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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1978年二里頭二號墓址挖掘現(xiàn)場

夏文化考古專題一

“夏”問題：中國考古學的“哥德巴赫猜想”

文 | 張光直

在中國早期的歷史上，夏商周三代顯然是關鍵性的一段：中國文字記載的信史是在這一段時間里開始的，中國這個國家是在這一段時期里形成的，整個中國歷史時代的許多文物制度的基礎是在這個時期里奠定的。自從科學的考古學在中國發(fā)達以來，很多人都期待著考古學對三代的歷史會有重要的貢獻；甚至很可以說，許多人會認為考古學對中國史學最大的貢獻應該在三代。

現(xiàn)代考古學與歷史文獻資料的結合發(fā)生于1928年，其地點是殷墟——傳說中商朝最后的都城，自從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這里出土的卜辭引起了學術界的矚目之后，殷墟這個地方亦引起了人們的注意，當時的考古發(fā)掘也就在此地開始了。從那時起，一個緊迫的任務就擺在考古學家們的面前，即把已付諸商史研究的那些做法再用于對夏王朝的探索，以解決那些與這些傳說中的王朝相關的歷史文獻記載問題。殷墟的考古發(fā)現(xiàn)，特別是其所出土的卜辭中關于商王室的資料，對歷史文獻中關于商朝的記載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即與《史記》中對商王朝的綜述基本一致。為此，研究古代史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們深受鼓舞，并相信歷史文獻中關于夏朝的記載（也被系統(tǒng)地綜述于《史記》中）大概實質上也是可信的。他們希望考古學家能對此予以同樣的證實。

二里頭究竟是夏文化還是商文化

1959年考古研究所的徐旭生及其所帶領的考察隊出發(fā)去尋找夏墟。他們奔向了傳說中夏朝城市最集中的地區(qū)。

我們想找出夏氏族或部落所活動的區(qū)域，就需要從古代所遺留下來的傳說中去尋找……由于夏代離現(xiàn)在很遠，所保留的史料已經不豐富，尤其是里面包有地名的史料。徐旭生約略地統(tǒng)計一下：在先秦書中關于夏代并包含有地名的史料大約有 80條左右……僅只不到 30條關于夏后氏都邑的記載……在研究這些名稱的基礎上，他們認為有兩個區(qū)域應該特別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陽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潁水谷的上游登封、禹縣地帶；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約自霍山以南）一帶。

徐旭生等人在豫中地區(qū)活動了一個多月。在他們所考察的遺址中就有二里頭遺址，該遺址最初被發(fā)現(xiàn)于 1957年，在二里頭村南，位于偃師西偏南 9公里的洛河邊。該遺址的范圍，東西長 3—3.5公里，南北寬約 1.5公里。他們在遺址上采集到的陶器碎片，“與鄭州洛達廟、洛陽東干溝的遺物性質相類似，大約屬于商代早期”。洛達廟和東干溝是先前被發(fā)現(xiàn)的遺址，其出土的陶器在類型學和地層學上都介于龍山文化和 50年代前期發(fā)現(xiàn)的以鄭州二里岡為代表的商文化類型之間。由于洛達廟遺址所出土的陶器，確切無疑地顯示出了與商文化的密切關系，該遺址被認為是商代早期的典型遺址。到了 1959年，二里頭遺址出土了與洛達廟遺址相同的陶器。后來，在 70年代，人們搞清了洛達廟、東干溝和二里頭遺址都屬于二里頭文化，該文化的遺物，實際上早在 1953年就首先出土于河南登封的玉村。

發(fā)現(xiàn)二里頭遺址的徐旭升

由于徐旭生的特別關注，二里頭遺址成了考古研究所進行考古發(fā)掘的一個熱點。那里已見于報道的考古發(fā)掘是在 1959年、1960 —1964年、1972 —1973年、1975年、1980年和 1981年。那里的考古工作不斷有新的進展，最終的報告尚未出版，然而，通過對已知的資料的概括，我們足以了解二里頭文化的特點，該文化是處于中華文明開端的一個重要而有特點的文化類型。二里頭文化是商代早期文化嗎? 我們眼下就討論這個問題。

