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9日下午2時許，徐志摩乘坐的中國航空公司京平線“濟南號”飛機在濟南附近之黨家莊突遇大霧，誤撞開山，機毀人亡。一時文壇嘩然，識與不識，俱為嘆息，“甚至談妓女，講嫖經(jīng)的小報，也發(fā)表了哀悼之聲”（《文藝新聞》1931年11月30日第1版“代表言論”）。慘禍發(fā)生之原因，自徐志摩遇難迄今，皆歸之于“大霧”。大霧是不可避免的外因和天災，那么，當時飛行員是如何應對的？飛機墜毀前的情形如何？空難有人為的因素嗎？徐志摩遇難90年來，上述疑問并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
誤觸山巔墮落焚毀
張奚若說：
沈從文云：
由張奚若、沈從文的描述看來，徐志摩的尸身是完整的，致命傷是“右額角上一個李子大斜洞”，但絕非《大公報》《北平晨報》《民國日報》等所云的“死者三人，均已焦碎不可辨識”。調(diào)查空難的美籍飛行師安利生勘察現(xiàn)場后發(fā)現(xiàn)：徐志摩坐在飛機后，火沒有燒到他飛機即墜下，因而徐是被砸死而不是被燒死的，“此即機因撞山而起火，然后墜下之證明也”（《京平飛機肇事真相談》，《益世報》1931年11月28日）。由此可見，記者發(fā)自現(xiàn)場的報道并不準確。
空難發(fā)生后，媒體的報道多言王貫一技術優(yōu)卓，“據(jù)聞王技術最精，今次實因天氣太壞失事”（11月20日《申報》《益世報》），“并聞飛行師生（王之誤）貫一，系南苑航空班畢業(yè)，歷任飛行要職，技術精深，經(jīng)驗宏富，此次遇難，實因臨時突遇惡劣天氣，無法挽救”（《民國日報》1931年11月21日）。那么，遇到惡劣天氣，王貫一是怎么應對的，我們并不知曉。當時，飛機上的“黑匣子”（飛行數(shù)據(jù)記錄儀(FDR)）還沒有被發(fā)明。1958年，墨爾本的一位工程師才發(fā)明了“黑匣子”，因而，我們無法了解飛機墜毀前的飛行情況。
關于墜毀的飛機，1931年11月21日《申報》云：“機式單葉史汀孫式四座位、三百匹馬力，每小時行一百邁爾，系美國開斯東廠造，價八千美金?！?1月21日《上海新聞報》報道較詳：“濟南號機為司汀遜式，于十八年蓉滬航空公司管理處時向美國購入，馬力三百五十匹，速率每小時九十哩，今歲始裝換新摩托，甫于二月前完竣飛駛，不意偶遇重霧，竟致失事，機件全毀，不能復事修理，損失除郵件等外，計共五萬余元。”空難發(fā)生的次年初，國民革命軍在南京編輯出版的《軍事雜志》發(fā)布的《京平線濟南號飛機失事記》報告更詳：“中國航空公司京平線濟南號飛機，于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十時由京北上，飛至濟南相近，因霧迷途，撞于山巔，飛機翻落，全部焚毀，該機為單葉史汀生式，全身為綠色，中書‘濟南’兩金字，后尾上繪一‘10’字記號，內(nèi)設客座四位，機師座二，計有三百匹馬力，每小時能行一百英里，價格八千美金，亦即正式飛航時最初飛平之價，霧云甚濃，機師王冠一，梁璧堂，以由京至濟，尚無險途，故仍遵該機由京出發(fā)時刻飛行，直至徐州，非常平安，繼抵濟南三十里黨家莊附近，因濃霧迷空，致撞開山山巔，機即下墜，油箱著火，全部遂被燒無遺……”當時報紙報道的機型一致，但關于馬力和飛行速度，有說“三百匹馬力，每小時行一百邁爾”，有說“馬力三百五十匹，速率每小時九十哩”，略有出入。
（一）因為大霧，飛機飛行高度太低，而開山有六個山頭，駕駛者王貫一看見了高四百尺的開山，而沒有看見稍低的西大山，等到看見時已經(jīng)躲避不及，因而誤撞西大山機毀人亡。這是調(diào)查事故原因的美籍飛行師安利生的說法。
