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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簡《邦風(fēng)·秦風(fēng)·權(quán)輿》解析

子居

　　《安徽大學(xué)藏戰(zhàn)國竹簡（一）》所收《權(quán)輿》篇，整理者在說明部分言：“簡本《權(quán)輿》第一章五句，與《毛詩》同，第二章存二句（少一字，當(dāng)在下支簡）?！睹姟范拢挛寰?。”[1]關(guān)于此詩，《毛傳》言：“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孔疏：“作《權(quán)輿》詩者，刺康公也?？倒z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餼，與賢者交接，有始而無終，初時殷勤，后則疏薄，故刺之。經(jīng)二章，皆言禮待賢者有始無終之事。”二者皆未說明此“舊臣”也即《權(quán)輿》篇的作者是誰，顯然是并不知道作者是何人，而既然不知作者，又怎么知道是不是“賢者”的？所以“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云云當(dāng)只是說詩者的個人演繹，未見得合于詩旨。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當(dāng)世君主與前代舊臣不合的情況，是歷代朝堂上習(xí)見的戲碼，秦康公的情況與其說忘賢，不如說是代溝，而由下文分析可見，此舊臣或即秦穆公時與孟明視并為三帥之一的西乞術(shù)，《權(quán)輿》詩可能是西乞術(shù)被貶為庶人后，在秦康公末年所作的詩篇。

【寬式釋文】

始也於我，夏屋蕖蕖，今也每食無余，于嗟，不稱權(quán)輿。

始也於我，每食八……

【釋文解析】

（始）也於我〔一〕，

（夏）屋

〓（渠渠）〔二〕，今也??（每）飤（食）亡（無）余（餘）〔三〕。

　　整理者注〔一〕：“

也于我：《毛詩》作「于我乎」。「

也」讀為「始也」，與下句「今也」正相對。又《爾雅·釋詁》：「權(quán)輿，始也?！购單拈_篇「始也」與篇名相呼應(yīng)。孔疏：「上言『于我乎』，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埂?strong>

也」二字為《毛詩》所無。《毛詩》于「我」字下有一「乎」字，簡文無。”[2]此句的“也”字本被漏抄，是之后又補(bǔ)寫在“始”、“於”之間的?！睹姟分詻]有“始也”二字，蓋是因為《毛詩》很可能是轉(zhuǎn)抄自漢代某個非常接近《魯詩》的今文詩傳本，《爾雅》于《詩》的釋訓(xùn)也以《魯詩》說為主，而由《爾雅》可見《魯詩》說的傳承中則很可能是將“始也”理解為了“權(quán)輿”二字的古注而非詩篇原文，因此才有“《爾雅·釋詁》：「權(quán)輿，始也?！?/span>”并導(dǎo)致《魯詩》以“于我”起篇，間接影響到《毛詩》也以“于我”起篇。據(jù)朱鳳瀚先生《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竹簡〈詩〉初探》[3]文介紹，?；韬詈啞对娊?jīng)》“對詩中詞語與文句所作注解，夾在正文中，注解文字大小同于正文。”可證漢初確實存在這種原文與注解混書的情況，因此存在《詩》的傳承過程中誤“始也”為注解的可能。筆者《先秦文獻(xiàn)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虛詞篇》[4]中已分析用為“于”的“於”約出現(xiàn)于春秋前期，且接近春秋前期末段，筆者《先秦文獻(xiàn)分期分域研究 虛詞篇（補(bǔ)一）“乎”》更指出“虛詞'乎’的出現(xiàn)時間就在戰(zhàn)國后期前段至戰(zhàn)國后期后段之間，也即虛詞'乎’的實際出現(xiàn)時間很可能不早于公元前332年。”[5]因此由安大簡《秦風(fēng)·權(quán)輿》以“於”通“于”可判斷，《權(quán)輿》的成文時間很可能不早于春秋前期末段，又由“《毛詩》于「我」字下有一「乎」字，簡文無。”來看，其蓋是體現(xiàn)了戰(zhàn)國后期后段之前單用的虛詞“乎”尚為出現(xiàn)的情況。如《權(quán)輿》這樣以“始也”、“今也”相對應(yīng)的措辭還可見于《國語·晉語四》：“文公問于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為易，今也難。”《毛傳》于全詩言“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而對“于我乎”句完全無注，此句鄭箋則云“言君始于我”，可見《毛詩序》所抄的先秦詩說很可能本是來自于有“始也”二字的版本，鄭玄據(jù)《詩序》為說，當(dāng)然也可能鄭玄猶見有“始也”二字的版本，那么則這個版本就有可能三家詩中的某家，而孔疏言：“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上言'于我乎’，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是無論情況如何，至唐時此說已佚?！俄n詩》唐代猶存，是若三家詩有“始也”二字的版本則或是《魯詩》或是《齊詩》，結(jié)合前文分析《魯詩》說很可能以“始也”為“權(quán)輿”的古注，則三家詩說若存在有“始也”的版本自然只可能是《齊詩》。不過也有可能三家詩皆無“始也”二字，只是先秦古說有此舊說，漢代則詩句雖誤但舊說猶存。

