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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民族文學史料學研究分會2021年年會暨第五屆民族文學史料研究學術(shù)研討會終于召開了。我特別強調(diào)“終于”二字，是因為疫情的緣故，會期一推再推，結(jié)果還是不能完全實現(xiàn)線下開會的愿望，只能做個“時空伴隨者”，與大家云端相見。盡管如此，我們依然珍惜這樣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以文會友，商榷學問。眾所周知，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是文史研究中最傳統(tǒng)的學術(shù)方法，同時也蘊含著現(xiàn)代意義。2017年，我在西昌民族文學史料研討會致辭中，從三個方面論述了史料研究的學術(shù)傳承問題，并作為序言發(fā)表在《中華文學史料》第五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上。這里，我想就中華文學史料研究之難，尤其是民族文學史料研究之難以及如何在文學史料研究中彰顯現(xiàn)代意義再談幾點認識。

    第一，民族文學史料取舍難。當下的文學研究，從理論到實踐，實際上根植于近代以來形成的中國文學史的話語框架。什么是文學？什么是文學史料？如何評價文學？如何界定和取舍文學史料？中國文學除了我們耳熟能詳?shù)氖闱閭鹘y(tǒng)和敘事傳統(tǒng)外，還有其他傳統(tǒng)嗎？這些基本理論問題，看似歧義無多，其實言人人殊。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社會有多復雜，文學也就有多復雜。這就要求文學研究工作者，要有開闊的視野，真正理解文學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具體到中國文學史研究，其中的實用性傳統(tǒng)就很值得重視，可惜多被忽略。漢魏六朝時期的文學作品，有很多就屬于這類應用文字，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被視為“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墩衙魑倪x》將文體分為三十八類，《文苑英華》分為四十二類，收錄了很多這個時期的作品，奉為文學范本。按照今天的文學標準，只有部分韻文和數(shù)量不多的所謂美文，才算作文學，其它多數(shù)應用文體，多已被文學史家逐出文學伊甸園。顯然，這樣的文學史沒有全面客觀地反映中國文學的實際風貌，是殘缺的文學史。系統(tǒng)整理和深入研究這些作品，首先要求我們要突破固有的思想藩籬。但現(xiàn)實情況是，長期以來受制于舶來的文學觀念，面對著豐富的文學史料，我們往往無所適從，或視而不見，或削足適履?？梢姡牧系娜∩崾俏覀兠媾R的第一個重大問題。

    第二，民族文學史料評價難。長期以來，我們評價文學作品有兩大標準，一是政治標準，二是藝術(shù)標準。政治標準暫且不論，藝術(shù)標準也比較狹隘，無外乎是《文學概論》等教科書告訴我們的一些關(guān)于美文的陳規(guī)舊矩，譬如人物形象、作品結(jié)構(gòu)、文學語言之類，除此之外，就沒有更多的話題可談。以此衡量中國古代文學，往往捉襟見肘，力不從心。譬如研究十六國北魏至隋代文學，我們心目中其實是以南朝美文作為標準的，從文學審美特性的自覺追求說到文體、文風的演變，采用的都是南朝化的標準。北方文學后來逐漸接近、甚至超越了南朝文學，于是就被視為“進步”。事實好像并非如此簡單。如果換一種評價的眼光看，這也許是北方文學的不幸，因為這種南朝化的蛻變，恰恰是北方文學失去自我的開始?，F(xiàn)代文學研究同樣面臨著這樣的窘境。前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河北省社會科學院合作，組織策劃了以晉察冀為中心的《華北抗日根據(jù)地及解放區(qū)文藝大系》（包括《晉察冀代表作家代表作品選》《<晉察冀日報>文藝文獻全編》《晉冀魯豫<人民日報>文藝文獻全編》《<晉察冀畫報>文藝文獻全編》等）的編纂工作。這些文學史料，包括秧歌劇、快板、民間講唱、鄉(xiāng)間俗曲等口頭文學，形式活潑，內(nèi)容豐富。很多演述者就是作者，他們的文化程度不高，作品也未經(jīng)細致打磨，絕大多數(shù)作品還沒有進入現(xiàn)代文學史家的視野。但不可否認，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這些民間藝術(shù)作品真正發(fā)揮了喚醒民眾，凝聚人心的作用。這就給我們一種啟示，文學創(chuàng)作必須與時俱進，也就是白居易所說的，“文章合為時而作，歌詩合為事而做”。文學研究也應當，而且必須回到歷史現(xiàn)場，用歷史的眼光去分析文學，而不是用一種超越歷史的亙古不變的標準去衡量豐富多彩的文學實踐。收集、整理、研究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同樣需要有一種開闊的視野，一種歷史的眼光。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的口述文學，很多還在人民群眾的傳唱。其中既有長篇巨制，如史詩；又有形式各異的短小體式，如歌謠。中國文學研究工作者要有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從豐富多彩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歸納出自己的文學理論，確定自己的評價標準。我們知道，文學評價標準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誰也無權(quán)強求別人遵循自己的標準。但是客觀地說，今天的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評論、文學研究，大多還遵循著比較狹隘的美文原則，似乎與時代無關(guān)，與社會無關(guān)，與人民無關(guān)，結(jié)果文學成為了小眾化的精致擺設，面臨著生存和發(fā)展的危機。如何如何扭轉(zhuǎn)這種局面，拓展文學研究空間，這是民族文學史料研究的第二個難點。

