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中國“現代書法”名與實的探討中，除了“現代”與“書法”的錯位對接以及“傳統(tǒng)”與“現代”的錯誤對立，就是在“現代書法”的發(fā)展進程中，當它僅僅把書法當作一種資源在加以利用的時候，常常發(fā)生書法與漢字(及其書寫)的錯亂或互換，這種錯亂或互換同樣混淆和阻礙了我們對“現代書法”的實質及其所引發(fā)的種種問題的認識，加深了我們對“現代書法”名與實的種種誤解:即一些明明消解了書法、消解了漢字且創(chuàng)作之初就作為“非書法”來創(chuàng)作的裝置、行為藝術等，是怎樣被作為“現代書法”來看待的?抑或是，這一類型的作品是如何在消解了書法、消解了漢字之后仍然能與書法或漢字保持一種聯(lián)系的?
書法與漢字及漢字書寫的關系
眾所周知，中國書法是漢字書寫的藝術。但書法并不等于漢字的書寫，換句話說，漢字書寫達到或符合了某種特定的要求才是書法。在書法與漢字之間起聯(lián)通作用的是書寫，書寫是人的行為，人創(chuàng)造了漢字，創(chuàng)造了書法。然書法不等于漢字，漢字由書寫發(fā)展為書法，這是一個奇跡!因為各民族均有文字的書寫，而極少像中國人這般創(chuàng)造了書法。那么，漢字的書寫何以發(fā)展為書法?漢字的書寫與書法又有何不同呢?
前文所引的沈鵬、劉曉純兩位先生的文章中已有涉及，如沈鵬先生講傳統(tǒng)與“一畫”，是從筆法(“一畫，)傳統(tǒng)上為書法定性，可以說是強調了書法的“法”的一面，對于書法與漢字書寫的關系則因為不是文章的重點而著墨不多。劉曉純先生一文中專辟了一個章節(jié)講“書寫與書法”，列出了書寫得以升格為書法的前提(外在)條件及內在條件，并由此進一步論證了“文意”與“書意”兩者的比重關系以及對構成書法的影響。但劉文意在“書意”，更在“書象”，所以對干漢字書寫與書法的關系及異同的論述給人意猶未盡的感覺。筆者平素對這一問題也有思考，并于1998年撰寫了《依附與再生—中國書法史論研究斷想》一文，從探究中國書法的性質入手，論述了中國書法在“非紙時期”(“依附時期”)對漢字的依附，以及進入“紙時期”從漢字書寫剝離后的“再生”。關于依附，筆者認為:
中國書法的依附性質，不僅表現為‘依附時期”對各種“寄生’材料的依附。其最根本的依附物是漢字。這也是魏晉南北朝以前的中國書法只能依附于種種“非紙”材料的根源所在。在魏晉南北朝之前.因為紙未發(fā)明，中國文字只能借各種可以利用的材料傳承保留.信今傳后。書法也得以同傳于世。阮元《北碑南帖論》開首便說:“古石刻記帝王功德，或為卿士銘德位.以佐史學，是以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秦石刻日‘金石刻明白’是也”。此語足可證之。
因為中國書法集語言文字和形象于一身。所以，漢字變、書法變。漢字傳，書法傳;漢字滅，書法湮。二十世紀以來，隨著大量“書跡”新資料的出土，人們對漢字與中國書法關系的認識愈加直觀和深入。如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現代書法論文選》中所收的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fā)展》、郭紹虞《從書法中窺測字體的演變》、徐邦達《五體書新論》等幾篇論文。而且，這幾篇論文大可作為筆者本節(jié)論點的反證。然而，書法畢竟又不等同于漢字。緣何?只因書法講求的是漢字形象之美。古人不及悟到此理，而多指斥王情《古今文字志目》、韋續(xù)《五十六種書并序》之訛謬虛妄。如宋朱長文《墨池編》說:
所謂五十六種書者。何其紛紛多說耶?彼皆得于傳聞，因于舊說，或重復，或虛誕.未可盡信也。
明項穆《書法雅言·古今》中也說:書契之作.肇自領皇;佐隸之簡，興于贏政.他若鳥宿芝英之類，魚蟲A葉之流，紀夢瑞于當年，圖形象于一日，未見真跡.徒著虛名.風格既湮.考索何據?
