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字幕理论片,69视频免费在线观看,亚洲成人app,国产1级毛片,刘涛最大尺度戏视频,欧美亚洲美女视频,2021韩国美女仙女屋vip视频

文 | 何幸真

作者簡介：

何幸真，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現(xiàn)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研究領(lǐng)域為明代政治文化史，對歷史記憶與明代政治環(huán)境、政治論述、文人社群的關(guān)系尤感興趣。著有《英廟“盛德”：明天順朝君臣對“建文問題”之態(tài)度》、《楊士奇對靖難歷史的調(diào)解及其后世形象的分化（1402—1644）》、《記憶之地：晚明士人對南京靖難歷史紀念地標的營造（1573-1644）》等文，及《殤魂何歸：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一書。

明建文四年（1402），歷時近四年的靖難之役，以燕王朱棣（1360-1424）攻陷南京、取得勝利告終。他終結(jié)了侄兒建文帝朱允炆（1377-？，1398-1402在位）的統(tǒng)治，登上皇位，改年號為永樂，即日后的明成祖（1402-1424在位）。成祖即位之后，不僅積極嘗試從制度、記載等層面消除建文朝的存在及影響，更針對忠于建文帝的文武官員，展開一連串的殘酷整肅。在此過程中，許多建文朝臣被列為“奸臣”慘遭屠戮，其親族亦多遭誅滅或發(fā)戍，妻女發(fā)配教坊司、淪為“靖難功臣”的奴婢、強配象奴者更是難以計數(shù)；此外，也有不少官員在建文政權(quán)覆亡之后選擇自殺。這段悲慘的歷史，在后世被稱作“壬午殉難”，成為明代長期籠罩于政治禁忌陰影下的一道歷史傷痕。然而在此同時，建文殉臣的死難事跡，卻也與明代崇揚忠義的國家政策和意識形態(tài)有所呼應(yīng)，并逐漸成為地方官員藉以鼓舞士風、教化鄉(xiāng)里的模范；建文殉臣在政治及道德教化方面的潛力，亦成為明代中葉以降士大夫群體嘗試消解政治禁忌、撫平歷史創(chuàng)傷、還予建文君臣應(yīng)有地位的突破口。

隆慶六年（1572）七月，由內(nèi)閣重臣所主導(dǎo)的明神宗（1563-1620，1572-1620在位）即位詔，可說是明代士大夫群體利用幼主初立、權(quán)下閣臣的空檔，突破了“圣裁”這道一直難以跨越的關(guān)卡，使建文諸臣在國朝歷史、祀典等方面地位大幅提升的一次勝利。詔書中一反此前官書論調(diào)，肯定建文殉臣之忠，下令各地建祠祭祀轄區(qū)內(nèi)的殉臣并恤錄其裔。以此詔令為契機，原由地方官紳自行發(fā)起的建文忠臣紀念活動，遂于萬歷年間轉(zhuǎn)為官方政策，從而獲得更進一步的發(fā)展。而在這一過程中，南京是個相當值得注意的地區(qū)。這座城市是昔日明太祖（1328-1398，1368-1398在位）、建文帝統(tǒng)治時期的國都所在，也是靖難戰(zhàn)前最能感受帝國氣象和建文朝施政情況的地區(qū)。但隨著成祖取代建文政權(quán)，并將國都北遷，南京不但失去它原有的政治地位，也成為政權(quán)替換之際，時代變動感最強烈的地區(qū)；永樂初年對建文諸臣及其親屬的整肅，亦是以此地為中心向外擴散。而這樣一座城市，在朝廷頒布祠祀建文諸臣的詔令之后，當?shù)氐闹魇鹿賳T及宦居于此的士大夫是如何因應(yīng)？他們以此為契機在地方上建置、塑造與維護各種靖難歷史紀念地標，又反映出什么樣的心態(tài)與關(guān)懷？

本文主要透過萬歷至崇禎年間南京一些靖難歷史紀念地標的營造，探討晚明士人如何重新召喚、塑造、強化人們對于建文朝和“壬午殉難”歷史的記憶，以及這些記憶又是如何與人們的現(xiàn)實需求或心態(tài)進行互動。在目前學界關(guān)于“集體記憶”或“歷史記憶”的研究中，對于承載、傳遞記憶之“記憶媒介”的分析與討論，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層面。1920年代提出“集體記憶'（mémoire collective）課題的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即將此類記憶視為一種非既定的、由社會建構(gòu)的概念，且其存續(xù)必須透過書寫、口述、紀念活動、法定紀念日等媒介，一般人也是藉由這些媒介來回憶歷史事件，從而凝聚群體內(nèi)部的認同感。法國史學家諾哈（Pierre Nora）亦以“記憶所系之處”（lieux de mémoire）的概念，來指稱文本、儀式、紀念碑等保存歷史記憶的媒介，并認為這些“所系之處”具有明顯的功能性，是基于歷史記憶將隨著時間消失的危機感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另一個與之相近的概念，是文化地理學理論所討論的“地景'（landscape）。文化地理學者認為，地景本身就是一套具有象征意涵的表意系統(tǒng)，顯示社會據(jù)以組織的價值和意識形態(tài)，而后者又將透過地景的支持而延續(xù)。本文所聚焦討論的靖難歷史紀念地標，即是上述“記憶媒介”或“文化地景”的其中一類。南京地方官員在其認知的“靖難歷史現(xiàn)場”修建墓祠、樹立碑志、撰寫詩文，將之建構(gòu)為蘊含象征意義和歷史記憶的紀念地景；而文人造訪此類地景感懷“歷史”、憑吊逝者，除了向建文忠臣及其殉難家屬表示崇敬與哀悼、并展現(xiàn)甚至進一步形塑其對知識分子群體共有價值觀的認同外，亦在經(jīng)歷一種于“歷史現(xiàn)場”驗證、強化自身的歷史認知與情懷的過程。

本文所謂的“靖難歷史”涵蓋范圍較大，除了靖難戰(zhàn)爭本身的歷史之外，也包括戰(zhàn)爭期間建文朝的歷史，以及成祖奪位之后對建文諸臣進行整肅（即“壬午殉難”）的歷史。不過，由于相關(guān)記憶主要著重于南京城破后建文帝“焚宮出逃”及永樂朝政治整肅的層面，故本文探討的“靖難歷史紀念地標”，也以承載（或被賦予）此類記憶的為主。全文將分別從“集體祭祀建文忠臣的專祠”、“永樂初政治受難者的紀念地點”、“被賦予南京城破意象的地景”三個層面，以萬歷年間出現(xiàn)的一些紀念地標或書寫為例進行分析，并進一步探討萬歷之后這些紀念地標通過哪些機制獲得延續(xù)和發(fā)展。

南京原本就是一座歷史氣息濃厚的城市，在明代以前便已是七個政權(quán)的都城。為數(shù)眾多的古跡和古人宅墓，遍布于城內(nèi)及其周邊地區(qū)。無論是齊梁宮殿、宋晉庭園的舊址，還是唐代劉禹錫（772-842）賦詩感慨六朝興亡的烏衣巷，抑或三國吳大帝孫權(quán)（182-252）的陵墓，這些古跡、宅墓，有些仍保有部分舊貌，有些已不見半點遺跡，甚至連遺址真假都難以查考，但它們都能讓來訪的游人墨客，沉浸在前朝歷史的氛圍中。由于六朝與南唐國祚短暫，其留存當?shù)氐墓袍E，往往給人盛衰無常之感；加上南京在明初曾為京師，太祖建孝陵于鐘山，以開國功臣墓群環(huán)繞相伴，但隨著成祖遷都北京、建陵天壽山，其成為一座孤陵，更令人感慨靖難戰(zhàn)后南京地位的衰落。不過，南直隸地區(qū)的官員及宦游至此的士大夫，他們在當?shù)刂铝τ诰鸽y歷史紀念地標的營造，從其書寫與論述來看，相比起強調(diào)政治變動帶來的興衰、或是喚起人們對靖難戰(zhàn)爭和后續(xù)整肅的受難記憶，他們更著重突顯殉臣自身的生命抉擇，及其為踐行忠義、維護清白而殉死的精神，乃至此種精神對于世道風教的裨益。

