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音導覽編碼：1627
尊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青銅盛酒器，多為圓腹，大侈口，下有圈足。尊的造型有很多種，其中動物造型的尊最為形象、逼真。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就收藏著一件造型獨特、工藝精湛的錯金銀云紋銅犀尊。
這件錯金銀云紋銅犀尊，長58.1厘米，高34. 1厘米，重13.5公斤，犀牛的形象栩栩如生。這是一頭體態(tài)雄健、肌肉發(fā)達的犀牛，它正昂首佇立，尖尖的雙角豎直向上，雙眼專注地望著前方。犀牛的眼睛由珠飾鑲嵌而成，雖然不大，但卻神采奕奕。四只粗壯結實的腿有力地支撐著健壯的身體。雖然是以青銅制成，但犀牛身體的各個部分都具有強烈的質感：顴骨和肘部突起，仿佛可以透過皮膚感受到骨骼的形狀和起伏；口部和腹部的皮肉雖然肥厚，但結實有力，富有彈性。
銅犀尊是一件西漢時期的酒器，在犀牛的背部有一個形似馬鞍，可以啟閉的活蓋，犀牛的腹部是空的，可以存酒，在犀牛嘴的一側有流，可以往外倒酒。整件器物設計精巧，結構合理、實用。中國古代動物造型的酒尊數(shù)量很多，如象尊、豕尊、鸮尊、駒尊、兔尊、鴨尊、龍虎尊、鳥尊等等，而以犀牛為造型的就非常罕見了。
銅犀尊的制作工藝十分考究。犀牛通體布滿華麗的錯金銀云紋，斷斷續(xù)續(xù)的金銀絲就像犀牛身上的毛，裝飾效果十分明顯，給銅犀尊增添了一份華麗的美感。
錯金銀工藝到春秋中、晚期逐漸興盛起來?？梢哉f，這一工藝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錯金銀工藝主要包括鑲嵌和涂畫兩種裝飾手法，其工藝十分精密細致，用來裝飾青銅器，會給器物增添華美之感。
春秋時期，采用錯金銀工藝制作的日常生活用器十分罕見。但是到了戰(zhàn)國秦漢時期，則開始廣泛流行，許多貴族用的日用青銅器，都披上了錯金銀的美麗外衣，銅犀尊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由于銅犀尊的造型十分形象逼真，專家推斷，造器者一定見過犀牛。那么在2000多年前的西漢時期，中國的土地上曾經出現(xiàn)過犀牛嗎？
犀牛是一種珍稀的野生動物，目前僅生存于南亞及非洲。我國境內現(xiàn)在已沒有野生犀牛，但是在古代，犀牛卻曾大量生存于我國境內。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就曾出土了犀牛的骨骼。犀牛不僅生活在南方，北方黃河流域也有其蹤跡，在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獸骨中就有犀牛。據(jù)甲骨文記載，商王武丁狩獵，一次就獵獲犀牛71頭，可見當時犀牛在黃河流域是大量存在的。
犀牛因為皮質堅韌，多被用于制作盔甲，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用犀牛皮制成的犀甲是各國武士所渴望的裝備。但由于人口的增長，無節(jié)制的開發(fā)，大量的野生動物被捕殺，犀牛的數(shù)量迅速減少。到了西漢后期，犀牛在中國已經十分罕見了。但是，當時南粵以及西域等地進貢的犀牛在皇家御獸苑中，與獅、象等動物一起被圈養(yǎng)。因此，西漢時期，銅犀尊的制造者一定是按照真正的犀牛形象來做器的。
翻開中國古代典籍，人們會驚奇地發(fā)現(xiàn)，犀牛和古老的中華文明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比如“石犀鎮(zhèn)水”就是人們熟悉的古代習俗之一。古人認為犀牛是靈獸，可治水患，所以在中國的許多地方都有“石犀鎮(zhèn)水”的古老習俗。
犀牛不但是鎮(zhèn)水的瑞獸，而且也是人們圖騰崇拜的祥獸，犀牛的形象被刻畫在各種圖騰上，比如，生活在今天貴州、湖南、廣西等地的苗族就有崇拜犀牛的特殊習俗，他們把犀牛視為部落的圖騰，用于各種祭祀和典禮之中。
在古代，人們除了把犀牛當作鎮(zhèn)水靈獸和古老圖騰以外，還視其為避邪祥物。西漢的宮廷貴族制作了很多獅、象、犀牛青銅酒器，以求驅邪避災，迎福納祥。所以，也就有了銅犀尊這樣的青銅國寶流傳后世。
銅犀尊是1963年在陜西出土的，當時，只有這件器物被孤零零地掩埋在一個土坑里，因為器身沒有銘文，身邊又沒有別的文物相伴，所以銅犀尊的身世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后據(jù)專家考證，銅犀尊應當是西漢時期尊貴的禮器，為廟堂、朝廷宮室之重寶，非民間所能享有，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和收藏價值。
銅犀尊工藝精湛，造型逼真，金色、銀色與銅胎底色相襯生輝，是中國古代工藝品中實用與美觀有機結合的典范之作。尤其是尊身整體以錯金銀云紋涂刻，精美華麗之余，又洋溢著充沛的活力，堪稱中國漢代青銅器中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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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最初是用以烹飪食物的，后來其實用意義逐漸減弱，成為權利和等級的象征。禹鑄九鼎的傳說，向后人詮釋了鼎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鼎又是歌功頌德的禮器，周代的國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慶典或接受賞賜后都會鑄鼎，以記盛況。西周時期的毛公鼎、大盂鼎和大克鼎，器形雄渾厚重，銘文字數(shù)眾多，堪稱青銅器中的重器。因為三者都出土于晚清時期，故并稱晚清“海內三寶”，聞名于世。其中的大盂鼎現(xiàn)在就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大盂鼎為國家一級文物，高102厘米、重153.5公斤，鑄造于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1003年。它的造型特征為圓腹、立耳、柱足，器身各部分比例適度。為了增強器物的體量感，鼎的口沿內緣呈斜面，外緣很寬，光潔的鼎腹下部微微鼓出，三足粗壯，在頸部有一圈獸面紋裝飾帶，足部上端也飾以獸面。這種造型樣式最初出現(xiàn)于商代晚期，到西周以后成為大型銅鼎的主要樣式，大盂鼎就是這類鼎的代表作。 并且，制作于西周早期的大盂鼎，是迄今所見西周最大的青銅器，彌足珍貴。
