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汝倫，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維特根斯坦是通過《邏輯哲學論》走入哲學舞臺的。在這部著作完成后不久，維特根斯坦寫信告訴羅素，這部書的目的是要區(qū)分可以用語言表達的東西和不能用語言表達的東西，他認為這是哲學的根本問題。
1919年，在為《邏輯哲學淪》尋找出版商時，維特根斯坦寫信告訴他的一個朋友：“這本朽的觀點是一種倫理學的觀點。我一度想寫在序言里的一句話，事實上并沒有寫。但現在我要在這里把它給你寫出來，因為它對你來說也許是了解這本著作的一把鑰匙。當時我要寫的是：我的著作由兩部分組成：寫在這里的再加上所有我沒寫的。正是這第二部分是重要的部分。”
很顯然，這沒有寫的第二部分，就是不能用語言表達，或不能說，而只能顯現的部分，但正是這一部分，在維特根斯坦本人看來卻是最重要的部分。從《邏輯哲學論》來看，維特根斯坦所謂“不能說的東西”大致有如下四個方面：1、邏輯形式；2、哲學的本質；3、倫理學，“唯我論”和“生命意義的問題”；4、對于“世界存在”的特殊神秘的感覺。
然而，這四個方面并不是同等重要。邏輯形式不能說只是表明語言的界限。哲學不能說是因為在維特根斯坦看來哲學并不是理論，而是行動。哲學只是語言批判，向人們指出語言的所能與不能。但這些涉及的都只是思想和邏輯，而沒有涉及生命的意義。但恰恰是生命的意義，才是最重要的。
如上所述，維特根斯坦認為《邏輯哲學論》的觀點是“倫理學”的。“倫理學”在維特根斯坦那里有特定的含義，它不是如通常人們所以為的那樣，是指研究、討論人的行為規(guī)范的理論，討論我們該做什么，不做什么，而是關于生命的意義。
在其著名的“倫理學演講”中，維特根斯坦毫不含糊地告訴我們：“倫理學是探討什么是有價值的，或者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或者我可以說，倫理學是探討生命的意義，或者探討什么使生命值得活下去，或者探討生活的正確方式?！?/span>
我們只有充分領會倫理學問題在維特根斯坦心目中的這種重要地位，才能真正理解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很早就為生命的問題所困擾。他四個哥哥有三個自殺一定給他很大的刺激。他曾向一個朋友承認，有大約九年的時間，他一直為可怕的孤獨所折磨，他的頭腦里不斷泛起自殺的念頭。羅素對他的這種情緒一也有所警覺。
維特根斯坦告訴他的一個朋友，他在一戰(zhàn)時志愿從軍純粹是為了找死，是一種自殺的方式。他在戰(zhàn)時與戰(zhàn)后寫給朋友恩格爾曼的信中，屢屢談起自殺的主題。因此，最初對他產生影響的哲學家是叔本華就一點也不奇怪了。相反，他自己承認，對于斯賓諾莎、休謨和康德，他的領悟非常有限。如果要追溯維特根斯坦的思想譜系的話，那么不會是亞里士多德或萊布尼茨，而是奧古斯丁、祁克果、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
也許現在的人會感到奇怪，像維特根斯坦這樣一個出生在錦衣玉食之家，衣食無憂，自己又才華出眾，且學術成就己為人承認，具有常人無法具有的學術地位和聲望，一般人求之難得的東西對他來說根本不是問題的人，為什么會終生與憂郁相伴？
這里當然有心理的因素，但不能完全用心理因素來解釋。他關于倫理學所說的，顯然與個人經驗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在他那里，“生命”既不是生理意義仁的生命，也不是心理意義上的生命，而是世界。“世界和生命是一個東西。”
正如美國哲學家穆尼茨所指出的，維特根斯坦講的生命“不是可以科學地探究、描述、理解、解釋、分析或分類的東西。它并不出現在肉體中，甚至也不出現在某人的（我的或其他人的）心靈或意識中。維特根斯坦所講的‘生命’是他稱之為‘形而上學主體’、‘哲學的我’的東西。這個‘我’不是世界上任何一種同其他對象一起處于世界之中的對象。”
形而上學的主體是“世界的界限”, “世界存在的前提”,也是世界存在的意義。“哲學的我”不是人，因而是無我之我，這個無我之我也可以有意志，但它的意志已不是欲望、愿望、口的或希望，因此它超越了善惡。對于它來說，只有幸福與不幸，而沒有善惡。但幸福不是欲望的滿足，而是生命問題的解決。
維特根斯坦是個異常敏感的人，對于現實世界的苦痛，他有比常人更深的體認。現代的“黑暗不祥”，他在《哲學研究》中已經公然將它挑明。作為經驗的個人，我們“不能避開現世的苦難”，我們對世界上的事情完全無能為力，它們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甚至我們自己的生命，也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可能在一小時之后死去，或者在兩小時之后，或者在一兩年之后死去。對此我無從知曉，我既不能加速我的死亡，又不能阻止我的死亡：這就是人生。那么，我必須怎樣生活才能時時生活在幸福、美好之中，直至我的生命自行終止呢”？這就是維特根斯坦所關心的問題。
很顯然，作為經驗的主體，這個生命的問題是沒辦法解決的，因為它無法超越這世界的一切，而只能成為這世界的一部分。但作為形而上學的主體，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這時，它不僅超越了善惡，而且成了和世界本身同一的東西。世上的一切都已經不能影響它和打擾它了。
因此，幸福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境界。是經驗的主體還是形而上學的主體，取決于這樣一種超越境界，所以，維特根斯坦說：“時空之內的生命之謎的解決在時空之外”。
對于這樣一個形而上學主體，對于這樣一個“哲學的我”來說，死亡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因為“形而上學的主體”或“哲學的我”并不生活在時間中，而是生活在現在。“對于現在的生命來說，沒有死亡。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一個事件。它并不是世界的一個事體。如果永恒不是理解為無限的時間的延續(xù)，而是理解為非時間，如果一個人生活在現在，他就永恒地活著。……面對死亡的恐懼是一個虛假的，即不道德的生命的最好標記。”
這樣，我們看到，維特根斯坦這個在別人看來是一生不幸的人，在被癌癥折磨的彌留之際，還由衷地對看護他的人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極為美好的一生”。
維特根斯坦認為，倫理學問題是不能說的，而只能顯示的，他用自己的一生向我們顯示，生命問題就是這樣解決的。作為經驗的整體，我們只能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承受它的種種事實。一旦超越為形而上學的主體，無我之我，我們就與世界同一，是它的界限和意義。這當然不是經驗的事實，而是先驗的存在條件。
維特根斯坦告訴我們：“世界的意義必定在世界之外”，而在世界之外的東西是不能說的。這不能說的東西，也就是所謂神秘的東西，任何想對它有所言論的企圖都是徒勞的。維特根斯坦認為，要超越語言的界限來談論倫理學或宗教問題。“是人類內心一種傾向的證明，我個人對這種傾向不禁深懷敬意，終身不嘲笑它”。
雖然他自己也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他要求的卻是對此保持沉默。歸根結底，與另一不能說的東西——哲學一樣，生命的意義及其相關的問題不是理論，而是實踐行動。但對于維特根斯坦來說，世界是這樣的，這是一個不可言說的神秘。
聯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