　　整理者注〔二〕：“

屋

〓：《毛詩》作「夏屋渠渠」?！?/span>

」，即「夏」字?！?/span>

」，從「艸」，「

」聲，疑「苣」之異體。「苣」「渠」諧聲可通。《詩集傳》：「渠渠，深廣貌?！?/span>”[6]關(guān)于“夏屋”，歷來有兩說，毛傳僅言：“夏，大也。”未解“屋”，鄭箋則言：“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shè)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孔疏：“此述賢人之意，責(zé)康公之辭。言康公始者于我賢人乎！重設(shè)饌食禮物大具，其意勤勤然，于我甚厚也。至于今日也，禮意疏薄，設(shè)饌校少，使我每食才足，無復(fù)盈馀也?！?屋，具’，《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shè)食既具，意又勤勤也。案崔骃《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趺C云：'屋則立之于先君，食則受之于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馀?！x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上言'于我乎’，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馀，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若先君為立大屋，今君每食無馀，則康公本自無始，何責(zé)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訓(xùn)，以此故知謂禮物大具。”是鄭玄以“夏屋”為“大具”，而王肅則以“夏屋”為“大屋”，兩說歷代皆不乏支持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九：“'夏，大屋也’者，王逸《楚詞·招魂》章句卷九文，引《詩》此句?！毒耪隆纷ⅲ?夏，大殿也。’引《詩》同?！痘茨稀け窘?jīng)訓(xùn)》高注：'夏屋，大屋也。’王、高皆習(xí)《魯詩》，知魯訓(xùn)與毛同。'渠渠，盛也’者，《廣雅·釋詁》文。張說皆本《魯詩》。'亦作蘧蘧’者，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揭蘧蘧而騰湊。’李注引崔骃《七依》曰：'夏屋蘧蘧，高也，音渠?！福?渠’、'蘧’字通，《左氏春秋》定十五年'齊侯次于渠蒢’，《公羊》作'蘧蒢’?！段骶┵x》'蘧藕’，薛綜注以'蘧’為'芙渠’，是其明證。延壽逸子，當(dāng)習(xí)《魯詩》，蓋《魯詩》有異文，亦作'蘧蘧’也。“殷商”至“門也”，《通典》五十五引《韓詩》文。下引《傳》曰云云。盧文弨云：“《通典》于'殷商屋’句引《韓詩》，則所引《傳》曰'周夏屋而商門’亦《韓詩傳》也。”陳喬樅云：“《御覽》百八十一《居處部》引崔凱曰：'禮，人君宮室之制，為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為夏屋，隔半，以北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笊坦挪⑼ㄓ?，殷屋即商屋也。是商屋、夏屋為殷周宮室之異制，后人因以為人君及卿大夫尊卑之等差。竊思殷屋之名，取義于中。中，正也。商從同，章省聲，章亦正也。《釋山》曰：'上正章?！瞧淞x已?！犊脊び洝罚?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⒃疲?重屋，王宮正室，若大寢也?！