神宗即位詔命各地祠祀建文忠臣的政令，在后續(xù)幾年的實施過程中，奉命巡視地方、考察政績的巡撫，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萬歷年間南京樹立的第一個建文殉臣紀念地標——落成于萬歷三年（1575）的南京表忠祠，便是由時任右僉都御史的宋儀望（1516-1580）在巡撫應(yīng)天期間應(yīng)神宗即位詔而建。祠址的選擇似乎頗具深意，就位于城內(nèi)中央偏西側(cè)的全節(jié)坊。該坊相傳是東晉卞壺（281-328）抵御蘇峻（？-328）之亂的戰(zhàn)死處，并因此而得名。這一地名恰可與表忠祠所祀建文忠臣的形象相連結(jié)，達到彼此強化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從現(xiàn)有記載來看，南京表忠祠的建立似乎是在巡按御史的主導(dǎo)下促成，但如果我們將關(guān)注的時段上溯至營建之前的醞釀過程，或許就能看到一幅南直隸地區(qū)官員與巡按御史互動的圖景。在南京表忠祠竣工之后，當時的應(yīng)天知府汪宗伊，曾受巡撫之命撰寫碑銘，碑文述及建祠、撰文緣起的段落，即反映出南直隸地區(qū)官員在接獲詔令后，對相關(guān)事務(wù)的企圖心，以及他們與巡撫當?shù)氐谋O(jiān)察官員互動、以求促成建祠一事的努力：

這段記述透露，在宋儀望囑命應(yīng)天府建表忠祠之前，便已有南直隸太平府官員，向當時巡撫應(yīng)天的監(jiān)察官員提議建祠，而此事也被汪宗伊視為該項建置“行之未竟，蓋有待也”的醞釀基礎(chǔ)。劉垓于隆慶五年（1571）考中進士后出任太平府推官，后升刑部主事，萬歷五年（1575）改任禮部祠祭司主事；張佳胤則是隆慶五年十月由山西按察使改任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應(yīng)天等地，此職務(wù)直至萬歷二年（1574）方告結(jié)束；其他三位官員向程、謝廷杰、李輔在隆慶至萬歷年間也都具有御史職銜。從他們的任官時間，我們無法判斷立祠之議是否是其對神宗即位詔的因應(yīng)，也無從得知此事“行之未竟'是否與之當時尚未成為國家政策有關(guān)，但至少可以看出，南直隸地區(qū)的官員在南京表忠祠的議建過程中擁有一定的主動性，并非只是因應(yīng)詔令、聽命于監(jiān)察御史的角色。

南京在晚明時雖已失去都城地位，但作為二京之一，其重要性僅次于北京，而且它又是大明帝國經(jīng)濟、文化重地，故像汪宗伊這樣在當?shù)厝温毜墓賳T，對此“首善之地”頗有驕傲與責任感。汪氏“竊幸與末議”的自述，及其在事后為祠祀諸臣立傳的做法，亦顯示他對南京表忠祠建置工作的投入，并非單純的應(yīng)命行事，而是帶有自己的關(guān)懷，并且與上級命令有所互動。作為建文年間的都城，南京不僅是多數(shù)建文朝臣主要的生活空間，也是永樂年間政治整肅最嚴重的地區(qū)，是諸忠事跡產(chǎn)生的最為重要的地點。因此，建于南京的表忠祠，在建置規(guī)模與祠祀人數(shù)方面，都呈現(xiàn)岀異于其他建文忠臣祠廟的特殊之處。

與其他奉神宗即位詔建立的建文忠臣專祠相同，就祀典性質(zhì)與層級而言，南京表忠祠亦屬于地方群祀。從汪宗伊碑文言選“諸臣之生于斯長于斯者各若干人”入祠來看，該祠應(yīng)是以神宗詔書中“各地方有司官査諸臣生長鄉(xiāng)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忠節(jié)祠，歲時以禮致祭”的命令擬定入祀標準的。不過，就南京的實踐及后續(xù)發(fā)展而言，“生于斯長于斯”的內(nèi)涵顯然被擴大，其祠祀范圍除了出身南直隸地區(qū)的建文忠臣外，還包括任職、死難于南京的官員。此前，在建文忠臣任職地為其立祠的情形，較之在他們的原籍地立祠雖則罕見但確實存在，這或許為南京表忠祠選取入祀者提供了實踐層面的范例。值得一提的是，在蘇州府吳縣，宋儀望還另建了一座祭祀建文殉臣的表忠祠，所祭殉臣姚善（1359-1402）和黃子澄（名渥，后世多以字稱之，1350-1402）均不是蘇州人。姚善是湖廣德安府安陸縣人，建文年間任蘇州知府；而黃子澄原籍江西袁州，也未曾任職蘇州，他之所以與姚善同祀，應(yīng)是受明中葉以降私史謂其在南京城破后投靠姚善說法的影響。故南京表忠祠入祀標準較其他建文忠臣專祠為寬，可能也與宋氏本人的態(tài)度有關(guān)。

這種相對較寬的入祀標準，加上南京作為建文朝都城與壬午殉難主要地點的歷史淵源，讓南京表忠祠得以奉祀全國各地的建文忠臣，頗有國家“總祠”的架式。此外，直到萬歷年間，南京都還是兩京之一，仍設(shè)有六部機構(gòu)，這樣的條件也使得南京表忠祠在晚明時期逐漸異于一般群祀。

除了設(shè)立專祠進行祭祀，這段期間旅居南京的許多官員也嘗試考察建文殉臣墓地與死節(jié)故事的發(fā)生地點，甚至在這些地方設(shè)置紀念性地標。萬歷五年編成的《應(yīng)天府志》已載有幾處殉臣墓址，如記齊泰（？-1402）墓在其故鄉(xiāng)深水（亦屬應(yīng)天府）縣南的青絲洞，又記方孝孺（1357-1402）墓位于南京城聚寶門外的山上，并附注“門人廖鏞、廖銘收其遺骸葬之于此。甫畢，而鏞等見收”之語，將廖鏞等人不畏整肅的義舉與方孝孺的死難事跡連結(jié)起來。不過，當時人們對方孝孺墓址的認知，主要來自文獻記載，并不清楚墓地的確切位置。換言之，當時所謂的“方孝孺墓”，只是一處存在于記載與傳聞當中、徒具象征意義卻不知實存何處的“記憶性古跡”。直到萬歷十七年（1589），南京禮部主客司郎中汪應(yīng)蛟（？-1628）才尋訪方孝孺葬處，與時任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湯顯祖（1550-1616）等人立碑為示，供后人憑吊、借鑒。其作記說明緣由：

