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四（1898）年五月，[1]詩家陳衍與學者沈曾植相遇于武昌張之洞幕府。二人相見恨晚。初投刺，沈曾植即記起曾在琉璃廠買過陳衍的《元詩紀事》，這書大概很投合沈氏研究蒙古史地的興趣。陳衍則說：“吾于癸未、丙戌間，聞可莊（王仁堪）、蘇堪（鄭孝胥）頌君詩，相與嘆賞，以為同光體之魁杰也?！彼^“同光體”，是陳衍和鄭孝胥等對“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的“戲稱”。[2]次年（1899）冬，陳衍在贈沈曾植的詩中提到：
往余在京華，鄭君過我邸。告言子沈子，詩亦同光體。雜然見贈答，色味若粢醍。……[3]
對“戲目同光體”這一事件的記述，此後陳衍還重複過三次，每次字句都小有出入。[4]大體而言，“同光體”的概念于癸未（1883）、丙戌（1886）間在陳衍、鄭孝胥、王仁堪等人之間流傳。與後來論同光體者多談陳三立、鄭孝胥不同的是，最初諸人心目中“同光體”的領袖是專精學問而對詩不甚在意的沈曾植。更重要的在于，陳衍是從沈氏與旁人的“贈答”中體悟出“同光體”的“色味”，詩體的背後有士人交游的背景?？梢姟巴怏w”最初提出時未必局限于詩學方面，而陳衍在戊戌以後世風日益衰頹之際一再重提“同光”，則隱然有感傷時勢、標舉風氣的意味。
慣用概念往往容易流于汗漫模糊。民國以來文學史家競言“同光體”，或界定寬泛，將近代桐城詩派也包含在內，[5]或劃界太嚴，使之局限于光、宣。[6]其實，“同光體”從晚清到民國有一歷時的流變過程。一如韓門、元白之于“元和體”，蘇門、元祐黨人之于“元祐體”，詩體的形成又往往與一定的政治、學術集團相關?？季颉巴怏w”之形成與晚清士人群體的關系，并非否定文學史家在習慣上運用的“同光體”概念，而是要將工夫做到詩外，從士人交游的角度，結合同光以來晚清政局與學術的變遷，重新檢討這一詩學構建的歷程。
一、從同光清流到“同光體”
“同光體”名稱所指涉的同治和光緒初年，在晚清號稱“中興”。忠于清室者在清季民初回顧此段歷史，常常飽含向往之情。所謂“中興”，不僅指此一時期在政治事功上之平定髮捻、開拓洋務，更包括中朝清議的崛起，在學風、世風上一改道咸年間的晦澀局面，儼然有恢復乾、嘉“盛世”之勢。沈曾植就曾從科場風氣變化的角度追述這一潮流的興起：
道光之季，文場戾契，頻有幽岐，其往還常集于津要之塗，巧宦專之。而公卿大夫方直者，舉子謹厚步趨守繩墨者，士以學問自負者，恒聞風而逆加擯棄；其名士而擅議論者，尤干時忌。張石洲（穆）、張亨甫（際亮）之流，困躓當時，士林所共記也?！w自咸豐戊午（1858）以後，茲風乃殄，而後單門孤進，遺經(jīng)獨抱者，始得稍霑稽古之榮。至于同、光之際，二三場重于頭場，則吳縣（潘祖蔭）、常熟（翁同龢）、南皮（張之洞）、順德（李文田）迭主文衡，重經(jīng)史古學，幾復反乾、嘉之舊。[7]