队[》引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為重屋?！逃谟菹纳晕?，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復(fù)笮也。然則殷屋即重屋，四夏即四阿。夏者，廈字之假借，以其正中為室，四面有霤，重承壁材也。惟夏屋以近北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其制與商屋殊。商門之制，亦為重屋，古人宮室中為大門，左右為塾，塾皆有堂室?！犊脊び洝?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是也。門堂當(dāng)南北之正中，其室亦當(dāng)左右塾前后正中之處，故曰商門。周人夏屋，皆為重檐，亦四面有雷，損益殷制而廣大之，規(guī)模益?zhèn)?，故曰夏屋，夏之為言大也。后人定宮室之制，人君宮殿始有重屋四阿，卿大夫以下但為南北檐，皆以近北為正室，中半以南為堂，如周人夏屋之制，故亦稱夏屋耳。”是《魯詩》說即以“夏屋”為“大屋”，因此《毛詩》才對“屋”沒有特別說明，《毛詩》每每不嫌抄《爾雅》，而《權(quán)輿》此句未取《爾雅》“握，具”之說，也可見《爾雅》“握，具”之說當(dāng)并非是《權(quán)輿》之訓(xùn)。但鄭玄另立“大具”說，也非無故，《儀禮·士冠禮》：“夙興，設(shè)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鄭玄注：“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既然自卿大夫至士皆是可以“其室為夏屋”，則鄭玄蓋以為“夏屋”為“大屋”不足以表示“始也”的顯榮，推測因此鄭玄才不從《魯詩》說而另以“夏屋”為“大具”，但“大具”又確實無辭例可證，且《爾雅·釋言》是作“握，具也”而非鄭箋所說“屋，具也”，雖然屋、握可通，但畢竟《詩經(jīng)》中并沒有以“屋”代“握”的異文，因此宋代之后又出現(xiàn)另外的基于鄭玄說的變體，《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卷三：“夏屋，大俎也，一名大房。”明代楊慎《升庵集》卷四十二：“《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褚詾槲菥?，非矣?！抖Y》：'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后有房然，故曰房俎也?！韵奈轂榫?，以房俎為房室，可乎？又《禮》：'童子幘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然而即使是“大俎”，仍無先秦兩漢辭例，清代趙翼《陔余叢考》卷二即言：“《詩》：'夏屋渠渠’《學(xué)齋占畢》云：“夏屋，古注：'大具也。渠渠，勤也。言于我設(shè)醴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恢肝萦钜?。至揚(yáng)子云《法言》云：'震風(fēng)凌雨，然后知夏屋之帡幪?！耸家韵奈轂槲萦?。”楊用修本其說……然《楚詞·涉江》篇'曾不知夏之為邱’，《招魂》篇'各有穾夏’，又《大招》篇'夏屋廣大，沙棠秀只’，則屈原、宋玉己皆以夏屋為大屋，而必以大俎釋《詩》之夏屋，毋亦泥古注而好奇之過矣。況屈原、宋玉既施之于詞賦，則以夏屋為大屋，亦不自揚(yáng)子云始也。”誠如其所言，在沒有辭例的情況下以“夏屋”為“大俎”，完全就是“泥古注而好奇之過矣”。且即使以古注古說論，《魯詩》說也自然是早于鄭玄、更早于《韻略》的。所以，以“夏屋”為“大屋”說不僅更早，且辭例充分，沒有反證。鄭玄的“大具”說與其變體《韻略》的“大俎”說，則全無辭證，孰優(yōu)孰劣明確可知。