二里頭遺址的文化遺存分布于 1.5公里 ×2.5公里的范圍內，該遺址的地勢比周圍略高一點，文化層一般較厚，在有些地點厚達 3米。其文化遺存通常被劃分為四期，這四期被認為皆屬于同一個文化類型。第二期的遺物非常豐富，在該期還發(fā)現(xiàn)有夯土房基。第三期出土了大型建筑遺存和有朱砂的墓葬，但第二、三期之間無明顯的分隔。第四期有大量灰坑，暗示出在該階段沒發(fā)生人口銳減的現(xiàn)象。第四期與鄭州商文化的二里岡下層相當。關于二里頭究竟是夏文化還是商文化的問題，初步的地層學資料顯得有些滯后。

盡管對于不斷進行的發(fā)掘工作來說，已發(fā)表的報告僅是初步的，但清楚的是二里頭已出土了全面的遺存，該遺存表明了其處于一個與龍山文化有著本質區(qū)別的社會和文化發(fā)展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征是，出現(xiàn)了宮殿建筑以及與安陽王陵墓規(guī)模相當?shù)碾S葬有珍稀物品、青銅禮器及武器的大墓，在該階段的遺存中，出土了成套的專用酒器，存在著可能與宗教祭祀相關的、以人為犧牲品的現(xiàn)象，有使用文字的跡象。這些新特征表明二里頭文化時期，社會財富及權力已集中到了少數(shù)特殊人物的手中，這些人明顯地處于比龍山文化的酋長貴族更為顯赫的地位上。

屬于這個新文化的遺址已被發(fā)現(xiàn)了幾十座。據(jù)報道，它們位于豫中和豫西以及晉西南的若干個縣，集中于洛河、潁水、汝水流域以及汾河、涑水和澮水流域 ——恰好是河南龍山文化的豫中和豫西類型的分布區(qū)。在該區(qū)域內，晉西南的遺址據(jù)信構成了一個地域類型，其中一個著名的遺址為東下馮遺址。但是，整個二里頭文化相當明確地源于該地區(qū)的龍山文化。實際上，在幾個地層關系明確的遺址中，諸如洛陽的矬李和密縣的新寨，通過中間過渡地層，由龍山文化風格至二里頭文化風格的發(fā)展過程已被充分地證實了。

2號宮殿基址南門與南廡

另一方面，關于二里頭文化究竟屬文獻上的哪個朝代的問題，自 70年代后期以來一直是全國歷史和考古學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正如上文所述，二里頭遺址的被鑒別縱然是搜尋夏墟的考察結果，它卻從一開始就被認為是商代早期遺址，因為其陶器與早些時候發(fā)現(xiàn)于鄭州和洛陽的商代早期的陶器相似。把二里頭遺址當做商代早期遺址的另一個有力的根據(jù)是二里頭遺址所在的偃師市，在傳說中被認為是商湯的都城之一的所在地 ——西亳。如果二里頭屬于商代早期，再加上商代中期的鄭州和晚期的安陽，那么商文明的整個發(fā)展史就較為完備了。根據(jù)考古學上龍山文化、商代早期、中期和晚期器物組合的演變過程，這個發(fā)展序列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到了 20世紀 70年代，許多考古學家開始懷疑二里頭文化是否屬于商代早期。正如佟柱臣于 1975年所指出的那樣，二里頭文化的地域分布，異乎尋常地與傳說中夏族活動的地域相一致，近年來所公布的關于二里頭文化的碳十四測定的年代數(shù)據(jù)恰好在夏朝的年代范圍內，而對于商朝則顯得有點偏早。

二里頭文化的碳十四數(shù)據(jù)