沈曾植提到的潘、翁、張、李諸公，大致都屬于後來廣義上所說的“清流”。清季民初關于“清流”結黨分派的言說至為複雜。[8]大體言之，“清流”首先指在政治上勇于抗疏言事、制衡強權。如潘祖蔭早在咸、同之際即有奏保左宗棠、諫阻文宗西幸等事跡，[9]而光緒初年張之洞、張佩綸等又以能言事而號稱“四諫”。[10]與此同時，“清流”中人又利用其主持鄉(xiāng)、會試或出為地方學政的機會，延引後進，凈化學風。咸豐八（1858）年戊午，柏葰科場案發(fā)，大獄構興，“北闈積習為之一變”。[11]同年六、七月間，潘祖蔭、翁同龢出任陜甘正、副考官。[12]至同治末年，張之洞、李文田等學術名流又相繼外放學政。諸人在主試時，貶首場時文，而重視二、三場之經(jīng)文及經(jīng)史時務策。沈曾植本人即為此種科場新風尚的受益者，故數(shù)十年以後猶津津樂道之。
于是遂形成一種學術潮流，大抵以潘、翁、張、李等所擅長之金石、碑版、書畫、目錄、西北輿地、遼金元歷史為其主要方面，上承乾嘉考據(jù)學緒馀，又融合道咸以來的經(jīng)世關懷，逐漸成為當時都下士人追捧的時尚。[13]另一方面，清流中人相近的政治主張與學術方面，又在同治末年至光緒初年聯(lián)翩而來的詩酒文會間得到加強。同治十（1871）年四月，春闈甫畢，時任翰林院教習兼庶吉士的張之洞致信潘祖蔭，以為“目前四方勝流尚集都下，今番來者頗盛，近年僅有，似不可無一雅集”，擬以翁、潘為主，邀集新進學人，款洽一日。[14]最後則由潘祖蔭、張之洞二人主持，于當年五月初一日在龍樹寺宴集。到者十七人，約而不赴、欲約而不及者五人，其中許多人後來成為清末古學領域的大家。[15]次年（1872）夏，潘祖蔭發(fā)起“消夏六詠”唱和，題為搨銘、讀碑、品泉（錢）、論印、還硯、檢書。先後參與者有張之洞、王懿榮、嚴玉森、李慈銘、胡澍、陳喬森六人。[16]七月初五日潘祖蔭又組織鄭康成生日雅集，參加者除以上六人外，又增加陳彝、謝維藩、許賡揚、吳大澂、顧肇熙五人。[17]與會者多為朝中清議干將，而兩次雅集的主題，則更明白宣示了同光之際“清流”中人的生活趣味與學術宗尚。
有雅集則必有詩。同治年間，“都下亦變其宗尚張船山、黃仲則之風，潘伯寅（祖蔭）、李莼客（慈銘）諸公，稍為翁覃溪”。[18]辛未（1871）、壬申（1872）這兩年的清流唱和，的確多題詠金石彝器，模仿翁方綱以考據(jù)入詩者。但也間有異數(shù)，如張之洞和“消夏六詠”的《搨銘》詩即不注意于器物本身：“鼎彝何足好，所好其文字?？钭R多通假，往往證經(jīng)義。……”更注重金石文字旁證經(jīng)文的學術價值，與徒為清玩者不同。[19]又其鄭康成生日詩第一首云：“戎馬周旋劉使君，幅巾長揖大將軍。後生不會雄奇意，但道研精注典墳?！睆娬{鄭玄與劉備交往、幅巾拜見何進等“雄奇”事跡，不僅僅以經(jīng)師視之。[20]學問、事功并重，張之洞在此時已經(jīng)在詩中顯露出與考證之士不同的眼光。
其時陳衍、沈曾植等尚未取得科第，卻不能自外于潮流。陳衍在同治十三（1874）年考取以“專考經(jīng)史”著稱的福州致用書院，卻抱怨主講林壽圖不諳樸學。[21]沈曾植則于光緒三（1877）年南下學海堂問學于陳澧。[22]相對于出身微賤的陳衍，沈曾植的顯赫的家世家學，更為其進入清流學術圈打下了良好的人脈基礎。沈曾植的祖父沈維鐈官至工部侍郎，林則徐、曾國藩、李文安皆其門下。[23]沈維鐈既從段玉裁習文字音韻，又精湛理學，服膺程朱，同時也注意學術新走向。[24]西北地理學先驅沈堯就曾受沈維鐈的扶持，且為沈曾植之父沈宗涵的“授經(jīng)師”。故沈曾植得以在光緒己亥（1875）、丙子（1876）間即致力于蒙古地理學，預當時學術之流，亦得力于此一層關系。[25]
