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足烏”起源于漢代，為儒學與陰陽術數(shù)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
摘要：許多學者認為“三足烏”起源于遠古時期的太陽崇拜和圖騰崇拜，即源于《山海經(jīng)》中的“陽烏載日”神話，其實不然。從考古學和文獻學角度論證最初之陽烏并非“三足”，“三足烏”是漢代儒學與陰陽術數(shù)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許多學者認為《山海經(jīng)》中的“載日之烏”就是“三足烏”，事實并非如此?！盀貘f”物象在漢族民眾的心目中是不祥的征兆，然而縱觀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三足烏”卻一直享受著特殊的禮遇，被歷代君王視為祥瑞之兆，以至于臣民爭相貢獻。筆者試圖循著歷史的足跡，探尋“三足烏”這一物象的起源，揭示其中蘊含的文化意義。從文獻記載看，有關“烏”的文字記載最早見于《山海經(jīng)·大荒東經(jīng)》：“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比欢闹胁⑽从兄蛔痔峒按恕盀酢睘椤叭恪薄?/section>《楚辭·天問》中也保存了中國古代大量的神話資料，只是以疑問的形式對神話的真實性產(chǎn)生了懷疑，"羿焉彈日，烏焉解羽？”如果當時“烏”已為“三足”，想必屈原是應該有所提及的。有據(jù)可考的文字出自殷商時代，殷墟中發(fā)現(xiàn)的大量甲骨文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用以了解久遠的歷史，然而直到漢代以前文字記載中也并未發(fā)現(xiàn)“三足烏”的痕跡。從漢代后文獻上卻屢屢出現(xiàn)“三足烏”。關于上文《山海經(jīng)》中“皆載于烏”的注解，郭璞云：“中有三足烏”，《淮南子·精神篇》云：“日中有踆烏”，高誘注云：“踆，猶蹲也，謂三足烏；跋音逡”，以上皆為漢人及后人的注釋。袁珂先生在《中國神話傳說詞典》中收錄了豐富的有關“三足烏”的史料：《楚辭·天問》王逸注引《淮南子》（今本無）云：“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者，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則三足烏當指日之精，又或傳為駕日車者。《洞冥記》卷四云：“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三足烏數(shù)下地食此草。羲和欲馭，以手掩烏目，不聽下也。食草能不老，他鳥善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睗h司馬相如《大人賦》更謂：“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皓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眲t日中神禽三足烏，且為主給使之鳥。從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漢代開始，“載日之烏”始成為“三足”，并且“三足烏”也取代了“三青鳥”的位置，供西王母驅(qū)使。“三足”本已是神秘非凡的現(xiàn)象，何況又與遠古時期的太陽崇拜相結(jié)合，于是，“三足烏”便成了歷代君王們奉為祥瑞之兆的座上賓?！队駳v通政經(jīng)》云：“三足烏，王者慈孝，被于百姓，不好殺生則來”，晉代崔豹在《古今注·鳥獸》中也說：“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萃其冠”，從漢代開始，“三足烏”的身上又被賦予了慈孝的倫理色彩，無怪乎人們視其為祥瑞。翻閱漢代及以后的史書，進獻“三足烏”之事屢見不鮮，并且多將其列于“靈征”或“符瑞”之下，足見人們對“三足烏”的崇敬和喜愛之情。以下僅列舉史書上的幾例以茲證明：三足烏，王者慈孝天地則至。漢章帝元和中，三足烏見郡國。高祖太和七年六月，青州獻三足烏。王者慈孝天地則至。然而，考古發(fā)掘的出土文物卻是最堅實的證據(jù)，有關學者所說的仰韶文化河南廟底溝彩陶殘片上的“三足金烏圖”（原載于趙國華《生殖崇拜文化論》）應如何解釋？在仔細研究了大量的相關出土文物后，筆者認為許多學者用自己舊有的對于“三足烏”的觀念去解讀文物，造成了誤讀的現(xiàn)象，為“三足烏”的起源蒙上了遠古時代的神秘面紗，也給原始文化的研究設置了誤區(qū)。且不說從上古直至漢代這段漫長的歷史中，并無其他有關“三足烏”的文字記載，單就出土文物而言，也僅存此一“孤證”，并且其真實性有待商榷。在這幅“三足金烏圖”中，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只黑色的烏鴉的背影，伸展開的雙翅下似乎為三足，但是我們從原始繪畫技巧上分析，從大量的出土文物中都可以證明：遠古先民缺乏透視的畫功，畫風古樸稚嫩，無立體感。因此，這幅“金烏圖”應該是將烏鴉的二足與尾部放到了同一個平面上，造成了“三足”的錯覺，殊不知這是先民畫風稚嫩的緣故。