　　整理者注〔三〕：“今也??飤亡余：《毛詩》作「今也每食無馀」?！??」，從「心」，「母」聲，「謀」之古文?！??」「每」諧聲可通?！革~」，從「人」「食」，「食」亦聲。《說文·食部》：「飤，糧也。從人、食。」段注：「以食食人物，其字本作食，俗作飤，或作飼?！箲?zhàn)國文字中「飤」多讀作「食」（參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第五八一至五八六頁，安徽大學(xué)出版社二〇一三年）?！赣唷梗x為「馀」。”[7]“今也”于先秦文獻(xiàn)始見于《詩經(jīng)·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筆者《先秦文獻(xiàn)分期分域研究之二 實詞篇（一）》[8]已指出《召旻》約成文于春秋前期初段，由此也可見《權(quán)輿》的成文時間當(dāng)不早于春秋前期。《召旻》中以“昔”與“今也”對言，也正類似于《權(quán)輿》的以“始也”與“今也”對言，故不排除《權(quán)輿》的作者熟悉《召旻》篇的可能性。由《權(quán)輿》篇內(nèi)容來看，作者最關(guān)注的就是自己所享有的物質(zhì)條件，對以前的奢靡念念不忘，感嘆于自己現(xiàn)在吃都吃不飽，這自然說明《權(quán)輿》作者的巨大生活落差，但卻完全不能說明作者是“賢者”，清代牟應(yīng)震《詩問》卷三即言：“《權(quán)輿》，傷貧也。問：《序》與《集傳》皆以為待賢人有始無終，曰：為其為賢乎？每食不飽而咨嗟悴蔑，賢者固如是乎？”清代魏源《詩古微·秦風(fēng)答問》亦言：“若執(zhí)《權(quán)輿》篇為棄賢之證，則尤不然。賢者事君，道合則留，諫不行、言不聽則去，未聞以口腹為聧合也。醴酒不設(shè)，見幾而作，重禮重道，未聞戀哺啜而不去也。古之明君，得士者昌，則得明夷不食之士，非得觀我朵頤之士也。戰(zhàn)國之君，虛其國，疲其民，以養(yǎng)游士，士皆修其冠劍，多其談謔，矜其夸捷，以娛人主于榱題之下。孟嘗之門，食客三千，上客肉食乘車，中客魚飱，下客草具菜羹，其豢之也，殆狗馬無幾矣。湯得一士于莘野，武丁得一士于傅巖，文王得一士于渭濱，皆未嘗食三千之客于門下也。方秦穆之求士也，取由余于戎，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枝于晉，且屢敗猶用孟明，善馬以食勇士，四方游士望風(fēng)奔秦，如水赴壑，如獸走曠，抵掌游談，濫竽呴沫，惟'捷捷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遑多有之’蓋秦穆晚亦悔之矣?？倒梦?，思紹霸業(yè)，始亦適館授餐，虛市駿骨，士歸之如晨風(fēng)之鴥北林，此夏屋四簋所由來也。既而自老成耆舊外，賢士百不得一，才士十不得一，依草附木，類多虛浮嗜利無恥之徒。秦人深厭之，又懼其持國中陰事，走諸侯以相難也，乃不飽以困之，坐老旅食，垂死關(guān)中，而游士之風(fēng)為秦人戒，使其民趨實去華，益勤于耕戰(zhàn)。蓋楚與秦皆不棄親而用羈，病天下而不病其國者也。君子于此無譏焉。曰：此以'不飽’、'無余’為嗟者，雖厭之可也。”雖然魏源以《權(quán)輿》為游士之辭與春秋歷史背景不合，但牟、魏皆不以《權(quán)輿》作者為“賢者”，則是觀點頗為相似的。

于差（嗟）〔四〕，不爯（稱）權(quán)

