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分析建安詩歌創(chuàng)作的時代特征。（或簡述建安風骨的內涵）
一、政治理想的高揚。東漢末年的動亂，使建安文人飽受亂離之苦，也激起他們的政治熱情，建功立業(yè)、揚名后世，成為他們共同的追求。曹操以天下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對同時代的文人有著很大的影響。曹丕、曹植也有著“救民涂炭”之志，而“七子”更是都有卓爾不凡的氣質。建安文人政治熱情的普遍高揚，造成了當時詩歌雅好慷慨、志深筆長、梗概多氣的特點。建安詩歌這種悲涼慷慨的精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二、人生苦短的哀嘆。當時社會動亂，生靈涂炭。面對短促而又多艱的人生。建安詩人采取了三種不同的態(tài)度：第一種是單純的哀嘆。如徐干《室思詩》中的“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第二種是慨嘆歲月短促、功名未立，卻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是這方面的典型。第三類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這在曹操的《龜雖壽》等詩中得到充分體現。后兩種思想體現了建安詩人積極的人生觀，對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勵作用。
三、強烈的個性表現。建安時代是文學開始走向自覺的時代，也是詩人創(chuàng)作個性高揚的時代。建安詩人多高自標置，以文才武略自負，在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時，不肯踵武前賢或效法同輩，而是另辟蹊徑，努力展現自己獨特的風貌，如曹操詩古直悲涼，氣韻沉雄；曹丕便娟婉約，有文士氣；曹植詩“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在詩體的運用上，建安詩人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詩獨擅一時；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譽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劉楨、蔡琰則以五言詩名世。鮮明的個性色彩，是建安詩歌獨具魅力的標志。
四、濃郁的悲劇色彩。由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建安詩歌帶有濃郁的悲劇色彩，劉勰《文心雕龍·樂府》中說他們“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于慆蕩，辭不離于哀思”。建安詩人處于時代與個人雙重悲劇的交匯點上，他們敢于正視苦難的社會與人生，勉勵自己及他人惜時如金，及早建功立業(yè)，贏得不朽的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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