（二）正駕駛王貫一精神太差，注意力不夠集中。這種說法出自湘江的《憶徐志摩之死》（1964年12月18日臺灣《中央副刊》），他回憶說：“事后公司方面透露：主要原因是駕駛員王貫一精神太差，飛行時注意力不集中，以致糊里糊涂地肇成大禍?！贝宋闹羞€提到，與王貫一搭班的副駕駛劉職炎說：“王貫一昨晚趕著為女兒辦嫁妝，同時也打了個通宵麻將。雖然精神不大好，可是因為在北平的女兒婚期已近，不得不勉強飛一趟，以便嫁妝及時送去?！?/p>
（三）飛機由徐州起飛后，“總公司報告濟南天氣遲誤，致有此變”。這是前面提到的王貫一父親王巨卿的說法。
說法（一）為調(diào)查事故原因的美籍飛行師安利生事發(fā)后十日對《益世報》記者所言（《京平飛機肇事真相談》，《益世報》1931年11月25日）。其認為是正駕駛王貫一的責任是誤判，實際駕駛飛機的是副駕駛梁璧堂，這是關鍵，他竟然沒有注意到。安氏到濟南后，因天雨關系拖至25日才到現(xiàn)場。事發(fā)已數(shù)日，周圍村民哄搶財務，現(xiàn)場難免不被破壞。其所謂的因為山頭多，注意了高的山頭而忽略了低的山頭，也不大可能，當時大霧彌天，可見度很低，高點的山頭也很難看見。說法（二）的提出者湘江當時任職于中國航空公司所屬南京明故宮航空站，按理其說應該有一定的可信度，可能因為是三十多年后的回憶，文中舛誤甚多。其一，與王貫一搭班的副駕駛是梁璧堂，這已無任何異議，而湘江的文中卻說是劉職炎；其二，湘江說“王貫一昨晚趕著為女兒辦嫁妝，同時也打了個通宵麻將”，趕著辦嫁妝，通宵打麻將的可能性不大；其三，“濟南號”誤撞濟南附近開山墜毀，而湘江卻說是“千佛山”。綜上三點，湘江的回憶可信度不高。說法（三）也經(jīng)不起推敲。據(jù)1931年11月21日《大公報》報道：“上午十時抵徐州時，天氣甚佳，故繼續(xù)前進。迨至濟南以南三十里黨家莊附近之開山左右，天氣忽然改變，大霧彌漫，不辨方向，該機遂誤觸開山山頂，全機粉碎?！碑斎铡渡陥蟆贰睹駠請蟆返汝P于天氣的報道大致相同。大霧是突然出現(xiàn)的，濟南方面根本無法預測并通知。
我們再來看看贈送徐志摩免費機票的保君建的說法。梁實秋在《談徐志摩》中說：“徐之乘坐飛機,系公司中保君建邀往乘坐,票亦公司所贈……票由公司贈送,蓋保君建方為財務組主任,欲借詩人之名以作宣傳,徐氏留滬者僅五日。”票為保君建所贈無疑，不過，梁實秋“欲借詩人之名以作宣傳”的說法卻并不可靠。保君建畢業(yè)北大并留學美國，與徐志摩不但認識且關系不錯。保君建（1896－1970）字既星，江蘇南通人。早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經(jīng)濟系，考取官費留學，就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碩士、博士學位。返國后，曾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私立民國大學教授兼教務長、上海市教育局局長、行政院駐北平政務委員會參議兼政治組長等職。彼時，保君建任中國航空公司會計主任。
空難發(fā)生兩年后，保君建在與馮友蘭和朱自清的閑談中道出了飛機失事的真相。不過，這則重要的材料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從保君建所言來看，免費票為徐氏所求，并非保氏主動所贈，當然更無“欲借詩人之名以作宣傳”的目的。我們知道，徐志摩遇難前幾年，因為經(jīng)濟窘迫，到處兼課，再加之家事紛擾，常飛于北京、南京與上海之間。他有機會便搭乘便機，或求贈免費機票，此次由平抵京，即搭乘顧維鈞的飛機。保君建所言，合理而可信。徐志摩遇難后，當時即有人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保之與徐，得毋類是”（南翁：《徐志摩之死》，《天津商報畫刊》1931年3卷第44期）。