從上文可以發(fā)現(xiàn)，此時當?shù)仃壤蠈Ψ绞下窆墙?jīng)過的認知，已與《應(yīng)天府志》的記載有所差異，而府志記載依據(jù)的是明中葉私史著作，其說法亦是來自民間耆老之言。此種情況在歷史記憶傳承過程中并不少見，這讓當時人們所認知的方孝孺墓址，多了幾分“恐非其地”的可能性。可以說，汪應(yīng)蛟等人尋訪方氏墓冢并立石為記的做法，其實是對此一“記憶性古跡”進行的一次“再發(fā)現(xiàn)”、“再塑造”與“再實體化”。但無論如何，此舉終究反映了他們期盼忠臣事跡能夠永久流傳的心情。他們對相關(guān)史事的關(guān)切，或許亦是促使其投入考察的動力，以讓此后同受方氏事跡感動的人們，有個可供感懷、憑吊的地方。同年，聚寶山之南建起了方正學先生祠，這是繼方孝孺墓后，南京第二座紀念其死難的地標。另外，根據(jù)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編成的《江寧縣志》記載，明人在聚寶山方孝孺祠之左，還建有御史大夫景公祠，祭祀另一位建文殉臣景清（？-1402）。該祠于明季遭毀，后在清順治年間重建。志書未明言景公祠的初建時間，但它在晚明應(yīng)是一度與方孝孺祠相鄰而立，共同建構(gòu)起聚寶山一帶憑吊建文殉臣的紀念空間。

萬歷年間，在宦游、生活于南京的文人心目中，這座城市似乎已成為壬午殉難的象征地，許多人都曾在當?shù)亓粝鲁錆M感慨和哀悼之情的詩文。如朱鷺（1553-1632）《過金陵吊方正學諸臣詩》，既以“四年寬政解嚴霜”形容建文年間的仁政，又以一句“自分一腔忠血少，盡將赤族報君王”，將殘酷的政治整肅，轉(zhuǎn)化為諸忠率族舍生取義的生命抉擇與自我實現(xiàn)。而與汪應(yīng)蛟共同為方孝孺墓址立碑的湯顯祖，亦在《高座寺為方侍講筑塋臺四絕》的詩引中，講述了當時發(fā)生的一個動人故事：

故事中的女子自稱是方孝孺后代，每年都上雨花臺悼念先祖，她告訴湯顯祖，方氏墳冢原有兩株梅樹為記，但后來該地劃歸成祖妹夫——駙馬都尉梅殷（？-1405）的后代所有，其無法再前往拜祭。湯氏后來在高座寺為方孝孺修建了墳?zāi)梗①徶昧遂胩?。由于該寺在明代被分為東、西二寺，東為永寧寺，西仍為高座寺，故湯顯祖在高座寺為方孝孺所建墳?zāi)?，?yīng)是與他和汪應(yīng)蛟考察出的“永寧寺后”方孝孺墓址在同一地點。而同樣關(guān)心建文忠臣議題的南京禮部右侍郎趙用賢（1535-1596），亦在追述此事時提到“儀曹郎汪君應(yīng)蛟、湯君顯祖，首得方公瘞骨所，為買田畝供伏臘，并勒碑識其處”，表明上述建墓、購田、祭祀、立碑之舉，實是汪、湯二人共同進行的一系列標記與紀念行為。通過這些信息，我們可以判斷教坊女告知的這則故事，也是引導(dǎo)汪、湯二人査訪、確認“方孝孺埋骨處”的當?shù)卣f法之一。在湯顯祖筆下，此一修墓之舉，既延續(xù)和撫慰了“方孝孺后人”的悼祖之情，也借助教坊女提供的“記憶”，為方氏墓址進行了再標記。

詩引中提到的李三才（？-1623，道甫為其字）放籍教坊人一事，其確切時間已難考察，但應(yīng)在萬歷十二年（1584）到萬歷十五年（1587）之間。王士性（1547-1598）自序于萬歷二十五年（1597）的筆記著作《廣志繹》，也提及此事。不過有趣的是，從該書記敘來看，當年李三才釋放的教坊人，并未包含方孝孺的后代：

方孝孺和練子寧（名安，后世多以字稱之，？-1402）作為建文忠臣群體的代表人物，其后代的境況，自然備受包括王士性等晚明士大夫關(guān)心。但遺憾的是，就王氏所知，當時方、練二人被發(fā)入教坊司的遺屬“皆絕無存”，僅黃子澄有兩三位后代，被李三才“核而放之”。此記載也讓方家教坊女故事的真實性，變得充滿疑問。不過，對湯顯祖而言，這則故事不僅增加了方孝孺墓址的可信度，更為相關(guān)歷史增添了令人唏噓的成分。湯氏《高座寺為方侍講筑瑩臺四絕》的前兩首詩，講述的都是此事帶給他的感慨：

在湯顯祖看來，方氏后人由于“地入梅都尉家”而無法祭掃先祖的故事，既令人感傷，又有些諷剌。畢竟在萬歷時人的歷史記憶中，梅殷和方孝孺都是效忠建文帝的殉難之臣。嘉靖年間的相關(guān)史籍，多將梅殷描述為建文朝抗燕的重要將領(lǐng)，即使在政權(quán)更替之后也未輕易屈服，一些傳記文本甚至認為永樂三年（1405）梅殷遭前軍都督僉事譚深、錦衣衛(wèi)指揮趙曦命人碰撞落橋而死一事，實是成祖授意，這些認知都為萬歷時人所承襲。

方家教坊女的故事，不啻為后世歷史記憶中方孝孺的事跡再添動人一筆。后來錢謙益（1582-1664）亦曾寫下四首題為《謁方希直先生墓祠》的詩作，最后一首即以方家教坊女為主題，顯示他不僅曾到方墓進行憑吊，而且同樣深受上述故事感動。而湯、錢等人的詩篇，后來也都收入朱鷺編纂的《建文書法擬》，這或許顯示，比起王士性“方、練諸屬入者，皆絕無存”的記載，“方家教坊女”提供的故事，實是晚明士人較為接受和歡迎的版本。

靖難戰(zhàn)后的南京，不僅沾染了許多建文忠臣的鮮血，也是他們不少人的親屬死難、埋骨的地方。在萬歷年間，這些忠臣親屬特別是女眷的死節(jié)與埋葬之所，亦備受關(guān)注。如禮部侍中黃觀（？-1402）的妻子翁氏及兩個女兒，便極具代表性。黃觀于靖難戰(zhàn)爭后期曾在外募兵勤王，后來沉江殉國；翁氏母女不屈于永樂政權(quán)的簿錄給配之辱，投水自盡。上述事跡同時包含了“忠臣”與“烈女”兩種頗受明人標榜推崇、甚至立祠祭祀的道德元素，兩者之間還能相互彰顯、彼此襯托，故其不僅成為建文忠臣傳記的敘述模式之一，亦使相關(guān)紀念具備了更為多重的現(xiàn)實意義。

萬歷時期，南京有兩座祭祀黃觀的祠廟，便分別標榜它們是建于黃觀妻女投水、埋葬的地點：其一是位于清溪桃葉渡的忠節(jié)黃公祠，相傳其祠址即為黃觀妻翁氏及兩個女兒投水全節(jié)之處，該祠曾在萬歷中擴建、重修，南京禮部右侍郎趙用賢以及先后任職南京禮部、吏部的葉向高（1559-1627），都曾參與相關(guān)工程，并撰寫記文；其二是位于南京城馴象門外、賽工橋之東的黃侍中祠，萬歷三十一年（1603）由青陽人施益臣建立。出身南京、當時已辭官居家的著名史家焦竑（1541-1620），不僅曾與施氏一同參訪、考察黃觀妻女死難、埋葬的“歷史現(xiàn)場”，亦曾為該祠撰寫記文，指出其址即是翁氏母女葬處。