光緒六（1880）年夏，沈曾植參加會試，正考官為翁同龢，清流學者王先謙、朱逌然分校闈中。沈氏以其在第三場策論中所展現(xiàn)的西北史地造詣轟動都下，繼而與同榜的李慈銘訂交，正式加入到清流學者的行列中。[26]至1880年代中葉，內憂外患再度嚴重，清流中老輩如翁同龢、潘祖蔭、張之洞等人之間的交游已趨冷落。而新進科第以李慈銘、李文田、王仁堪、袁昶、張謇、盛昱、黃紹箕等人為中心，形成了新的交游圈。沈曾植兄弟也參與其中。一時有“二李二王盛黃”、“沈李”及“二沈”之目。[27]
癸未（1883）、丙戌（1886）間，陳衍從王仁堪、鄭孝胥處初聞沈曾植的詩名，且稱之為“同光體”，正值沈曾植與李慈銘、袁昶等交游唱和最盛之際。癸未年陳衍首次入都會試，數(shù)遇李慈銘，以為其詩“遇考據(jù)金石題目，往往精碻可喜”。[28]同時“稍游陶然亭、葦灣、十剎海，天寧、崇效、法源諸寺”，[29]有詩句稱“長安塵土百不適，惟有看花且須駐”[30]，對京師文酒之會不無流連。丙戌年再度入京，又結識張謇、王仁堪、仁東兄弟等清流名士。[31]在此前後，陳衍受清流學術風氣的熏染，亦頗致力于清流所提倡的遼金元史地之學。早在光緒七（1881）年，即開始草創(chuàng)《元詩紀事》，[32]至丙戌（1886）年而粗成。有自敘稱“紀事之體，當搜羅一代傳作散見筆記小說各書者，不宜復收尋常無事之詩”，自命承襲自錢大昕《元詩紀事》“專取夫關繫元史得失者”的體例，與計有功、厲鶚諸作不同；又轉引陳揆、潘祖蔭的版本研究，則陳衍對當時都下流行之學術風氣又不無會心。[33]至于與陳衍同時標舉“同光體”的鄭孝胥，根據(jù)其日記，大概在丙戌（1886）年再次進京時就結識了沈曾植兄弟、袁昶、張謇、文廷式等人，并在隨後加入其唱和圈子。[34]陳衍、鄭孝胥的詩歌風格在此時尚未完全形成，而陳衍又特別注意沈曾植與他人的“贈答”之作。然則二人最初提出的以沈曾植為“魁杰”的“同光體”，實際上包含了對沈曾植、袁昶、李慈銘等清流門人圈子的認同，并由此可上溯到同光之際京師清流士大夫的唱和活動，將同治末光緒初的詩壇都包括在內。
同、光年間都下詩人的詩學祈向雖然多樣，但基于大致相近的學術趣味，又有某些類似的傾向，如多以詩歌為馀事，主張（或表現(xiàn)為）詩與書卷相結合等。李慈銘在同治末年即揚言：“予二十年前，已薄視淫靡麗製。惟謂此事，當以魄力氣體，補其性情，幽遠清微，傳其哀樂，又必本之以經(jīng)籍，宓之以律法，不名一家，不專一代?！盵35]袁昶為自己的詩集作跋，以為“寫情景句少而說理處猥多，不免如劉舍人所譏，非柱下之旨歸，即漆園之義疏”。[36]而沈曾植在癸未（1883）以後與李、袁二人唱和獨多，詩學議論亦受其影響。癸未十二月李慈銘臥病，沈曾植、袁昶分別致詩問疾。沈詩云：
依然談笑卻熊羆，誰識先生示疾時。肝膽輪囷老逾熱，奇胲形色候方奇?；轿丛S歸狂客，稷下新聞迓老師。卻笑畫人窮慕想，尋常驚怪見之而。（《問愛伯疾》）[37]