大盂鼎在清朝道光初年，出土于陜西岐山縣。岐山是西周的發(fā)源地。從周武王滅商建國，到周幽王亡國，西周共歷三百多年的風雨，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時期，也是中華文明的繁榮時期，它的物質、精神文明對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岐山地區(qū)人文薈萃，文物古跡聞名遐邇，是著名的青銅器之鄉(xiāng)。
要破解青銅鼎的身世，一般要從鼎上的銘文入手。所謂銘文，是指在金屬鑄器上以或突起或凹陷的形式鑄造或刻制的文字。這種文字通常稱為“銅器銘文”，宋代開始也稱其為款識，而文字學專家則稱之為“金文”、“鐘鼎文”。 過去，尤其是清代末期的考據(jù)家們對于青銅器的斷代多依據(jù)于銘文。它是遠古歷史最有說服力的記述，是最具魅力的符號語言。大盂鼎腹內側鑄有19行銘文，共291個字。其銘文雄壯凝練、圓潤遒勁, 用筆方圓兼?zhèn)?，字體端莊美觀，布局質樸平實，通篇銘文氣韻生動，疏密得當，讓人嘆為觀止，堪稱西周早期的金文書法杰作。
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內容，大都是當時祀典、賜命、詔書、征戰(zhàn)、圍獵、盟約等活動或事件的記錄，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風貌。
那么，大盂鼎的銘文講述了怎樣的內容呢？大盂鼎內的銘文銘記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命貴族盂的史實。銘文的主要內容是：康王向盂敘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國經驗，認為文王、武王能以卓越的業(yè)績立國，主要是由于其臣屬從不酗酒，每逢祭祀，認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國教訓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誡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輔佐王室，并賜盂命服、車馬、酒與邦司、人鬲等。銘文中說明盂作此鼎也是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
作為青銅重器的大盂鼎，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這也給它帶來了無數(shù)曲折的故事。大盂鼎自出土之日起，就一直流離輾轉，風波不斷。
清朝同治七年，即1867年，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潘祖蔭從時任陜甘總督的左宗棠手中得到了大盂鼎。潘祖蔭對金文頗有研究，得到大盂鼎后，很快弄清了大盂鼎腹內銘文的內容，并認定這件鑄造于西周康王時代的禮器是無價之寶。鑒于寶鼎銘文中提到了西周貴族“盂”，所以，潘祖蔭就將這件寶鼎定名為大盂鼎，這個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除了大盂鼎，另一件青銅重器大克鼎也是潘祖蔭的珍藏。潘祖蔭病故后，其弟潘祖年將二鼎運回故鄉(xiāng)蘇州，作為傳家之寶，謹守護持，絕不示人。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蘇州淪陷。潘家后人將二鼎深埋保存。潘氏全家避難到上海后，直到戰(zhàn)亂結束，二鼎得以安渡劫難。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了。大盂鼎的第八位主人、潘祖蔭的孫媳潘達于也已經年過半百，她深知單憑她一家，實在無力保護這只無價的寶鼎。1951年，潘達于向華東文化部寫信，表達了捐鼎的決心。1952年上海博物館開館，大盂鼎與大克鼎便陳列在館內。
1959年，國慶十周年之際，大盂鼎從上海來到北京，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2004年3月14日，是潘達于老人的百歲壽辰。為了感謝這位為國捐寶的老人，上海博物館請回了大盂鼎，并舉辦了“百歲壽星潘達于捐贈大盂鼎大克鼎回顧特展”。 一位百歲老人，跨越了一個世紀的人生不但充滿了傳奇色彩，更是中國百年歷史的縮影。
如今，歷經風雨的大盂鼎靜靜地佇立在國家博物館的展廳內，周身散發(fā)出一種洗練、凝重的大氣之美，充分體現(xiàn)出西周王朝的鼎盛之勢。大盂鼎內的銘文是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與臣屬關系的重要史料，一向為史學專家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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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盤是商代至戰(zhàn)國時期流行的一種水器。小盤盛水用來洗手、洗臉，大盤用來洗浴。國家博物館珍藏著一個有著近三千年歷史的銅盤，它就是著名的“虢（guó）季子白盤”，這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西周時期形制最大的銅盤。
虢季子白盤完全由青銅鑄造而成，體形碩大。銅盤重215.3公斤，長137.2厘米、寬86.5厘米、高39.5厘米。
銅盤呈長方形，四角為圓弧狀，腹下斂，平底，有四個曲尺形的足，銅盤四壁外側通體鑄有花紋，上部為竊曲紋，下部為環(huán)帶紋，整體紋飾十分精美，又不失敦厚大方、莊重肅穆的西周神韻。更值一提的是，在銅盤兩側，還各有兩個向外突出的獸首銜環(huán)，環(huán)上的花紋呈繩索狀。這說明，當年要挪動這個銅盤，必須要套上繩索，由七、八個壯漢一起用力才行。
虢季子白盤之所以珍貴，不僅在于它的形制，盤內底部正中鑄刻的111字銘文更讓人稱奇。這些銘文被后人贊為青銅器上的“史詩”，在文學藝術方面具有十分獨特的鑒賞價值。
銅盤銘文的第一句這樣寫道“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寶盤”。這句話向后人明確指出，銅盤是在周宣王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816年，由虢季子白鑄造的，這也正是銅盤名字的由來。
那么“虢季子白”又是何許人呢？據(jù)史料記載，“虢”是西周時期的一個諸侯國，位于今河南省三門峽附近?！凹尽笔侵袊糯鷮π值芘判械囊环N稱謂，“伯、仲、叔、季”，“季”是兄弟排行中的第四位。“子白”就是這位虢國公子的名字。
