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 憲
(刊于《藝術(shù)評論》2008第4期)
有史可稽的云岡石窟的始鑿時間是北魏興安、和平年間，即公元452～46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行滅佛之策，“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1]。六年后，即興安元年（452），其孫文成帝拓跋濬踐極，即下令修復(fù)佛法。逃離京畿的罽賓高僧師賢、曇曜等被盡悉召回。并在當(dāng)年“詔有司為石像，令如帝身”。[2]據(jù)說因為“純誠所感”，佛像鑿成后，臉上、腳上的幾處小黑石頭竟然暗合文成帝身上的黑痣?，F(xiàn)在，在云岡石窟能夠看到腳上有黑石的主像，是第13窟的彌勒像（因臉上敷泥，不明有無黑石）。興許這是云岡的最早洞窟。與此項工程幾乎是同時進(jìn)行的就是名聞遐邇的曇曜五窟了。這是從“復(fù)佛法之明年（453）”，曇曜“自中山被命赴京”，至和平初（460～461年），“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的五個早期大型洞窟。曇曜向文成帝匯報佛像“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zhèn)?，冠于一世”的情況，[3]與今天我們所見云岡第16至20窟的曇曜五窟完全相符。其工期為7至8年。
像云岡石窟如此重大的皇家工程，包括上述西部及中部部分洞窟的早期工程，東中部孝文帝太和年間的中期工程，以及遷都洛陽后在更靠西開鑿的民間工程，應(yīng)當(dāng)說皇家工程的組織者、能工巧匠，以及發(fā)愿造像的僧俗人士，一定會留下許多創(chuàng)建廟像、歌頌功德、發(fā)愿祈福的文字。令人遺憾的是，云岡石窟的造像題記不但在數(shù)量上與龍門石窟不能相比，而且反映其早期工程情況的碑石、題刻幾乎沒有見到。
從現(xiàn)有資料看，云岡石窟尚存造像題記32種、47題。其中見于日本水野清一、長廣敏雄侵華期間整理的資料的是30種，45題。[4]其余2題是建國以來發(fā)現(xiàn)的，一為1956年從20窟前積土中發(fā)現(xiàn)景明四年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一為近年本人在第六窟南壁門東浮雕界格上微型造像旁發(fā)現(xiàn)的“道昭”二字。這些造像題記集中見于中部第11、12、13窟，散見于曇曜五窟和西部第22至38窟，同時也偶見于東部第4窟、第6窟等。茲擇要簡述于后。
云岡石窟早期造像題記，以11窟《五十四人造像題記》為代表。它記下了平城內(nèi)54名信士女在云岡11窟東壁雕造95尊石佛的緣由，對文成帝復(fù)法后佛事中興的“盛世”稱頌有加，對當(dāng)權(quán)者孝文帝、文明太后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其文云：
太和七年，歲在癸亥，八月卅日，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自惟往因不積，生在」末代，甘寢昏境，靡由自覺，微善所鐘，遭」值圣主。道教天下，紹隆三寶；慈被十方」，澤流無外。乃使萇夜改昏，久寢斯悟。弟」子等得蒙法潤，信心開敷，意欲仰酬洪」?jié)?，莫能從遂。是以共相勸合，為國興」福，敬造石廟形象九十五區(qū)及諸菩薩」。愿以此福，上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德合乾坤」，威逾轉(zhuǎn)輪，神被四天，國祚永康，十方歸」伏，光揚三寶，億劫不隧。又愿義諸人」，命過諸師；七世父母，內(nèi)外親族，神棲高境」，安養(yǎng)光接，托育寶花；永辭穢質(zhì)，證」悟無生；位超群首，若生人天；百味天衣，」隨意飧服；若有宿殃，墮落三途；長」辭八難，永與苦別。又愿同邑諸人，從」今已往，道心日隆，戒行清潔；明鑒」實相，暈揚慧日。使四流傾竭，道風(fēng)」堂扇；使慢山崩頹，生死永別。佛性明」顯，登階住地。未成佛間，愿生生之處」，常為法善知識，以法相親，進(jìn)止俱游」。形容影響，常行大士八方諸行。化度」一切，同善正覺。逮及累劫，七世父母。