另外， 1976年我在注意到商起源于東方的傳說的同時，也注意到在考古學上商與東部沿海地區(qū)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有許多相似的特點。與此同時，帶有夯土城墻的王城崗遺址于 1977年被發(fā)掘，那種認為它是傳說中的陽城（禹王的都城之一）的觀點得到了學術界的認真對待。1977年 11月，在該地舉行了一次專題討論會，以討論王城崗遺址與夏文明的全部關系問題， 110位考古學家出席了會議。該問題對于中國考古學的重要性通過中國考古學會的第四次年會而得以顯示。這次年會在與王城崗相鄰的鄭州舉行，會議的整個內容，都圍繞著中國青銅時代以及對夏、商文明的探索問題。在上述會議上，與會者們觀點分歧，一些人認為二里頭文化是夏族的文化，二里頭遺址從早至晚的四層遺存皆為夏朝遺存，而另一些人則主張，僅第一、二期為夏朝遺存，第三、四期則屬于商朝遺存。在持后一種觀點的學者們中間，有一些人欲將夏朝推至于龍山文化之中。就二里頭遺址而言，直到最終的報告發(fā)表后我們方能予以定論。在初步公布的資料及所進行的討論中，存在著無法調和的觀點分歧，這主要應歸咎于已公布的關于該遺址的不完備的資料中那些粗略的描述。例如：一些報告強調第二期和第三期之間的間斷性，由此爭辯說造成這種文化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商對夏的征服，而其他報告則大談第二、三期之間在文化上的連續(xù)性及漸變過程。近來在偃師所發(fā)現(xiàn)的一座帶有城墻的商城被認為是傳說中西亳的更合理的所在地，這可能會減少那種持二里頭遺址是商代早期都城的觀點者的論據(jù)。而就二里頭文化而言，其地域分布范圍與傳說中夏朝都城之地望的巧合不可能純屬偶然。只有等到那種能將二里頭文化鑒別為文獻上所載的某個朝代或民族的文字被發(fā)現(xiàn)之時，二里頭文化與夏朝的關系問題才能迎刃而解。不過本書作者敢斷定：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而不是商朝早期文化。

二里頭文化的主要遺址及傳說中的夏朝都城之所在

三代之間的橫的關系，

是了解中國古代國家形成過程的關鍵

三代文化與歷史在現(xiàn)代考古資料里的地位，可以說是當代中國考古學上最主要的關鍵問題之一。周代考古歷史最久，但西周及伐商以前的周人史料，除了青銅器以外，還很貧乏。商代考古，自1928年中央研究院發(fā)掘殷墟以來，已有50年的歷史了；這50年間的商代考古可以分為好幾個階段：1928年殷墟發(fā)掘為第一期之始，1950年鄭州發(fā)現(xiàn)商城為第二階段之始，1959年偃師二里頭發(fā)掘為第三期之始，1970年山東大汶口文化的發(fā)表和長江流域殷商遺址的發(fā)現(xiàn)，可說是第四期之始。夏代的考古，尚停留在辨認現(xiàn)有考古資料里有無夏代的階段。

在仰韶文化發(fā)現(xiàn)的初期，曾有人根據(jù)仰韶文化分布地域與傳說中的夏代活動地域互相重疊，推測過仰韶文化便是夏代文化的考古表現(xiàn)。這個說法，到現(xiàn)在已經不大有人再提了，因為仰韶文化的年代越來越早(最近根據(jù)已有的碳14年代的判斷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與夏代的時間不合，而且仰韶文化所代表的社會發(fā)展情況也比夏代要原始得多。

將考古學上的文化與歷史傳說中的文化相印證，最好的證據(jù)是文字上的，如殷墟的甲骨文中的王名、世系與人名和《史記·殷本紀》中材料的印證。如果沒有文字本身的證據(jù)，我們便只好使用時間和空間上的對證。在夏代的活動地理范圍之內分布，在時代上可以判定為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考古學上的文化，就有當作夏代文化考慮的資格。

