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墨家教育思想
（一）墨家概況
墨家的創(chuàng)始人是墨子 ，名翟，生卒年不可確考，活動于春秋與戰(zhàn)國之際。墨子出身微賤，精于工技，曾經“學儒者之業(yè)，受孔子之術” ，后創(chuàng)立墨家學派。他一生的活動主要是“上說下教”，門下弟子眾多，聲勢很大。儒、墨兩家并稱為“顯學” 。
墨家私學是一個組織嚴格、紀律性極強的宗派集團。其領袖稱為“巨子”，墨子是第一代巨子 。巨子是精通墨家之義的圣賢，而且還是墨家之法的執(zhí)行者。巨子以自己的品格、道德力量和領袖地位對墨家弟子具有很大的約束力和震懾力。墨家弟子對巨子都絕對服從，并為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墨家以求天下之利為核心內容的教義，使得墨家成員有著一種共同的信仰和執(zhí)著追求的精神境界，規(guī)范著墨家弟子的思想與行為。嚴格的自我磨煉，又使墨家弟子不僅具有為墨家教義忘我犧牲的品格力量，而且具有相當團結的集體凝聚力。
《墨子》一書共53篇，出于墨子及墨家后學之手，是研究墨家教育思想的主要材料。
（二）論教育作用
墨家的社會政治理想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推行教育，主張通過“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 ，建設一個民眾平等、互助的“兼愛”社會。在他看來“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 。因此，可以通過教育使天下人“知義”，從而實現社會的完善。這就是教育的社會作用。
墨子闡述了環(huán)境和教育對人性形成的影響，他以染絲為例，“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來說明“士亦有染”，所以“染不可不慎也” 。這就是著名的“染絲說”，在他看來，先天的人性不過如待染的素絲，有什么樣的環(huán)境與教育，就能造就什么樣的人。
（三）論教育目的與內容
墨子主張教育要培養(yǎng)“兼士” ，作為兼士，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 ，即道德的要求、思維論辯的要求和知識技能的要求。墨家講的德行的基本要求就是“兼愛”。即能夠毫無區(qū)別地愛一切人；知識技能要求是為了使兼士們有興利除害的實際能力；思維論辯要求是為了“上說下教”，去向社會推行其“兼愛”主張。
在教育內容上，以“兼愛”為核心的道德教育要求“兼士”必須奉行墨家最高的道德標準——義，其宗旨在于造福全社會。墨家重視論辯能力的訓練，以便更有效地進行游說，推行自己的社會政治主張。墨子對論辯術有深入探討，提出“察類明故”的原則，強調運用類比，論據要有說服力，是中國古代邏輯理論的開拓者。墨子還提出了判斷言談是否正確的三條標準，即著名的“三表法”：“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 墨子通過對大量實際問題的論證，提煉出了各種思維的邏輯方法，同時又將這些邏輯方法應用于各種實際問題的分析、論證、推理。墨家還注意對自然科學、生產技能、軍事知識等技能的訓練。
（四） 論主動施教
墨子不贊成儒家“叩則鳴，不叩則不鳴” 的被動施教的態(tài)度，主張“雖不叩必鳴者也” 的“強說人”精神，認為“不強說人，人莫之知”。對不來求教者要主動施教，這叫“行說人”，他說：“行說人者，其勸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 他強調主動施教是出自功利效益的考慮。
（五）論強力而行
墨子特別強調道德行為的鍛煉。他說：“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 ，他要求學生樹立“強力而行”的刻苦磨煉精神。他非常重視意志的鍛煉，認為“志不強者智不達”，意志不僅是重要的道德品質，而且對知識才能有直接影響，沒有在艱苦實踐中磨煉出來的意志，就談不上人的智能。
墨家教育思想具有自身特色，其中也包含著不少合理主張，尤其可貴的是其科學技術知識和技能技巧的專門教育，在中國教育史上首先提出并實行的，這就使得墨子教育思想成為中國教育史上一份獨特的、很有價值的遺產。
二、道家教育思想
（一）道家概況
道家創(chuàng)于春秋末的老子 ，生平事跡不詳，是個云游四方的隱士 ?，F今流傳的《老子》 一書共81章，保存著老子的一些思想，為研究老子教育思想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道家的興盛是在戰(zhàn)國時期，戰(zhàn)國道家分為兩派，一是稷下黃老學派 ，這一派不墨守老子的理論，而是以道家思想為主，兼采各家之長，有選擇地吸收法、儒、墨、陰陽、名家的一些思想因素，從而能夠成為社會政治活動的一種指導思想。另一派則以莊子 為代表，承襲了老子的哲學思想，并將其演變?yōu)橐环N出世主義的思想，莊子崇尚自然，追求個人精神的解脫，在教育上主張培養(yǎng)“真人”、“至人”，即一種無己、無功、無名、無情的完全自由的人物，但他的思想代表了一種自由主義的思潮，對后世的知識分子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現今流傳的《莊子》 一書分內、外、雜三篇，有較高的文學價值，也為研究莊子教育思想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二）主張“絕學”和“愚民”
道家認為“道”是天地萬物的本源，它永遠不變地存在著，不停地在天地萬物中間運行著。這體現在教育目的上，就是要求人們把“道”當作認識、追求、實現的總目標，一切教育思想和活動都圍繞著“道”而展開。老子論述了“道”的本質特征：“道恒無為，而無不為。” “道”不依賴人們的主觀意識，有自身運作規(guī)律，所以稱“自然無為”。“無為”的反面是“人為”，而儒家的教育是最主要的“人為”活動。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智能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貞臣。” 就是說，儒家的仁義孝慈貞的教育都是人為的，不符合人類的本性。在道家看來，儒家所倡導的教育是破壞自然、違背人性的活動。