11窟東壁造像記的價值，除在確定開鑿云岡石窟的分期外，還為研究北魏平城時期書法提供了實物資料。此題記共341字，字徑2～3厘米，書法高古質(zhì)樸，墨酣筆凝，溫文敦厚。基本面目是楷書而存隸意。結(jié)字方而略長，寬綽而外拓，略呈左高右低之勢。用筆以圓筆為主，偶然雜以方筆。橫、撇畫起筆全為圓筆楷法，捺筆全為楷腳，方折也用圓轉(zhuǎn)，肩多方平。惟直鉤、戈鉤、豎彎鉤以及少數(shù)橫收和短點、短撇捺猶存隸法。氣息與在大同地區(qū)陸續(xù)發(fā)現(xiàn)的延興二年（467）的《申洪之墓銘》后三行題記和太和元年（477）的《宋紹祖柩磚》有較多相通之處。[5]充分顯現(xiàn)了北魏太和年間古健豐腴的書風(fēng)，以它與北魏平城時期的代表性銘刻書跡《東巡碑》、《南巡頌》等相較，最明顯的不同之處，是更多一些手書的意味。一是結(jié)字不拘方整密集而是筆圓體博，從這里可以找到當(dāng)時寫經(jīng)體甚至是后來的《經(jīng)石峪》的影子。二是體勢非右昂反呈右垂之勢，頗似始光元年（424）的《魏文朗造像記》。三是橫畫捺筆收筆處無上挑之態(tài)，這當(dāng)然是與上述字體無右昂之勢和更多行押書風(fēng)尚有關(guān)。
屬于太和時期的作品，尚有刻在曇曜五窟之一的17窟明窗東側(cè)的太和十三年（489）《比丘尼惠定造像題記》。其文為：
大代太和十三年，歲」在己巳，九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比丘尼惠」定身愚（遇）重患，發(fā)愿造」釋加多寶彌勒像三」區(qū)。愿患消除，現(xiàn)世」安隱（穩(wěn)），戒心猛利，道心」日增，誓不退轉(zhuǎn)。以此」造像功德，逮及七世」父母，累劫諸師，無邊」眾生，咸同斯慶。
此刻共11行，86字。愿文記石佛寺比丘尼惠定“身遇重患，發(fā)愿造釋加多寶彌勒像三區(qū)”之事。有兩點不同于尋常愿文：一是造像緣起反映的世俗觀念。以此造像功德一則為自已消除病患，求得現(xiàn)世安穩(wěn)，二則為“七世父母，累劫諸師，無邊眾生”祈福。二是造像內(nèi)容打著時代的印記。釋迦、多寶二佛并坐龕，是北魏太和年間出現(xiàn)的一種特殊造像形式，所反映的是自延興元年（471）迄于太和十四年（490），年幼的孝文帝拓跋宏踐極后，其祖母文明太后馮氏臨朝，“二圣”共掌朝綱的情況。而彌勒這位未來佛的菩薩身份則象征太和十三年年僅七歲的皇子拓跋恂。待到太和十九年（495）十一窟的《妻周為亡夫故常山太守田文彪、亡息思須（顏）、亡女阿覺（賁）造像題記》，[6]便只造“釋迦文佛、彌勒二軀”了，因此時文明太后早已故去，釋迦、彌勒所對應(yīng)的就只有皇帝和太子了。這說明發(fā)愿造像的現(xiàn)實性是云岡石窟造像內(nèi)容的一個重要特點，它與北魏建國初期沙門法果所謂“皇帝即是當(dāng)今如來”，“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7]佛教的政治化也便成了貫穿于云岡石窟開鑿過程中一個不變的主題。
《比丘尼惠定題記》書跡，仍可歸入平城銘刻體的范疇。其特點有三：一是點畫多見魏楷筆法。如起筆方落重按（橫、豎、撇、捺落筆皆如此）；又如長捺和反捺已具楷則，如“大”、“太”、“父”、“慶”、“安”、“像”等字；豎彎鉤已出鋒，如“九”、“尼”、“無”等字的右鉤。這些已粗具龍門題刻和北邙墓志的基本特點。二是隸意猶存。長橫收筆的方挑、折筆處的圓轉(zhuǎn)和“歲”、“戒”、“咸”等“戈”法的斜出而無挑，是隸則，也是平城期書刻風(fēng)格。三是更具有民間書跡的特征。其面目似《五十四人題記》而粗率過之，因隸筆時現(xiàn)而更見稚拙，以結(jié)體寬舒、正側(cè)不拘而愈顯自然。有些字如“在”、“尼”、“愚”、“重”、“消”、“誓”的拙中寓巧，“道”、“退”、“造”、“逮”、“邊”等字“辵”旁的亦隸亦楷，非隸非楷，都為這件書刻平添了幾分奇逸之致。