此即陳衍、鄭孝胥最初看到的“贈答”之作。詩中借用維摩詰示疾的內典，句法奧峭，不避重字，已初具沈曾植盛年詩融會佛理而不斤斤于格調章法的面貌。李慈銘在日記中評沈此詩為雋峭，而袁詩為清勁，以為“皆善學山谷者”。[38]數(shù)年後沈曾植為袁昶詩集作序，稱“自非識窮始素，思盡玄黃，玄同道情，該練俗變，蕉萃專篤，思理不渝者，則亦孰足與察比興之淵藪，較有無之極致”，[39]更主張思理入詩，以學養(yǎng)涵養(yǎng)詩功。凡此種種，都可視作發(fā)揮潘祖蔭、張之洞、李慈銘等在同光之際唱和的馀緒，不僅進一步反撥了都下一度流行的平易率直詩風，也沖擊到清初以來王士禛等倡導的主流詩論，亦即陳衍所說“不墨守盛唐”的所指。
然而，就在“同光體”流傳之時，“清流”本身也在變化之中。民國以後狹義上所說的“清流黨”，一般不包括翁同龢、潘祖蔭以至李慈銘、沈曾植輩，而僅指光緒初年，以張佩綸、陳寶琛、寶廷、張之洞等人為中心的一派清議分子。其活動時間大體在光緒元（1874）年至十（1884）年，而尤以戊寅（1878）、己卯（1879）兩年為最著。[40]
“清流”中翁、潘一系與張佩綸、陳寶琛、寶廷等人本來共同致力于清議，并無派別之分。光緒三年廷議穆宗升袝位次，五年廷議吳可讀尸諫為穆宗定大統(tǒng)，兩派中人都曾事先溝通，甚至聯(lián)名具奏。[41]其分歧倒是更多地表現(xiàn)在學術方面。翁、潘一系主要繼承乾、嘉漢學傳統(tǒng)，以金石、碑版自詡。但光緒紀元以來，外患加劇，先有崇厚定約誤國，繼而日本占琉球、法國侵越南，言路新進受外來刺激與理學傳統(tǒng)的雙重影響，熱衷事功，務為高論，以考訂之學為無用。寶廷晚年作《古文尚書解紛敘》，指出：“自漢學之說興，中華讀書者多喜考據(jù)，……而遠在海外者，則窮二百年智巧，考求天文、地利、物產(chǎn)、兵器，以謀富強，而結連窺伺，薦食上國。中華學士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他日有事，國家欲得真材，將孰用哉。”[42]最能代表此派中人的學術心理。
光緒八（1882）年，鄭孝胥、陳衍同榜中福建鄉(xiāng)試，座主即為寶廷。而此前陳寶琛因為同鄉(xiāng)的關系早已與鄭、陳二人相識。王仁堪、仁東昆仲又為陳寶琛內弟。癸未、丙戌間鄭孝胥、陳衍入京會試時，正值中法戰(zhàn)爭前後，寶廷、張佩綸受到打壓，但其詩酒唱酬卻反而更為頻繁。[43]寶廷、陳寶琛、張佩綸、張之洞四人皆能詩，一時有“元祐諸賢”之目。[44]光緒十一（1885）年四月十日，已經(jīng)罷職的寶廷招陳衍飲于寓齋，出示游西山詩卷，并與陳衍等分韻賦詩。陳衍詩中描寫此際竹坡先生的風采，是“吾師時一游，一游詩一卷。持筆御風行，筆筆卷雲(yún)片”。[45]陳衍、鄭孝胥叨陪其座師宴坐之時，也正是其以“同光體”戲目當世詩人之際。數(shù)十年後陳衍在《石遺室詩話》中對寶廷、陳寶琛及“二張”之間的唱和念茲在茲，則諸人對“同光體”詩風的影響亦甚為深遠。[46]
要之，同光時代的“清流”分派本沒有一定界限。陳衍、鄭孝胥等既從沈曾植與其唱和圈中學人的“贈答”之作中領略到以學問涵養(yǎng)之詩，復從寶廷、陳寶琛、張佩綸等人的作為中濡染到積極的政治參與意識。[47]“同光體”的概念，便是在“清流”此種交錯的影響下形成。光緒二十年甲午戰(zhàn)敗，同光清流重振聲勢的最後努力歸于落空，[48]清流名士李慈銘亦在憂憤中辭世。沈曾植挽李詩有句：“長懷劉向憂時奏，未竟康成寫定書?！盵49]至此同光清流的故事大致完結，而清流門生所主持的“同光體”卻剛剛開始。
