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在中國，只有兩種全民可參與的藝術：攝影和書法。當然，在最最“全民”的意義上，攝影就是留影和合影，書法就是墻上掛的“厚德載物”四個字。
拍照誰不會?只要按快門不按錯地方就行了。由于有了數(shù)碼相機和手機，大可以說：不會拍照的簡直就不是人。但是，如果說：“寫字誰不會?”則需要深究—人們經(jīng)常會說“我字寫得不好”，意思是沒有專門練習，但人不會說“我照片拍得不好”，只會說“我‘這張照片’拍得不好”。這便出現(xiàn)了第一個根本性的差別：書法的標準比攝影更明確。書法是純粹的輸出，攝影先有對圖像信息的輸入。一個字寫不好，盡管書寫者會怪自己，但也有可能會怨某個字本身就不容易寫得漂亮，例如“田”字，字的結構太對稱，很難在視覺上寫出節(jié)奏感。但一張照片如果拍得不好，拍攝者往往會責怪被拍的對象，說：“你的姿式太呆板了”或者“你眨眼睛了”……倘若從這個角度來看，作為一項藝術門類，書法的普及性還是不如攝影——以攝影謀生的人估計也是大大的多于以書法謀生的人。在旅游景點我們通常會遇到的情況是，盡管每個人都有手機可以自拍了，但還是會有照相攤販走上前來問你要不要照張像;相較而言，書法的情況是怎樣的呢?旅游區(qū)沒有書法者的身影，除非是在“書法之鄉(xiāng)”;而在一個城鎮(zhèn)，最多有兩三個為其他人寫春聯(lián)，過去為招牌題字的機會現(xiàn)在都讓給了電腦的字體設計和打印。在此大環(huán)境下，香港出現(xiàn)了曾灶財這樣的戶外書寫者，就顯得極為珍貴，無論他是不是會被人視為精神不正?！麑懀仕嬖?。
陳侗的速寫
數(shù)碼相機其實有點像水寫字，兩者都很省錢。真正把拍下的照片都打印出來的人似乎沒有，這也有點像水寫字，瞬間化去，最終留不下什么。
是不是因為攝影工具和材料的技術化、標準化以及更新?lián)Q代的程度較高，就必然比書法更容易普及?在并非人人都有照相機的年代，書法的普及程度顯然高于攝影，那時候，只要是小學畢業(yè)，寫字的關基本上都是過了的。所謂“不好”，只是審美趣味的差別問題。那時候，攝影在大家看來還是少數(shù)人才有錢玩得起的、很特別的事，屬不屬于藝術則另當別論。與攝影相比，書法的成本幾乎等于零，特別是發(fā)明了水寫字帖后，連紙和墨都省了。所以，書法所要花的主要是時間成本，一種集中的、可以計數(shù)的時間成本。能夠花得起這個成本的只有兩類人：講求生活規(guī)律的人和退休人員。這兩類人其實也可以說就是一類人：進入退休狀態(tài)的人。他們每天出現(xiàn)在公園里，坐在同樣的位置，與之打交道的，同樣是處在退休狀態(tài)的人。
廣州的人民公園幾乎每天都重復著同樣的景象，只有季節(jié)和天氣在變化。這里，除了參與者人數(shù)較多的粵劇“私伙局”、交誼舞和大合唱，還有三三兩兩在地上練水寫字的業(yè)余書法家，他們無一例外都是退休者，男性居多，偶爾也見到女性的身影。他們的表演通常只會吸引不超過三個以上的觀眾—粵劇那樣的曲藝表演，或者像交誼舞那樣的音量很大、身體的運動幅度又大的藝術，才更具有吸引觀眾的能力。
在2016年策展人鄭宏彬策劃的興慶宮公園計劃中，藝術家黃周妥組織了一場水寫字的書法大賽。
我想，那些練習水寫字的業(yè)余書法家們，應該沒有思考過吸引力的問題，而是循著某種本能的指引自覺地來到公園里練習水寫字。當然，第一個人這樣做的人很重要，他可能已經(jīng)死了，或者，他也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第一個這么做的人。水寫字帖誰是第一個發(fā)明者?對我而言，尋找水寫字帖之父，沒有“誰是公園水寫字的首倡者”這樣的提問來得緊要。我不是想去問這個人為什么要開始用水寫字，我只是想知道：一個人如何能夠就這樣將一個純屬內(nèi)在修煉的行為，變成了帶有表演意味的事情。水寫字帖對于書法練習來說，似乎已經(jīng)足夠了，把它搬到公園加以放大，其行為的意義已經(jīng)大大超出了書法練習本身，而是真正觸及到了群眾文化活動的本質(zhì)，即能夠像病毒那樣迅速傳開的、易于模仿的事情，才是屬于群眾文化活動。