云岡石窟西部38窟外壁的《吳氏忠偉為亡息冠軍將軍吳天恩造像并窟》，在云岡石窟是一件可與《五十四人題記》相提并論的大作品。吳天恩其人官冠軍將軍，爵封散侯，秩在從三品。[8]是云岡石窟所存像主中官職最高的，惜《魏書》、《北史》皆不載其名。題記凡300余言，可識者尚有250余字。日人水野清一氏《云岡金石錄》及今人張焯《云岡石窟編年史》均有錄文，恕不照錄。
其書寬博肅穆，藝術(shù)水準(zhǔn)在《五十四人題記》和《惠定題記》之上。可惜長期處于室外，字面風(fēng)化嚴(yán)重，拓固不能，讀亦高不可攀。所有云岡石窟研究者都認(rèn)為21窟以西諸多洞窟都是北魏遷都洛陽之后的晚期作品，但這方造像題記書風(fēng)高古，氣象恢宏，不像是遷都之后的書風(fēng)。近讀張焯君的《云岡石窟編年史》，謎底終于揭開了！其書云，1929年底當(dāng)時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趙邦彥來大同，所撰《調(diào)查云岡造像小記》中曾經(jīng)記述：“太和十九年碑——碑在第四十三洞口外(按即今38窟)左方。記文甚長，惜風(fēng)雨剝蝕，文字漫漶。”同年秋九月，當(dāng)時的古物保管委員會?；輥碓茖{(diào)查佛頭被盜事件，其報告中，也提及此碑。其文云：“太和十九年碑在此洞外，約于民國十年左右發(fā)現(xiàn)者，字跡模糊，未有拓片。”[9]看來，此題記刻于太和十九年（495）是沒有問題的。太和十九年，即孝文自平城遷都洛陽的次年。那么，洞窟開鑿的時間一定在尚未遷都之時了。所以其書風(fēng)依舊是平城體面目，與遷都洛陽后龍門石窟記的《孫秋生造像記》、《尉遲為亡息牛橛造彌勒像記》《解伯達(dá)造彌勒像記》等早期題記還是有明顯區(qū)別的。這則題記不僅把云岡石窟西部窟區(qū)的雕造時間提早了數(shù)年，從而也為研究云岡石窟及佛像的分期和各分期內(nèi)的雕造風(fēng)格提供了新的著眼點和依據(jù)。
云岡石窟晚期的題記，以20窟《比丘尼曇媚題記》為代表。[10]此刻是1956年云岡文物保管所在整修20窟前積土?xí)r出土的。這是云岡石窟難得的一塊完整的造像題記。其石為云岡細(xì)砂巖，略呈方形，高30厘米，寬28厘米?？瑫?0行，行12字，共110字。愿文除首尾稍有缺泐外，大部完好。此記末行年號已漫滅不可連綴，所幸第二字右半“月”字尚存?？急背晏?，第二字右為“月”者，有孝文帝承明，宣武帝景明，東海王建明和北齊廢帝乾明，而其中數(shù)到四年者惟有景明。這就可以斷定此石年代為景明四年（503）了。其文云：
（夫含）靈鏡覺，凝寂迭代。照周群」邦，感垂應(yīng)物。利潤當(dāng)時，澤潭機(jī)」季?？谎剑瑧c鍾播末。思戀」靈福，同擬狀金石。冀瞻容者加」祗虔，想象者增忻悕（或為怖）。生生資津」，十方齊慶。頌曰」：
靈慮巍凝，悟巖鑒覺。寂絕照周」，蠢趣澄濁。隨像擬儀，瞻資懿渥」。生生邀益，十方同慶。
景明四年四月六日 比丘尼曇媚造
這方題記內(nèi)容可證之事至少有兩點，其一，此記雖為佛門造像發(fā)愿文，但卻與常見造佛像幾軀、菩薩幾軀不同，只云“同擬狀金石”，說明所造可能是單體金銅像、石雕像。其二，造像而供養(yǎng)者為比丘尼曇媚，聯(lián)系曇曜五窟中的另外兩個洞窟17窟前壁明窗側(cè)太和十三年（489）比丘尼惠定造像題記，18窟前門西壁茹茹可敦造像題記，可見至少是曇曜五窟這幾個西部洞窟自太和年間至遷都以后皆為比丘尼所居。唐代高僧所記武周山石窟寺“東為僧寺，西頭尼寺”的格局，[11]于此可否得到證明呢？