據(jù)有關專家考證，虢季子白在西周的歷史上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貴族，他曾多次帶兵出征，以驍勇善戰(zhàn)著稱。他制作的銅盤上，就用銘文記錄了一場戰(zhàn)斗。
銘文這樣寫道“搏伐獫狁（xiǎn yǔn），于洛之陽?！?這句話說明了敵軍的身份和戰(zhàn)斗的地點。通篇誦讀虢季子白盤的111字銘文，2800多年前的烽煙歷歷在目。在西周宣王時期，北方的獫狁族入侵，子白在對獫狁的一次戰(zhàn)斗中，殺敵五百余人，俘虜五十人。戰(zhàn)斗結束后，子白將俘獲的敵人獻于周王，周王設宴款待子白，并賞賜子白馬匹、武器等物。
可以說，虢季子白盤上的銘文是對戰(zhàn)功與賞賜的記錄。銅盤流傳至今，就成了研究西周歷史，以及北方各民族關系的重要史料。
眾所周知，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是《詩經》，而虢季子白盤銘文的寫作手法與《詩經》極為相似。盤內銘文通篇用韻，是一篇簡潔優(yōu)美、富有韻律和節(jié)奏感的散文詩，因此具有極高的文學藝術價值。值得注意的是，虢季子白盤鑄造于西周宣王時期，這篇銘文的寫作時間其實比《詩經》還早了大約二、三百年的時間。
更值一提的是，虢季子白盤上銘文的書法，也是西周金文中的極品。有關專家點評，這些銘文的書法頗具新意，用筆謹飭（chì）、一筆不茍，圓轉周到、很有情致，堪稱先秦書法之典范，對后世的影響極其深遠。
虢季子白盤歷經數(shù)千年后橫空出世，而它的面世又為后來成為臺灣第一任巡撫的劉銘傳留下了一段傳奇。
傳說在清朝道光年間，虢季子白盤出土于陜西寶雞嵋縣，輾轉為數(shù)位達官顯貴收藏。同治三年也就是公元1864年的4月, 時任直隸提督的淮軍將領劉銘傳隨李鴻章鎮(zhèn)壓太平軍，駐扎在常州太平天國護王陳坤書的王府中。一天午夜，萬籟俱寂之中突然傳來悅耳的金屬叩擊聲。劉銘傳秉燭尋音，轉到馬廄之內，聽到馬籠頭的鐵環(huán)碰擊馬槽時發(fā)出清脆的金屬聲,他撥開草料一看,原來馬槽竟是個大銅盤，盤底還刻著字。劉銘傳知道發(fā)現(xiàn)寶物了，異常興奮,趕忙派親信將此盤送回安徽老家,并專門蓋了亭子收藏銅盤，輕易不肯示人?？谷諔?zhàn)爭時期,為了保護銅盤，劉銘傳的后人將它深埋地下一丈多深,才躲過了戰(zhàn)亂。
新中國成立后,劉銘傳的第四代孫——劉肅曾先生主動提出將銅盤獻給國家,國家當即獎給他大米五千斤。1949年12月,虢季子白盤被送到了北京, 1950年3月3日， 虢季子白盤在北海團城的文物特展中展出，董必武、郭沫若、鄭振擇等人參觀了展覽。后來虢季子白盤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體積碩大的虢季子白盤以端莊的造型、精美的紋飾，彰顯出2800多年前的西周古韻?？淘阢~盤上的銘文“史詩”，成了春秋后世仿效的典范，讓后人領略到了中國古典文學簡約質樸的絕妙之處，為研究詩文藝術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史料。
語音導覽編碼：1649
這是一條高26厘米，重1000克，周身呈墨綠色的玉龍，玉龍以一整塊玉料圓雕而成，通體琢磨，光潔溫潤。
玉龍的造型非常耐人尋味：龍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緊閉，鼻端平齊又微微上翹，以對稱的兩個圓洞作為鼻孔，細長的眼睛睥（pì）視前方，頸部一道夸張的長鬣（liè）雄健地飄拂上卷，粗壯的龍尾內屈，迎向龍首，整個身體構成一個很有力度的反“C”字，仿佛瞬間就要騰空而起。
龍身大部分光素無紋，只在額及顎底刻以細密的方格網(wǎng)狀紋，網(wǎng)格突起呈規(guī)整的小菱形。龍的脊背上有一個小圓孔。經測試，如果用繩子穿過圓孔懸掛，龍的頭尾恰好處于同一水平線上。這說明小圓孔所在位置應該是整塊玉料的重心。
在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原始玉雕中，時代較早、工藝最有特色的，首推紅山玉雕。已見報道的紅山玉雕有百余件之多，被確認為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物，距今已有5000年的歷史。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紅山玉龍已經具備了成熟龍形的諸多元素，有“中華第一龍”的稱譽。
自古以來，龍便是中國人心中的吉祥物，海內外所有的炎黃子孫都認為自己是龍的傳人。在古老的神話中，龍的形象隨處可見。在商周時期的出土文物中，龍的造型已經相當成熟。
龍是什么？龍的形象究竟起源于何時？
紅山龍形玉雕系列的出土，第一次以確鑿的考古實物證明，龍起源于原始社會末期，龍的早期形態(tài)是多種動物的集合體。特別是那變形的獸首部分，尖利的獠牙，飄揚的長鬣，像豬？似馬？如熊？也許是其中一種，也許是多種動物形態(tài)的概括和組合。
中華民族的祖先懷著對造物主的虔誠和敬畏，把自然界中自己最熟悉和尊崇的動物形態(tài)融為一體，創(chuàng)造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藝術形象——龍，并將它刻在通靈的玉石上，作為神徽和圖騰。
關于紅山玉龍，還有一段十分傳奇的經歷。故事要從內蒙古赤峰講起……
“塞外明珠”赤峰市的東北隅，矗立著一座海拔高746米的石山，因裸露的巖石呈赭紅色，在陽光的映照下，紅巖似火，故得名紅山。
1955年，中國考古學家尹達在《關于赤峰紅山后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文中,把分布在遼寧、內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長城地帶的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命名為紅山文化。
美麗的紅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外學者，他們的研究和學術報告，使紅山早期人類文化遺址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然而，在此后的幾十年里，紅山地區(qū)并沒有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隨著曾侯乙墓、秦始皇兵馬俑等重大考古成果的出現(xiàn)，遠在塞外的紅山顯得有點兒冷清了。
1971年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村民張鳳祥，在村子后面干農活。一鍬下去，一件硬邦邦的東西，讓他感到有些奇怪，再挖下去，原來是一個人工砌成的石洞。