二、從清流門人到武漢幕客
宣統(tǒng)元（1909）年二月起，陳衍開始在沈宗畸主編的《國學萃編》上連載《石遺室?guī)熡言婁洝?。[50]這是陳衍的第一部詩學著作，附錄了從壬寅（1902）年左右就已經(jīng)開始草創(chuàng)的《石遺室詩話》初稿。[51]已發(fā)表的六卷，收錄張之洞、寶廷、陳書、陳寶琛、沈曾植、梁鼎芬、馮煦、陳三立八人的詩作。[52]其中，寶廷、陳寶琛固為陳衍之“師”。陳衍置此二人于全書前部，且大量收錄其在清流時期的唱和詩作，頗有正本清源，從師承的角度將“清流”作為同光詩體開端的意味。但將同樣曾經(jīng)“清流”的張之洞列在卷首，卻不無標榜之意。[53]在卷首《詩話》中，陳衍歷數(shù)張之洞的知遇之恩，尤其突出自己在武漢幕府中的作為，[54]且稱廣雅詩文“中興以來諸公皆所未逮”，竟有將張之洞奉為同光詩壇盟主的意思。[55]此外，陳衍在該書的編纂過程中，還曾向馬貞榆等武漢幕府的同僚徵詩。[56]而已入錄之詩人如沈曾植、梁鼎芬等，又皆為陳衍在張之洞幕府中所熟識，所錄詩亦多為此一時期交游唱和之詩。因此，在編纂《師友詩錄》之時，武漢入幕的經(jīng)歷已經(jīng)超越了早年接洽“清流”的記憶，成為陳衍詩學構建歷程中更為重要的時段。戊戌、庚子之間，陳衍、沈曾植相遇于武漢，相繼加入張之洞所主導的武漢士人圈。這一圈子的政治認同，及其在晚清政局中的作為，亦可看作是“同光體”詩人之間達成認同的一個重要方面。
張之洞原為翁、潘一系的清流考訂之士，宗尚漢學。光緒初年間轉投理學家李鴻藻主導的言事一派。[57]但又頗留心于時務，與張佩綸、陳寶琛、寶廷等徒事抨擊者不同。[58]前後出入于不同的“清流”門戶，使其學術日益帶有調和折衷色彩，曾針對寶廷等“于天算則主中而駁西，于經(jīng)學則抑漢以申宋”的觀點，指出“若云救世，但當破近日眩于西法之迷途，發(fā)墨守漢學之流弊，方為有益?！裟芡ㄎ鞣ㄒ缘米詮娭g，博漢學以為名理之資，是西法正為中國所用，漢學正為宋學所用”，[59]調和漢宋，籠括中西，已見日後中體西用說的端倪。故寶廷贈張之洞詩有“君言富經(jīng)濟，我言空譏彈”之句，蓋其議論識見，已非“清流”所能局限。[60]光緒七（1881）年外放巡撫後，張之洞更日益關注洋務，興辦實業(yè)。尤其是在督鄂十馀年間，致力于武漢三鎮(zhèn)的近代化建設，并以武漢為基地影響中樞決策，穩(wěn)步推進清季新政的步伐；[61]而與此同時，又不放棄其清流背景，提倡“正學”，努力維持名教，為自己贏得“儒臣”的稱號。[62]
