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專主“致良知”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福州三衛(wèi)軍人進貴等脅迫眾兵士謀叛，王守仁奉敕侯前往勘處。他馬不停蹄行至豐城，知縣顧亻必當即報告寧王朱宸濠舉兵造反一事。眼看形勢緊急，王守仁當機立斷，火速返回吉安。一方面，他督派知府伍文定等人，調(diào)集軍糧，組織兵力，治好器械舟揖，準備起兵討叛；另一方面，又傳檄四方，暴露宸濠罪惡，號召列郡發(fā)兵勤工。同時，王守仁又上疏告變，并規(guī)諫武宗說：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jīng)變亂，民心騷動，尚爾巡游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凜骨寒心！……伏望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弦，罷黜奸諛，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尚有可圖，群臣不勝幸甚。
（王守仁《奏聞宸濠偽造檄榜疏》）
疏中言辭剴切，充分體現(xiàn)了王守仁洞察時勢的政治遠見和憂國憂君的忠貞情懷。
寧王朱宸濠素懷異志，而今在南昌反叛起事，兵出鄱陽，下九江，直趨安慶，窺伺留都南京。王守仁瞄準朱宸濠后方空虛之失，于六月二十二日發(fā)兵直取南昌。朱宸濠眼看大勢不好，慌忙回軍救援，可是已經(jīng)來不及了。七月二十日，王守仁揮師攻克南昌。二十六日，與朱宸濠接戰(zhàn)于鄱陽湖樵舍（在今南昌市東北），以火攻大敗叛軍。最后生擒了朱宸濠與“其世子、郡主、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王守仁《擒獲宸濠捷音疏》），至二十七日完全結(jié)束戰(zhàn)斗，平定了明王朝的一場內(nèi)亂。
在王守仁平亂時期，明武宗朱厚照并沒有聽取他的規(guī)諫而“痛自克責”，相反卻以平叛作為實現(xiàn)南巡計劃的良機，化名朱壽，自封威武大將軍，于八月二十八日發(fā)兵數(shù)萬，南下“親征”。王守仁獻俘北上，對武宗此舉具疏諫阻，認為江西經(jīng)過戰(zhàn)亂，繼以旱災，實在不堪王師騷擾。但是，武宗哪里肯聽，仍舊一意孤行。而一些幸臣對王守仁擒獲朱宸濠的功勞十分忌恨，又擔心他揭發(fā)諸人與朱宸濠相互勾結(jié)、狼狽為奸的罪惡行徑，于是編造流言，誣蔑守仁曾與宸濠通謀，因慮事不成才迫起兵。這幫幸臣還強令守仁在鄱陽湖地區(qū)釋放朱宸濠，以便讓武宗親與交戰(zhàn)，然后奏凱擒獲，守仁堅執(zhí)不從。武宗因受到幸臣張忠、許泰的挑唆，亦對王守仁極為不滿，幸虧有提督軍務的太監(jiān)張永從中調(diào)護，才使王守仁得以忍讓免禍?？墒牵牡茏蛹皆鄥s被張忠、許泰非法逮捕，重加炮烙毒刑，企圖逼其誣陷守仁曾與宸濠私通謀反。冀元亨堅貞不屈，后被械系京師詔獄，直到后來世宗即位，才得以昭雪其冤。
王守仁平亂成功，非但沒有大受封賞，卻被張忠、許泰恣意追毀，差點難以自保。他只好忍氣吞聲，退避九華山中，每日默坐草庵，內(nèi)心極度沉悶憂傷。其后，武宗召他返江西復命，令更上捷音。守仁行至上新河，被一幫幸臣諂阻而不得人見。他夜半靜坐，見水波拍岸，汩汩有聲，不禁想道：“以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又對門人說：“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親身經(jīng)歷了寧王之亂和不幸遭受幸臣諂害，王守仁深刻體驗到“良知”的意義和作用，從而啟發(fā)他在一年以后正式提出了“致良知”的重要哲學命題。
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王守仁因奉敕巡撫江西而返回南昌。一路上看到在天災與戰(zhàn)亂之后，到處田園荒蕪，餓殍遍地，再加之王師掠擾，實在搞得民不聊生。目睹這種社會慘狀，王守仁多次上疏請求寬恤賑濟災民，但武宗卻置若罔聞。他滿懷忠憤，又上疏直諫曰：“……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腹腎之內(nèi)，而日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其言辭激烈如此，幸好武宗雖不理睬，倒還沒有治守仁之罪。
六月，王守仁前往贛州巡視，途中經(jīng)過泰和時，少宰羅欽順（著名理學家）以書問學。他認真作答，在回書中透辟地闡述了自己的“心學”思想，特別強調(diào)了“學貴得之心”、“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等學術(shù)觀點，公開表明王學與朱學的分歧和對立。