張鳳祥伸手摸去，竟摸出一個黑乎乎、像鉤子一樣的東西。張鳳祥把它帶回了家里，找了一根繩子綁上，送給弟弟當玩具。七、八天之后，張鳳祥驚奇地發(fā)現(xiàn)，原本難看的鉤子，竟然露出了玉的墨綠色。
張鳳祥帶著這件奇怪的玉器來到翁牛特旗文化館。工作人員按照慣例辦理了入庫登記手續(xù)，把它鎖到了箱子里。就這樣，玉龍在箱子里一待就是十幾年，漸漸地被人們淡忘了……
直到1984年，在牛河梁，考古隊員挖開了一座五千年前的紅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擺放著兩個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員經過仔細辨認和研究后，認為它們是屬于紅山文化時期的玉豬龍。
牛河梁發(fā)現(xiàn)5000年前的玉豬龍的消息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消息傳到翁牛特旗，文化館負責人突然想起1971年征集的那件玉器，極有可能是紅山文化的文物。在被忽視了十多年以后，三星他拉村村民無意中發(fā)現(xiàn)的玉鉤子終于得到正式確認：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由當時的紅山人精心制作的玉器。它不只是飾件，還有可能是同中國原始宗教密切相關的一種禮器。
1986年，《人民畫報》刊登了紅山玉龍的圖片。這條消息一經報道，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轟動。1989的6月，為迎接建國四十周年的到來，紅山玉龍被調往北京參加展出，隨后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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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博物館收藏著一件人稱“青銅之王”的商代銅鼎，它通體高133厘米、長110厘米、寬78厘米、壁厚6厘米，重達832.84公斤，是目前已經發(fā)現(xiàn)的中國古代最重的單體青銅禮器，因鼎腹內壁上鑄有“后、母、戊”三個字而得名——后母戊鼎。
鼎是中華文明的見證，也是中國青銅文化的代表。青銅鼎，器制沉雄、厚實，紋飾獰厲、神秘，是中國青銅藝術成熟期最具審美價值的藝術品。
早在7000多年前，中國就出現(xiàn)了陶制的鼎。鼎本來是古代的烹飪之器，相當于現(xiàn)在的鍋，用以燉煮、盛放魚肉。傳說大禹曾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于荊山之下，用來象征九州。自此鼎就被視為立國重器，“鼎”字也被賦予了“顯赫”、“尊貴”、“權勢”、“盛大”等引申意義。
我國青銅鼎的鑄造水平在商朝和西周時期達到了頂峰，《左傳》記載：“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青銅鼎成了國家盛衰的象征。后來“藏禮于器”，青銅鼎發(fā)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用以祭天祀祖，緬懷先祖功德。
那么后母戊鼎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工作者通過對有關青銅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記載，認為在鼎腹內壁銘文“后母戊”三個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婦女井（jǐng）的廟號，“司”應為“后”，代表她生前的地位。根據(jù)銘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兩個兒子祖庚或祖甲為祭祀其母親婦女井而制的。
在古代中國，青銅是一種十分珍貴的金屬，只有王公貴族才能享用。而后母戊鼎重達832.84公斤，鑄造如此巨大的青銅器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這件青銅大鼎的鑄造在當時大約需要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才能完成，這足以反映商朝中期青銅鑄造業(yè)的宏大規(guī)模。
商、周時期鑄造的青銅器，大多應用陶范法。陶范就是陶制的模具，把熔化的銅液澆灌到模具中，待銅液冷卻、凝固后，拆掉模具，便得到了成型的青銅制品。
據(jù)專家考證，后母戊鼎就是用陶范法鑄造而成的。經過推算，需要使用20余塊外范，才能鑄出后母戊鼎的碩大身形。而且，重達800多公斤的后母戊鼎，除雙耳以外，鼎身和鼎足是一次澆鑄成型的，這本身就是鑄造工藝上的一個奇跡。
最讓人感到吃驚的是，后母戊鼎在鑄造時還暗藏玄機！您可能很難想象，眼前這個重達800多公斤的大鼎，四足卻被鑄成空心的！這是什么原因呢？難道是為了節(jié)約銅料嗎？
研究人員經過仔細觀察，發(fā)現(xiàn)鼎身器壁厚約3至5厘米，而四足直徑至少也有15厘米。如果將四足鑄成實心的，肯定是四足冷卻慢，器壁冷卻快。依據(jù)熱脹冷縮的原理，由于它們的膨脹系數(shù)不同，大鼎完全冷卻后，四足與器身的連接處將會發(fā)生扭斷。當時的工匠顯然已經掌握了這一熱力學原理，有意將四足鑄成空心，從而避免了不同膨脹系數(shù)所造成的扭斷。由此可見當時青銅鑄造技術的高超。
后母戊鼎上的紋飾充分顯示出商代獨特的粗獷原始之美。大鼎的外壁裝飾著饕餮(tāo tiè)紋、牛頭紋、夔（kuí）紋和蟬紋，中心平素光滑，顯得渾厚、莊重。饕餮是以虎、牛、羊等動物為原型，經過抽象的藝術處理，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種神秘怪獸，表現(xiàn)出古人對自然的崇拜。人們將饕餮紋裝飾在青銅禮器上，使禮器顯得更加神秘、威嚴。大鼎四面的交接處，裝飾著扉棱。鼎耳的耳背上有魚的紋飾；雙耳外側，我們可以看到雙虎噬人頭的圖案。四只鼎足的紋飾也匠心獨具，在弦紋之上飾有獸面紋。
青銅器在鑄造成型之初是金黃色的。今天我們所見到的顏色，是因為數(shù)千年被深埋地下，青銅器已被侵蝕而生了銅銹。我們可以想象，身形巨大、重達千斤的后母戊大方鼎三千年前出現(xiàn)在中原大地上時，是何等的金碧輝煌、威震四方。
