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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華夷之辨”到“天下一家”

在中華民族悠悠歷史長河中,“夷夏之辨”(或稱“華夷之辨”)素為儒家王道傳統(tǒng)的核心命題之一,是中華民族塑造民族精神、安頓天下秩序、構(gòu)建文明世界的重要理論工具。正是在對“華夏”“夷狄”“內(nèi)外”等諸核心概念及其關(guān)系的不斷詮釋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得以強化,最終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民族國家。

(一)

“華夏”“夷狄”“中國”等概念,可以在多個層面上去理解和詮釋。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動態(tài)性和歷史性,故而又具有較大的包容性。

最初的“華”“夷”,基本上是一個地理概念,不涉及名教倫常、道德水準或者文明發(fā)達程度,“華”“夏”實為一義。而華夏在地理上的意義,則是處于“中國”,這在1963年出土于陜西寶雞西周成王時代的青銅“何尊”銘文上表達得至為清楚:“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边@里的“中國”,只是表明相對于其他部落,特別是夷狄而言,其位于中央。而夷狄,亦復如此,古籍中又有“四夷”“九夷”之說。夷狄乃居于華夏四周的部族,其中最大的,莫如最初居于海濱的“東夷”。

與地理概念相聯(lián)系,夷夏又是一個族群或者說是種族部落概念?!八囊摹薄熬乓摹倍伎梢哉f是夷狄部落的概稱或統(tǒng)稱,而“華夏”也是一個逐漸匯集起諸部落的部落聯(lián)盟,最初也不一定居于“中國”,而是與夷狄雜處,后來因其文明程度逐漸提高,占有了“中國”之地,逐漸形成“華夏居中國,四夷處四裔”的局面。當華夏世居“中國”之后,華夏共同體意識自然更為深化,于是“內(nèi)其國而外諸夏,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的秩序觀念也應運而生。乃至嚴夷夏大防,真正的“夷夏之辨”就此產(chǎn)生,這個秩序觀要求夷夏各守彼此地域和部落疆界,這就是所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p>

一旦此疆彼界相對固定下來,夷夏之辨就逐漸逸出地域與族群范圍,在彼此的生存競爭和部族斗爭中,“夷”“夏”二詞,就帶上了強烈的政治和倫理色彩。特別是在春秋戰(zhàn)國,因為夷狄乘著諸夏禮崩樂壞之際,交相侵擾華夏。由此,夷夏之別,乃成了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后,乃至善良與邪惡之分了。對于諸夏而言,雖然因國有大小強弱,存在“事大字小”的差別,弱小的國家對大國需要“事大”,而強大的國家對小國懷柔保護“字小”,但這樣的關(guān)系,僅存在于“諸夏”之中,對夷狄則不適用,因為夷狄是不在“文明圈”之內(nèi)的。所以公元前587年,魯成公訪問晉國,未獲禮遇,歸來怒而欲和楚國交好時,其正卿季文子就勸阻成公“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這就很明顯地看出,在當時的諸夏之一魯人看來,楚國雖強大,但依舊是夷狄,即便諸夏再弱,也是不能與楚國這樣的夷狄“主中國”的。

“華夷之辨”最初是不帶情感色彩的地理和種族部落的區(qū)分,但隨著諸夏內(nèi)部的禮崩樂壞和夷狄的不斷入侵,為保存華夏文明,諸夏刻意提出帶有倫理道德含義的“華夷之辨”,于是最初不帶感情色彩的區(qū)分,逐漸具有了道德和政治的含義,乃至這種含義最終掩蓋了“華夷之辨”的本義。不過也正因為如此,使得“華夷之辨”帶上了可變的、相對的色彩,成為一種關(guān)涉理想秩序的經(jīng)典言說。

(二)

夷狄固然與華夏有諸多不同,如種族、血緣、語言、地域、風俗、習慣等,但嚴格地講,除了種族與血緣乃先天不變之外,其余一切,都是處在變動中的。而華夏引以為傲的禮樂文明,恰恰與種族、血緣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是以華夷的關(guān)系也不可能一成不變。即便“嚴夷夏大防”最有力的《公羊傳》,也依舊關(guān)注華夷轉(zhuǎn)變的問題,在秉持“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的立場下,它贊許、褒揚夷狄之邦的點滴進步。

公元前519年吳國打敗楚國和六國聯(lián)軍的雞父之戰(zhàn),在申明“不與夷狄主中國”之義后,《公羊傳》緊接著又提到“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作者此語無疑是沉痛的。他固然想以諸夏“中國”為本位,但是現(xiàn)實情形恰恰是作為“中國”的頓、胡、沈、陳、蔡、許之師,無力抵御吳師來襲,他們必得依附于同樣被視為“夷狄”的楚國且得接受其指揮,方才能與吳一戰(zhàn)。即便如此,在此戰(zhàn)中,依舊不堪一擊。這六國實力既不足,道義亦有虧(背王附楚),于是便有“中國亦新夷狄”之論。東漢何休同樣是從綱常倫教角度來探討華夷之變的,“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敗壞,亦新夷狄之行。”

由此可見,華夏并不永遠是華夏,夷狄也不是永遠為夷狄。判斷華夷的標準,早就不是血緣和種族,而是看其是否能推行道義,是否恪守君臣父子這一套西周以來已經(jīng)成為共識的“親親尊尊”的倫常秩序。吳國雖然在這次戰(zhàn)爭中依然被視為“夷狄”之邦,但在《春秋》中,仍能作為主語,且以主角的身份,出現(xiàn)在了這一條歷史記錄中,原因就在于“吳少進也”。所謂“少進”,就是說吳國比起野蠻的夷狄,已經(jīng)稍有進步。它已經(jīng)略懂君臣上下之分別,光明正大地宣戰(zhàn)和媾和,向善驅(qū)惡,進于由夷向夏的轉(zhuǎn)變過程中了。

