帝選派有才學的官員參與撰史，不管職務如何皆稱“著作”。劉知幾指出：“至章、和以后，圖籍盛于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為著作，竟無它稱?！盵10]著作雖然不是正式的官職，但職掌卻是撰修國史，是事實上的史官。魏晉史官“著作郎”便源于此。
二、漢代的官修史書
漢代修史的情況比較復雜，私撰和官修的界限往往混淆不清，因此對史書性質(zhì)的判斷也因為標準的不同而各異。譬如牛潤珍先生認為：“東漢建武中，班彪以司徒的身份編寫漢史65篇，應屬官史性質(zhì)”[11];并解釋其原因稱：“班固因班彪撰《漢書》，被人告發(fā)，以私改國史罪下獄，由此可知彪之史書為官史?！盵12]其又稱《漢紀》為官方史書：“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荀悅以給事中、秘書監(jiān)受詔撰《漢紀》……自荀悅撰《漢紀》，至曹丕代漢，官方史書著作一直保持在秘書監(jiān)?！盵13]許殿才先生認為：“袁宏在《后漢紀》序中提及的參考書還有《漢名臣奏》，這應當是一部官修的記言體史書。漢代官修的史書，現(xiàn)在可知的還有《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類中著錄的《太古以來年紀》二篇、《漢大年紀》五篇……見于《漢書·藝文志》中的漢代官修史書，可能還有：《六藝略·禮類》著錄的《封禪議對》十九篇，注曰'武帝時也。還有《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盵14]還有學者認為，班固在《典引序》中的記述“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漢書》的'官書性質(zhì)——雖然《漢書》主要出自班固一人（或班氏家族）之手，但它是遵循了明帝'圣論指導下完成的，這與《史記》的'一家之言有根本的不同”[15]。
楊翼驤、葉振華先生對官修與私修做過一個界定，他們指出：“有些史書，與官方?jīng)]有任何關系，完全是私人撰成的，如陳壽的《三國志》、袁宏的《后漢紀》、范曄的《后漢書》等，當然是私修之史。還有一些史書，與官方有牽連，或是由帝王敕命，而以一人之力撰成的，如荀悅的《漢紀》、沈約的《宋書》等，或是私家已有尚未完成的舊稿，又經(jīng)帝王敕命，甚而有官方大員曾略為參預，但主要是由一人撰成的，如李百藥的《北齊書》、姚思廉的《梁書》和《陳書》等。這些書雖然都奉帝王之命，已帶有官方色彩，而實際上仍是私修。我們認為，只有經(jīng)過幾代史官相繼撰修，或由帝王敕命組織修史人員，成于眾人之手的史書，才是官修?！盵16]按照這樣的標準，《漢書》《漢紀》等史書當然不能算作官修史書。因此，在楊翼驤、葉振華先生《唐末以前官修史書要錄》一文中，漢代的史書僅錄了《東觀漢記》一種。
其實，按照楊翼驤、葉振華先生的定義，漢代還有兩種記注類史書稱得上官修史書。一種是著記，或作著紀、注記?！稘h書·藝文志》載有“《漢著記》百九十篇”[17]，并作為撰寫《律歷志》《五行志》的材料。《漢書·律歷志》在記載西漢帝王在位時間時均以著記為據(jù)，如“著《紀》，高帝即位十二年。惠帝，著《紀》，即位七年。高后，著《紀》，即位八年。”[18]《漢書·五行志》羅列西漢災異并稱：“凡漢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盵19]從這些材料可見：著記篇幅很大;內(nèi)容權威而被班固作為依據(jù)，應該是官方記錄;詳于災異，大概是出于有天官職掌的太史令之手。牛潤珍先生指出：“《漢著紀》全書一九○卷，前后歷西漢十二代皇帝，從其篇幅和所歷時間看，當有專官專職其事，而太史令執(zhí)掌這項事業(yè)的可能性最大?！盵20]著記的撰寫制度一直延續(xù)到東漢，《后漢書·馬援列傳》載：“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盵21]校書郎是東漢的史官，可見著記的確是由皇帝組織、成于眾史官之手的官修史書。
漢代另一種官修的記注類史書是起居注，現(xiàn)在見到名字的僅有《禁中起居注》《明帝起居注》《靈帝起居注》《獻帝起居注》。起居注的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認為是由宮中女史負責編撰。如《隋書·經(jīng)籍志》云：“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22]起居注的編撰很受統(tǒng)治者的重視，《后漢書·皇后紀》記載，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yī)藥事”[23]。起居注在當時應該是一種比較重要的史書，如《靈帝起居注》《獻帝起居注》便是袁宏撰寫《后漢紀》的主要參考書?！逗鬂h紀·序》云：“予嘗讀《后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后漢紀》。其所掇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shù)百卷?！盵24]
三、《東觀漢記》的修撰與貢獻
