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花開醉大唐
——《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百媚千紅》之二：薛濤
“詬病”者們，往往把薛濤的“此”與“前”、“后”的作為相聯(lián)系，“前”——就是其“墜入樂籍”的經(jīng)歷，“后”就是后來“與元稹的不倫之戀”。以此認定薛濤就是一輕佻妓女，難改其妓女秉性；也把薛濤在劍南西川節(jié)度使府的角色定位于“嬌艷情人加文藝花瓶”?！霸嵅 闭邆兙褪前蜒唵螝w類為魚玄機式的“妓女詩人”一類的一派。
“回避”者們，往往故意“閃過”或者“顧左右而言他”的回避薛濤一生中“與韋皋交往”的這一段重要歷史，天真地描述薛濤是“豪放、剛毅”的堅貞淑女，有的甚至將其描述成“豪爽、忘情、男性化了的”毫無瑕疵的詩人。“回避”者們就是把薛濤刻意刻畫成不食人間煙火的“圣賢”的一派。
但是，不客觀的解析這段歷史，就不能完整、立體的理解進而客觀的描述和分析薛濤的成長史，就不能完整、準(zhǔn)確的把握薛濤以后的所做所為以及逐漸成熟和獨立的人格的形成，也不能深入地理解其作品的思想內(nèi)涵。
寫薛濤，不能寫成薛濤的“斷代史”。我認為，“詬病”和“回避”都是不正確的，至少都是不客觀的。說實話，對于眾多的薛濤研究者而言，在研究開始階段的不甚了解的情況下往往都會武斷的做出“非此即彼”的錯誤結(jié)論。我認為，文史研究者應(yīng)該歷史的、客觀的看待歷史人物，克服歷史人物研究中的“左傾”主義，即：無限拔高或者無限抹黑的極端主義。
歷史人物，無論是偉人還是“小人”，無論是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首先都是“人”，是社會人，不是“高大全”；其生存、生長環(huán)境是充滿了“利欲權(quán)益”的社會環(huán)境，非化學(xué)實驗室里或是“假大空”環(huán)境。他或她生來并非是自己就是要作“偉人”；也并非就是別人給他（她）設(shè)計好了的人生軌跡，只要他嚴(yán)格按照預(yù)先劃定的“路線圖”一路走來，就注定成為歷史偉人。“歷史人物”在當(dāng)時也是“現(xiàn)實人物”，他們和我們一樣，首先需要考慮的是——生存，再考慮發(fā)展，需要在良好的生存環(huán)境中和一定的發(fā)展基礎(chǔ)上再考慮成就大業(yè)；甚至是在“掙扎”、“拼搏”中生存，在艱難的生存中慢慢積累歷史的成就。只要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尚處于社會底層的、年輕懵懂的，無依無靠的、女性的薛濤的“成長史”和“發(fā)展史”。
正如前面所述，薛濤的“墜入樂籍”是不得已而為之，是作為一個無依無靠弱幼女子在歷史和現(xiàn)實條件下的“最佳”選擇，也可以說是唯聰明的薛濤的聰明選擇（假如，薛濤沒有薛濤的聰慧美麗和擅詩文、通音律，恐怕就是想墜入樂籍都難）。
她被韋皋選擇進入節(jié)度使幕府時也只有十六、七歲，這時的她也并非已經(jīng)變得“有依有靠”和“睿智且老謀深算”，她不僅尚處年輕未“喑透世事”，且正處青春懵懂情竇初開之時。按照正常人的邏輯來說，她從一個受人輕視（在這里，我用“輕視”這個詞，是很客觀的。我們也客觀的說，在那時的唐代，薛濤之類人的身份雖然處于社會低層，被達官貴人看不起，但非至于像現(xiàn)在我們想象的是受人“鄙視”。我前面早就說過，薛濤的“樂籍”不是現(xiàn)在的“妓女”，其實她就是古代的“戲子”，不同于“娼妓”，尚不到被人唾棄、鄙視的地步）的樂籍人員，一下子進入了節(jié)度使幕府，而且是宛然就如當(dāng)時西南一帶的“小朝廷”的當(dāng)?shù)氐淖罡吖俑皠δ衔鞔ü?jié)度使府”從事“校書郎”的工作。在“小”薛濤當(dāng)時的視野中，這不能不說是一下子“從地獄”進了“天堂”，她不能不突然覺得“自豪和驕傲”；對于韋皋這位西南地區(qū)最高長官對她的器重和寵愛，她不能不感恩戴德甚至“受寵若驚”。