與張之洞類似，“同光體”中的沈曾植、陳衍、鄭孝胥諸人，在光緒年間也經(jīng)歷了從“清流”到“洋務”的身份轉換。沈曾植在辛丑（1901）年與張之洞的通信中，稱自己昌言變法“遠在甲申（1884）、乙酉（1885）以前”。[63]其時沈曾植方以新進科第躋身清流唱和，卻已經(jīng)萌生了變法維新的主張。本來“清流”提倡的西北輿地、遼金元歷史某種程度上也可看作對外來沖擊的回應。光緒十六年底（1891年初），沈曾植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十九（1893）年轉補俄國股實職，更將清流學術的關注領域由“邊疆”擴充到“四裔”：“自西伯利亞內外蒙古伊犁新疆以迄西藏西域，並南洋貿(mào)通沿革，遂及四國事，世界大勢，莫不洞然胷中?！盵64]甲午戰(zhàn)敗後，沈曾植與張之洞、唐景崧等電商聯(lián)英保臺不果，[65]又建議借英款修鐵路、開學堂、辦銀行，得到奕訢、李鴻章等“洋務派”大臣的賞識。[66]此際沈曾植與張之洞一派的政治觀點既日益接近，對張之洞本人的事功文章亦甚為傾慕。二十三（1897）年正月，在致汪康年的信函中，沈曾植稱贊張之洞“經(jīng)營江左，規(guī)模具異，為時雖暫，而大體已張；交卸前一月奏牘勒為一編，何減王樸十策，合樞謀、廷論、士議、民望，海內之公心”。[67]同年十一月致信丁立鈞論變法，則云：“紓外患只有講邦交之學，圖自強只有講內治之學，不惟乾嘉綸綍為陳言，惟咸同章奏亦為宿物。自非一新壁壘，無以易彼觀聽，變法二字，終不可諱，顧吾曹力不能濟耳?！盵68]將乾嘉考訂之學與咸同中興名臣的事功之學同歸于無用，說明沈曾植此時已然脫去“清流”面目；而言“吾曹力不能濟”者，亦寄希望于張之洞等主張變法的朝廷重臣。
此前，鄭孝胥于光緒十一（1885）年入李鴻章幕，十七（1891）年隨李經(jīng)方使日，甲午戰(zhàn)起回國，即以“熟諳洋務”被張之洞延入幕府。[69]而陳衍則在光緒十六（1890）年改就江南制造局廣方言館漢文教習，得以親身感受十里洋場的西學氛圍。光緒二十三（1897）年九月，陳衍的同鄉(xiāng)陳季同、陳壽彭兄弟在上海創(chuàng)辦《求是報》（The International），聘請陳衍任主筆。《求是報》“斷自甲午，取各省緊要成案，各使館檔案，分類編纂”，既關注國內時政、中外交涉，又包含西律、格致、制造乃至法國小說等制度、藝術層面的內容。[70]陳衍在該報上先後發(fā)表了《求是報後敘》、《論中國宜設洋文報館》、《論報館最有益于學子》三篇論說，[71]據(jù)說是“傳誦萬紙”、“風行一時”。而在陳衍報章文字的廣大讀者中，就有張之洞。光緒二十三年末，張之洞分別致電梁鼎芬、鄭孝胥，令其代邀陳衍到鄂。這對于屢屢會試不售、沉淪下僚的陳衍而言，真不啻天外佳音。戊戌（1898）正月十日，陳衍趕到武昌謁見張之洞，遂留幕，呈詩有云：“一臥忽驚天醉甚，萬牛欲挽陸沈艱。上游形勝看如昨，要拱中原控百蠻?！睒O言張之洞在四夷交侵之時坐鎮(zhèn)武漢的意義，比之以劉弘、陶侃。[72]
自從光緒十五（1889）年履新湖廣總督伊始，張之洞就注意在自己身邊保持一個幕府（或門客）圈子，而光緒十六年兩湖書院的興辦，更吸引了一批海內能學之士。[73]乙未（1895）、丙申（1896）間，幕中梁鼎芬、陳三立、楊銳、易順鼎、紀鉅維等人交游頻繁，張之洞本人亦頗與之唱酬。[74]但是，戊戌以後的武漢士人圈具有相對明確的針對性，又與此前主要用來點綴風雅的幕僚門生圈子不同。在與陳衍初次見面的席間，張之洞提到“自中國大創(chuàng)于日，朝廷厲行新政，然起行必由于坐言，擬稍集留心時務者研究政學，庶幾有裨于萬一”。[75]可知張氏此時是有意羅致人才，以應對“新政”的形勢。其延納鄭、陳，看中的正是二人辦洋務的能力。
