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于傳統(tǒng)的傳承總是執(zhí)著于其外在，殊不知，最該傳承的是創(chuàng)作能力和知識，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才是真正的瑰寶。
——坤鵬論
在現(xiàn)象學的學習過程，坤鵬論又對我們的儒家思想以及道家思想進行了深入學習，也有不少心得，今天分享一下。
而且，明白些儒家和道家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自知自省咱們自己，對生活、工作都會有莫大的好處。
一、為什么道家思想更受西方歡迎？
在西方哲學界，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更受歡迎。
為什么？
因為道家強調智慧的覺悟與解脫，更符合西方哲學的追求。
而且，他們甚至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并不算哲學。
黑格爾曾直接說過，“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里思辯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里面我們不能獲得什么特殊的東西?！?/span>
南宋新儒學之前的儒家思想缺少了西方哲學認為的重要部分——對宇宙的真相和本體必須有所論斷，還有解釋宇宙（自然）與人類關系。
西方哲學就是靠對于這種本體的解說中，分出了哲學流派屬于哪一種立場，比如：還原論、活力論、唯心論、唯物論、一元論、二元論、多元論。
而道家思想是符合西方哲學定義的，因為老子提出了“道”，取代了“天”，這就是對宇宙根源的論斷。
作用和反作用則是貫通宇宙和人類的法則。
在道家思想中，“天”降到了和“地”一樣的位置，“天地”并稱則主要用于指自然界。
雖然老子說過“天長地久”，但是，他通過觀察發(fā)現(xiàn)，“飄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也就是，狂風不會吹整個早上，暴雨不會下一整天，天地的作為也未必持久。
所以，在老子看來，自然界也有著它的限制，擔當不了至高的存在。
這與西方哲學占領導地位的超自然性的理論走到了一起（關于超自然性的理論，坤鵬論后面的文章會細講）。
對于更愿意探究無限、崇尚自由的西方哲學家來說，儒家思想就是倫理學，并且過于正統(tǒng)、嚴肅，讓人時刻都有壓力，而且只要信奉它，這種壓力還會伴隨人的一輩子。
二、儒家思想什么時候成為了哲學？
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000年這一段時期，被認為是中國哲學的黑暗時期。
在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建議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儒家僵化為一種國家文化形態(tài)。
同時，漢代末期所衍生的道教，與道家的原始意旨沒有必然關系。
道家漸漸淪落為一種煉丹術和迷信，對《易經》的注釋和增補蔚然成風，人們利用神秘的八卦占卜未來，甚至發(fā)展為一種偽科學。
這樣，一晃就到了宋代，儒家思想已經成為國教1000多年了。
但是，它也失去了創(chuàng)立時的意義，只剩下了形式。
而且，在道教和佛教的不斷挑戰(zhàn)下，儒教特別需要理論的武裝。
前面說了，儒家思想缺少對宇宙真相和本體、人與宇宙的關系的解釋，它一直將關注點集中在人類社會上。
（注：佛教的萬物通則是：諸行無常）
所以，西方哲學界即使認可它是哲學，也更多將其定位于倫理學。