提起后母戊鼎的出土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早在1939年，大鼎就已經在河南安陽的小屯出土。當時，正值抗日戰(zhàn)爭時期，當?shù)氐睦习傩諡榱吮Ｗo大鼎，將它重新深埋在地下，巧妙地隱藏起來，使這件國寶躲過了戰(zhàn)亂。直到抗戰(zhàn)結束以后的1946年6月，大鼎才重見天日。此后，大鼎被運到南京，由當時的中央博物院接收。建國以后，后母戊鼎入藏國家博物館，成為鎮(zhèn)館之寶。
佇立在展廳內的后母戊鼎，不僅以它偉岸的身軀，展現(xiàn)著中國青銅鑄造史上的奇跡，它更像是一位民族精神的守望者，靜靜地與凝視它的后人進行著心靈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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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這件名為利簋的青銅器，是國家禁止出國展出的64件珍貴文物之一。
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徑22厘米，上半部為圓形，侈口，鼓腹，兩側有兩只獸形耳，獸形耳上還有垂珥，下半部為方形底座，造型莊重沉穩(wěn)。
簋，流行于中國商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主要用于放置飯食，是古代盛裝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在商周時期，簋除了作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它也是重要的禮器，宴享和祭祀時，簋以偶數(shù)與列鼎配合使用。
史書記載，古人在祭祀宴享之時，天子用九鼎八簋，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君臣、貴賤得以清楚劃分，充分體現(xiàn)出了商周時期嚴格的等極制度。
利簋腹及方座均以云雷紋為地，上面再以獸面紋裝飾。方座上的獸面造型與利簋腹部的主體獸紋相仿，獸面巨目凝視，森嚴恐怖。仔細觀察，在利簋的圈足部位還裝飾有夔龍紋，呈二方連續(xù)圖案繞利簋一周，方座四隅飾以蟬紋。
獸面紋、夔龍紋和云雷紋三種紋飾共同裝飾在青銅利簋上，線條流暢清晰，給這只肅穆莊嚴的西周銅簋平添了幾分凝重和神秘。
青銅簋的造型形式多樣，變化復雜，有圓體、方體，也有上圓下方。青銅利簋便是采用上圓上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銅簋的典型造型，同時也是中國古人對天圓地方這種古老觀念的體現(xiàn)。
利簋造型莊重，紋飾精美，不僅體現(xiàn)出西周早期高超的青銅鑄造水平，它也是目前中國所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西周青銅重器。
利簋造型與商周時期其它的銅簋并無顯著區(qū)別，紋飾也是商周青銅器的傳統(tǒng)紋飾，但在專家眼中它確有著其它銅鼎無法比擬的價值，這是為什么呢？
在歷史上，關于武王伐紂與商朝滅亡的故事有很多，但是商朝滅亡的時間卻很難確定。兩千多年來，中外學者根據(jù)各自對文獻和西周歷法的理解，對武王克商的年代形成了40余種結論，最早時間為公元前1130年，最晚時間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竟達到112年，這給商周斷代帶來了巨大的障礙。
周武王在牧野一戰(zhàn)擊潰商朝大軍，以小邦而勝大國，從此周立而商滅。
這一改朝換代最重要的戰(zhàn)役是哪一年展開的呢？商朝是哪一年滅亡的？利簋上的銘文恰恰解開了這個千年謎團。
利簋方座內底部有四行共計32字銘文。銘文字體扁長，并保留有商代銘文字體首尾尖中間粗的特征，堪稱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利簋銘文為：武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賜右吏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
銘文中所提到的有司,是當時中國古代的官職，在中國商周時期, 青銅被稱為“金”，是只有王族才能使用的貴重金屬，商軍潰敗之后，身為有司的利得到周武王賞賜給他的青銅，并鑄造了一件銅簋，作為永世的紀念。由于這件青銅簋是利所鑄造，所以人們就稱它為利簋。
據(jù)《史記》記載“甲子日，紂兵敗”。那么，難道周武王真的就是于甲子那天在牧野大敗商紂王的嗎？
關于這個疑問，利簋中的銘文也給我們提供了答案，銘文中講到：“武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
意思是說：周武王征伐商朝時，在一個吉利的甲子日清晨，出現(xiàn)木星上中天的天象，于是，武王戰(zhàn)勝紂王并占有了他的國土和政權。
木星，古人習慣稱其為“歲星”，與它有關的天象，一向被認為與戰(zhàn)爭有密切關系。當一個天體到達正南方天空，被稱為上中天。中國古代歷史上每逢改朝換代或發(fā)生重大事件時，人們常會有天象觀測的記錄以及對這些記錄的解釋被保存下來。
在利簋中提到的甲子日，正是牧野之戰(zhàn)的時間，專家們也通過對天文的推算，把武王克商的年代確定在公元前1046年。
利簋銘文中所記載的武王伐紂在甲子日晨，并逢歲星當空，印證了《尚書?牧誓》中所記載的“時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所以，利簋也被稱作“武王征商簋”,
而它也是牧野之戰(zhàn)這場著名戰(zhàn)役的唯一見證。
利簋銘文記述了武王牧野之戰(zhàn)獲勝的經過，字跡凝重穩(wěn)健，為西周早期的代表作品。它不僅是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一件西周最早的青銅器，而且是迄今發(fā)現(xiàn)有確切年代記載的最早一件珍貴文物。
青銅利簋見證了中國古代武王伐紂的重大歷史事件，它既為我國西周歷史、文化、軍事等提供了真實的資料，也是中國夏商周年代準確斷定的重要實物見證，被譽為中國文物寶庫中的一顆明珠，是當之無愧的國之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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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博物館珍藏著一件珍貴的宋代大型木雕觀音坐像。坐像高兩米，保存完整，體量碩大，是國內博物館收藏的體量最大的宋代木雕，不僅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同時也是一件難得的藝術珍品。