清溪忠節(jié)黃公祠之所以成為黃觀及其妻女的專祠，與明中葉以來民間傳說與野史著作稱翁氏母女在淮清橋投水的敘述以及深受此說影響的士大夫密切相關(guān)。甚至該祠在萬歷時期的首次“擴建”，實際上反映的可能是南京官員根據(jù)野史及民間傳說對當?shù)鼗膹U祠廟的改造。大約在萬歷十七至十八年（1589-1590）間，南京禮部右侍郎趙用賢首先投入了整頓該祠的工作。他在稍后為相關(guān)工程撰寫的記文中，講述了一個建文忠臣祠廟長期受制于政治禁忌，終在一群有心官員的努力下重見天日、煥然新生的故事：

根據(jù)這個故事的描述，黃觀及其妻女相繼死難后，清溪居民經(jīng)常看到他們在溪畔顯靈（即便黃觀是死于南京之外的安慶一帶），進而在時隔二十多年后的宣德二年（1426）為其建廟，惟礙于“時禁未解”，還得裝成祭拜土谷神明的廟宇掩人耳目，只是時間一久，就真的被當作土地祠了，建筑也漸荒廢破敗，甚至為廛肆所侵。在這樣的敘述脈絡(luò)下，趙用賢、吳繼茂等人翻修該祠、標舉其主祀黃觀并重新安排祭祀配置的做法，便帶有了尋回久被埋沒的歷史、讓忠臣祠廟恢復(fù)其應(yīng)有樣貌的意義。

然而，隨著萬歷以降知識分子接觸《明實錄》等官方文獻的機會大幅提升，許多史家開始利用官書記載來修正野史內(nèi)容，這包括引用《明太宗實錄》的記載，指出翁氏母女是在通濟門外投水，而非淮清橋。如此一來，靖難后清溪居民目睹黃觀一家顯靈，并為之建祠的故事，在當時知識分子的認知中，遂漸從珍貴的當?shù)赜洃涋D(zhuǎn)變?yōu)閬碜砸笆酚涊d的附會之說。清溪黃公祠原本是否為奉祀黃觀一家而建，以及其奉祀“資格”，亦皆受到質(zhì)疑，從而促成另一座黃觀祠——馴象門外黃侍中祠的建立（見下頁圖1）。

黃侍中祠的建立，與趙用賢等人為清溪黃公祠“正名”并擴建、重修，已相隔十多年?；I措經(jīng)費建立該祠的施益臣，其故鄉(xiāng)為青陽縣，青陽與黃觀故鄉(xiāng)貴池縣同屬南直隸池州府，故他對黃觀抱有一種“同鄉(xiāng)”的認同感，這也成為他在南京活動期間，致力于查訪黃觀妻女相關(guān)遺跡的原因。該祠的建立與后續(xù)發(fā)展，亦得力于當?shù)匚娜伺c守土官員的參與，特別是前文提到的焦竑。焦竑不僅是當時知名的學者，也是土生土長的南京人，他既嫻熟相關(guān)史料和地方掌故，亦有相當廣闊的交游網(wǎng)絡(luò)。如前所述，焦竑曾與施益臣一同查訪翁氏母女葬處，而他們最后找到的“賽工橋東”一址，應(yīng)該就是焦竑綜合野史記載并“考之父老之口”得出的結(jié)果。

作為一個關(guān)注國朝歷史的學者，焦竑對于黃侍中祠的建立似乎有著更深期待。對他來說，尋找黃觀妻女埋骨的“歷史現(xiàn)場”，將之標舉出來，并建立專祠紀念這忠烈兼具的一家三口，僅是這些還不足以達成還原歷史、給予建文忠臣應(yīng)有待遇的目標。他接下來要做的，便是確立黃侍中祠作為黃觀祠的正統(tǒng)性，以摒除在他看來實無資格奉祀的清溪黃公祠。在黃侍中祠建成后，焦竑動用自身人脈，向當時與之相善、以南京光祿寺卿暫攝應(yīng)天府事的徐大任宣傳此事，促使徐氏前往參拜，進而“薦蘋藻，祠春秋，勒為常儀”，使該祠得到官方認可與支持，納入地方祀典體系。他在為此事撰寫的記文中亦強調(diào)，《明太宗實錄》明明記載翁氏母女投水于通濟門外，正德、嘉靖年間私史卻稱在通濟門內(nèi)淮清橋，以致“后人弗加檢鏡，輒以清溪姑廟為祠，其失遠矣”；而辨明此種由惑于野史者造成的錯誤，其作為當?shù)厝?，是責無旁貸的。

 圖：《洪武京城圖志.京城山川圖》局部

圖標說明：a.《明太宗實錄》記載黃觀妻女投水地點：通濟門外；b.正德、嘉靖年間私史記載黃觀妻女投水地點：淮清橋；c.忠節(jié)黃公祠：桃葉渡（秦淮河與清溪交匯口）；d.黃侍中祠：馴象門外、賽工橋之東（圖中標示“瓦屑壩”處之橋，應(yīng)即賽工橋）

平心而論，萬歷年間南京兩座黃觀祠的出現(xiàn)，都與當?shù)毓賳T、文人發(fā)掘失落歷史、還予建文忠臣應(yīng)有待遇的嘗試有關(guān)。而且嚴格說來，無論是清溪黃公祠，還是賽工橋東的黃侍中祠，兩者所標榜的“歷史現(xiàn)場”，都僅是依據(jù)野史記載和當?shù)貍髡f，其本質(zhì)并無不同。只是原本被認知為事實的歷史信息，其正確性因與時代更早的官方材料有所出入而受到質(zhì)疑時，據(jù)此建立的紀念地標也就跟著受到牽連。而焦竑為了駁斥清溪黃公祠存在的合理性，參與了黃侍中祠的營建工作，并為之撰文，他的這一系列“辨正”工作，確實達到了一定效果，不僅翁氏母女于通濟門外投水的說法逐漸被接受，清溪黃公祠奉祀黃觀一家是否妥當?shù)臓幾h，也一直延續(xù)后世。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晚明至清代，清溪黃公祠與黃侍中祠始終并存于南京，在各種述及當?shù)鼐包c或靖難歷史的著作中，它們皆占一席之地，這顯示清溪黃公祠作為紀念黃觀一家的歷史地標，其重要性并沒有因為學者們的質(zhì)疑而動搖。

事實上，正如同其他留存于南京的“先朝古跡”一樣，對大多數(shù)前往憑吊的人們而言，這兩座黃觀祠是否確為原址或保有原貌，其實并不重要，它們在被標上“黃觀妻女殉節(jié)處”或“埋葬處”之名的那一刻起，便獲得了引發(fā)人們歷史感懷的力量。無論這些歷史場景是否真實，其所帶給憑吊者的心理影響，毋庸置疑都是真實的。葉向高為清溪黃公祠撰寫的記文，便從這個角度出發(fā)，試圖調(diào)解該祠遭受到的爭議：

在葉向高看來，即便清溪黃公祠址并非真是翁氏母女殉節(jié)之處，該祠仍擁有一個遠勝于賽工橋東黃侍中祠的條件，那就是地理位置。黃侍中祠位置偏僻，恐有隨著時間流逝而逐漸沒落的危險；相較之下，清溪桃葉渡卻是交通樞紐，人員往來頻繁，將建文殉臣的紀念地標設(shè)于該處，其對延續(xù)相關(guān)記憶，以及教化百姓、激勵忠義節(jié)烈之風，都能起到較好的效果。這也反映了此類紀念地標具有現(xiàn)實、功利意義的一面。