殊不知。這些“考察何據”、“徒著虛名”之書。恰恰反映了先民對文字形象之美追索玩變的熱烈程度。其心理深層的動因，是人類對形象美追求的本性.無怪乎康有為曾說:
王倍敘百二十六種書體。于行草之外，備極殊詭
《酉陽雜姐》所考，有驢肩書……，凡六十四種，然則天竺古始書體更繁，非獨中土有蟲、箱、繆、填之殊;芝英、倒蓬之異。其制作紛紜，亦所謂人心之靈不能自己也。
“人心之靈不能自己”者，人之本性也。明乎此，則古人之論不致輕非，也不致為古人矛盾對立的表象所障。也就明白了書法為什么不同于漢字，而又不得不依附于漢字。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依附”，激發(fā)了漢字書寫中書法的表現，因此，書法的“再生”已是呼之欲出了:
“依附時期”(“非紙時期”)結束后，“紙時期”隨之到來，隨著字體演變的功成名就，文字逐漸在紙上獲得規(guī)范和統(tǒng)一所謂‘信今傳后，責在同文，探嘖搜奇，要非適用”(項穆語)是也。本來在此情形下，書法和漢字雖然劃若鴻溝，但漢字的規(guī)范和統(tǒng)一，卻是書法的毀滅和末日。因為規(guī)范和統(tǒng)一正是書法藝術形象美的死敵。不過，當此之時，文人士大夫扮演了一個“英雄救美”的騎士。讓書法起死回生—獲得了“再生”!他們一方面順應文字發(fā)展的潮流，棄篆隸而取真、行、草三體.一方面為了讓書法在文字的庇護下而能有自己的一方天空.他們祭起了“法度”和“意韻’這兩大法寶(以文字實體等同于書法的形質)。以法度和社會法制道德規(guī)范相連接，以意韻和文人士大夫的人品、學問、性情、氣質、修養(yǎng)及審美觀等相連接，從而將書法完全從廣泛的社會層面(包括文士和工匠兩大陣營)劃歸到文人士大夫的世界并牢牢地“據為己有”，讓書法徹頭徹尾地變成了所謂的“貴族藝術”?！胺ǘ取焙汀耙忭崱背闪宋氖總冑x予書法的一種新“規(guī)約”。并以此“規(guī)約”暗中置換了中國書法固有的能指和所指。這個過程，“兵不血刃”，文士們以其過人的智慧不知不覺中就做成了這一轉變，功莫大焉。其證據于文士構建的帖學理論體系中俯拾皆是。舉例來說:以蔡邕的《九勢》和《筆論》兩篇肇其端，《九勢》指向法度，《筆論》指向意韻。而尤以法度為根本.從《九勢》以下，另有;
晉·衛(wèi)礫《筆陣圖》
唐·歐陽詢《八訣》
唐·李世民《筆法訣》
唐·張懷灌《論用筆十法》等
直到“永字八法”和“中鋒”概念的確立.完成了對“法”系統(tǒng)的全方位規(guī)定。
在意韻方面，自蔡琶《筆論》的“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患性，然后書之。若迫于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敝螅謩e有“中和美”、“神采論”、“書如其人說”、“書初無意于佳乃佳爾”、‘.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等多種理論的提出，其根本實質都可歸結為指向意韻的生成或獲得。
不難看出，帖學創(chuàng)作和理論使書法得以文人化、雅化。帖學體系的實質是從哲學上、宗教上、道德上、人文上對書法進行了本質的規(guī)定。
因此，一方面，帖學理論體系的確立，賦予了書法以“法度”和“意韻”兩大“規(guī)約”;另一方面，書法藝術發(fā)展的自律性，決定了書法藝術的“再生”功能，文士們順應并利用了書法藝術的這一自律性.創(chuàng)作上身體力行，理論上大力鼓吹，使魏晉南北朝以后，進入“紙時期’的書法得以真正“再生”。
中國書法“依附”與“再生”這兩個性質讓我們看到書法與漢字的不同以及與漢字書寫的剝離，而漢字對書法的前提規(guī)定又讓書法與漢字書寫始終處在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tài)中，這造成了人們認識書法及漢字書寫時的概念模糊。筆者上文中提及的“法度”和“意韻”可以看作是對沈文“一畫”的呼應，這可說是強調了書法之所以不同于漢字書寫的一面;而劉文中以“書意”對“文意”的壓制推導出“書象”，可以看出作者對“法”的忽略的同時將漢字書寫等同于書法，而誤以“書象”取代了“書法”，這就表現出在區(qū)分書法及漢字書寫時概念的模糊，這種模糊的認識對后來的“現代書法”創(chuàng)作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如果說，中國書法強調了漢字書寫的主體(人的精神力量)介入及其與文字、自然物象、自然世界的互動、契合及相互規(guī)約的話，那么，漢字則充分體現了漢字書寫客體的精神與魅力。如果說，書法將漢字書寫更多地弓I向一門藝術的話，那么，漢字貝q將漢字書寫更多地保留在人的日常生活、文化及人與自然那種相契復相忘的一個更廣大深邃的時空中。這樣的對比，讓人見出書法“專業(yè)”、“藝術”的同時，也見出漢字與漢字書寫的隨性與博大。且不說四只眼睛的倉頗造字之時，天降粟米如雨，驚天地而泣鬼神可能只是中國人把創(chuàng)始文字神話了的傳說，就事實來說，中國文字集音、形、義于一身，又有篆、隸、真、行、草五種書體的特點就足以傲視世界文化之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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