這尊觀音菩薩柳葉彎眉，雙目微睜，嘴唇稍抿，大耳垂，兩頰豐滿，略帶笑容。神態(tài)端莊安詳，好似進入了無我的境界，極具藝術美感。
觀音菩薩的穿著也很講究：她頭戴花蔓寶冠，頸部佩掛瓔珞，上身袒露，肩披帔巾，巾帶下垂，全身衣紋飄逸，氣定神閑地坐在怪石之上，似乎對大千世界的紛擾充耳不聞，顯得格外安詳寧靜。
這件菩薩造像突出了女性特征，線條勻稱而充滿韻律，肌膚細膩豐滿，觀音菩薩左手上舉，右手持一朵盛開的蓮花，儀態(tài)萬方，充分體現(xiàn)出中國佛造像的含蓄之美。盡管年代久遠，但其衣紋處彩繪仍依稀可見。駐足凝視這尊文靜而典雅的觀音像，則帶給人一種明凈圣潔的審美享受。
說起觀音菩薩就不能不提到佛教。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發(fā)源于距今2000多年前的古印度。它的創(chuàng)始人是古印度的迦毗羅衛(wèi)國王子釋迦牟尼。
公元前1世紀，佛教開始東傳，兩漢時期傳入中國內陸。此后的千余年間在華夏大地上廣為流傳，對中國古代思想和文化，特別是文學，繪畫，雕塑，音樂等藝術門類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中國古代文化藝術史上打下了鮮明的印記。
觀音菩薩是佛教中最常見的人物形象。觀音又名“觀世音”，是佛教中最受民間崇拜的菩薩。她總是一襲白衣，面露寧靜、祥和之態(tài)，充滿了出世的飄逸之美感。
其實，在印度佛教中，觀音菩薩上身裸露，手執(zhí)蓮花，頸掛項圈，嘴唇上長著兩撇漂亮的小胡子，是個男相。
佛經中說，觀音菩薩為了教化不同層次、不同環(huán)境的眾生，能示種種形象，可以化現(xiàn)出32種化身及觀音本相共33身。后來人們根據(jù)這種說法繪制了33種觀音畫像，如踞坐巖上，手持凈水瓶的楊柳觀音；腳踏鰲魚背上，手提竹籃的魚籃觀音；身后有圓形背光，觀水中月影的水月觀音等等。
那么，觀音傳入中國之后，為什么會發(fā)生性別的變化呢？
觀音形象傳入中國的起始階段時是男相的。女相觀音造像的出現(xiàn)大約始于南北朝時期，盛行于唐代以后。到了宋代，人們對觀音菩薩的崇拜已深入到社會各個階層，人們理想中的觀音菩薩就變成了救難送子、造福眾生、仁慈可親的母親、女性形象。這時的觀音面容嬌美，體態(tài)婀娜多姿，雍容典雅，充滿了智慧和慈愛。這尊宋代的木雕觀音，就延續(xù)了女相觀音的特點，具有珍貴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木雕菩薩像是宋代寺院造像中的主要種類之一。由于宋代寺廟大多是木構建筑，這些寺廟和木雕佛像非常容易受到損毀，再加上它們又便于移運，因此，在戰(zhàn)亂期間，中國的藝術瑰寶曾遭到瘋狂的破壞和掠奪，大量珍貴的佛造像流失海外。
據(jù)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統(tǒng)計：目前在47個國家的200多家博物館中有中國文物167萬件。而流失在海外民間的中國文物，數(shù)量更為龐大。
這尊木雕觀音像上個世紀輾轉流失到美國，后被著名收藏家、美籍華人陳哲敬先生購得。幾十年來，陳哲敬不斷向國內的專家寄送資料，求證佛雕的“身世”。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專家湯池教授依據(jù)造像風格、服飾紋樣推斷，這尊大型木雕觀音應屬北宋木刻風格。此后又經過北京大學考古系對其進行碳14年代鑒定，木雕觀音確為宋代晚期作品。
與此同時，為了加大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回流力度，征集流失在海內外特別有價值的文物，2002年起，國家專門設立了“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
2003年，木雕觀音和其他一組流失海外的佛造像在北京飯店集體亮相，立即在學術界引起了轟動。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2005年，國家文物局終于將這件長期被海外收藏家收藏的藝術精品收購回國。如今被國家博物館收藏。
據(jù)粗略統(tǒng)計，北美多家大型博物館中收藏的中國宋代木雕佛像數(shù)量在20件以上，而國內各大博物館在此之前尚無宋代木雕佛像精品。這件高達2米的大型木雕觀音造像的入藏，填補了國家博物館的館藏。
您瞧，這尊歷經顛沛流離的木雕觀音，表情端詳溫柔，雙目下視，似向人間投以無限深情。那閑適自如、極富世俗情態(tài)的坐姿，那纖弱而生動的手指，充分體現(xiàn)出宋代藝匠高超的創(chuàng)作，堪稱中華木雕藝術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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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著許多珍貴的瓷器。其中有一件青瓷作品以蓮花為樣，造型獨特，氣勢恢宏，這就是被譽為“青瓷之王”的青瓷蓮花尊。
青瓷蓮花尊高59.5厘米，長頸直口，外沿飾有一對橋形耳，頸、肩部有六個雙系環(huán)耳；在頸部貼塑六團花，六面獸紋；蓋為僧帽形，蓋頂有方形鈕，在蓋的四周雕飾有蓮瓣紋；整個器物都以蓮瓣的造型設計燒制，將刻畫、浮雕、堆塑、模印、粘貼等多種裝飾技法施于一體，紋飾繁縟，釉色瑩潤。
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青瓷。青瓷是什么樣的瓷器？它有什么特征呢？
青瓷是中國著名的傳統(tǒng)瓷器種類，在胚胎上施以青釉，也就是以鐵為著色劑的青綠色釉，在還原焰中燒制而成。中國歷代所稱的縹瓷、千峰翠瓷、艾色、翠青、粉青等，都是指的這種瓷器。唐朝時的越窯，宋朝的龍泉窯、官窯、汝窯、耀州窯等，都屬于青瓷系統(tǒng)。
早在商朝時期就已經出現(xiàn)了原始青瓷，北京、西安、南京等地都出土過原始青瓷的殘片。經過專業(yè)人員的測試和鑒定，這些殘片已經具備了瓷器的特征，但是它們跟后來的成熟青瓷卻又不完全一樣，因為胎料中雜質較多，釉色不夠穩(wěn)定，所以被稱為原始青瓷。
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全國各地燒制青瓷的瓷窯大大增加了，種類繁多，而且南方和北方燒制出的青瓷各具特色。南方燒制的青瓷胎質堅硬、細膩，呈淡灰色，釉色晶瑩、純凈；而北方燒制的青瓷胎體厚重，釉面有開片，釉色青中泛黃。
這件青瓷蓮花尊正是中國北朝時期北方青瓷的代表作品。它的器形高大，氣魄雄偉，裝飾華麗，胎體渾厚，釉色青中泛黃、瑩潤光亮，工藝精巧細致。