    第三，民族文學經(jīng)典認定難。什么叫文學經(jīng)典？經(jīng)典就是常讀常新的作品。中華文化主流經(jīng)典如《詩》《書》《禮》《樂》《易》《春秋》（今文經(jīng)學家認為，“樂”經(jīng)包括在《詩》《禮》之中，后來習稱“五經(jīng)”）等“六經(jīng)”，其文本已經(jīng)固化，讀者與其說是“百讀不厭”，不如說是“百說不厭”。經(jīng)典固然好，后世的解說更重要。這也說明，文學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打開文本，站在歷史的高度，將人們習以為常的東西挖掘出來，引發(fā)新問題，引起新思考。相比較而言，中國其他民族的文學經(jīng)典，有很多還在創(chuàng)編中，是鮮活的文本，充滿生命力。如何確定民族文學經(jīng)典，尋找不同的研究方法，這是民族文學史料研究的第三個難點。

    第四，民族文學史料研究難。中國幅員遼闊，東西南北，風情迥異?，F(xiàn)在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從事著文學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這些史料的語言、形式、結(jié)構(gòu)、篇幅、內(nèi)容等有很大的差異，但又有其共性。以中古十六國北魏至隋代文學研究為例，我發(fā)現(xiàn)他們有一個共性，即不同的地方政權(quán)，族屬不同，紛爭激烈，但多祖述黃帝、堯舜和大禹，力求華夏正統(tǒng)地位。由此可見，不論民族史料多么紛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自古以來就已鑄牢在各民族發(fā)展進程中的，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民族文學史料研究，不應當拘泥于史料，而是要在史料收集與整理過程中，探尋我們共有的民族基因，鑄牢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二十世紀以來，很多學者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豐碩成果。如何承前啟后、繼往開來，這是民族文學史料研究面臨的第四個難點。

    第五，民族文學史料整合難。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古典文學研究歷史悠久，成果豐富，有著比較成熟的理論和實踐。如何將不同民族的文學研究成果匯為一編，融為一體，確實需要共同探索，找到一條切實可行的途徑。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民族文學研究所曾共同編過一部《中華文學通史》，試圖打通古今文學、打通不同文體、打通不同民族，設想很好，也做了極大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依然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空間。當前，文學史寫作中的最大問題，還是各說各話，融通不足。與此相關(guān)聯(lián)，我們的研究著述也缺乏融通的品格，或憑空高論，或堆垛故實，讓人敬而遠之。能否找到一種更好的敘述方式，讓我們的研究著作，既有學術(shù)性，又有可讀性，體現(xiàn)出文學研究的特性，這是民族文學史料研究面臨的第五個難點。

　　上述五難，對于民族文學研究工作者來說，既是挑戰(zhàn)，也是機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不僅要展現(xiàn)人文情懷，還要承載社會責任，這是中國學術(shù)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二千多年前，《公羊傳》用“中國不絕若線”統(tǒng)領“大一統(tǒng)”觀，司馬遷通過《史記》勾勒出三皇五帝以來的文化譜系。這種思想如何在歷代文學作品里體現(xiàn)出來？又如何融化在中華各民族的血液中？這是我們在史料研究中必須要回答的時代課題。

　　今天，我們在云端相聚，起點很高，大家對中華民族文學史料研究的意義和價值多有共識，認為在文學研究領域，中華文學史料研究，尤其是民族文學史料研究最有生機、最有發(fā)展、最有前途。對此，我們應當充滿信心。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本文系作者在“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民族文學史料研究分會2021年年會暨第五屆民族文學史料研究”學術(shù)研討會上的發(fā)言整理稿）

原文載于《人民政協(xié)報》，2021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