山東嘉祥武梁祠東漢石刻畫像，其內容表明了（從右向左）傳說中三皇五帝的接續(xù)（據(jù)《漢武梁祠畫像錄》，1936 年）

對二里頭類型文化到底是夏還是早商的判斷，我們還是不能離開那時間與空間上的基本證據(jù)。從空間上看，二里頭類型文化的分布，“在偃師除二里頭外，還有灰嘴，洛陽有東乾溝，鞏縣有稍柴，鄭州有洛達廟，滎陽有上街，陜縣有七里鋪，共幾十處，在晉南也有與豫西近似的遺址?！档米⒁獾氖嵌镱^類型文化分布的范圍也恰恰是文獻上所記的夏族的活動的地方——伊、洛、河、濟之間”。在時間上呢，二里頭類型文化遺址出土中做了碳14鑒定的標本有4件：

ZK—212二里頭早期1920±115 B.C.

ZK—285二里頭早期1900±130 B.C.

ZK—286二里頭四期1625±130 B.C.

ZK—257二里頭三期1450±155 B.C.

兩件二里頭早期(一期)的標本，彼此相當緊密地扣合，合在一起的年代范圍是1770 B.C.至2035B.C.，可說完全在夏代的范圍之內。二里頭的第三期文化是二里頭發(fā)展的高潮，有宮殿基址和銅、玉器等，它的一件碳素標本年代范圍是1295B.C.至1605 B.C.，佟柱臣據(jù)此推測二里頭三期文化當是湯都西亳的時代。但如夏鼐所說的，“只有一系列的基本一致的碳14年代才是有價值的，而一兩個孤零的數(shù)據(jù)，就其本身而論，是沒有多大意義的”。ZK—286號第四期的標本的年代反而比ZK—257第三期的稍早，是公元前1495至公元前1755年；取其較早的一端則正是夏末商初?？磥恚膬善谶@兩個年代之中至少有一個是有問題的。如果第三期的標本是不可靠的，那么第三期的年代可能是處于公元前1605至公元前1770年之間的，正是夏代的晚期。固然這4件碳14標本放在一起來看，很有把二里頭類型文化全部放入夏代年代范圍之內的傾向，我們說二里頭類型文化便是夏文化，另外還根據(jù)了其他方面的年代學的考慮。照我們的了解，二里頭遺址的四期文化是相連續(xù)的發(fā)展，而第三期是其高潮。夏桀所都斟，一說在河南洛陽一帶。如果二里頭一、二期為夏文化，三、四期代表夏末的都邑文化，是與這個遺址的連續(xù)性的文化發(fā)展史相符的。如果說一、二期是夏，三期起是商，我們不免要問為何二、三期之間，不見改朝換代情形之下應會引起的不整合的現(xiàn)象，而且第三期以后的二里頭類型文化的分布，為何仍然限制在夏人活動范圍之內。總之，照目前資料來看，二里頭類型文化便是夏文化的可能性，在空間上是全合的，在時間上是很可以說得通的。但是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碳14年代，尤其是三、四兩期文化的年代，來加以進一步的證實。

二里頭出土的陶器器型

如果二里頭類型文化便是夏文化，它的來源如何?不論從陶器的特征來看，還是從社會發(fā)展的程度來看，說河南龍山文化是二里頭類型文化的前身的說法是合理的。河南龍山文化的材料還不充分，但已有的材料已經顯示了向夏代這一類父權國家發(fā)展的強烈跡象。在好幾個遺址里出土的陶祖是男性祖先崇拜的很好的證據(jù)；骨卜的流行也對當時的宗教信仰和政教性質有相當?shù)膯⑹?。輪制陶器的出現(xiàn)指明手工業(yè)的分工。1957年秋北京大學考古專業(yè)的邯鄲考古發(fā)掘隊在澗溝村的龍山文化遺址中發(fā)現(xiàn)有房基一處和水井二口?！霸诜炕鶅劝l(fā)現(xiàn)人頭骨四具，有砍傷痕與剝皮痕，顯系砍死后又經剝皮的?！薄八粡U棄后而埋有五層人骨架，其中也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或者身首分離，或作掙扎狀。由此推測，死者可能有被殺死，或被活埋的?！边@種情形很可能是村落之間或部落之間戰(zhàn)爭的遺跡，也指明河南龍山文化的社會已經達到了內部分化外用甲兵的階段，為進一步的二里頭類型的夏代文明奠定了基礎。后岡龍山文化遺址周圍的夯土城墻也在這方面具有一定的意義。