青瓷蓮花尊大約燒制于公元四世紀到六世紀，浮雕蓮瓣是蓮花尊最主要的造型特征。如果我們俯視蓮花尊，就會看到向外伸展的層層蓮瓣，宛如一朵正在盛開的蓮花，十分美麗、迷人。那么中國北朝時期為什么會出現(xiàn)蓮花尊這類器物呢？
北朝是公元386年至公元581年中國北方王朝的總稱，包括了北齊、北魏、北周等數(shù)個王朝。鮮卑族拓拔珪建立了北朝，史稱道武帝。
道武帝在位時，因為他本人非常信奉佛教，所以就大力弘揚佛教文化。北魏時期大興佛教建筑。比如我們今天看到的大同云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都是那個時期開鑿的。北魏孝文帝即位以后，施行了許多有效的改革措施，將都城遷到了洛陽，并且在洛陽修建了許多佛教寺院、寺塔，如著名的永寧司、法云寺等，非常宏偉、壯觀。
佛教最早源于印度，而在中國則盛傳于洛陽。早在東漢時期，漢明帝就在洛陽修建了白馬寺，讓天竺的高僧在白馬寺翻譯佛經。白馬寺就成了佛教祖庭，堪稱中國的第一古剎。正是因為這樣，篤信佛教的孝文帝才把都城遷到了洛陽。而在佛教文化中，都是以蓮花作為主要宗教象征的，所以在北朝盛行佛教文化的時期，也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許多以蓮花作為主題的器物。
眼前的這個青瓷蓮花尊，蓮瓣層層盛開，釉色晶瑩圓潤，造型莊重威嚴，這些都讓我們感受到了北朝時期瓷器燒制水平的高超。蓮花出淤泥而不染，而這個青瓷蓮花尊釉色光潔剔透，造型素雅別致，這些都生動地表現(xiàn)出蓮花高貴而圣潔的外形與內涵。
那么，青瓷蓮花尊是做什么用的呢？
原來，蓮花尊除了是佛教文化孕育出的產物外，它的用途還有另外一層含義。
因為現(xiàn)存的蓮花尊大多是處于墓葬之中，所以專家認定，它們是帶有宗教意義的隨葬品。
青瓷蓮花尊是替代死者靈魂的寄托物，而且加入了濃郁的佛教色彩。人們相信蓮花尊能超度死者的亡魂，使靈魂免受輪回之苦。所以蓮花尊可以說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佛教藝術相結合的產物。
在佛教文化和靈魂寄托物的雙重內涵渲染下，蓮花尊在北朝時期非常流行。許多達官貴人死后，在墓葬中都會放置一個蓮花尊，以此來超度墓葬主人的靈魂，使他避免死后受到輪回之苦。
這件青瓷蓮花尊出土于河北景縣的封氏墓群，它以蓮花作為裝飾主題，器形高大，氣魄雄偉，裝飾華麗，胎體渾厚，釉色晶瑩，工藝細致。無論是在釉色和造型上，還是在佛教文化和超度靈魂雙重內涵的影響下，都體現(xiàn)出了青瓷蓮花尊獨有的藝術魅力，是北朝青瓷中集大成的杰作，堪稱“青瓷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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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夏商時期，中國便進入了一個輝煌的青銅時代。現(xiàn)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四羊方尊，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每邊邊長為52.4厘米，器身高58.3厘米，重量接近34．5公斤。整個方尊雄渾厚重，卻又不失端莊典雅。
方尊上最引人注目的裝飾，當屬位于肩部四角的卷角羊頭?！八难蚍阶稹北闶怯纱说妹Ｑ蝾^與羊頸伸出于器外，羊身與羊腿則附著于方尊腹部及圈足上。方尊上裝飾著精美的紋飾，羊的前胸及頸背部布滿鱗紋，兩側飾有長冠鳳紋，圈足上是夔紋。
“尊”是中國古代的盛酒器。在商、周時期，青銅尊經常作為禮器出現(xiàn)在祭祀儀式上。
《左傳?成公十三年》中記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zhí)膰（fán），戎有受脤，神之大節(jié)也。”膰和脤指的是祭祀用的肉。這段記載告訴我們，在先秦時期，祭祀和戰(zhàn)爭都是涉及國家利益及安危的頭等大事。統(tǒng)治者期望通過祭祀儀式，獲得神靈以及祖先的庇佑，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
那么，作為禮器的四羊方尊，為什么以羊作為器身的形狀呢？
《周禮?春官?司尊彝》提到了古代祭祀禮器中所謂的“六尊六彝”。六尊，分別指的是犧（讀“梭”音）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其中的犧（讀“梭”音）尊，包括牛尊、羊尊、犬尊等。
先秦時期，羊在祭祀禮儀中的地位僅次于牛。在商代國都所在地河南安陽小屯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祭祀坑，其中最多的就是牛、羊和犬等。羊，顯然是當時祭祀用的主要牲畜之一。
為祭祀而宰殺的牲畜在當時叫作“犧牲”或“犧”。以這些牲畜為造型的尊，被稱為“犧（讀“梭”音）尊”。 四羊方尊上的羊頭造型，極有可能象征著作為祭品的羊。當時的統(tǒng)治者通過祭祀活動，希望獲得上天的眷顧，所以在祭祀禮器的設計上處處用盡心思。
自古中國人對羊這種溫順、可愛的動物就喜愛有加。甲骨文中的“美”字,就是頭頂大角的羊形。“吉祥”的“祥”是“羊”字的后起字。看來，古人早就把羊和美好的事物聯(lián)系在一起了。人們還用“德如羔羊”來形容士大夫操行潔白、進退有節(jié)。羔羊跪乳的習性，被后世演繹成了孝敬父母的典故。
除了造型生動的羊頭以外，四羊方尊最令人稱道的，莫過于其精湛絕倫的青銅鑄造工藝，它被人們稱為傳統(tǒng)陶范法的巔峰之作。
四羊方尊器表布滿纖細的云雷紋，頸部裝飾有蕉葉紋、三角夔紋和獸面紋。方尊的肩部裝飾為蛇身而有爪的龍紋。龍紋為高浮雕，從方尊的四邊蜿蜒于前。每一面的龍紋中間，都有一個雙角龍頭從方尊器身上探出來。
方尊四角和四面中心線處，都是扉棱。這一小小設計，卻有著不可忽略的作用。
陶范鑄造法在商代早期就出現(xiàn)了，在商代中期日臻完善。在制作造型復雜的青銅器時，古人往往采用接鑄法作為基本工藝，即將器身與附件分別鑄造，然后再接鑄為整器。四羊方尊就是用接鑄法鑄成的。商代工匠先將羊角與龍頭分別鑄好，然后進行接鑄。如果沒有高超的鑄造技術，很難達到整器渾然一體的效果。然而，在四羊方尊身上，卻找不到拼接的痕跡。原來，方尊器身的扉棱，便是用來遮掩接鑄時痕跡的巧妙設計。
四羊方尊集線雕、浮雕、圓雕于一器，把平面圖像和立體雕塑結合起來，把器物和動物形狀結合起來，真是匠心獨運。生動繁復、寓動于靜的紋飾給冰冷厚重的青銅器增添了端莊、典雅的神韻。
不過，如今被譽為青銅器典范的四羊方尊，在入藏博物館前，命運卻甚是坎坷。
