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從來是不甘于寂寞的，交流、交往的欲望促使道路開通、文明交流，絲綢之路就起源于文明之間的吸引。
古代世界形成了四大文明：尼羅河中下游流域的古埃及文明，西亞幼發(fā)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文明，印度河中游的古印度文明，以及亞洲東部黃河、長江流域的中國文明。這些古文明獨立發(fā)展，中間隔著高山、大川、沙漠、大海。當大海還是無法逾越的屏障的時候，一些勇敢的探險者就通過駝、馬等多種交通工具，向自己認知世界的邊緣探險了。邁過黃河，到河西走廊，在其盡頭再一路西行，可分為幾條路線，到達中亞地區(qū)，而后穿過中亞，最終到達歐洲。當然這并不一定是某一個探險者的豐功偉績，應該是許多人或許多個商隊接力完成的，所以絲綢之路一開始應該是一個接力式的貿易和文化交流網絡。
先秦時期，中國人就有關于西王母的傳說，知道西方有燦爛的文化。在先秦古籍《穆天子傳》中記載周穆王經河西走廊，到阿爾泰山地區(qū)與西王母宴飲并贈送絲綢的故事。傳說可以反映一定的歷史真實，周穆王與西王母相會的故事，可以反映那個時期絲綢之路以及文明之間互相吸引的大體狀況。古代絲綢之路上文明的交流、交往、交融，成為人類歷史上文明進步的推動器，主導著世界歷史進程的走向。
提出絲綢之路概念的李希霍芬的《中國》一書封面
物質資源互通有無的交換之路
互通有無是人類交往的最初動機，物產的交換是促使絲綢之路由斷續(xù)的道路到逐漸暢通的基本動力。
絲綢是最富特色的東方產品，是促使絲綢之路暢通的重要物產?？脊虐l(fā)現表明，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境內已有蠶桑業(yè)，隨著技術不斷改進，絲綢制品已經非常精美，為周邊族群和部落所仰慕。秦漢時期，中國的絲綢經今天的新疆而到中亞，再到歐洲，所以當時的歐洲人以“賽爾”（Ser）也就是漢語“絲”（si）的發(fā)音來稱呼絲綢，稱中國為“賽里斯”（Seres），即“絲綢之國”。應該強調的是，當時絲綢之所以能夠遠銷歐洲，是因為這種產品不是很重，經長途販運而不會敗壞，重要的是，當時的歐洲還不能生產，對這種高貴產品的需求尤為旺盛，而且絲綢在一定時期內還可以作為貨幣使用，這也正是很多商旅經過漫長的大漠戈壁之旅后，販運到歐洲還能獲得很高利潤的原因。
當漢朝政權建立后，尤其是張騫“鑿空”西域后，西方文獻中出現“絲綢”詞匯的頻率增加了，大約1世紀末，古希臘地理學家馬利奴斯記錄了一條由幼發(fā)拉底河渡口出發(fā)，向東通往賽里斯國的一條商路。生活于2世紀中葉的古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把這條商道記載入其《地理志》中，后來西方人一直在試圖尋找“絲綢之國”，他們并不知道中國就是絲綢之國。明代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也在尋找絲綢之國，他曾這樣記載到：“我也毫不懷疑，這就是被稱為絲綢之國的國度，因為在遠東除中國外沒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饒絲綢?！?9世紀，英國地理學家亨利·玉爾以研究《馬可·波羅游記》而有名，1866年，他出版了《中國和通往中國之路——中世紀關于中國的記載匯編》一書，“絲綢之路”一名呼之欲出。正是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李希霍芬才在其《中國》一書中，多次使用了“絲綢之路”一詞，由此，“絲綢之路”一名逐漸為大眾所接受，慢慢傳播開來。
絲綢交換的背后是整個世界物產資源的大匯聚、大融通。除了絲綢之外，中國傳入西方的主要商品還有瓷器、茶葉、漆器等；西方傳入中國的主要有胡麻、胡桃、胡蘿卜、胡瓜、葡萄、石榴、琥珀、香料等。尤其是明代通過絲綢之路傳入的玉米和番薯兩大高產作物，對康乾盛世時期的人口增長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馬克思指出，物質是人類的第一需要，沒有物質，人類將不能生存。物質資源的交換，是人類文明交往的基石與原動力。正是東西文明的差異、物產的互補，成就了絲綢之路的輝煌。
央視發(fā)布的“一帶一路”地圖
先進技術的傳播推廣之路