并有傳言說徐志摩聽保君建所勸乘機北返，胡適也電致中航公司詢問，該公司委派保君建回覆胡適，保氏致電胡適予以撇清：“傳保本人勸徐乘機北返，絕非事實?！保◤垇喰郏骸对娙诵熘灸χ馈?，《平民學院十年紀念特刊》1932年1月）胡適回覆中航公司云：“保君建先生：馬電敬悉，已分發(fā)表，此間友朋，雖痛志摩慘死，亦知他久欲飛行之意，見諸詩文，濟南不幸，適逢其會，遂使全國失一人才，深盼航空事業(yè)，更能謀安全，更盼國人勿因志摩慘禍而畏懼航空。胡適?！保ā渡陥蟆?931年11月24日）當時的報紙也云：“飛機失事，本不能預知，即使有人勸之亦無責任之可言，天奪詩人，夫復何言！”（張亞雄：《詩人徐志摩之死》）徐氏遇難后，中航公司專電致歉，但在家屬看來，徐氏遇難，“只換得如此一紙，人命代價，是何等的淺薄呀”（陳從周：《徐志摩家書之發(fā)現(xiàn)》，《子曰叢刊》1948年第5期）！兩年后，事過境遷，一切已經(jīng)平靜，保君建與馮友蘭和朱自清閑談時道出了實情。保氏是贈票人與中航公司的高層管理者，又受中航的委派第一時間電覆胡適以及社會上的疑慮，無疑知道空難發(fā)生的真相，所談具有極高的可信度。由保氏所言的空難現(xiàn)場來看，空難發(fā)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飛機失事前，由副駕駛梁璧堂駕駛，而不是主駕駛王貫一，因而即使王貫一“技術精深，經(jīng)驗宏富”，也無濟于事。
（二）王貫一沒有駕駛，他干嘛呢？從現(xiàn)場來看，王貫一坐第二排，徐志摩坐第三排，
“側(cè)首向后如與徐談話者”，空難發(fā)生時，應該是與徐志摩談話。王貫一除駕駛飛機外，“惟好文學”，此點當時報紙多有報道，他與徐志摩談什么呢？應該是談文學。
（三）“出事之道非必由者，意者循徐之請，飛繞群山之巔耶。”也即是說，飛機并沒有遵從原來的航線，保君建認為可能是徐志摩所要求的，當然也不排除副機師梁璧堂不熟悉飛行航線所致。
保氏所談的空難現(xiàn)場以及對飛機墜毀前情形的分析，極為專業(yè)，非行外人所能想到。安利生空難發(fā)生五日后勘察現(xiàn)場時，也注意到了正駕駛王貫一副駕駛梁璧堂之所以被燒焦，是因為坐在機前油箱附近，徐志摩坐在機后，故能全尸。查考飛機發(fā)展史，我們知道，從1910年開始，飛機上開始出現(xiàn)安全帶，即使飛機解體，遇難者的位置也很難發(fā)生變化。從保君建和安利生的描述來看，“濟南號”上的遇難者可能都系了安全帶。聯(lián)系主機師“惟好文學”的實際，對飛機墜毀前情形的推測也合乎情理。由此看來，“濟南號”失事，固然是天災——突然遇到大霧，但可能亦是“人禍”。空難已經(jīng)發(fā)生，死者為大，中航公司如若公布當時飛機墜毀時的駕駛情況，非但于事無補，而且顯得極不厚道，有推卸責任于駕駛員的嫌疑，因而只能厚恤死者家屬，將主因歸咎于大霧。倘若由王貫一來駕駛，且遵行原來的航線，說不準會避過突然出現(xiàn)的大霧，躲過一劫。王貫一“在蘇州南京曾兩次遇險，均賴其技術純熟，未遭意外”（《濟南號肇禍原因》，《北平晨報》1931年11月25日）。即使遇到大霧，王貫一“技術精深，經(jīng)驗宏富”，可能會高飛三尺以上，化險為夷，不至于觸山墜毀。但歷史無法假設，誰讓徐志摩那么著名呢！一個癡迷于文學的飛行員，怎肯輕易放過向赫赫大名的詩哲請教與交談的機會呢？倘若飛機墜毀前是正機師王貫一駕駛，那么，我們現(xiàn)代文學史中的徐志摩，可能完全是另一個樣子。
（作者為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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