（輿）〔五〕。

　　整理者注〔四〕：“于差：《毛詩》作「于嗟乎」。簡本無「乎」字。《魯詩》「乎」作「胡」，王先謙云：「《釋詁》『權(quán)輿，始也』，郭注：『《詩》曰：胡不承權(quán)輿?！话福x『于嗟乎』句，『不承權(quán)輿』句。此引《詩》『乎』作『胡』，以『胡不承權(quán)輿』為句，蓋本舊注所引《魯詩》，故文異而句讀亦異也?！梗ā对娙伊x集疏》第四六一頁）”[9]春秋傳世文獻(xiàn)中，“于嗟”僅見于《詩經(jīng)》的《國風(fēng)》部分，除《權(quán)輿》篇外，又見《周南·麟之趾》、《召南·騶虞》、《衛(wèi)風(fēng)·氓》、《邶風(fēng)·擊鼓》，筆者《安大簡〈邦風(fēng)·周南·麟之趾〉解析》[10]已指出《麟之趾》很可能是“蠻氏與楚人結(jié)盟后的歸師途中，詩人盛贊蠻氏公族之盛的詩篇。”故《麟之趾》約成文于春秋后期初段，筆者《安大簡〈邦風(fēng)·召南·騶虞〉解析》[11]也已指出“當(dāng)可推測《騶虞》很可能就是公元前632年農(nóng)歷季春三月下半月蔡侯隨周襄王田于踐土?xí)r蔡人所作之詩。”是《騶虞》約成文于春秋前期末段。至于《擊鼓》，清代姚際恒《詩經(jīng)通論》言：“此乃衛(wèi)穆公背清丘之盟救陳，為宋所伐，平陳、宋之難，數(shù)興軍旅，其下怨之而作此詩也。舊謂詩下迄陳靈，以陳風(fēng)之株林為據(jù)。考陳靈公亡于宣公之年，此正宣公時事。旄丘，黎為狄滅，亦衛(wèi)穆公時。春秋宣十二年「宋師伐陳，衛(wèi)人救陳」。左傳曰：「晉原谷、宋華椒、衛(wèi)孔遠(yuǎn)、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又曰：「宋為盟故，伐陳，衛(wèi)人救之?？走_(dá)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褂衷唬骸妇釉弧呵迩鹬?，惟宋可以免焉』?！苟抛⒃唬骸杆畏リ?，衛(wèi)求之，不討貳也，故曰『不實』。其言宋伐陳，討貳也。背盟之罪，惟宋可免。于是晉以衛(wèi)之救陳討衛(wèi)，衛(wèi)遂殺孔達(dá)以求免焉。」揆此，穆公之背盟爭構(gòu)，師出無名，輕犯大國致釁，兵端相尋不已，故軍士怨之以作此詩。因陳、宋之爭而平之，故曰「平陳與宋」。陳、宋在衛(wèi)之南，故曰「我獨南行」。其時衛(wèi)有孫桓子良夫，良夫之子文子林父。良夫為大夫，忠于國；林父嗣為卿、穆公亡后為定公所惡，出奔。所云「孫子仲」者，不知即其父若子否也若城漕之事，他經(jīng)傳無見。穆公為文公孫，或因楚丘既城，此時始城漕耳。則城漕自是城楚丘后事，亦約略當(dāng)在穆公時。合「土國」之事觀之，而穆公之好兵役眾蓋可見矣。”以此說則《擊鼓》約成文于春秋后期前段。因此春秋時期“于嗟”的使用蓋即主要流行于春秋前期末段至春秋后期前段，且主要流行于有明顯非周文化背景的地區(qū)。以此緣故，《權(quán)輿》確實非常可能是秦康公時期的詩篇?！对娙伊x集疏》以“胡不承權(quán)輿”為《魯詩》說，主要是根據(jù)陳喬樅《魯詩遺說考》：“郭注亦多承用漢人舊義，若犍為舍人、劉歆、樊光、李巡等注征引《詩經(jīng)》皆魯今文，往往與毛氏異。郭注沿襲其文，如'射，厭也’引《詩》'服之無射’，'盱，憂也’引《詩》'云何盱矣’，'祓，福也’引《詩》'祓祿康矣’，皆與毛氏顯異，而'陽，予也’注稱述《魯詩》，'蓲，荎’注引《詩》'山有蓲’與石經(jīng)《魯詩》合，尤其確證。”