群眾文化的特征需要強調(diào)一些什么?是人數(shù)還是每個人的身份?都不是。或許只有“表演性”才是所有群眾文化活動的共同的意識基礎。不光水寫字，像粵曲、交誼舞、下棋和太極拳，這些公園里的常見項目都是可以在室內(nèi)充分展開的——盡管群眾藝術館可以提供空間并且進一步納入可供總結的項目來作為本機構的工作成績。但滿足了表演者的表演欲，群眾藝術館館卻不能保證每一次活動都有足夠數(shù)量的觀眾的在場。觀眾之于表演者的重要意義而言，可以類比KTV里的朋友聚會時的卡拉OK演唱。若沒有三人以上的人數(shù)，人們不大會去KTV唱歌，而如果這樣的聚會多于三十個人，其中大部分本可唱歌的人就只能在其中充當觀眾，當然，這對于那些對自我歌唱水平感覺良好的演唱者來說是一件快樂至極的事情。
在2016年策展人鄭宏彬策劃的興慶宮公園計劃中，藝術家黃周妥組織了一場水寫字的書法大賽。
水寫字的觀眾屬于標準的游手好閑者，他們靜靜地待在“書法家”的旁邊，根據(jù)一開始的筆畫猜想終究會寫出一個什么字來。而水寫字“書法家”似乎又很懂得吊觀眾的胃口，他們往往不會去寫類似“白日依山盡”這樣的人們耳熟能詳?shù)闹娋?，以防觀眾在剛開始寫出第一個字的時候，就念出了他還沒有寫出的詩句里剩下的文字。下面的這個對話場景，頗能說明在書寫者與觀眾之間交流中時常逸出的書法，是如何成為了各種話語表達路徑的交匯點：
一個較胖的老人正在用正楷寫下“葳蕤繁祉”四個字，他問旁邊另一位一同寫字的高個子老人：“知不知道下一句是什么?”高個子老人便用行書寫了“龜圖鳳紀”四個字。在一旁的老太婆看了之后就問，“這是什么意思?”胖老頭答道：“‘葳蕤’就是花朵下垂了的樣子，古人覺得這很像那些‘賓州仔’(男性生殖器)，而‘繁祉’就是‘多’的意思，這就是在形容男丁很多，古時候的有錢人家都很喜歡掛這幾個字?！边@位老太婆既是觀眾，也是初來乍到的書寫者，她在家用報紙寫，也寫硬筆書法，她認為練書法需要有值得書寫的東西(用老頭的話來說就是“肚子里要有墨”)，于是她就抄了點古詩來公園練習，她把公園當成了學習的平臺，所以會向那些比她書寫經(jīng)驗豐富的老頭請教。而老頭們也的確不愿意把那些知道的東西憋在肚子里，如果有人問他在家寫字和在公園寫字有什么不同，他則會把他知道的關于水寫字的一切一股腦地倒出來告訴你：毛筆是散毫的，運筆復雜，墨分五色……所以水寫的字只能是練字的結體……
所有的書寫者都不會主動談及“表演”的問題，因為似乎書法的本意里并沒有這一項。業(yè)余書法家?guī)缀趺恳粋€人都表示自己沒有參加過比賽或者展覽——公園這個場所已經(jīng)足夠滿足他們的表演欲了。在公園里用水寫字，空間開放，在地面上寫字，字的尺幅也可以寫得很大。既然是寫大字就需要調(diào)動全身的氣力，也因此，練習水寫書法對于身體鍛煉的意義絲毫不亞于打太極拳。
如果是一個器材齊全的業(yè)余攝影家，他除了會對風景感興趣，還會爭取參加哪怕最不正規(guī)的展覽，例如隨便將作品掛在某個小區(qū)的走道里或者區(qū)文化館斑駁的展墻上;而水寫字的實踐者則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因為他們每天都準時來到公園，明知自己的作品在一刻鐘之內(nèi)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也絕不輕易放棄這個表演的戰(zhàn)場。他們甚至不會想到要把某一次書寫的得意之作拍攝下來留作紀念。也就是說，他們就像那些德行極不一般的人，只重過程不問結果。那么少的觀眾，近乎無聲的動作，還要一直低著頭——此番景象與周圍的熱鬧喧囂形成強烈對比。可以說，這就是書法自身的力量，它比留下痕跡的墨寶更能顯示書法在當前時代的作用，同時也展現(xiàn)了化解書法與社會生活之間矛盾的生動方法——保留書法的動作與精神最佳的方式就是讓字消失。既然字注定是要消失的，它的好壞就變得沒那么重要，最最重要的反而就只剩下跟地面接觸時給書寫者帶來的那種特殊的感受。而且，這種感受是由每一天的重復書寫帶來的，不僅僅是熟能生巧。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