老子主張“復歸于樸”、“復歸于嬰兒”，希望回歸原始淳樸的狀態(tài)，就像嬰兒時代一樣。而學習恰恰與老子的主張背道而馳。他說“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為。” 這樣就將“學”與“道”對立起來，為學的趨勢總是逐步增加、積累，而為道的趨勢則是逐步減少、削除，削減得越徹底，就越貼近自然。因此，他提出“絕學 無憂” 的著名命題。這樣，一切道德、智慧、文化、學術就都被否定了。
與“絕學”對應的社會政策就是“愚民”。老子認為，人民之所以難于統(tǒng)治，就是因為他們“智多”，故他公開主張“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的政策。愚民的措施就是不讓民眾接觸到學術知識，甚至那些可能引起人們向往、追求的種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根本就不應讓民眾見到，這就“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如果天天都封閉在原始的生活環(huán)境中，他也就產生不出什么想頭了。
道家否定學習知識的作用，實際上是持（傳統(tǒng)）教育有害論，這是極端的、片面的。既然社會已不可能回歸到道家理想中的原始自然狀態(tài)，那么道家的教育觀只能是一種憤世疾俗的高論而已。至于道家的愚民政策，倒是很受某些專制統(tǒng)治者所欣賞。
（三）教循自然
道家并非根本不要教育，而是提倡與傳統(tǒng)教育不同的特色教育。老子主張“居無為之事，行不言為教”，反對過多的人為說教、干預、引導。最好是一切順應自然，就像流水一樣，“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這含著尊重人的自然發(fā)展的意義，在教育態(tài)度和方式上，它體現了潛移默化的哲理。莊子也主張教循自然。他說：“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yǎng)其知之所不知。” 意思是說，人的聰明才智是與生俱來的，人所要做的不是增長知識，而是以自己智力所能理解的來保持其智力所不能理解的，即不強求知識，一切應順其自然。他主張讓人們歸樸返真，回到自然狀態(tài)中去。莊子這一思想，反對束縛人性，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總之，道家認為“道法自然”，主張培養(yǎng)能體會自然之道的圣人，對于孔子提出的仁義道德持否定態(tài)度。道家輕視知識，主張以自然之道即“天道”為教育內容，要求人們完全聽憑自然，對于傳統(tǒng)文化也持反對態(tài)度，強調“絕學無憂”。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教育的作用，對后世教育的發(fā)展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三、法家教育思想
（一）法家概況
法家是一個以論述社會政治觀點為主的學派，在學術淵源上與儒家有關，早期法家代表李悝 、吳起 就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學生。到李悝的學生商鞅 時，法家與儒家開始趨于對立。商鞅輔佐秦孝公實施變法，使秦國迅速強大起來，其變法的指導思想就是法家理論，商鞅有《商君書》 存世。戰(zhàn)國末法家的杰出代表李斯、韓非 都是荀子的學生，又和儒家徹底決裂。韓非可稱戰(zhàn)國法家的集大成者，著有《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顯學》等，使法家學說系統(tǒng)化。李斯則是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后實施法家政策的倡導者。
（二）否定傳統(tǒng)教育的作用
商鞅是站在統(tǒng)治者立場上，不重視教育，而主張“制民”，他說：“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 認為只有封建國家頒布的政策法令，才是賴以治國的根本。韓非繼承了荀子的“性惡”論，認為人的本性都是好利避害的。但荀子認為教育可以化性，而韓非對此也表示懷疑。他說：“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xiāng)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懼，變其節(jié)，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將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于愛，聽于威矣。” 他認為父母的管束，社會輿論的壓力，包括教師的教誨，效力都是有限的，只有刑法具有最大的約束力，可以使人畏懼，而不敢作惡。韓非所說的那種人的確有，但畢竟只是少數頑劣分子，而且發(fā)展到這個地步，恐怕也有教育不到位的責任。由此以偏概全，得出教育無用的結論，則是錯誤的。
（三）以法為教，以吏為師
與道家一樣，法家也并非完全不要教育，只是一味提倡法治教育而已。商鞅要求“更禮以教百姓”、“燔 詩書而明法令”，以官吏“為天下師”，“學讀法令” 。他主張以法家思想作為“壹教”，以適應當時新興地主階級統(tǒng)一的政治需要，韓非發(fā)展了這種思想，明確提出：“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在韓非的思想中，除法教外，不要其它教育，除執(zhí)掌法規(guī)的官吏以外，不要其它教師。法治教育固然必要，但教育絕不僅限于法教，教師絕不僅限于官吏，只講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結果是以法代教，以吏代師，從而取消了普通教育。
法家的主張迎合專制統(tǒng)治的需要，重實力，講實效的風格有可取之處。但法家一味推崇強權和暴力，蔑視文化教育和社會道德的作用，不僅會摧殘思想文化教育的發(fā)展，對維護封建統(tǒng)治最終也是不利的，這已被后來秦王朝覆滅的歷史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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