但實際上“'陽，予也’注稱述《魯詩》”恰恰說明郭璞注《爾雅》并非皆本《魯詩》，郭璞遍注《山海經(jīng)》、《穆天子傳》、《方言》、《爾雅》也可見其人所學(xué)廣博，顯然不會固守一家之說，所著《毛詩拾遺》同樣可證“皆與毛氏顯異”不意味著即主《魯詩》，所以陳喬樅將《爾雅》郭璞注皆歸為《魯詩》說并不成立，說“胡不承權(quán)輿”蓋出三家詩則可，以郭璞注引即推為《魯詩》則顯然無確據(jù)。至于“于嗟”演變?yōu)椤坝卩岛酢保w是與戰(zhàn)國末期之后“乎”被廣泛使用有關(guān)。先秦文獻(xiàn)中本經(jīng)常可見單用的語氣詞“嗟”，但在戰(zhàn)國末期的文獻(xiàn)中，出現(xiàn)于“嗟”后增加“乎”的現(xiàn)象，如《莊子·內(nèi)篇·大宗師》：“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莊子·內(nèi)篇·人間世》：“嗟乎神人，以此不材。”《莊子·雜篇·徐無鬼》：“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晏子春秋·外篇第七·吳王問齊君僈暴吾子何容焉》：“嗟乎！今日吾譏晏子，訾猶裸而咎撅者也。”《呂氏春秋·知接》：“嗟乎！圣人之所見，豈不遠(yuǎn)哉？”《呂氏春秋·長利》：“嗟乎！道其不濟(jì)夫。”《呂氏春秋·知化》：“嗟乎！吳朝必生荊棘矣。”《韓非子·內(nèi)儲說》：“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戰(zhàn)國策·趙策一·豫讓刺趙襄子》：“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岛酰プ?！”《戰(zhàn)國策·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戰(zhàn)國策·楚策一·威王問于莫敖子華》：“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至矣！”《戰(zhàn)國策·韓策二·聶政刺韓傀》：“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戰(zhàn)國策·齊策四·顏斶說齊宣王》：“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筆者《先秦文獻(xiàn)分期分域研究 虛詞篇（補(bǔ)一）“乎”》已指出“虛詞'乎’的出現(xiàn)時間就在戰(zhàn)國后期前段至戰(zhàn)國后期后段之間，也即虛詞'乎’的實際出現(xiàn)時間很可能不早于公元前332年。”所以《毛詩》中《騶虞》、《權(quán)輿》的“于嗟乎”在安大簡中皆作“于差”，正表明安大簡是抄自單用虛詞“乎”尚未出現(xiàn)的時期，《毛詩》作“于嗟乎”，則正與“嗟”在戰(zhàn)國末期出現(xiàn)加后綴“乎”的現(xiàn)象對應(yīng)，由此也可知《毛詩》是轉(zhuǎn)抄自某個并不早于戰(zhàn)國末期的《詩經(jīng)》傳本，這正與筆者多篇解析中提到的《毛詩》并非真正的古文本而是轉(zhuǎn)抄自某個與《魯詩》非常接近的漢代今文本相對應(yīng)。