戊戌（1898）年閏三月二十七日，沈曾植在上海登楚材兵輪謁見張之洞，時張之洞正準備北上入覲條陳變法事宜。[76]至四月初張之洞奉旨折回，沈氏又與文廷式、費念慈等送之至焦山。此行張之洞不僅得觀明人楊繼盛手札，且在焦山寺重題寶廷“留黃帶詩卷”，對當年清流風聲當不無懷想。[77]而沈曾植也逐漸發(fā)覺康有為一派變法的偏頗之處，是“草賊終須大敗”，[78]從而傾向于“和潤新舊，泯絕異同”的折衷觀念，以為在當時情形下，“自非壺帥（張之洞）入都，殆於更無他法”。[79]至五月，沈氏即被張之洞延入兩湖書院主持史席。
沈曾植的預見觸及了張之洞當時所必須直面的一大問題，即康梁勢力的崛起。張之洞與康、梁的分歧，主要在學術宗尚以及變法步驟的緩急上。光緒二十三（1897）年以後，張之洞轄下的湖南成為康梁派趨新人士活動的基地?！断鎸W報》、《湘報》等宣揚孔教改制甚至民權說，更使張之洞感到威脅迫近。戊戌（1898）年閏三月間，張之洞致電陳寶箴、黃遵憲，指“《湘學報》中可議處已時有之，至近日新出《湘報》，其偏尤甚。近見有易鼐議論一篇，直是十分悖謬，見者人人駭怒”，勒令陳、黃“隨時留心校正”。[80]而在武漢一邊，則一面組織親信編纂《勸學篇》，一面籌劃開辦《正學報》來抵消湘中輿論的影響。有報館主筆履歷的陳衍與反感康有為的沈曾植在此時被納入幕府，很可能跟《正學報》的籌備有關。[81]
《正學報》最終并沒有刊布。今《張文襄公全集》中存有《正學報序例》一篇，篇末羅列“題名”，包括了梁鼎芬、吳兆泰、沈曾植、周樹模、姚晉圻、曹元弼、王仁俊、胡元儀、陳衍、陳慶年、紀鉅維、朱克柔十二人。[82]所謂“題名”，是“仿宋元學案‘同調’之例，題之簡端，此曾子以文會友之遺也”。此名單出現(xiàn)，正可標示戊戌以後武漢士人之間政治認同的達成。戊戌年初，張之洞命陳衍主持官報局，王仁俊、朱克柔幫辦筆墨。四月八日，又致電梁鼎芬、王仁俊、陳衍、朱克柔四人，申明《正學報》由梁鼎芬總理，“一切館內事宜，凡選刻諸報及各人撰述文字，均須節(jié)翁（梁鼎芬）核定方可印行”。[83]梁鼎芬當時在兩湖書院“日與諸生講明君父之義、華夷之防，于近日康教尤所深斥”。[84]于是包括沈曾植在內的兩湖書院教習受其影響，也被納入到提倡“正學”的同調之中。官報局成員和兩湖書院教員，構成了當時武漢士人圈子的主幹。
身為官報局總編纂，陳衍相當積極地參與了武漢士人主張“正學”的運動。他曾和王仁俊一起為《正學報》撰寫兩冊樣稿，呈張之洞批改。一冊為“上諭、章奏、附書”，另一冊為“敘文、論撰”。[85]後者載有王仁俊的《正學報敘》、《駁湘報易鼐中國以弱為強說》、《湘學報糾議》、陳衍的《衛(wèi)孔教首在尊經(jīng)論》、《報章宜進呈御覽議》共五篇文章。王仁俊為《正學報》下的宗旨是“以中學為骨，以西學為肉，以中學救西學之弊，以西學補中學之窮。……故是報不曰中學，不曰西學，而曰正學”，大體是發(fā)揮“中體西用”論。陳衍的論說也頗能迎合張之洞的意見?！缎l(wèi)孔教首在宗經(jīng)論》既強調經(jīng)學是造就士子的基礎，又建議在大學堂致用各科外，為潛心好古者另立一科從事專門研究，正是張之洞一貫主張的“救時局、存書種”的教育理念之翻版。[86]此外，陳衍還在該文中嘗試將漢宋、中西學術的特點相溝通：“漢宋兩學，性各有近。漢學以精覈勝，宜于理財、考工、刑律諸務，其不善用者，則拘牽泥古而已。宋學以明達勝，宜于治兵、用人諸務，其不善用者，空疏武斷，遂以悞天下大事者，往往而有?！闭酶胶土藦堉丛缒辍拔鞣橹袊茫瑵h學為宋學所用”的理想。
