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參加民盟區(qū)委組織的主題學習活動，聆聽了張冠生先生關于盟史的講座，民盟從草創(chuàng)至今，學人林立，幾乎涉及了百年來西學本土化的各個領域。這批知識分子辦學、辦報、治學……在不同的領域中均有建樹，令后學歆羨。這是費孝通學生求學的一部分，全文抄錄自張冠生先生的《探尋一個好社會》，讀過之后，感慨良深。不由反躬自問，自己也是學生，可曾如費先生這般努力向學，自己現(xiàn)在也是老師，可曾有吳先生這般的眼光格局器量與胸襟？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吳文藻是對費先生產生終身影響的一位業(yè)師。
本科、碩士、博士三個階段，吳文藻引導著費先生，走上前后相續(xù)的三個臺階。費先生循序漸進，一步步完成了嚴格、充分、充溢人文內涵的學術訓練，積累下足夠本錢，厚積而薄發(fā)，以其博士論文一鳴驚人，未滿三十歲，已穩(wěn)穩(wěn)站在國際人類學前沿。
費先生修社會學、人類學專業(yè)的三段時光，分別對應于燕京時期（本）、清華時期（碩）和英國LSE(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時期（博）。
本科之前，費先生在東吳大學讀醫(yī)預科，想當醫(yī)生。這個動機中，隱含著對政治的回避。費先生很少說起這話題，曾在《山水·人物》序文中寫過幾句，原文如下－“我在中學畢業(yè)的那一年正是1938年。1937年白色恐怖籠罩江南?！ぁぁぁぁぁぞ驮谶@一年，失蹤的失蹤，被捕的被捕，死亡的死亡?！?/p>
這里的“1938”和“1937”，明顯是錯了（這兩年，費先生在倫敦讀博），應該是1928年和1927年。費先生記錯的可能性不大，估計是排印、校對的問題。
了解這兩年里費先生的經歷和想法，對理解他一生與政治的關系很要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吳文藻何以對他產生那么大的影響。
真有家國情懷，是回避不了的。預科未完，費先生“對國家的關心又復活了。"他從實際中看出，人民的病痛來自身體，更來自社會，從此決心改學社會科學，為社會診院治病。
1930年，費先生進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其時，吳文藻教授正倡導“社會學中國化”，包括開始用漢語講授“西洋社會思想史”。
西土傳來社會學，是二十世紀初。1922年，燕大始設社會學系。課堂上，教材是外國書，授課是外國話。外教如此，中國教師也如此。理論是外國的，引證材料也多自外文。風氣所及，學生說話亦受影響。
當時的北大、清華、燕京三校學生見面，無須介紹，一張口就知是否燕大的人。燕園的學生，三句話離不開幾個英語詞。
費先生從中學起就在教會學校讀書，對外語授課場面太熟悉。他初次聽“西洋社會思想史”課，吳文藻講的是中國普通話。這是教會學校里聞所未聞的事情。
中國大學的社會學講壇，從此風氣一新。這一課，對費先生觸動很深。
吳文藻是費先生的江蘇同鄉(xiāng)，江陰人，長他九歲。1929年夏，吳文藻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得該?！白罱曜顑?yōu)秀外國留學生獎”。
翌年，他在美國人辦在中國的燕京大學用中文講社會學，前無古人。大體同時，吳文藻提出“社會學中國化”，把學術改革推向縱深。
業(yè)師開風氣，費先生說自己聽到了“學術號角”。
他自幼陶冶于父母為國家進步改革教育、改造社會風俗的言傳身教，亦受父命熟誦蘇東坡、范仲淹等名家詩文，其中的“經世致用”思想無形潛入。吳文藻其人其事，他頗感親切。
燕大四年，吳文藻家成了費先生的專業(yè)書館，架上之書幾乎讀遍。費先生曾說，其社會學基本知識的基礎，主要得益于這幾年的閱讀。
社會學欲中國化，須把中國社會的事實充實于社會學內容。為此，1930年代初，學界討論兩種辦法，一是用中國已有資料填入西方社會和人文科學理論框架，二是用當時通行于英美的“社會調查”方法描述中國社會。
吳文藻認為，無論是利用既有中國史料填充西方理論，還是借西方式樣的問卷搜羅中國社會資料，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國社會實際。
這時，燕京大學請來了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帕克（Robert E. Park)教授到校講學。他向師生們介紹了研究者深入現(xiàn)實生活進行實地調查的方法。吳文藻敏銳意識到，帕克講的方法會對“社會學中國化”大有助益。他又進一步得知，這種方法來自社會人類學，美國一批學者已用“田野調查”方法開創(chuàng)了美國社會學界的芝加哥學派。他決意引導學生往這個方向用功。