其后的孔子,同樣在禮樂教化這個層面上來區(qū)分華夷。他哀嘆華夏諸國禮崩樂壞的局面,感慨道:“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就是說連夷狄這樣文化落后的國家還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樣子,而中原諸國反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實際上是對華夏文明“倒退”發(fā)出的憂憤之辭。而觀“孔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在孔子那里,“夷”已經(jīng)不再是鄙陋野蠻之謂,該句中的“君子”,固然可以理解為夫子之道,但釋為九夷之地有君子,也未嘗不可??傊诘赖聦用嫔?,夷狄是可以轉(zhuǎn)化為中華的。

孟子接續(xù)了孔子“華夷之變”的觀念,他說過一句名言:“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比A夷之別終究有道德禮教和文明程度之別,而其發(fā)展的最終趨勢,只能是文明戰(zhàn)勝野蠻,道義戰(zhàn)勝強力。孟子身處戰(zhàn)國之際,他豈能不知多少文明國家淪喪于夷狄之手?但是他說的“用夏變夷”,不是一個歷史或者現(xiàn)實判斷,而是一個價值判斷,“夷”“夏”純粹是從價值觀上來說的。

因此,春秋戰(zhàn)國之后,人們再談到夷夏之辨,極少是從血緣與部族著眼的,且通常都持一種動態(tài)的眼光來對待。但凡以茹毛飲血、腥膻污穢等詞目夷狄者,基本上都是在民族矛盾非常尖銳之際、服務于政治軍事斗爭之需,才祭起“嚴夷夏大防”之旗。一旦形勢緩和,“夷夏之辨”也就自然歸于岑寂。

夷夏之別不構(gòu)成中華各民族內(nèi)部的矛盾,其理論內(nèi)涵早在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之前,即已經(jīng)由種族轉(zhuǎn)向了文化,且夷夏總是在變化中存在的。唐代韓愈對此歸納得最為清晰,他說:“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痹僖淮沃厣?,華夷之辨絕非血統(tǒng)上的區(qū)別,而是文化上的差異。即便血緣上并非華夏一族者,若能講求禮義,踐行文明,能成為中華,反之亦然。

(三)

既然華夷的區(qū)分并不絕對化,且時刻處于變動當中,這就意味著華夷融合,乃是歷史的必然。按照這樣的發(fā)展邏輯,最后就是“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所謂“進至于爵”,即是說夷狄和華夏一樣,都平等共享文明的成果,華夷秩序晏然。而所謂“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就是超越了一種一族的界限,而成就民族大團結(jié),天下一家。應當說,這是傳統(tǒng)“公羊三世說”構(gòu)建的理想秩序觀,并非歷史實況,但此理論卻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此后歷朝歷代治國理政者,對待“華夷之辨”,總體的傾向是擱置爭辯而提倡“天下一家”,并且認為只有秉持此種觀念者,方能彰顯圣人之治?!抖Y記·禮運》有言:“故圣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亦意在消弭民族畛域。

故古往今來,善于治國理政者,皆能善用“夷夏之辨”,擔任好“夷夏共主”的角色。如唐太宗即宣稱:“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正是在這種天下一家的夷夏觀的指引之下,唐朝實行了頗為開明的民族政策與法制,唐太宗本人也不僅僅被華夏之人奉為天子,同樣為四夷藩部奉為“天可汗”。此后的遼金元等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政權(quán),其天子同樣注意平衡華夷,即便未必能夠取得成功,但是從未停止在這方向上的努力。

至明清,治國理政者更是將“天下一家”“王者無外”這種精神意識發(fā)揮到極致,統(tǒng)治者不僅僅要擔任本部族的首領(lǐng),還要當天下人的“共主”。明朝建立的東亞朝貢體系,即是這種意識的產(chǎn)物。而清朝雖以居于一隅的地方部落取代明朝入居中華,但同樣繼承了明代的天下觀。當漢人以狹隘的“華夷之辨”來質(zhì)疑清朝統(tǒng)治的合法性時,清朝皇帝不惜對整個歷史上的“華夷之辨”進行細致檢討來反駁之,這在雍正皇帝的《大義覺迷錄》一書中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針對漢人提出的“夷狄為禽獸,滿洲為夷狄,明亡清興乃夷狄篡竊”等一系列論點,《大義覺迷錄》的主要結(jié)論就是:夷狄只是地理籍貫,版圖決定了華夷分野;華夷之別最根本在于人倫、在君臣大義,而不在于種姓部族;華夷同秉陰陽之氣,皆得應運而興;為政之本在德,不在華夷之別,得民心者得天下,明亡清興,在于明之失民心,并非夷狄篡竊,相反清作為夷狄,得華夏之民心,方能得天下。應該說,雍正皇帝在《大義覺迷錄》中對論者針對其私德和私生活的指摘,雖有強詞奪理欲蓋彌彰之嫌,但是就“華夷之辨”這個問題,回答得可謂有理有據(jù)、曉暢明白。事實上,雍正皇帝的這些結(jié)論,都不是他個人的創(chuàng)造,而是“華夷之辨”在歷史長河的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為廣大人民普遍接受的主流觀念,雍正皇帝只不過是將這些觀念集中表達出來,并無新意。

清朝統(tǒng)治者深知,論血緣、種族,他們自然難以“中華”自居,唯有訴諸倫理道德、文化因素,方能消弭狹隘“華夷之辨”給他們帶來的困擾,故而他們有意識地用夏變夷,最終成為天下的共主。也正因為如此,清代在開疆拓土、團結(jié)部族,塑造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上,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梢哉f,從“華夷之辨”到“天下一家”,再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演進,乃是歷史的歸宿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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