在另一件出土文物中，筆者發(fā)現(xiàn)了與之相類似的現(xiàn)象。20世紀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新石器時代馬家窯墓葬內(nèi)出土了一個舞蹈彩紋陶盆，每組舞蹈者均為五人，手牽手，面向相同，請注意其下體，除兩足之外還飾有一尾，由于遠古先民的繪畫技巧有限，不能處理好尾部與兩足的透視關系，因而造成了所謂“三足”的誤讀。類似的畫法還有跡可尋，此處不一一羅列?！叭銥酢逼鹪从跐h代，在考古發(fā)掘的漢代畫像磚中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三足烏”的遺跡，如：西王母（四川漢畫像石）。同時，在漢代出土的文物中依然存在著“二足烏”，如：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一幅増畫，在孫機先生的《三足烏》一文中也引證了多幅漢代出土的“二足烏”和“三足烏”的文物圖片。由以上論述可見，漢代是由“二足烏”到“三足烏”的過渡時期，從此以后，“載日之烏”才變成了“三足”，以至于后人將“三足烏”視為太陽的代名詞。“載日之烏”緣何在漢代變成了“三足”？孫機先生從古代的鳥形器的造型角度解析“三足烏”的來歷，認為“及至漢代將日中的黑子幻化成蹲著的烏鴉以后，遂將這一古老的神話和三足鳥形器的造型結(jié)合起來，使太陽里出現(xiàn)了三足烏”，他也認為從漢代開始出現(xiàn)了“三足烏”，但是筆者并不贊同他的解釋。三足鳥形器由來已久，從新石器時代開始，西周青銅器中也有這類器物，為何直到漢代才將其與日中之烏相結(jié)合？筆者認為，漢代出現(xiàn)“三足日烏”之說有著復雜的社會文化因素，這與漢代的學術思潮即儒學和陰陽數(shù)術的結(jié)合密不可分?！瓣枮踺d日”神話是原始思維狀態(tài)下的產(chǎn)物，在先民的眼中，普通的飛禽己經(jīng)是非凡的神物，無需畫烏添足，隨著生產(chǎn)力水平的提高，人們對世界認識的深入，逐漸認識到了人自身力量的偉大，曾經(jīng)被視為神圣的事物重新回歸到了平凡和普通，神話的式微，圖騰的消逝，正是這一認識的產(chǎn)物。但是面對自然界中仍然無法解知的奧秘，人們便開始在歷史文化的積淀下，尋求新的自認為合理的解釋，“三足烏”之說便源于此，它是漢代儒學與陰陽數(shù)術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我們知道，戰(zhàn)國后期齊國人鄒衍創(chuàng)造了“五德終始說”，用以說明朝代興廢的原因，“認為一朝代興起，天必先降象征其德的祥瑞，以示天下”，但是這種祥瑞說由于社會歷史因素，在當時并未興盛起來。秦始皇雖然統(tǒng)一中國，但是歷史短暫，學術和思想領域并無建樹。直到漢代大一統(tǒng)之后，國家相對穩(wěn)定，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陰陽五行說在政治領域才達到了極盛，甚至和儒學并尊，壟斷了漢代思想界，尤其是漢武帝時，釆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時的儒學已經(jīng)不同于先秦時期孔子的經(jīng)典，而是吸收了陰陽五行學說，以“天人感應”為核心，以至于后來的讖緯之學均源于此。另一方面，“三”字在中國古代是一個內(nèi)涵豐富的神秘數(shù)字，《周易》一書中已有體現(xiàn)，每三爻為一組，兩組疊加在一起構(gòu)成一卦，八卦正是在“三”的基礎上構(gòu)建而成；《老子》中也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碧臁⒌?、人被合稱為“三才”；日、月、星被合稱為“三光”；陰陽數(shù)術與漢代儒學相結(jié)合，使得天人感應觀、讖緯之術在漢代尤為興盛，這與漢代的政治經(jīng)濟和統(tǒng)治者的提倡密不可分。于是，象征著陽精的“三”被配予了“載日之烏”，《春秋元命苞》云：“陽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者陽精。”張衡《靈憲》中也云：“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shù)奇?！薄叭銥酢敝f產(chǎn)生于漢代，漢人對它的解釋自然不可忽視，然而以往的學者認為其為附會之詞，不予理睬，其實則不然，我們應該予以充分重視。當然，這里不排除漢代人受到了三足鳥形器的啟發(fā)，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則是漢代儒學與陰陽數(shù)術相結(jié)合的原故，從漢代人所作的《史記》《漢書》《后漢書》中符瑞之說、讖緯之術的興盛，即可見一斑。文獻資料中，唯有一種情況“三足烏”含貶義，即：“日中三足烏見”，此乃陰侵陽之象，為不祥之兆（《晉書》中有多處記載）。這應該算是“三足烏”文化象征意義中的一個特例，與前文“三足烏”的祥瑞之兆相矛盾，其原因與陰陽術數(shù)觀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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