不只是憑吊建文諸忠及其親屬死難的紀念性地標，當時南京城內(nèi)一些原與靖難歷史并不相涉的地景，也開始被文人寄予對該段歷史的感慨，大報恩寺塔即是其中之一。

南京大報恩寺塔是明成祖為紀念太祖和馬皇后（1332-1382）而建，興筑于永樂十年（1412），宣德三年（1428）竣工。該塔與靖難戰(zhàn)爭的連結(jié)，其實是在明代中期奠下基礎(chǔ)的。吳中文人祝允明（1460-1526）成于正德六年（1511）的《野記》，便記有一則故事，講述成祖在起兵“靖難”之前，曾發(fā)愿成功后當建一塔以展報誠，后來其渡江攻打南京時，忽見江中涌出一塔，讓他想起此愿。而隆慶五年（1571）進士趙善政筆記《賓退錄》所記載的版本，不僅描述了成祖為此在天禧寺原址興建報恩寺及寺塔，還將這一故事與成祖得真武神相助的傳說相結(jié)合，稱興建寺塔是為了向真武神展其“報誠”。盡管將寺塔與靖難戰(zhàn)事或真武神連結(jié)，不過是后人因寺名“報恩”而產(chǎn)生的聯(lián)想與附會，然而隨著這類傳說的發(fā)展，該塔在晚明時人的心中，很自然地成為靖難戰(zhàn)爭記憶的一部分。

作為南京的著名景點，明代關(guān)于大報恩寺塔的詩文創(chuàng)作頗為豐富。而在這些作品中，錢謙益的《登報恩寺塔感述》詩，是相當耐人尋味的一例。該詩的內(nèi)容，主要是抒發(fā)他在登塔俯瞰南京城時，涌上心頭的興亡記憶與唏噓之情。相較于以其他名勝古跡為主題的紀游或懷古詩，它或許并無新意，但詩中即便未提及真武神協(xié)助“靖難”與成祖建塔的附會之說，卻仍反映出某種寺塔與靖難戰(zhàn)爭之間在“歷史感覺”方面的連結(jié)：

如前所述，有關(guān)大報恩寺塔的記敘屢見于明人筆記與創(chuàng)作中，而在萬歷以降，考察成祖建寺造塔淵源與過程的文本亦越發(fā)常見。此時，知識分子于國初歷史記憶方面仍大量承襲明中葉野史傳說，卻又開始征引各種官方或早期文獻予以修正，他們中相信大報恩寺建塔是為酬謝真武者固然有之，但明了此說不過野史附會者亦不乏其人。以學識廣博見重于明末文壇的錢謙益，沒有道理不清楚該塔興建的時間與緣由，故他并未在詩中將還愿真武視為建塔動機。即便如此，這些詩句還是透過其他意象，將寺塔與靖難戰(zhàn)爭的歷史聯(lián)系起來，這或許表明，錢氏對相關(guān)史事之間的聯(lián)想空間，并非全無所感。

在這首詩里，大報恩寺塔似乎扮演著兩種角色：一是能讓作者登高憑欄，透過所望見的皇城、孝陵等地景，遙想當年南京為帝都時的盛景，以及城破時九重宮闈付之一炬的畫面；二是透過嘉靖四十二年（1563）大報恩寺因雷擊遭焚毀而琉璃磚建成之寺塔卻安然屹立一事，將兩段全然無關(guān)的歷史經(jīng)由火焚的毀滅意象連結(jié)在一起。燎燃大報恩寺的孽火固然起于嘉靖年間，但籠罩著孤塔百年不散的煨燼，卻是建文帝舉火焚宮的產(chǎn)物；無論是被烈焰吞沒的宮內(nèi)玉石，還是在禁殿響起的干戈之聲，都是作者對該段歷史之記憶衍生出的想象。而全詩末句“熒熒萬歲燈，長照舊宮草”，又頗有唐代李白（701-762）（登金陵鳳凰臺》“吳宮花草埋幽徑”、元末明初錢惟善（？-1369）《故宮春望次平禹成韻》“寂寞萬年枝上月，夜深猶照舊宮墻”等詩句蘊含的興亡之慨。大報恩寺塔完工后“夜每燃燈數(shù)十，如星光燦爛，遙見十里之外”的景致，在詩中亦成為一種對照南京靖難戰(zhàn)后由盛轉(zhuǎn)衰的恒常意象，突顯了“昔景依舊，人事已非”的感慨。此外，在建文帝闔宮自焚的160多年后，昔日由成祖下令興筑的大報恩寺塔也遭遇了祝融之難。錢謙益透過詩中敘述，塑造出兩者在命運上的關(guān)聯(lián)，此一筆法除了抒發(fā)作者對于世事無常的慨嘆外，或許亦隱含了某種因果報應(yīng)思想。

大報恩寺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是南京城周邊最高的建筑，登臨遠眺，則“帝城勝概，一覽無遺”；加上該塔位于聚寶門外，寺左即是方孝孺墓址所在的聚寶山，這樣的地景聚合確實容易喚起人們對靖難歷史的記憶。而錢謙益對相關(guān)議題的興趣，似乎又較一般文人來得濃厚。錢氏是蘇州府常熟縣人，蘇州自明代中葉以來便是建文殉臣事跡與相關(guān)野史軼聞傳述的重地，此種文化氛圍與書寫傳統(tǒng)應(yīng)該對其頗有影響。而錢氏對建文朝與靖難史事的關(guān)心，除了反映在前文提及的感懷、憑吊詩作中，也可見于他駁斥萬歷末年偽書《致身錄》的考證工作，及其在萬歷二十一至二十五年（1593-1597）國史纂修期間將朱鷺《建文書法擬》上呈史館的舉措中?！兜菆蠖魉滤惺觥芬辉姷膶懽?，將大報恩寺塔與靖難戰(zhàn)爭的歷史意象連結(jié)在一起，仿佛也透露岀在錢謙益的歷史記憶里，“焚宮”已成為建文、永樂政權(quán)更替的象征。

本文前四節(jié)已分別從“集體祭祀建文忠臣的專祠”、“永樂初政治受難者的紀念地點”、“被賦予南京城破意象的地景”三個層面，對萬歷年間產(chǎn)生的一些紀念地標或書寫進行了分析。本節(jié)則將以南京表忠祠和清溪黃公祠為中心，檢視此類靖難歷史紀念地標的后續(xù)發(fā)展，并透過這些地標在延續(xù)過程中遭遇的困境、轉(zhuǎn)機與變化，探討其所反映的晚明時人心態(tài)，以及它們與當時文人文化結(jié)合的情況。

在晚明時期，不少生活于南京的文人士大夫，都積極投入當?shù)厝晌缪畴y紀念地景的書寫與建構(gòu)，然而官方對此一“紀念之地”的維持，不是一直都那么積極。崇禎四年（1631）冬，南京禮部右侍郎錢士升（1575-1652）往謁南京表忠祠，發(fā)現(xiàn)該祠由于經(jīng)年失修、缺乏管理，呈現(xiàn)一片“周垣盡圮，羊豬外來，階墄陵夷”的頹敗景象。視表忠祠為綱常維系要地的錢氏，遂將此事“謀之工部”，南京工部右侍郞徐良彥因而下令“禁闌入者”，并交代營繕司郎中吳之京“庇木鳩工”，費時一個月左右，將損壞之處盡數(shù)修復(fù)，并增蓋了雨尻，使之煥然一新。錢士升更考察出29名未入祠享祀的建文忠臣，將其名單移送應(yīng)天府，由知府詹士龍擇日奉主入祠，舉行祭禮。