技術改變生活，也改變人類的生存與交往方式。千百年來，因為戰(zhàn)爭、災荒、政治動蕩等原因，絲綢之路上有大量的移民，他們帶來了各地的先進技術，推進了先進生產力的發(fā)展，甚至以此為發(fā)動機，推進了世界生產技術的變革，改變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中國的“四大發(fā)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和造紙術就是通過絲綢之路而傳播于世界的。其中傳播最早的是造紙術。東漢蔡倫改良造紙術，制作出的紙張價格低廉、工藝簡單、便于攜帶、易于推廣。此后造紙術沿著絲綢之路傳到了西域，之后又推廣至全世界，至遲在公元3世紀末時，造紙術傳到了朝鮮、日本等地。唐朝時，傳到了中亞、東南亞等地，再經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傳到了歐洲、美洲、非洲等世界各地，為世界文明作出了貢獻。
指南針用于航海促進了新航路的開辟，成為西方地理大發(fā)現的條件之一，進而深刻地改變了世界。唐宋時期中國的導航技術遙遙領先于世界。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人們最初主要依靠北極星來導航。但這種導航方法在陰雨天氣無法發(fā)揮作用，于是指南針就被應用于航海。宋代沈括的《夢溪筆談》記載了指南針的四種安置方法，曾公亮的《武經總要》里記載了一種指南魚的制法。指南針應用于航海是中國人的偉大發(fā)明，在這個技術發(fā)明后不久就在絲綢之路上傳播開來，造福于絲綢之路上的人們，而也正是在航海上的廣泛應用，促進了指南針應用技術的一次次改進。正是有了指南針，大洋才不再是人類不可逾越的障礙，海上絲綢之路由此在重要性上逐漸取代陸上絲綢之路，人類迎來了海洋時代。
中國古代印刷術也是沿著絲路逐漸西傳的技術之一。隋唐時期，雕版印刷可以大量印制佛經等，引起了來華的使臣、宗教人士以及商人的注意，雕版印刷隨之西傳。13世紀，由于蒙古人的西征，推動雕版印刷等技術傳到歐洲。15世紀下半葉，威尼斯已經成為歐洲印刷業(yè)的中心。除雕版印刷外，活字印刷術也對世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北宋畢昇發(fā)明了活字印刷術后，至元代，已傳到中亞，15世紀中葉，德國梅因茲地區(qū)的谷登堡仿照中國活字印刷術的原理，發(fā)明了金屬活字，因為西文字母較少，前期投入少，所以很快就被商業(yè)化推廣了。
火藥是中國人在煉制丹藥的過程中發(fā)現的，至遲到北宋時，已成為軍隊里的重要裝備。13世紀，已傳入阿拉伯地區(qū)，他們稱之為“契丹火藥”和“契丹火箭”，此后，火藥傳入歐洲。恩格斯曾指出：“在十四世紀初，火藥從阿拉伯人那里傳入西歐，它使整個作戰(zhàn)方法發(fā)生了變革?！碑斎?，火藥的傳播不僅具有軍事意義，更重要的是它作為一項重要科學技術，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著名科技史學家李約瑟曾高度評價中國的四大發(fā)明：“如果沒有火藥、紙、印刷術和磁針，歐洲封建主義的消失就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
近代以前，中國的科技文明一直在世界發(fā)展中占有獨特地位，中華文明貢獻給世界的先進技術，絕不止有四大發(fā)明。如秦漢時期，中原的鑄鐵、打井、耕作等先進技術和農業(yè)生產工具通過絲綢之路傳至中亞地區(qū)。文明的交往與傳播從來都是雙向的，明清以來，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先進科學技術，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動力。
西周蚌雕人頭像
新疆米蘭遺址中的“有翼天使”
東西藝術的交匯之路
藝術是人類文明的瑰寶，是人類對美的代表性表達。
西周時期，中國出現帶有印歐人特點的蚌雕人像等，表明這一時期通過歐亞草原東西方已有藝術交流。在新疆的米蘭遺址，發(fā)現有16幅有翼天使的畫像，這些畫像無論是主題、風格還是畫像人物的臉龐，都有典型西方特征，這說明5世紀時樓蘭、米蘭、尼雅等地區(qū)已成為東西方藝術的重要交流孔道。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各族群的交流、交往，一批批西域樂師來到中原，如陪嫁而來的蘇祗婆等人。龜茲人蘇祗婆來到中原后，開創(chuàng)了音樂史上的“五旦七調”理論，他的這個理論是在吸收印度等音樂理論的基礎上，結合龜茲等地的音樂，發(fā)展而成的具有龜茲特色的音樂理論。后經隋朝音樂家鄭譯在琵琶上反復進行旋宮轉調實驗，終于把“五旦七調”演變?yōu)榘耸恼{，后被稱為蘇祗婆琵琶八十四調。至隋代，長安至少有三部龜茲樂流傳，分別是“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和“土龜茲”，龜茲樂也成為宮廷九部樂中的重要一部，其樂律至唐代演變?yōu)檠鄻范苏{，對雅樂、俗樂等都有很大的影響。