縱觀歷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當一種新的因素闖進一個封閉的精神領域時，其結果往往有兩種，一種是舊有的傳統(tǒng)在新思想的沖擊下土崩瓦解；如果舊有傳統(tǒng)的生命力足夠強大，外來因素也會成為一種促進作用，促使人們深刻地反思既有文化傳統(tǒng)，并主動去增加其生命力。
佛教傳入中國后，就發(fā)揮了類似的作用。
正是這樣的大背景下，南宋儒學家朱熹擔起了說明宇宙和人類關系的大任，重新解釋儒學，創(chuàng)建了史稱朱子學的新儒學。
朱子學中包含了自古以來的陰陽說和五行說，還吸收了道教和佛教的思想等，創(chuàng)立了理氣二元論。
1.理
朱熹采納道教中道的概念，發(fā)展為理。
所謂理，就是由天決定的自然法則，是萬物想要成為萬物所需要的原理。
理，承擔了萬物的本質，理，在萬物之中。
人的理，就是人為了成為人而必須遵守的道德和秩序——仁、義、禮、智、信，它們合稱五常。
五常又是怎么來的呢？
孔子認為，人最重要的莫過于仁和禮，仁，是內在道德，禮，則是外在態(tài)度。
后來，孟子提出了四道：
仁——對他人的同情心；
義——以不正為恥的正義感；
禮——尊敬他人之心；
智——正確的判斷力。
漢代的儒學家董仲舒認為，自然界因五行而動，那么人也該有“五常”。
于是他在四德的基礎上又加上了信——對朋友的誠實之心。
2.氣
指構成萬物物質形狀的細微氣體狀粒子。
朱熹認為，世界充滿了原子般的氣體狀粒子，不斷重復著凝固擴散這一過程。
氣集中到一起，組成個體的質，即“物質”。
所以，萬物在物質層面，都是由氣形成的，而其中每個個體都蘊藏著理，理，決定了個體的本質，且這樣的本質應是善的。
同樣，人也是一出生就具備了理，理，決定了每個人的心的本質，這樣的本質稱為性。
在朱熹看來，性（本質）＝理，這就是他的性即理學說。
他主張，心是性和情（欲望和感情）一體化的產物，源于理的人性本質為善，人必須遵從理決定的性而生活。
但是，創(chuàng)造我們肉體的氣會扭曲，并具有遮蔽性，情會因此而做出異常舉動，作用于心，生出欲（動情生欲）。
為了不讓氣產生欲，愛好儒學而知理，即可壓制氣的胡作非為，抑制欲望。
如果學習了全部事物的理，并全面掌握了理，那就達到了理的頂點，這樣的人被稱為圣人。
3.居敬窮理
這是朱熹提出的修煉方法。
既然找到了人干壞事的源頭，那么就得解決問題。
于是，借鑒道教和佛教的修煉，朱熹也提出了將“壞氣”從性中去除的方法：
居敬：無論什么時候都集中注意力，一直保持心的平靜。
它是一種在世修行的方法，也就是一邊進行社會活動，一邊修心。
因此，居敬是一種能夠保持社會生活的內心修養(yǎng)。
朱熹認為，道教的隱居山中修行（仙人修行）和佛教的舍棄人世出家，放空頭腦的禪修，都不利于社會發(fā)展。
而且，他們都不是真正脫離人際關系的束縛，只要在塵世中生活，就永遠不可能逃離人類社會。
就像佛教要出家為僧，遁入佛門，但他們又在寺院、師徒、同門之間建立了新的社會秩序。
儒家還批評佛教，其僧徒對生死輪回的恐懼印證了他們的自私自利；逃避自己的社會責任是一種懦弱膽小和有失尊嚴的表現(xiàn)；宣稱食物、衣服以及一切外在生活必需品皆屬虛空，但他們自己每天卻離不開這些東西……
所以，儒家認為，佛教教義中所稱的斷念無欲是站不住腳的。
從上面的論據，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根深蒂固的人生觀，就是人與其所處的自然與社會環(huán)境是密不可分的，人的本質屬于并不是超脫塵世的。
從上面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朱熹所倡導的居敬的兩個要點非常明顯地針對著道教和佛教，一是要在世；二是不能放空頭腦，要聚精會神。
窮理：在治學中逐一窮盡自己以外的個體的理，如此這般，就會在某個時刻一下子頓悟萬物共通的理，從而也可以明白自己內在的理。
這個就是西方哲學所說的歸納邏輯，看遍世間歷歷，就能看破紅塵，見到本質。
但是，朱熹并沒有像西方哲學所提倡的，通過實踐和實驗進行歸納。
他認為，個體的理的線索都在古人撰寫的四書五經中，熟讀就能窮理，居敬常思，便能頓悟掌握。
這種2000多年所形成的食古不化的思想一直在或多或少地影響著中國。