帕克講學，推動了燕園學生下鄉(xiāng)做“田野作業(yè)”。吳文藻“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找到了支點，帕克建立芝加哥社會學派的經驗可作借鑒樣本。他有意借助實地調查的社區(qū)研究方法，培育人才，為興建中國社會學奠基。
在吳文藻引導、鼓勵下，讀本科時期，費先生不僅參加一般意義上的田野調查，還參與過梁漱溟先生主持的鄉(xiāng)村建設試驗，后者尤具縱深思想內涵。
更為重要的是，參與鄉(xiāng)村建設是把社會學知識應用到中國農村社會改造中的具體實踐。這是費先生做了一生的事情，開端于其讀本科時期。
一般而言，費先生的社區(qū)研究是從《花籃瑤社會組織》開始，更準確地說，早在燕京求學時，吳文藻已經把他引到這條路上，并已確定要把他送到英國名師馬林諾夫斯基門下。
1933年，費先生畢業(yè)之年，他陸續(xù)發(fā)表多篇論文、譯文、書評，是吳文藻“學術號角”的音符。吳文藻在學生中處心積慮地物色學人類學的適當人選，費先生是其最為屬意的幾人之一。
當時的中國大學，能提供人類學訓練的，只有清華園的社會學及人類學系。吳文藻說服清華校方，在當年招收人類學研究生，為費先生入校讀研創(chuàng)造了前提條件。后經考試，費先生如愿過關。吳文藻特地帶他往史祿國府上拜見，又經口試，終得登堂入室。
在吳文藻的培養(yǎng)計劃里，這是費先生去英國讀書的中間過渡階段。
如今很難想象，當時的整個中國人類學界，只有一位老師，一個學生。是吳文藻促成了這對師生的緣分，引領費先生得人名師門下。
這對師生的教學軼事，本書“外教三師”一節(jié)有所述說，此不贅述。
1935年，費先生完成碩士學業(yè)。其畢業(yè)考試委員會成員陣容強大，陶孟和、吳文藻、吳景超、馮友蘭、趙人雋、陳達、潘光旦、史祿國，皆一時之選，多大師級學者。
費先生成績?yōu)椤吧希?，可以到英國公費讀書了。
依史祿國安排，費先生須在國內做一年實地調查，然后赴歐洲進修文化人類學。正巧，其時廣西設立“研究特種民族（苗、瑤、侗、壯等）”課題，需要專業(yè)力量。
吳文藻又一次出手，他向廣西當局推薦費先生參與該課題研究工作，得首腦人物李宗仁認可，于是有了瑤山調查，又因瑤山調查而有了江村調查。
江村調查不在吳文藻培養(yǎng)費先生計劃之內，卻是瑤山調查的自然延伸。“無心插柳”的結果，長出一棵國際人類學界的大樹，木秀于林。
“在英國要跟從一個老師學習并不是那么容易。”——這是費先生的原話。為了把他送到馬林諾夫斯基門下，吳文藻從中國跑到美國，從美國跑到英國，不妨說是一路追著馬林諾夫斯基，成功地激發(fā)出這位英國名師培養(yǎng)中國學生的熱忱。
1936年秋，費先生經水路到達英國，他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系履行注冊手續(xù)時，該系主任馬林諾夫斯基正在美國參加哈佛大學三百周年校慶。吳文藻代表燕京大學出席同一慶典，也在現(xiàn)場。他與馬林諾夫斯基晤談，專題介紹中國社會學“社區(qū)研究計劃”，包括費先生的課題，說起瑤山和江村調查。吳文藻的話，碰對了馬林諾夫斯基的東方情結。
這位英國教授祖籍波蘭，常自稱東方人，亦喜愛東方文化。他認為，研究人類文化，不能缺了中國。其弟子遍布各大洲而獨缺中國學生，馬林諾夫斯基深以為憾。此時，吳文藻帶來的消息使他感到巨大喜悅。
馬林諾夫斯基的快樂是雙重的。其一，終于有機會培養(yǎng)來自中國的學生。其二，這個學生已在用他主張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社會。費先生說，“馬氏初遇吳師即引為莫逆”，“興奮之情，不能自已”，當即召集自己的學生舉行座談，請吳文藻講解中國社會學者的最新研究動態(tài)，討論研究中國文化的方法，并將費先生搶到自己門下，從居住環(huán)境、社會交往、學術熏陶、論文撰寫到學位授予、著述出版等，全程愛護，悉心栽培，嚴加訓練，大力獎掖。吳師十年心血，終成正果。
吳文藻的學生何等福分？費先生說，吳師為學生成才，對其選什么方向、適宜到哪所學校、送到哪位名師門下，都有通盤考慮和具體安排。
除去專業(yè)背景、知識結構、研究能力、學術趨勢等，連師徒各自的性格因素都在考慮之內。費先生在《留英記》中說過，他被送到馬林諾夫斯基門下，“理由之一據(jù)說我這個人的性格和這位老師有點相像”。
用心培養(yǎng)學生，能把心用到這個地步，這樣的老師如今不大見得到了。
在吳文藻“后來逐步實現(xiàn)”的計劃中，李安宅先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學院人類學系，后往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林耀華就讀哈佛大學人類學系；黃迪入芝加哥大學；瞿同祖跟隨魏福特求學······
論著述影響，吳文藻或有不及學生處。論培養(yǎng)人才，吳門棟梁林立，學生無人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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