漢代官修史書的最大成績是《東觀漢記》一書。它是我國第一部官修紀傳體史書，是東漢人自己所寫的東漢歷史。明帝時，藏書、校書之所是蘭臺，為方便查閱資料，修史也在蘭臺。章、和以后，藏書、校書之所遷到東觀，于是修史也遷到東觀。此書本名《漢記》，后世因其成于東觀，故稱其為《東觀漢記》。《東觀漢記》的編撰歷經(jīng)漢明帝至漢獻帝幾乎整個東漢時間，其中大規(guī)模的編撰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是明帝時，令班固與陳宗、尹敏、孟異等人記述光武帝時的史事，所記包括紀、列傳、載記。這是《東觀漢記》修撰的開始?！逗鬂h書·班彪列傳》云：“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盵25]
第二次是安帝、順帝時。永寧年間，臨朝稱制的鄧太后令劉珍、李尤、劉毅、劉騊駼等人記述建武至永初的史事，所記包括紀、傳、表?！逗鬂h書·文苑列傳》云：“永寧元年，太后又召珍與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26]李尤“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仆射劉珍等俱撰《漢記》”[27]?！逗鬂h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云：“復子騊駼及從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騊駼入東觀，與謁者仆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盵28]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云：“于是又詔史官謁者仆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記，表，名臣、節(jié)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盵29]順帝時，修撰工作還未完成，劉珍、李尤二人便先后去世，于是又命伏無忌與黃景接替?！妒吠āす沤裾贰吩疲骸笆聵I(yè)垂竟而珍、尤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盵30]至此，基本完成了光武、明帝、章帝、和帝、殤帝五代的紀、傳、表、志、載記，體制已經(jīng)相當?shù)耐陚洹?/p>
第三次是桓帝時。《史通·古今正史》云：“至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實、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等人。實、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愿》及《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盵31]除上述諸人外，伏無忌、黃景、鄧嗣也參與了撰述?！逗鬂h書·伏湛列傳》云：“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盵32]《后漢書·鄧寇列傳》記載，鄧嗣“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33]至此，一共撰成一百一十四篇，并且有了《漢記》這個名稱。
第四次是靈帝、獻帝時。《史通·古今正史》云：“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xù)紀傳之可成者，而蔡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xù)成十志?！盵34]這次修史，見于史書的就有七人，其中蔡邕所做工作最多?！逗鬂h書·蔡邕列傳》云：“其撰集后漢事，未見錄以繼后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35]此次編撰因董卓之亂而中停，盡管三國時期仍有人進行續(xù)補，但最終還是未能修完?！妒吠āす沤裾贰吩疲骸皶孔鱽y，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佚。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于明賢君子，自永初以下闕續(xù)。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漢記》殘缺，至晉無成?！盵36]
《東觀漢記》的缺點很多，記述頗為煩雜，以至于很快就失傳了。但作為我國第一部官修紀傳體史書，對我國史學的發(fā)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譬如它開創(chuàng)了官修國史的先例，為后世歷代國史的修撰提供了有益的經(jīng)驗;保存了大量官方原始資料，為此后的東漢史著提供了史料來源。
一是開創(chuàng)了官修國史的制度。從《東觀漢記》開始出現(xiàn)了當代人撰寫當代史的現(xiàn)象，至此開創(chuàng)了歷代官修本朝史的傳統(tǒng)，后世逐漸形成了國史著作制度，或一朝一修，或一朝數(shù)修，“東漢凡四修，曹魏三修，孫吳四修，東晉三修，南朝宋四修，北魏六修”[37]。《東觀漢記》在修撰時，并不僅僅依靠史官，而是廣泛選擇有才能的學者來參與，以“著作”的身份兼職修史。如楊翼驤、葉振華先生指出：“《東觀漢記》是東漢一代官方四次相繼撰修的本朝史，參加修史的人數(shù)，見于記載的共有二十七人，其中如班固、賈逵、劉珍、李尤、伏無忌、崔寔、延篤、蔡邕、盧植、楊彪等都是學識淵博、精通經(jīng)史的著名學者，是撰修史書的上選人才?！盵38]這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如從魏晉開始，就逐漸有了著作郎、著作佐郎的專職的史官，從事日常的修史工作，而一旦有了重大的修史任務，又在官僚隊伍中廣泛選擇才學出眾者“兼修國史”?！稏|觀漢記》先后在蘭臺、東觀進行修撰，以此為契機就逐漸形成了固定的修史之所。后世也依此法，譬如從魏開始，便設立了著作局，作為專門的修史機構;到唐貞觀年間，又別置史館。