1938年春天，四羊方尊出土于湖南省寧鄉(xiāng)縣黃材鎮(zhèn)月山鋪轉耳侖山村，后來，幾經輾轉，被保存在中國人民銀行湖南省分行的地庫中。當時正值抗日戰(zhàn)爭時期，日軍兵臨長沙，古城危機四伏。四羊方尊被銀行工作人員轉移到沅陵縣。然而，方尊最終未能在戰(zhàn)火中得以保全。在一次空襲中，一顆炸彈在方尊不遠處爆炸，把它炸成20多塊……
新中國成立后，根據(jù)周恩來總理保護國家文物的指示，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歷經探尋，終于找到了四羊方尊的碎片。在經過兩個多月的修復后，四羊方尊在湖南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恢復了原有的迷人風采。
1959年，國慶十周年，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前身中國歷史博物館建成。四羊方尊被上調北京，成為國家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之一。
古老的祭祀文化、生動的羊頭造型、高超的青銅工藝……三千年后的今天，四羊方尊以它獨特的魅力，依然令后人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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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中國國家博物館最具代表性的藏品，很多人會想到“司母戊鼎”。然而在國家博物館收藏的眾多國寶重器中，還有一件可以與司母戊鼎比肩的商代青銅重器，它通高103厘米，保存品相完整，體型碩大，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所有商代青銅圓鼎中最大的一件。因其鼎腹內壁鑄有“子龍”二字，因而得名“子龍鼎”。子龍鼎和司母戊鼎也被一些學者形象地稱為“方圓重寶”。
子龍鼎造型雄偉，器身飽滿。鼎寬37厘米，腹深43厘米。高出鼎身22厘米的雙耳，為整個大鼎增添了威嚴的氣勢。器頸部和三足的獸面紋飾雄渾莊重，顯示出高超的青銅鑄造工藝技術。
鼎是中國青銅文化的代表，也是中華文明的見證，“一言九鼎”、“三足鼎立”、“問鼎中原”從這些包含“鼎”字的成語中，可以看出鼎是國家權力、地位的象征。
在子龍鼎內側的器壁上，清晰地鑄有的“子龍”二字銘文，子龍鼎的名字由此得來。“子龍”二字銘文鑄刻在鼎的內壁近口緣處。銘文中的“子”字居左上角，字較小，實筆陰刻?！褒垺弊衷谟蚁?，系雙鉤而成，很像一條豎立而尾向右卷的龍。張口，圓目，頭上碩大的瓶形角突出，與龍頭并不連筆。子龍鼎上出現(xiàn)的銘文“龍”，被證實是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的青銅圓鼎銘文中，最早出現(xiàn)的“龍”字。除了銘文中出現(xiàn)龍的形象，從子龍鼎上腹部的紋飾中，也可以發(fā)現(xiàn)對龍的描繪。
鼎作為國之重器，在古代是王室貴族享有的器物。在夏、商、周青銅時代，生產技術并不發(fā)達，鑄造子龍鼎這樣一件青銅器，要耗費非常多的人力、物力。那么，子龍鼎這件巨大圓鼎的主人又會是何許人呢？
從“子龍”銘文中，可以對子龍鼎的身世做出推測。現(xiàn)存甲骨文中也有對商朝王室中“子某”的記載。在中國歷史上，“子某”的稱呼通常見于甲骨文和商周青銅器，指代的是有“王子”身份的宗法貴族。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子龍鼎的主人可能是商朝末年的王子，或者是商朝王室內擔任卿士僚尹、具備強大勢力的宗法貴族長。擁有這樣一件巨大的鼎，不僅是權力的象征，在禮制森嚴的商朝，它也是商王室內部等級劃分的重要標志。
然而，作為一件國之重器，有關子龍鼎發(fā)掘、出土的考古資料，一直以來卻全然不被世人所知。子龍鼎最早出現(xiàn)在世人面前，竟然是在2004年，而且是在海外。
2004年6月，日本大阪舉辦了一場私人文物收藏展覽，展出的藏品大多是中國的珍貴文物，其中就有這件中國商代的青銅大鼎——子龍鼎。
青銅重寶子龍鼎驚現(xiàn)日本的消息，立即引起國內專家學者的關注。中國著名的青銅器專家馬承源、陳佩芬曾先后趕到日本，查看子龍鼎。
專家根據(jù)掌握的資料推測，子龍鼎很可能出土于中國河南省輝縣。輝縣地處中原，曾經是古代殷商時期王室的所在地，出土過大量的商周時期的文物，是商周青銅時代的重要遺址。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內憂外患，一個名叫“山中株式會社”的日本公司，在中國專門從事文物販賣活動，大批珍貴的中國文物被山中株式會社販賣到日本和其它國家。
子龍鼎出土后不久，就被山中株式會社倒賣到日本，之后一直未曾露面。
子龍鼎突然現(xiàn)身日本一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底，它被一位香港文物收藏家購得，輾轉來到香港，2005年12月和2006年1月，中國國家文物信息咨詢中心的專家奔赴香港，對子龍鼎進行實物鑒定，并征求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青銅專業(yè)組所有專業(yè)委員意見。專家們一致認定，子龍鼎是罕見的青銅重器。子龍鼎進入了“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之列。
2006年4月，流失異地的子龍鼎終于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2006年6月，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文化遺產日特別展覽》。在展覽大廳入口處的展臺上，擺放著一件碩大的青銅圓鼎，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從日本回歸的青銅國寶子龍鼎。子龍鼎在這次展覽中有了與中國觀眾的第一次近距離接觸。
鼎是國家的象征，子龍鼎作為目前已經發(fā)現(xiàn)的商代最大圓鼎，象征著商代王室貴族鼎禮制度的森嚴。作為中國商代青銅器中的瑰寶，它與最大的方鼎——司母戊鼎相映成輝，一圓一方，堪稱青銅國寶中的絕世雙璧。
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文明的標志，子龍鼎中發(fā)現(xiàn)的最早“龍”字銘文，為這一國之重寶，增添了非凡的文化藝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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