從上述過程可觀察到一些有趣的現(xiàn)象：首先，原本應(yīng)屬地方群祀層級的南京表忠祠，在此次重修中，從下令維護、籌措建材到修繕工程，皆由南京工部負責，而并非應(yīng)天府。查閱《大明會典》可知，明代由南京工部營繕司受理呈報、委官估計并會辦工料修理的禮儀、祀典單位，僅限于天地壇、帝王廟、功臣廟、先師孔子廟、蔣卞等廟這些國家或“京都”祀典，以及朝天宮、神樂觀、南京太常寺、國子監(jiān)等與禮儀相關(guān)的衙門或機構(gòu)，再有像大報恩寺這樣的皇家寺廟。換言之，崇禎年間南京表忠祠的修繕，其執(zhí)行單位已超過它應(yīng)有的規(guī)格。不過在此同時，由錢士升促成的29人入祀，又是以其將名單移送應(yīng)天府、知府詹士龍擇日奉主入祠的方式完成。也就是說，南京表忠祠的入祀和祭禮，在執(zhí)行上仍符合其所屬層級之規(guī)格，系由應(yīng)天府負責。由此可見，該祠在明末于祀典層級與實際待遇之間存在部分性落差，之所以出現(xiàn)如此落差，主導(dǎo)者的個人因素或許是最主要的原因。

錢士升的故鄉(xiāng)浙江嘉興，原本就是建文朝相關(guān)著作豐富的地區(qū)，《遜國臣記》作者鄭曉、《建文朝野匯編》作者屠叔方，皆出身于此；他同時也是東林領(lǐng)袖顧憲成（1550-1612）的門生，故不僅深受其鄉(xiāng)著作風氣與歷史記憶的熏陶，更承襲了師門富有道德主義的政治思想。在這類士人的認知中，集結(jié)各地建文忠臣共同祭祀的南京表忠祠，無疑是相關(guān)紀念最重要的場所。然而當錢氏懷著禮敬肅穆的心情謁祠時，看到的卻是表忠祠的破敗景象。南京表忠祠于萬歷三年建成，崇禎四年冬動工重修，時隔近60年，官方從何時開始怠忽對該祠的管理和維護，如今已難查知。該祠的荒頹可能反映出以下現(xiàn)實：隨著朝廷關(guān)注面向的轉(zhuǎn)移，熱心投入相關(guān)紀念地景維持工作的人亦跟著減少。對錢士升等關(guān)切建文朝歷史議題、視忠臣廟祀為綱常所系的士人而言，如此情況不僅令人感傷，也是一種反映世道人心的警訊，故其重修南京表忠祠之舉，也蘊含了重振綱常的愿望。

與錢士升“相謀”重修表忠祠事的南京工部右侍郎徐良彥，本身亦對建文忠臣的紀念與崇祀頗為關(guān)心，并與錢士升共同投入不少相關(guān)活動。例如，崇禎二年（1629），他曾為一位“降乩”自述死難于永樂初年整肅的“冤魂”劉固撰寫《幽忠紀》一文，與錢士升在能仁寺為其造龕設(shè)主，甚至移札應(yīng)天府，讓其入祀南京表忠祠，正式成為“建文忠臣”群體的一員。他們還將當時傳說為黃觀之妻投水前“嘔血其上”的“血影石”，由城外聚寶山上的高座寺移入清溪的忠節(jié)黃公祠。換言之，南京表忠祠之所以會“破格重建”，徐良彥與錢士升的交情，以及兩人對建文忠臣紀念與崇祀的關(guān)心，應(yīng)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

除此之外，崇禎初年的政治背景、萬歷以降累積的相關(guān)工作基礎(chǔ)，以及南京表忠祠本身因其入祀范圍與象征意義而導(dǎo)致的曖昧性，也都可能是影響上述情況產(chǎn)生的因素。自崇禎帝（1611-1644，1627-1644在位）即位以來，時有請謚、恤錄建文忠臣的奏請。而錢士升謁祠的崇禎四年，正好也是崇禎帝因旱下詔求言，工部營繕司郎中李若愚借機奏請恢復(fù)建文年號、建立建文廟祀、恤錄建文忠臣的那年。雖然當時該項建言被崇禎帝視為借題發(fā)揮，沒被采納，但到了來年，由南京禮部主事周鐮請恤建文諸臣以激勵忠義的奏言，就打動了崇禎帝的心，他對議謚之事開始變得積極起來。盡管此事最后仍不了了之，但它在士大夫群體之間形成的欲為建文諸臣爭取歷史地位與公正評論的氛圍，或許也成為一股與南京表忠祠重建相輔相成的力量，強化了當?shù)厥看蠓驅(qū)υ撿舻闹匾暋?/p>

由于皇帝明確表態(tài)而帶來的政治氛圍，固然能成為相關(guān)建置的催化劑，但像南京表忠祠這樣的“破格營建”在當時其實不算什么特例。若檢視萬歷以降南京各種靖難歷史紀念地標營造工作的主事者，便可發(fā)現(xiàn)，其中許多人都不是理應(yīng)負責相關(guān)建置的應(yīng)天府及其屬縣官員，而是任職南京六部及相關(guān)部門者，這又以南京禮部、工部等與祠祀相關(guān)的機構(gòu)為主（見表1）。應(yīng)天府及其屬下各縣的官員即便參與其中，也多是扮演受上述官員鼓勵、督促或是聽命行事的角色。比起北京，南京留都機構(gòu)相對閑散，這或許就是促使官員們將注意力移往地方建設(shè)的原因。對南京地區(qū)的經(jīng)營，成為他們爭取任內(nèi)實績的管道，從事靖難歷史紀念建置的工作，更能為其贏得良好聲譽。而南京禮部、工部等機構(gòu)的職權(quán)，尤能為任職其中的官員提供較多權(quán)力、資源與行政上的正當性，支持他們投入此類工作，如李三才之所以能夠釋放教坊中的建文諸臣后裔，便是因為他在南京教坊司的上級部門南京禮部任官。這些官員于任內(nèi)完成的相關(guān)政績，也可能在其所屬部門成為一種模范，激勵后繼者投入或持續(xù)相關(guān)工作。

資料來源：［明］湯顯祖：《湯顯祖集》卷十《玉茗堂詩之五·高座寺為方侍講筑瑩臺四絕引》，第377頁；［明］汪應(yīng)蛟：《明方先生墓碑記》，收入［明］姚履旋輯：《遜志齋外紀》卷上；［明］趙用賢：《松石齋集》卷十二《新修青溪忠節(jié)祠記》；［明］焦蚊：《澹園集》卷一四《忠節(jié)錄序》，第134頁；《禮部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墓祠記》，第250-251頁；［明］錢士升：《皇明表忠紀》卷二《殉難列傳·劉固》；卷三，《死義列傳·黃觀》；附錄，《重修表忠祠碑》；［明］吳桂森：《息齋筆記》卷下。

此外，如前所述，南京表忠祠的祭祀對象打破了過去以籍貫或任職地為主的標準，收納來自全國各地的建文忠臣，加上它位于建文年間的國都、兩京之一的南京，使這座僅屬地方群祀層級的祠廟，在時人眼中頗有幾分國家“總祠”的架式。而南京的官員及當?shù)厥咳?，更時常表現(xiàn)出對國家旌表、彰顯建文忠臣有所缺漏的焦慮感，從而積極考察相關(guān)史事，并不斷將“應(yīng)入祀者”送進祠中。南京表忠祠初建時，原只祭祀79人，但歷經(jīng)萬歷、天啟、崇禎年間的發(fā)展，該祠的祭祀人數(shù)持續(xù)增加。根據(jù)孫應(yīng)岳成書于天啟二年（1622）的《金陵選勝》記載，當時入祀南京表忠祠者已達117人；而崇禎年間將29位“新人”送入祠中的錢士升，其《皇明表忠紀》收錄的“建文忠臣”更高達200多位。