二是豐富了紀傳史體的內(nèi)容。《東觀漢記》繼承了《史記》《漢書》開創(chuàng)的紀傳體，也繼承了《漢書》開創(chuàng)的斷代史。紀傳體中的本紀、表、志、列傳，在本書中都得到了保留;在篇末一般還有結語，相當于《史記》《漢書》中的論贊。在繼承的基礎上，它還有所創(chuàng)新，如載記和《朝會志》《車服志》都是新創(chuàng)的名目。載記是《東觀漢記》新創(chuàng)造的史書體裁，主要用來記載不屬于正統(tǒng)王朝的割據(jù)政權的事跡。這種設計擴展了紀傳體史書的記述范圍，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因此后世多有沿用，《晉書》就有載記三十卷，專門記述十六國時期的歷史?！冻瘯尽肥呛笫朗窌小秲x衛(wèi)志》《營衛(wèi)志》的源頭?！盾嚪尽芬渤蔀楹髞砑o傳體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不少史書中得到了保留，譬如《后漢書》《晉書》《南齊書》《舊唐書》《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中都設有《輿服志》，《新唐書》設《車服志》。
三是保存了豐富的歷史資料?！端鍟そ?jīng)籍志》著錄《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以此書與《漢書》相比，《漢書》記錄西漢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共一百卷;此書記錄東漢光武帝至靈帝一百六十三年的史事，共一百四十三卷。記事年數(shù)少了六十多年，卷數(shù)卻幾乎多了一半，可見其內(nèi)容豐富程度。這是因為《東觀漢記》是當代人寫當代史，本身就有取材上的便利;再加上是官修史書，不但掌握蘭臺、東觀所藏的官方材料，還可以大量征集各地私家保存的材料，所以材料來源廣泛，寫出的史書內(nèi)容自然豐富。因此，楊翼驤、葉振華先生指出：“《東觀漢記》的價值，主要在于擁有大量的原始資料和私人難以掌握的各種資料，其后在三國、兩晉、南朝時期，私人撰著東漢史書者多達十家以上，其資料來源多取之于此書?！盵39]
注釋：
[1][21][23][25][26][27][28][32][33][35]（南朝·宋）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334頁，第859頁，第410頁，第1334頁，第2617頁，第2616頁，第558頁，第898頁，第618頁，第2007頁。
[2][3]（清）嚴可均輯，許振生審訂《全后漢文》，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56頁，第256頁。
[4][5][7][17][18][19]（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722頁，第725頁，第4082頁，第1714頁，第1023頁，第1506頁。
[6][11][12][13][20][37]牛潤珍：《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頁，第41頁，第41頁，第60頁，第62頁，第230頁。
[8][9][10][29][30][31][34][36]（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通釋《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頁，第218頁，第220頁，第243頁，第243頁，第243-244頁，第244頁，第244頁。
[14]許殿才：《中國史學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頁。
[15]陳君：《環(huán)繞班固〈典引〉的諸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刊》2010年。
[16][38][39]楊翼驤、葉振華：《唐末以前官修史書要錄》，《史學史研究》1991年第4期。
[22]（唐）魏徵等：《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966頁。
[24]（晉）袁宏著，張烈點?！逗鬂h紀》，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頁。
作者 黃海濤：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龐偉偉：云南國土資源職業(yè)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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