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漢譯“謝林著作集”的不斷推進，謝林這位曾經謎一般的人物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在漢語哲學界的視野和討論中。在此之前，我們或許已經從其他思想家（如海德格爾、沃格林、洛維特、蒂里希、齊澤克等）那里隱約了解到謝林對于當代思想的重要性，甚至早就知道謝林有著“隱姓埋名的現(xiàn)代人”的稱號，但對于謝林的整體思想和他在整個德國古典哲學中的位置，仍然缺乏一種通觀性理解。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謝林著作集”的出版向我們提出了一項要求，即直視謝林，拿掉先前不假思索地貼在他身上的各種標簽。與此同時，我們隨便翻開謝林的任何一本著作，就會發(fā)現(xiàn)其寫作方式和所用術語與我們先前習慣的“德國古典哲學”大不相同，所以謝林的著作也要求我們重思德國古典哲學的歷史脈絡。
我們以往受黑格爾哲學史觀的影響，認為德國古典哲學呈現(xiàn)為一條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的直線進路，但誠如迪特·亨利希所言，德國古典哲學是一片“星叢”，是偉大的精神之間圍繞相同的問題域而產生的爭辯系統(tǒng)。被卷入其中的不僅有費希特、謝林、黑格爾這樣的同代哲學家，也有斯賓諾莎這樣的前時代人，以及荷爾德林這樣的詩人。所以，盡管我們都熟知“德國古典哲學是哲學史上的一座高峰”這樣的判詞，但誠如海德格爾所言，高峰是山脈的“聚集”，德國古典哲學的“高峰”性質不僅體現(xiàn)在以最純粹的哲學語言聚集了先前的整個哲學史，更在于聚集了先前全部哲學的主要爭辯及其內在的、指向未來的張力。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康德誠然是一座“蓄水池”，但后康德的唯心論（或譯為“觀念論”）更是一片充滿了“爆點”的星叢。雖然其中任何一個爭辯點的“爆炸”都有可能使黑格爾或者謝林所希望建立的“大全一體”體系崩潰，但這反過來也表明了后康德唯心論對種種張力和爭辯的聚集性。
正是后康德唯心論的這種聚集性，使我們必須重新看待謝林的歷史定位。首先需要明確的是，自以為哲學在他那里終結的黑格爾逝世于1831年，而謝林則活到了1854年?，F(xiàn)在逐步進入漢語學界的謝林的黑格爾批判文本，如《近代哲學史》《啟示哲學導論》等，都是黑格爾逝世之后的作品。其次，謝林對黑格爾的批判并不是在黑格爾去世之后才開始，而是在《精神現(xiàn)象學》問世之后就已經開始了。以往我們在考察后康德唯心論歷史的時候，認為《精神現(xiàn)象學》的出版標志著一個唯心論發(fā)展新時期的到來，這無疑沒有問題，但如果僅憑這部著作序言里著名的“黑夜里的牛都是黑的”，就認為謝林已經被一勞永逸地“揚棄”了，那就有失偏頗了。實際上，在《精神現(xiàn)象學》出版兩年以后，謝林就在《論人類自由的本質及相關對象》中，對黑格爾進行了一種“無聲的反駁”。而在此后一再修改，并沒有最終出版的各種“世界時代”方案，乃至晚期的“神話哲學”和“啟示哲學”講座中，謝林也都以黑格爾為主要爭辯對手。在1841年赴柏林接替黑格爾教職的演講中，謝林就明確表示自己先前和黑格爾犯過同樣的錯誤，現(xiàn)在是清算自己和黑格爾早先的哲學，并把人類意識“拓展到其當下的界限之上”的時候了。所以可以看到，謝林的黑格爾批判實際上也是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整個后康德唯心論的批判。誠如海德格爾所說，謝林是親自參與后康德唯心論的建構，并在其內部克服它的第一人。可見，一種直線單向遞進意義上的德國古典哲學史觀既無法把握這一思想史事實，也無法理解謝林在其晚期哲學中能夠進行這種批判、拓展和突圍的動力所在。
當然，謝林開始公開反駁黑格爾哲學的時候，正是黑格爾學說如日中天，歐洲思想界也開始風云變幻的時候。謝林一方面拿出了對黑格爾哲學的有力反駁，另一方面卻仍“固執(zhí)”地堅守著一種體系性的總體科學，并轉而大談特談“基督教”。這就引起了當時的激進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的雙重誤解。有的激進主義者認為謝林的后康德唯心論批判雖然有道理，但還不夠徹底。而有的保守主義者則認為謝林對基督教的哲學式重構與其說是“捍衛(wèi)”基督教，不如說是“解構”了基督教。謝林真正的知音可以說到了20世紀才出現(xiàn)，其中首推海德格爾和瓦爾特·舒爾茨。正是他們首先給予謝林應有的思想地位，讓他從先前的“基督教哲學家”“非理性主義者”“神秘主義者”等標簽中解脫了出來。所以謝林雖然是一位19世紀的思想家，但謝林研究和謝林思想大范圍地興起卻是20世紀的事情。有一些激進的謝林主義者據(jù)此認為，謝林才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真正終結者”，后康德唯心論的歷史線索應該是費希特—早期謝林—黑格爾—晚期謝林。這固然是一種有道理的說法，但筆者更傾向于認為，后康德唯心論的三位大師是三座以自己的方式聚集著哲學史資源的高峰。只有如此理解，我們才能從中看出更多的、被單向遞進的哲學史觀遮蔽的資源。