　　整理者注〔五〕：“不爯權(quán)

：《毛詩》作「不承權(quán)輿」。「爯」，讀為「稱」。王筠《說文句讀·冓部》「爯」下云：「稱、偁二字，古蓋并用爯?！埂盾髯印ざY論》「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楊偯注：「稱，謂各當(dāng)其宜?！股瞎乓簟笭悺箤俨~蒸部，「承」屬禪紐蒸部，音近可通。「

」，從「止」，「與」聲?！?/span>

」「輿」諧聲可通。”[12]前文解析內(nèi)容已提到“由《爾雅》可見《魯詩》說的傳承中則很可能是將'始也’理解為了'權(quán)輿’二字的古注而非詩篇原文”，會發(fā)生這樣的誤解自然是因為“權(quán)輿”本有“始也”之義，由此可推測，訓(xùn)為“始也”的“權(quán)輿”蓋為“元初”的音轉(zhuǎn)，元、初皆有始義，《爾雅·釋詁》：“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quán)輿，始也。”《淮南子·天文》：“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淮南子·主術(shù)》：“始初甚勞，終必利也。”《方言》卷十三：“鼻，始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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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也於我，??（每）飤（食）八〔六〕【五十九】

　　整理者注〔六〕：“??飤八：《毛詩》作「每食四簋」。「??」，參上注〔三〕。簡本所記數(shù)量與《毛詩》有別。”[13]安大簡中“四”字皆書為“囧”形，與“八”字寫法區(qū)別明顯，當(dāng)無由至訛，故推測《毛詩》蓋誤認(rèn)篆文的“八”為《說文》所說“四”的古文“??”，才誤作“每食四簋”。由《儀禮·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可見，《權(quán)輿》作者當(dāng)是至少曾為秦國的上大夫，若再結(jié)合《毛詩序》所說“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則《權(quán)輿》作者很可能應(yīng)是秦穆公舊臣，這樣可考慮的歷史人物就很少了，查秦穆公時的重臣至秦康公時仍有記錄者即西乞術(shù)，《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shù)來聘。”《左傳·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shù)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zhèn)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瘜υ唬?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客曰：'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zhí)事以為瑞節(jié)，要結(jié)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jié)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逯僭唬?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褓V之。”從中可以看出西乞術(shù)很善于形式上的外交文辭，但并沒有完成使命，沒有成功說服魯國與秦國一起伐晉，卻受厚賄而歸，說明其人物欲傾向很明顯。西乞術(shù)為秦穆公時重臣，物欲方面也與《權(quán)輿》所表現(xiàn)出的貪戀往日奢侈生活的特征相符，其人自秦穆公時崤之役被俘后，就再未見秦穆公時期有什么記載，推想能力上蓋不能與孟明視相比，但由秦康公使西乞術(shù)聘魯來看，其人一直身居高位，正可對應(yīng)安大簡《權(quán)輿》的“每食八……”。魯文公十二年的秦、晉河曲之戰(zhàn)，《史記·秦本紀(jì)》云：“戰(zhàn)于河曲，大敗晉軍。”但《左傳·文公十二年》則言：“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御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従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瘡局?。秦人欲戰(zhàn)，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zhàn)？’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guī)熞?。趙有側(cè)室曰穿，晉君之婿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夭澡灯響?zhàn)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唬?我不知謀，將獨出?！艘云鋵俪觥Ｐ釉唬?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zhàn)，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я壴唬?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慵?、趙穿當(dāng)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如果秦國確實是“大敗晉軍”，顯然無需“夜遁”，所以河曲之戰(zhàn)當(dāng)是雙方皆有戰(zhàn)損，秦師很可能損失更大一些，所以才假意“夜戒晉師”而“夜遁”。之后，據(jù)《左傳》記，秦人“復(fù)侵晉，入瑕”顯然也沒有獲得什么戰(zhàn)果。而若由《權(quán)輿》可能是西乞術(shù)所作來看，則秦康公很可能在此年因戰(zhàn)事不利而問罪于西乞術(shù)，將其貶為了庶人。此后至公元前611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大勝，身為庶人的西乞術(shù)獲知秦人之勝后聯(lián)想起自己的境遇，所以才作《權(quán)輿》詩感嘆，故《權(quán)輿》詩蓋即西乞術(shù)作于公元前611年后不久。古代編注各家文集者時常附自己的作品于最后，例如劉向編《楚辭》附己作于后、王逸注《楚辭》又附己作于后即是其例，聯(lián)系到前文分析內(nèi)容所提到的“西乞術(shù)很善于形式上的外交文辭”，則全部《秦風(fēng)》的編者很可能就是西乞術(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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