雖然河南龍山文化向二里頭類型文化發(fā)展是一個合理的假設，二里頭類型文化中若干重要的新文化特征的來源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這中間最要緊的自然是青銅器。二里頭遺址第三期文化中迄今已出土了青銅的禮器三件；它們的制造雖然相當原始，而且樸實無文，卻不像是青銅器甫始發(fā)明的最早階段。這個問題的進一步的了解，還靠二里頭類型文化早期和河南龍山文化遺址中青銅器的進一步發(fā)現(xiàn)。二里頭遺址三期文化開始大量出現(xiàn)的陶文的早期歷史，與其在中國文字發(fā)展史上的地位，也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如果二里頭遺址的宮殿基址與夏末的桀都有關，那么夏代諸王的其他都城，將來在二里頭類型文化分布地域之內其他地點是會有新的發(fā)現(xiàn)的。夏代的考古目前還只是開了個頭。

二里頭宮殿區(qū)發(fā)掘現(xiàn)場

從殷墟發(fā)現(xiàn)發(fā)掘以后，一直到1950年鄭州商城發(fā)現(xiàn)以前，商代考古的主要問題，是爛熟的殷墟文化的來源問題。鄭州商城發(fā)現(xiàn)以后，這個問題得到部分的解決：殷商文化自“晚商”而追溯到“中商”；以鄭州二里岡遺址遺物為代表的中商文化，顯然是殷墟晚商文化的前身，而向龍山文化又接近了一步。中商文化的分布，經這二十多年的發(fā)現(xiàn)所示，遍及華北華南，一直向南到江南的江西。

中商文化再向上溯可以上溯到哪里?商代最早的都城，在以前的，是亳；除了安陽以外，亳是商代用作王都為時最久的一個都城。亳是今日的何處?以亳為名的地點在華北各省中雖然很多，但學者對湯都之亳所在地的說法，可以說是相當一致的，即把它放在今河南東部商丘縣之南，安徽西北角亳縣之北。這個區(qū)域里如果發(fā)現(xiàn)商代早期文化的遺存的話，便是最為理想的了。

雖然商代考古那最初的一段目前仍是一片空白，學者自不妨根據(jù)現(xiàn)有資料對商代文明的來源加以推斷。在山東龍山鎮(zhèn)城子崖遺址初發(fā)現(xiàn)的時候，中國考古學者有鑒于這個新文化里有不少殷商文化的成分——如夯土村墻，陶文和卜骨——在內，曾推測殷商文化的基礎乃是山東的龍山文化。后來河南也有龍山文化發(fā)現(xiàn)，其中也有夯土村墻和卜骨；陶文更見于陜西關中地區(qū)年代更早的半坡村和姜寨的仰韶文化遺址。所以等到殷商文化自中商經二里頭類型文化向上追溯到河南龍山文化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河南龍山文化也同樣夠作殷商老祖宗的資格。如今如果二里頭類型文化是夏而不是商，那么固然中商文化中仍不妨有河南龍山與二里頭類型文化的若干成分(“殷因于夏禮”)，可是中商和晚商文化里有沒有直接自東方來的成分，便又成為一個值得重新提出來討論的問題。