盡管現(xiàn)在看來，謝林哲學確實是被低估和輕視了，但謝林自己對此也負有責任。不同于黑格爾連貫性、體系性的闡述方式，謝林的文本和寫作方式是多變和游移不定的，他在活著的時候就有了“普羅透斯”的綽號，意謂其像波濤無定的海神那樣捉摸不透。但我們應該對這種寫作方式保持開放態(tài)度，尤其是在現(xiàn)代哲學的視野下更應該如此。謝林畢生崇拜柏拉圖，稱他為“偉大的詩哲”，所以謝林自己的著作也有柏拉圖對話錄的風格，即圍繞相同的核心理念進行多論題和多角度的闡發(fā)，并試圖像柏拉圖那樣以史詩和神話的方式去把握辯證法無力把握的東西。而黑格爾那種嚴密的、無所不包的寫作方式，則被謝林稱為“清醒卻又呆板的散文”。有學者指出，謝林和黑格爾的關系，就像是在德國古典哲學語境中再現(xiàn)的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關系，這不僅體現(xiàn)在寫作風格上，也體現(xiàn)在他們各自繼承的哲學傳統(tǒng)和體系建構方式上。因此，謝林哲學所呈現(xiàn)的特點，盡管表面上看來多變，并且缺乏一以貫之的主導性詞語，但我們需要耐心去把握這樣一位研究古典語文學出身，并以古典哲學家自居的人物的核心精神。既然這種源自古典精神的復數(shù)性—多維性寫作，在尼采和其他當代哲學家身上是一種值得尊敬和贊揚的，以文本風格來體現(xiàn)思想取向的特質，那么出現(xiàn)在謝林身上為什么就不可以呢？在這一點上，謝林要求我們打破以往對德國古典哲學的刻板印象，深刻認識德國古典哲學中包含的希臘古典要素和寫作風格，以及與之相應的思想的復雜性。
正如前文所說，謝林哲學研究的興起是一樁興于20世紀的“當代事件”，我們可以看到諸如加布里埃爾（Markus Gabriel）、滕格義（László Tengelyi）、胡恩（Lore Hühn）、布赫海姆（Thomas Buchheim）等當代學者對于謝林思想的種種轉化。筆者認為，謝林哲學的當代性主要體現(xiàn)為三點。第一，對哲學史資源的聚集。這是謝林和黑格爾思想的最大特點，他們都是那個時代最優(yōu)秀的哲學史家和哲學家，但各自又對相同的哲學史資源作了不同的轉化。第二，幫助我們看清晚期德國古典哲學的狀況，并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起源。謝林是第一個在黑格爾之后質疑唯心主義，并論證理性的他者以及唯心主義辯證法的有限性的思想家，這無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誕生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資源。弗蘭克（Manfred Frank）甚至認為，謝林的黑格爾批判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開端。第三，提供了一個在所謂的“后現(xiàn)代”或者說“非體系時代”建構體系性總體科學的參照系。謝林是最后一個體系性哲學家，在他之后，“體系”仿佛成了過時的東西。當今時代，建構一種總體科學，并對它進行合乎時代特性的闡述，既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本身的要求，也是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要求，而謝林晚期哲學的體系建構努力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本?？傊殡S著漢譯“謝林著作集”的逐步推出，重視謝林研究的意義，重思德國古典哲學的歷史脈絡，既是一種邀請，也是一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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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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