從這個角度來看，南京表忠祠的地方群祀層級，為當?shù)厥看蠓蛟诔珈?、紀念靖難戰(zhàn)時及永樂初年死難者方面，提供了一個相對容易、較具操作空間的管道；南京禮部、工部等相關(guān)上級部門的官員，更在其中扮演了積極主導(dǎo)的角色，這些部門形式上等同中央機構(gòu)的地位，也為相關(guān)祠祀、建置措施提供不少方便。另一方面，表忠祠地處南京、祭祀對象又遍及全國的特點，除了使它成為壬午殉難歷史悲劇的象征之地外，也為該祠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帶來某種介于“國家”和“地方”之間的曖昧性。換言之，南京表忠祠在國家祀典層級中的“規(guī)制”，與時人對該祠地位的“感覺”，以及當?shù)赜行墓賳T（其中許多人任職于南京六部）維持該祠運作的“實踐”之間，產(chǎn)生了明顯的落差。在入祀者可由南京官員自行操作、不必受制于朝廷的情況下，當?shù)厥看蠓虿粩鄧L試將“其他應(yīng)祀之人”送入祠中，或許亦帶有一種自行“平反”、彌補“國家闕典”的心理。畢竟，南京表忠祠已經(jīng)可以說是建文諸臣祀典當中，最接近國家級祀典的存在。

雖然南京表忠祠曾一度因年久失修而頹敗，但當?shù)厥咳藗€別性的紀念活動一直持續(xù)著。出身南直隸鎮(zhèn)江府金壇縣的張明弼（1584-1652），在為同鄉(xiāng)周鐮編纂的建文朝史籍《遜國忠紀》寫序時，便曾描述自己探訪建文殉臣祠墓的經(jīng)歷：“每上正學之墓，攀松拊柏，輒為長慟；游黃公祠，觀血影石，即數(shù)日偃宿其下。”張明弼在序中聲稱自己拜謁建文忠臣祠墓，懷想歷史、表達哀思的紀念之行長達數(shù)日，這種敘述不乏有夸張之嫌，但若將此類活動視為明代士人游覽當?shù)仫L光的行程之一，停留數(shù)日也就不足為奇。畢竟，無論是方孝孺墓所在的聚寶山，還是忠節(jié)黃公祠位處的清溪桃葉渡，都是享譽已久的南京名勝，甚至曾名列萬歷年間余夢麟等人《雅游篇》遴選的二十景中，盛傳一時。

萬歷末年至天啟年間，南京的壬午殉難紀念地標也進入了文人的旅游清單。成書于天啟二年的《金陵選勝》，系作者孫應(yīng)岳于南京諸多名勝中，挑選其所認定的“勝中之絕，象外之奇”匯編而成。該書不僅收入了聚寶山、清溪、桃葉渡等旅游勝地，還在祠廟類的景點中，列有表忠祠、方孝孺祠、周是修（名德，后世多以字稱之，1354-1402）祠和清溪桃葉渡的黃觀祠。書中在介紹位于雨花臺的木末亭時，又稱該亭“只尺楊忠襄、方正學二公祠，令人不覺凄涕”，仿佛是在向讀者推薦游覽該處時的延伸景點以及特殊的旅游體驗。南宋時期因拒降金兵而殉難的楊邦義（？-1229），以及壬午年間面對酷刑和族誅仍無所動搖的方孝孺，皆以悲壯的死亡表達對社稷和君主的忠誠，而這兩縷相隔近兩百年的英靈，就這么在晚明雨花臺所營造出的歷史記憶空間中遇合，以相似的處境與抉擇，感動無數(shù)前往覽勝的游人墨客。對晚明士人而言，透過現(xiàn)存景物鏈接歷史記憶，沉浸于昔日建文忠臣悲壯殉難情景的想象中，原本就是前往上述二地游賞時的必經(jīng)體驗。與風景名勝相結(jié)合的方孝孺墓和黃公祠，比起肅穆祭祀建文諸臣的表忠祠，確實更具魅力，這或許也是它們吸引各地文人持續(xù)參訪的原因之一。

惟恐壬午死難者事跡泯沒的焦慮，以及縱情于各種歷史名勝的樂趣，清溪黃公祠于崇禎年間產(chǎn)生的新景點——血影石，其被“發(fā)現(xiàn)”乃至移入祠中的經(jīng)過，或許頗能反映上述兩種心態(tài)在晚明靖難歷史地景中的交織。崇禎時人吳桂森的《息齋筆記》，抄有同時期另一位文人蕭之龍關(guān)于該石的記載，描述了這么一則故事：血影石原本是通濟橋上的一塊磚石，后因其上特殊紋彩被認為是“觀音大士影”而被送入鄰近的通濟庵供奉。一夜，寺僧夢見黃觀之妻翁氏前來告知，該石影紋是她路過通濟橋時嘔血所致，并非大士之影。不久寺僧病逝，該石遂在當?shù)厝恕安幻髡嫦唷暗那闆r下，被轉(zhuǎn)送至高座寺供奉。后來翁夫人托夢之事逐漸為人所知，甚至有士人在石上鐫下《翁夫人小影贊》以為紀念，使之成為繼方孝孺墓后，高座寺一帶另一處與靖難歷史相關(guān)的景點。但就記載此事的蕭之龍看來，南京雖已有兩處同時紀念翁氏母女的黃觀祠，卻無人“能舉斯石”，“徒令夫人形影凄涼，淪落于僧舍”，仍是遺憾。所幸錢士升等人聽聞此事后，便將該石移入了清溪黃公祠，翁夫人之靈也終于得安。

根據(jù)蕭之龍在其記載中的自述，翁夫人血影石的故事，其實也是崇禎四年他于高座寺見到該石后，自友人處聽來。此一“聽說”，及石上鐫刻的《翁夫人小影贊》，都顯示翁氏嘔血石上成血影的說法，在更早之前便已形成。不過，此事在萬歷三十年（1602）成書的《忠節(jié)錄》中還不見記載，亦未收入焦吹成于萬歷四十六年（1618）的《玉堂叢語》，甚至天啟年間孫應(yīng)岳《金陵選勝》收錄的“泉石”一類景點，都仍未包括血影石，這表示該傳說應(yīng)是天啟中晩期至崇禎初年方才形成的產(chǎn)物。

如前所述，萬歷年間湯顯祖等人為方孝孺修建的墳?zāi)?，就位于高座寺，而該寺坐落的聚寶山上，還有方正學先生祠、御史大夫景公祠兩座建文殉臣專祠。血影石原本所在的通濟橋，在明末亦已因《明太宗實錄》的記載，被視為翁氏母女的投水地點。這些地理層面的淵源，或許便讓當時造訪寺中的文人產(chǎn)生了某些聯(lián)想，進而以“翁夫人嘔血石上”取代原本“石有大士影”的傳說，塑造出關(guān)于該石來由的全新故事，為翁氏母女投水的悲劇再添一筆。甚至，這也可能是由高座寺創(chuàng)造出來，藉以擴增寺內(nèi)“景點”、吸引游客的一種說法。