二里頭出土的刻有圖案的漆器碎片

用這個新的眼光再回頭來看看殷商文明與東海岸史前文化的關系，我們便會特別注意到：(1)那二者共有而在河南龍山文化里比較罕見或甚至缺如的成分，和(2)東海岸史前文化在社會與技術上的發(fā)展階段是否為商代的興起墊鋪了基礎。在這上面，要把十幾年來新發(fā)現(xiàn)的似乎比山東龍山文化還要早一個階段的大汶口文化合并起來一起看，就能看得更清楚些。從這個觀點看東海岸史前文化的社會性質，近兩三年來有好幾篇分析大汶口文化社會的文章頗值得注意；它們的結論是說，當時已有貧富的分化(墓葬中殉物的多寡與性質差異)、有陶業(yè)上的分工(輪陶)，有一夫一妻的婚制(男女合葬墓)。山東龍山文化時代的卜骨和更多更精美的輪制陶，以及當時已經出現(xiàn)的金屬器山東龍山文化里至少有兩處有金屬器遺跡發(fā)現(xiàn)。一是河北唐山大城山出土的兩個紅銅牌；二是山東膠縣三里河的兩件銅錐形器，更代表著這個地區(qū)社會與技術上更進一步的發(fā)展，為殷商王朝的崛起鋪了路。

除此以外，我最近又注意到大汶口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里有拔齒習俗的證據(jù)；據(jù)金關丈夫的報告，這種證據(jù)在安陽出土的商人頭骨中也有一例；這個報告如能證實，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項共同習俗。把上面這些共同項目合并起來看，“絕大部分是與統(tǒng)治階級的宗教、儀式、生活和藝術有關的”。它們有可能暗示著，殷商的統(tǒng)治者，亦即子姓的王朝，是來自東方的一個政治集團。這個說法，不但與傳說中的商人先世居地相符合，而且很輕易就解釋了中商與晚商文化里兼有山東和河南史前文化成分的這種現(xiàn)象。換言之，殷商的先公先王時代至少有一部分是和東海岸史前文化相重疊的，而先公先王時代的晚期與商湯立國以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則是屬于活動中心在河南東部、山東西部和安徽西北角的所謂早商時代?！斑@個區(qū)域是中國歷史上的黃泛區(qū)的一部分，并且為黃河舊道所經，其遠古遺物很可能深埋在多少世紀以來的沉積物的下面，所以華北的考古，在開封以東、運河以西這一大片地區(qū)，是出土資料最少的區(qū)域。我相信在這個地區(qū)，將來如果能夠發(fā)現(xiàn)真正的‘早商’文化，它的面貌一定是一方面與二里頭類型的夏文化有基本上的相似；在另一方面又構成花廳(大汶口)文化與龍山文化向較晚的殷商文明過渡的一個橋梁。后日的殷商文明，也可以說是東西文化混合的結果”。

安陽出土的商朝刻辭卜骨

總結上文來看，三代考古學所指明的古代中國文明發(fā)達史，不像過去所常相信的那樣是“孤島式”的，即夏、商、周三代前仆后繼地形成一長條的文明史，像孤島一樣被蠻夷所包圍的一種模式?，F(xiàn)代對三代考古所指的文明進展方式是“平行并進式”的，即自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華北、華中有許多國家形成，其發(fā)展不但是平行的，而且是互相沖擊、互相刺激而彼此促長的。夏代、商代與周代這三個名詞，各有兩種不同的意義，一是時代，即約2200B.C.至1750B.C.為夏代，1750B.C.至1100B.C.為商代，1100B.C.至250B.C.為周代：二是朝代，即在這三個時代中夏的王室在夏代為后來的人相信是華北諸國之長，商的王室在商代為華北諸國之長，而周的王室在周代為華北諸國之長。但夏商周又是三個政治集團，或稱三個國家。這三個國家之間的關系是平行的：在夏商周三代中夏商周三個國可能都是同時存在的，只是其間的勢力消長各代不同便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