九月，王守仁又回到南昌。不久，泰州“狂士”王民穿著古式衣服，戴著古式帽子，手執(zhí)一塊木簡，攜帶兩首詩作為進見禮物，專程前來向王守仁求教。兩詩內(nèi)容主要是自敘經(jīng)歷，表明拜師求學、立志做“一等”圣人的心愿。王守仁一見王良儀表不俗，立即走下石階去迎接。進入客廳便請上坐，然后問道：“何冠？”王民答道：“有虞氏冠”。又問：“何眼？”王良答道；“老萊子服。”又問：“學老萊子乎？”答曰：“然。”再問：“將止學眼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王良一聽，肅然起敬，于是俯首傾耳等待守仁賜教。隨即，守仁為他講論“致知格物”的道理，使他忽然領(lǐng)悟地說：“吾人之學，飾情抗節(jié)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王良當即拜守仁為師，正式行弟子之禮。他原名銀，守仁替他改為民，取字為汝止。王艮后來成為守仁的高足，他對陽明心學起了兩方面的作用：一是使之在下層人民中得到廣泛傳播，二是使之漸失其傳統(tǒng)，演變成為泰州學派。
王守仁在南昌講學，內(nèi)容有所更新，其時已經(jīng)明確提出“良知”之說。四方學子慕名而至者為數(shù)甚多，一些遭受貶斥的官員亦紛紛投奔陽明，拜為弟子。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裘衍、王艮等人，日侍講席，聆聽師說。但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說，皆死守程朱舊學，與守仁多次辯難。王守仁說：“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啟悟，故甘隨俗習非。今茍以是心至，吾人為一身疑謗，拒不與言，于心忍乎？”這就表明自己與朱學和時俗公開對壘，勢不兩立，在學者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崇信朱學者雖多畏避，但追隨王守仁求學者日益增多。
正德十六年（1521），王守仁50歲，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他在南昌講學，開始提出了“致良知”的重大學說命題。自從經(jīng)歷了朱宸濠之亂和張忠、許泰之讒，更加相信“良知”真足以忘卻患難，超脫生死。他在這種特殊的內(nèi)心體驗中，認識到“良知”對于統(tǒng)攝身心和適應災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由此進而找到了心學發(fā)展的新途徑——“致良知”。王守仁曾遺書鄒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日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送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他又對門人陳九川說：“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圣賢相傳一點滴骨血也。”還說：“某于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王守仁強調(diào)學者必須著實用功，加強道德修養(yǎng)，才能“致良知”。自從南都講學以來，他一直教導門人以“存天理，滅人欲”為本，有人問何謂“存天理，滅人欲”，則令其獨自去探求；至于“天理”為何物，他從未加以講論。只是到了此時（正德十六年），他才明確指出“天理”即“良知”，“去人欲”即“致良知”。這表明王守仁心學已經(jīng)發(fā)展到一個嶄新的高度，其思想體系的建立已經(jīng)進入了一個日臻完善的階段。
同年三月，武宗朱厚照一命嗚呼。四月，朱厚囗即位，是為明世宗。五月，王守仁借此“新政英明”之際，召集門人雅會于廬山白鹿洞書院，共同倡明心學。其時，他躊躇滿志，以為世宗即位之后，自己一定會大有作為。果真不出所料，朝廷于六月召王守仁入京。他即刻啟程北上，行至錢塘，因輔臣互相傾軋而受阻，只任命他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王守仁未得重用；感到大失所望，于是上疏請求便道歸省，朝廷準奏。九月，他回到了浙江余姚，“日與宗族親友宴游，隨地指示良知”。但鄉(xiāng)中故老以舊眼光看待王守仁，對他的學說有所懷疑。而錢德洪卻深信王守仁的“良知”之說，乃力排眾議，帶領(lǐng)兩個侄子大經(jīng)和應揚，以及鄭寅、俞大本等人，經(jīng)王正心通贄請見。次日，夏淳、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鐘秀、黃文煥、周于德、楊珂等74人及門受學。后來，錢德洪便成為王守仁的高足，與王畿齊名，被學者稱為“教授師”。
十二月，明世宗錄平定宸濠之功，封王守仁為新建伯。由于權(quán)臣的嫉妒和排斥，“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明史》本傳）。王守仁為明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并未能得到公正的待遇。朝廷在名義上是給予他升賞，而實際上卻對他加以罷黜。次年，王守仁因服父喪，不召；而后來免喪，亦不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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