看看我們現(xiàn)在的那些所謂傳統(tǒng)，不管是武術，還是藝術，守舊為主，創(chuàng)新太少。
比如：民樂就那么幾只名曲，翻來覆去地演奏，還煞有介事地說，這是瑰寶。
我們對于傳統(tǒng)的傳承總是執(zhí)著于其外在，殊不知，最該傳承的是創(chuàng)作能力和知識，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才是瑰寶。
結果，愛詩的人不會寫詩，愛武術的人不懂搏擊，學音樂的人不懂創(chuàng)作，學美術的人不會創(chuàng)意。
對于以頓悟萬物共通的那一瞬間為目標的探索，朱熹稱之為格物致知。
可以看出，居敬窮理對應的是道教的心齋坐忘，格物致知則對應的是唯道集虛。
而這種重視探究理的哲學為律己主義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4.陽明學
朱熹認為，人的理，就是人為了成為人應該遵守的法則，它是貫通萬物的自然法則。
理，是從一開始就客觀存在的（性即理）。
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和軍事家王陽明堪稱朱熹的最大敵手。
他批判朱熹的理氣分離，主張心即理，開創(chuàng)了陽明學（或陽明心學）。
朱熹說悟盡天下個體的理，不僅能悟到萬物共通的理，還能悟到自身的理。
王陽明就去實踐，他不斷思考庭院里面竹子的理，甚至為此病倒也沒有發(fā)現(xiàn)竹子里面的理。
這讓他悟到，自身的理并不存在于身外，并非竹子的理，不屬于固定的自然法則，它只存在于自己的心中，每次對日常發(fā)生的事的自我判斷就是理。
他認為，人生來就是物我一體的，心與理相一致，因此我們不能模糊本心，人心中始終有理，心明便是天理，因此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人皆圣人，而實踐心中的理，就會產生善。
這個如何理解？
你可以現(xiàn)在開始注意觀察自己的思想，看看是不是這樣的規(guī)律：當看到某件事時，你的思想一般會出現(xiàn)，這件事如何做才是正確的想法，這些想法是善的，而非惡的。
那么對于仁、義、理、智、信，就是去做那些我們認為是仁、義、理、智、信的事情，只要將理轉化為行動，即可生善。
朱熹認為，心是性和情一體化的產生，理存在于性中，通過專一地研究學問和收斂身心的靜坐就能達到圣人境界。
王陽明認為，理就存在于心中，端正人心即可明理，知行合一就能悟得自身之理。
這里有兩個關鍵點：
第一，正心即可明理：因為天為我們的心帶來了與萬物應有狀態(tài)融為一體的良知，所以人心中具有良知，因此能夠知理。
就像人們知道偷竊、搶劫、賄賂等事，都是錯誤的，這就是良知（坤鵬論認為，良知大部分是后天被社會灌輸的，而非天生就知道）。
王陽明將人發(fā)揮良知，端正萬物稱為致良知，也就是要在日常的各種情況下實踐自己心中的善行。
第二，知行合一：朱熹重視學識，王陽明則認為無論知識多么豐富，如果不去實踐它，就毫無意義，不是真正的知識，真正的知識都伴隨著行動，相輔相成。
朱子學和陽明學，不僅對中國影響深遠，對日本的知識分子也產生過巨大影響，德川幕府為了維持封建統(tǒng)治，直接將朱子學奉為官學，而陽明學的知行合一精神卻成了倒幕運動（江戶幕府）的內在支柱——不光要說要喊，更要行動。
三、為什么道家思想倡導摒棄名利？
在《心齋坐忘 唯道集虛》中，坤鵬論講了道家思想，特別是莊子的心齋坐忘，唯道集虛。
同時強調，不管是老子，還是莊子，“遵道”的核心在于摒棄名利，有些朋友對此還有疑問。
這一核心也是老子經過了縝密的演繹邏輯推斷得出的。
儒家從正面肯定人間一切價值。
相信只要教育和政治配合，人的向善本性就能因勢利導，最終達到“正德、利用、厚生”的幸福境界。
可是，現(xiàn)實并非如此，自從有了社會，人世間的混亂與沖突就從來沒有消弭過。
這又是什么原因呢？
老子認為，應該先找出天下混亂的原因，才能設法對癥下藥。
天下為何混亂？
一切問題都出在人的認知和欲望。
