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學者，歷代統(tǒng)治者對孟子的不斷表彰，為孔孟儒學的出現(xiàn)提供了政治支持。宋理宗“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后不得其傳”的詔書，儼然確認了孟子為孔子后第一人的歷史地位。清康熙《孟子贊》中，也同樣肯定了孟子傳承孔子思想的歷史定位：“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辟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言養(yǎng)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并垂六藝?？鬃迂鼈?，禹功作配?！埃ā吨刈肴w志》卷首）皇帝認可孟子的道統(tǒng)地位，不僅拉近了孟子與孔子的距離，而且還以權(quán)力的意志，強化了學者們所掀起的“貴孟”運動。眾所周知，在中國古代的封建集權(quán)社會，權(quán)力就是真理和是非的標準，皇上說孟子傳孔子之道，那么孟子也就是圣人的傳人，即為圣人的化身，于是，孟子的“亞圣”地位便神圣不可置疑和動搖，“孔孟之道”或“孔孟儒學”的說法，也就更具合法性和權(quán)威性。
胡發(fā)貴，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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