歐洲傳教士郎世寧的作品《八駿圖》，體現西洋畫法。
不同民族思想碰撞、宗教共生之路
絲綢之路促進了多種思想和宗教的傳播和交流，多種宗教在絲路上和合共生。中國的代表性思想儒學，自誕生那天起，就向周邊傳播。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成為意識形態(tài)的儒家文化加快了向周邊各國的傳播。公元1世紀初，朝鮮很多人就會背誦《詩經》《春秋》等儒家經典，此后朝鮮的各個朝代，都重視儒學教育，推動儒學發(fā)展。5世紀前，儒學便已傳入日本，隋唐時期，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學生、留學僧前來求學，儒家文化隨之普及到日本社會各個階層。東漢末年，就有越南人來到洛陽研究儒學，隨著儒學教育的加深，越南各王朝的典章制度也仿照中國建立起來。由此，在東亞地區(qū)逐漸形成了儒學文化圈。
佛教傳入中國，并適應中國，逐漸本土化，應該說是迄今為止，絲綢之路上的最大文化交流成果。一般認為，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經》，是佛教傳入漢地之始。5世紀初，來自西域的高僧鳩摩羅什在長安帶領眾多弟子譯經，共譯大小乘經、律、論300余卷。其所譯佛典，重要的有《妙法蓮華經》《小品般若經》《金剛般若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等。鳩摩羅什關于佛典的翻譯，在中國整個翻譯史上是一座里程碑。他翻譯的經典此后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了朝鮮、日本等國，在這些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日本、朝鮮等國流行的彌勒信仰，就和鳩摩羅什翻譯的《法華經》有莫大關系。唐代玄奘西行求法，回國后講經說法，尤其是通過翻譯佛經，使佛教理論正確地傳播到了中國及周邊各國。在他19年的翻譯事業(yè)中，共翻譯出75部、1335卷佛經，使世界佛教中心由印度轉移到了中國。佛教經過與中國的本土文化碰撞、融合后，逐漸形成儒、釋、道三家合流的局面，成為中華文化的基礎。
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隨著華人在世界范圍內的播遷，道教也傳入世界各地。如媽祖的信仰，在明清時期，就已成為世界華人的共同信仰之一?，F在全世界已有媽祖廟近5000座，信奉者近2億人。這些媽祖廟位于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法國、美國和日本等，串聯起海上絲綢之路上的華人信仰。
7世紀初，被基督教正統(tǒng)派斥為異端的聶斯托利派，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在中國自稱為景教，意為“光明正大之教”。635年，第一位景教傳教士阿羅本到達長安，唐朝政府準許景教徒在長安興建義寧坊景教寺，此后，景教呈現出“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但景教隨著唐朝的衰落而湮滅無聞。元代景教再次東傳，被稱為也里可溫教。元代天主教也第一次傳入中國。隨著新航路的開辟，傳教士也踏海而來，明清時期，大量歐洲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轉站，對科技、藝術的發(fā)展都起到了推動作用。
7世紀初，伊斯蘭教興起。651年，大食（唐代稱阿拉伯為“大食”）國首次遣使至唐朝，這是中國和阿拉伯外交上的首次接觸，隨著穆斯林大量來到中國，伊斯蘭教也隨之傳入。元朝時，號稱“回回遍天下”，各地建有清真寺，著名的有杭州真教寺、昆明禮拜寺等。來華穆斯林帶來了阿拉伯的天文、歷法、建筑等科學文化知識，阿拉伯數字也傳入中國并得到推廣。
宗教是思想和文明的重要載體，多種宗教在絲綢之路上匯聚、傳播、共生，改變人們信仰觀念，促進文明交流。
總之，絲綢之路促進了文明的交流、交往、交融，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促使生產力不斷發(fā)展，人類不斷進步，形成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在人類文明交流互鑒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副研究員 原標題：絲綢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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