《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書法極佳?？v觀其以圓筆為主，寬博雄渾的書風(fēng)，應(yīng)與魏碑名品《鄭文公碑》相類。特點之一是圓潤沖和。此記用筆幾乎是筆筆中鋒，不似一般魏碑書體大起大落的方頭重腦。除少數(shù)點畫偶見方起外，起落之處大多破方為圓了。橫畫一改露起為藏入，鮮見刀斧棱角，疊橫多見連帶和筆斷意連的行書筆致。折筆除“照”、“寂”、等個別例子外，都取篆法，用圓轉(zhuǎn)作方折。捺畫寫得飽滿開張，起筆出鋒全是圓筆，既存隸意，又具楷則。斜提和戈挑，全無“丑魏”方重面目，頗多鐘王沖和內(nèi)擫之態(tài)。此石書法的另一個特點是寬博從容。結(jié)字方整，筆勢開張，寬厚穩(wěn)健，古樸閑逸?？偠灾?，其書結(jié)體為方形，分而觀之則寓方整于變化之中。像“鏡”、“覺”等字，下部寬舒而不局促，存天趣而去雕飾?！案小?、“機(jī)”、“儀”等字中的“戈”都不上趯，而是斜曳至右下緩緩帶住，無劍弩之態(tài)而具沉雄之勢。“時”、“末”、“濁”等字的豎鉤平緩左出，猶遺分書之法。余如“鑒”、“嚴(yán)”、 “趣” 、“益”的結(jié)字更是不泥成法，天趣盎然。
清人包世臣、康有為曾以“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圓筆之極軌”極贊鄭道昭書，[12]把這些移來評價《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同樣十分貼切。那么，這方佛門題記碣是不是就是鄭道昭本人的作品呢？我曾將二石中相同和相近的字進(jìn)行過剪貼對比，二者的親緣關(guān)系是顯而易見的。前些年筆者在云岡石窟第六窟窟門東側(cè)滿刻佛本生故事的界格上發(fā)現(xiàn)了幾尊很小的造像，像旁覓得“道昭”二字題名，是見棱見角的魏碑書體。如果此人就是鄭道昭，那么他到過武周山石窟寺并替比丘尼曇媚書寫發(fā)愿文就坐實了。因為此時正是鄭道昭的時代，景明四年比《鄭文公碑》永平四年（511）的創(chuàng)立時間早八年，應(yīng)為其書法創(chuàng)作和書事活動的全盛期。而二者的一些小異之處，如“題記”比“鄭碑”點畫上圓筆更多，氣息上更顯自然閑逸，可能與書家8年的經(jīng)歷有關(guān)，更與不同的書寫環(huán)境、對象和字體大小有關(guān)?！多嵨墓肥青嵉勒燕嵵仄涫碌貫槠涓疙灀P功德的宏篇巨制，整個書寫過程肯定更為嚴(yán)肅、拘謹(jǐn)，官方銘刻中慣用的方起方折和方正字形會多一些，甚至有時顯得過于勻落而少變化。《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為寺院小品，此類創(chuàng)作類乎經(jīng)生寫經(jīng)，其虔誠之情另有表達(dá)方式。書丹者達(dá)乎天地，通乎神靈，心馳神往，逸趣橫生，既格高韻秀，又不失鄭氏書法藝術(shù)的本色。到這里，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比丘尼曇媚造像題記》比之《鄭文公碑》毫不遜色。如果包康在世，一定會將他列入神品名單。
在云岡石窟，完全是魏體楷書面目的題記，尚有第18窟窟門西側(cè)的《茹茹可敦題記》。[13]這是一件殘題，日人水野清一氏《云岡石窟·云岡金石錄》所錄12行，27字：
大茹茹……可敦因……逕斯□……維□……壤乃□……滿□……載之□……何常乎……以茲微?！葴啞跞恕剑_振玉《石交錄》作玄）妙□□……□□……
此刻結(jié)體、用筆全是楷則，嫻熟而老到；入筆藏得很深，圓而不方；行筆勢如力耕，鐵畫銀鉤，楷書而多篆籀氣。與百年后的唐楷已無大異。周偉洲先生認(rèn)為，大茹茹為北魏后期柔然選擇而接受的名號，此名號雖與太武帝強(qiáng)加于柔然的侮辱性名稱蠕蠕相同，但經(jīng)過棄蟲豸而取草木的選擇，已有了很大不同。周先生指出，534年后，北魏分裂為東西魏，北方的茹茹乘機(jī)脫離對北魏的臣屬關(guān)系，重新強(qiáng)盛起來。先是西魏于537年（元寶炬大統(tǒng)三年）以元翌女稱化政公主，妻茹茹可寒阿那瓌兄弟塔寒，又自娶阿那瓌女為皇后。以后是高歡以常山王妹樂安公主改號蘭陵公主遠(yuǎn)嫁阿那瓌，又自娶阿那瓌女，號蠕蠕公主。[14]因而他斷定大同云岡石窟的《大茹茹可敦造像題記》當(dāng)成于公元534～552年。從題記十分成熟的楷書銘刻，也可判定此說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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