當人為了生存而必須認知萬物并加以區(qū)分時，區(qū)分也帶來了價值的貴賤之別，由此引發(fā)了人的欲望。
比如：路邊的石頭不值錢，人們連瞧都不瞧，但是，黃金卻令人趨之若鶩。
人有理智，既可以認知，也可以選擇。
如果認知局限于“區(qū)分”，就難免由于“物以稀為貴”的觀點，人心怎能不亂？于是就會選擇巧取豪奪，與別人從事各種競爭、斗爭，以至于戰(zhàn)爭。
在這個過程中，人消耗了生命能量，又因為少，不是得不到，就是得到的又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接著便是困擾和痛苦。
因此，有了人，世界就有了災難、罪惡與痛苦。
但是，我們與萬物一樣，常在變化之中，所以都是相對而有限的真實。
即使做到了貴為天子、富甲天下，最后還是要放下一切，兩手空空地離開。
如何化解？
老子認為起始源于人的認知，解決的辦法自然就是提升認知水平，從而超越以“人”為中心的思考模式，不從“人”的立場去觀察，升華為從萬事萬物的法則與規(guī)律——道的立場俯視。
因為，萬物變化，而道永恒不變，所以道不是萬物，道在萬物。
老子將人類的知分為三個層次：
以知為區(qū)分；
以知為避難；
以知為啟明。
首先，要將認知水平從“區(qū)分”，提升到“避難”的層次。
因為人的認知能力首先表現(xiàn)為“區(qū)分”，如果能夠發(fā)現(xiàn)“區(qū)分”有所不當，并且從個人經驗和歷史故事中得到教訓之后，就可以設法將認知能力提升到“避難”的層次，都說趨利避害，關鍵不是先興利，而應先保障自己，避難。
如果明白了吉兇禍福的道理，那么就能避開一切災難。
禍福的道理又是什么呢？
“輕諾必寡信”、“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既然福禍相互依存，又何必糾纏于世間的名利權位呢？
老子倡導“無患，無尤”，“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生久視”（久視：不老，耳目不衰）。
接著，認知能力可以更上一層，從向外區(qū)分與向內衡量，提升到主客合一，不再執(zhí)著于自我，以“道”的立場來觀照一切。
這時產生“啟明”，也就是覺悟。
覺悟就是從“道”的角度來看待一切，道我一致，由道觀看一切，洞識蕓蕓萬物，各歸其根，無為勝于有為，甚至，無為就是無不為了。
莊子將其稱為“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這用成語則叫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老子教導我們，看事最少要看到兩面，看得看失，看好看壞，看高看低。
只有這樣才能灑脫在世，不管處于何種處境，都能淡然處之，即使最差的時刻，也能有意識地去發(fā)現(xiàn)它好的一面，并樂于其中。
總的來說，道家就是要從減法開始，從本質開始，從“損之又損”世間一切相對的東西，讓自己的心思回到原始的單純，這樣才能找到道，與之結合。
四、換到概率的角度看道
坤鵬論對道家思想的學習中結合概率法則進行了思考，認為，道家思想很多都暗合著概率。
比如：
第一，作用和反作用，福禍相依、物極必反……這些其實都是概率；
第二，宇宙能量守恒，概率的和永遠只能是100%，這邊多，那邊就少；
第三，除了死亡，任何一邊都不可能出現(xiàn)100%，因為它意味著沒有概率；
第四，概率越高，就越可能逆轉。
它的最好體現(xiàn)就是——不亞于萬有引力的回歸平均值的規(guī)律（強烈推薦重溫《平生不懂均值回歸 一切都是瞎忙乎最終皆枉然》、《人生和投資若想成功 必須逆著回歸平均值做事》），它告訴我們，頂級企業(yè)和投資大師，其長期下來的年增長率或投資回報率，都不可能超過20%；
第五，如果說宇宙有道，坤鵬論認為，概率是道。
本文由“坤鵬論”原創(chuàng)，轉載請保留本信息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