在晚明蓬勃的文人文化與旅游風氣下，名山古剎成為文人群體旅游、聚會等頗為重要的一類地點。許多寺院都設(shè)有“配合”來訪游人聚會、創(chuàng)作等的景點，士大夫也可能透過建構(gòu)寺院景點的行為，為他們本身及其社群創(chuàng)造一個理想的活動空間。相傳創(chuàng)建于東晉時期、地處南京著名風景區(qū)聚寶山的高座寺，寺內(nèi)本來就有不少享有盛名的景點，而在其有了方孝孺瑩址的基礎(chǔ)后，又再創(chuàng)造另一個同樣與建文忠臣有關(guān)的景點，迎合士大夫?qū)Υ祟愂肥碌呐d趣，從而強化自身在此類游客心目中的特殊性與吸引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總之，無論這個故事是出自文人聯(lián)想還是寺僧附會，即便其情節(jié)存有不少疑點（例如翁氏托夢通濟庵僧事如何能為人所知），當?shù)厥看蠓蛉匀粯芬庥枰詡魇?，甚至為此寫作專文。比起質(zhì)疑傳說的真實性，他們似乎更為此事罕為人知，恐致殉難者的事跡、心跡遭到埋沒，而倍感焦慮。

值得一提的是，錢士升在其匯集建文忠臣事跡的著作《皇明表忠紀》里，也提及血影石被移入黃觀祠一事，不過書中的描述方式頗耐人尋味。在蕭之龍的記載中，錢士升及其任職的南京禮部，被分別描述為此一行動的主導(dǎo)者和執(zhí)行者，但在錢氏所編纂的《皇明表忠紀》里，主導(dǎo)此事者卻變成與他一起投入多項紀念與“發(fā)掘”建文忠臣活動的徐良彥，對自己的角色只字未提。更有趣的是，血影石明明是被移入清溪的忠節(jié)黃公祠，但《皇明表忠紀》卻只提及賽工橋附近的黃侍中祠，并緊接著講述血影石及徐良彥移石入祠的故事，而未提及忠節(jié)黃公祠，如此敘述頗容易帶給讀者血影石是移入賽工橋側(cè)黃侍中祠的錯誤印象。

無論蕭之龍關(guān)于錢士升在移石入祠過程中角色的記述是否符合事實，對建文忠臣相關(guān)議題抱持高度興趣，又與徐良彥頗有交情、曾一同重修南京表忠祠的錢士升，沒有道理弄錯血影石所在的祠廟。錢氏在《皇明表忠紀》中的敘述方式，或許反映了他對賽工橋側(cè)黃侍中祠“正統(tǒng)性”的肯定，以及對血影石最后被移入清溪忠節(jié)黃公祠的不以為然。不過，正如前述葉向高對清溪祠的評價所言，該祠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確實有助于相關(guān)記憶的深植人心。在明末以降，血影石不僅成為士人拜謁該祠的必觀景物，也成為時人對黃觀一家殉難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翁夫人托夢寺僧的故事后來甚至被收入《明史》當中，持續(xù)影響清代的知識分子和地方百姓。

通過紀念或憑吊地點的建立與形塑，南京的官員與文人成功地將當?shù)貭I造成一個充滿歷史感動的空間，讓建文帝以焚宮落幕的悲凄故事、以及建文殉臣和其親屬的忠烈事跡，得以長存于人心。在這種記憶中，政治迫害者的角色被淡化，而僅突顯受難者藉由悲劇性的生命抉擇維持自我理念價值的層面。建文殉臣及其親屬究竟是有罪還是無辜，亦非討論重點，人們關(guān)注與傳頌的是其所成就的忠義與貞烈精神。此一現(xiàn)象除了涉及當時主流靖難歷史論述對成祖與建文君臣的調(diào)和，或許也和南京作為壬午殉難發(fā)生的主要地區(qū)有關(guān)。

無論是昔日的皇城、殉臣的墳?zāi)?，還是諸臣女眷自殺全節(jié)的地點，都容易勾起人們對此類記憶的回想。投入相關(guān)建置者將南京塑造成建文忠臣殉難記憶載體的做法，其背后當然存在激勵士風臣節(jié)的用意，但也不可否認，這些事跡確實非常動人，頗能引發(fā)后人的共鳴，否則它們也無法在遭受政治壓抑的情況下長期延續(xù)。明人對于此類事跡的感觸和興趣，也讓相關(guān)的追思與憑吊行為成為一種需求，而南京官員于當?shù)貜氖录o念性建置的做法，則相當程度上滿足了此種需求。壬午殉難歷史地景在南京的建構(gòu)，亦使時人得以通過尋訪與憑吊等活動，將相關(guān)歷史認知與自身經(jīng)驗結(jié)合，從而形成自己的歷史記憶。此種記憶還可能隨著文人對其尋訪與憑吊經(jīng)驗的書寫，而獲得進一步的強化與擴散。

當然，南京官方對此一紀念之地的維持，并不是一直都很積極。南京表忠祠在萬歷末年至崇禎初年的維持情況，或許就顯示，在神宗即位詔發(fā)布多年后，其實沒有什么足議激勵地方官員積極維護相關(guān)建置的外部力量，致使官方對此類地景的重視程度有所減弱。不過，由于關(guān)懷靖難歷史議題、認為旌表建文忠臣有益教化的官員始終存在，一旦朝廷受其影響而重新注意上述層面，以此形成的政治氛圍又可能再度成為地方相關(guān)建設(shè)的催化劑，與當?shù)毓逃胁⒊掷m(xù)發(fā)揮影響力的種種基礎(chǔ)有所互動。這點在行政、文化等方面皆擁有特殊條件的南京，便顯得尤其突出。

崇禎年間，地方上紀念與書寫建文忠臣的活動，基本上是由士大夫?qū)r局的憂心、對過往歷史恐遭湮沒的不安以及當?shù)厝耸繕税竦胤降膭訖C交織而成。故在這段時期，我們既可以看到士人將相關(guān)紀念場所的運作維護與世道綱常進行連結(jié)，并在其無法切實發(fā)揮功能時，產(chǎn)生綱常不振的焦慮感；也可以看到知識分子比起理性檢視種種衍生傳說的合理性，似乎更傾向于廣泛傳述，甚至嘗試將之納入固有的紀念體系當中；更可以看到晚明盛行的旅游文化成為南京靖難歷史地景發(fā)展的重要因素，某些景點甚至可能為了增加對游客的吸引力，又再行創(chuàng)造出其他新的景點。靖難歷史長期被視為政治禁忌、備受壓抑的情況，亦為各種新地景、新記憶的形塑，提供了不少方便及合理化的依據(jù)。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京官員和文人對當?shù)厝晌缪畴y歷史地景的建構(gòu)過程中，“真相”往往不是其最主要的考慮。建文忠臣及其親屬的“墓址”或“殉難地點”是否真在那些被標示出來的地方？由那些地標衍生出來的種種故事與傳說究竟是真是假？這些問題其實并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如何透過這些地標的營造，延續(xù)相關(guān)“史事”所帶來的感動以及蘊含其中的文人價值觀、意識形態(tài)與教化意義。投入此類歷史地景營造的士人群體，一方面為建文殉臣的事跡所感動，并將自身情感與認同投注其中，藉以獲得滿足與慰藉，一方面也以此類行動作為一種因應(yīng)當時政治局勢或現(xiàn)實境況，發(fā)泄不滿或消解焦慮的方式。而上述這些心理與現(xiàn)實需求，又都回過頭來影響晚明時人對其所認定之“靖難歷史”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