因此，從這個角度講，對于韋皋的“情人”要求，她一是不敢拒絕；二是有可能就不想拒絕（起碼在開始時）。
對于“她不敢拒絕”一層，我們可以斷言：即使薛濤不愛韋皋，不情愿做他的情人，她也身不由己。這一點，我想我們不用再作過多解析。
對于她“有可能就不想拒絕”，即是，她有情愿的意思這一層，我們不妨分析一下。設(shè)身處地的想一想，美人愛英雄，對于有較高眼光和遠大理想且又富有浪漫文人情懷又恰在20歲左右，青春華年情竇正茂的薛濤來講，崇拜博學(xué)、儒雅又精明干練魄力與能力兼?zhèn)渲貦?quán)在握的韋皋是情理之中的事。而且，對于尚未見過太多優(yōu)秀男人的薛濤來說，韋皋應(yīng)該是她當(dāng)時見到的最富有“魅力”的優(yōu)秀男士，愛慕在心底暗暗滋生也是正常的。當(dāng)然，她也不是不知道，即使在那個相對開放的唐朝，作“情人”也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但是，不做“此”能復(fù)何求？做夫人嗎？顯然不可能。做韋皋的“妾”嗎？這一點先不論薛濤是否愿意，先就說，這一點不是薛濤一方所能決定了的！
毋庸置疑，韋皋是愛，起碼是憐惜薛濤的。但是，韋皋為何不進一步娶薛濤做妾？史料中沒有記載。我們推斷原因可能是有兩方面的因素：
一是韋皋是個既有遠大理想又極現(xiàn)實和極有定力的政治人物。他在薛濤已成為他實際上的“情人后”，已經(jīng)不再需要讓她轉(zhuǎn)換名義身份成為他“帶頭銜的情人”——妾；他不會去做任何無意義的“助人為樂”的事，更不會去做“既損人又不利己”的事；他或許也明白，心高氣傲的薛濤也不甘心做被縛于其身下的“妾”；要讓薛濤再附加以“妾”的名義，不僅不利于薛濤再為他工作，而且還不利于他家庭的穩(wěn)定和外在聲譽。二是，作為清高要強的薛濤來講，無疑她的思想是開放和新潮的，她是寧可作隱蔽的情人，也不愿意低就為“妾”的，因為不足20歲的她還有做正統(tǒng)“夫人”的理想，即便不是韋皋這樣級別的人的夫人。
因此，我們可以毫不隱晦的說，薛濤于公元785年入樂籍（當(dāng)時她15歲），約在公元786年，她十七八歲時進入劍南西川節(jié)度使府，至公元790年她二十一、二歲時退出樂籍。期間的四五年，薛濤不僅是節(jié)度使府的“實際上的女校書”、幕府幕僚，還是“侍客侑酒”的樂籍人員兼“韋皋的情人”。盡管如此，我們認為這絲毫不影響薛濤的文學(xué)歷史地位和“晚歲君能賞，蒼蒼勁節(jié)奇”的剛直不阿、清雅奇正的歷史形象，而且我們還覺得薛濤是有血有肉，有著“七情六欲”的真實、豐滿的歷史人物。
有人說，“生活經(jīng)歷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之硯，曲折命運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之墨”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此期間，薛濤可能是忙于公務(wù)，也可能是“酒色行令”中的富足生活缺乏了深刻的思想體驗，也可能薛濤尚處于年輕還未開始思考總結(jié)生活，總之這段時間里她除了寫作了大量的公文和留下只言詞組的酒宴行令外，并沒有杰出的作品產(chǎn)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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