光緒二十四（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德宗頒布明定國是詔，開始“百日維新”。張之洞在《正學報序例》中，依照其所擅長的“六書”之義，將“定國是”之“是”解釋為“正”：“無新無舊，惟其是而已矣，惟其正而已矣?！痹谥形黧w用之間力主“中正”，無偏無袒，主張穩(wěn)健改革，大概就是當時武漢士人圈應對康、梁急進派而形成的政治共識。戊戌七月間，陳衍撰寫《戊戌變法搉議》，具體研討變法得失。[87]己亥（1899）年兩湖書院教習陳慶年在私人通信中探討新舊派別，感慨戊戌以後“維新者不詆舊不得為新，其實所詆者乃今日之弊，并非厥初之舊；守舊者復自誣其與新無與，于是以空疏迂腐與所謂因循蒙蔽者自便自利，而以為舊，若是則所守者弊而已，何嘗是守舊”。[88]而沈曾植在戊戌年底即已觀察到康梁政變的惡果之一，就是玷污了“新黨”的稱號，使主張穩(wěn)健者不敢以“新黨”自命。[89]在辛丑（1901）年與張之洞通信中，沈曾植更指出：“中西之法雖殊，所以行法者，知及仁守，莊蒞禮動，縱千古，橫四海，無異理也。以禮義誠恪之心行新政，新政仁政也；以憤時嫉俗之心行新政，新政虐政而已。戊戌之敗，本原在此。”[90]可見關于中、西、新、舊的討論，于此後很長時間內，仍在武漢士人圈中延續(xù)。而後來以詩名世的陳衍和沈曾植，在武漢幕府的決策甚至行動中，都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
三、武漢交游與“三元說”
“江漢之間，南北綰轂。二千年來，常為志士才人游集之所?！睆堉吹摹墩龑W報序例》不僅以“題名”的方式表達了政治共識，還在行文一開始就追溯了漢晉以來武漢士人交游之盛：自劉表牧荊州，陶侃開軍府，中唐段成式、余知古、溫庭筠等聚會漢上，以文章為樂，直至“本朝咸豐中葉，胡文忠公撫湖北，幕中多士，上者與文忠切磋道義，其次者纂述有用之書”，凡此種種，都成為張之洞及其幕客所追憶的對象。當然，戊戌前後“世運之阽危，人心之陷溺”為古來所未有，在追摹前賢時必須考慮時局，取其忠義經(jīng)濟，舍其章句浮華，但這一切卻并不妨礙當時武漢士人在奔走國事的同時流連光景、互致唱酬。
從戊戌年正月陳衍抵武漢謁見張之洞，到庚子歲末沈曾植應劉坤一之邀東下兩江，“同光體”詩人聚會的這三年，正值武漢士人交游頻繁之際。其中，尤以政治局面相對穩(wěn)定的己亥（1899）一年為最盛。武漢三鎮(zhèn)名勝眾多，本為歷代士大夫流連之所，而張之洞督鄂十多年，不僅將武漢建設成南北交通的樞紐，而且興辦實業(yè)，為武漢增添了不少新景致。當時士人集會之地。既有月湖、琴臺、姚園、黃鶴樓、寶通寺等故跡，又有兩湖書院、織布局、紡紗局、安徽會館、八旗會館等新場合。鄭孝胥在日記中描繪兩湖書院雅集的環(huán)境，是“長廊繞湖，桃柳相間，有數(shù)海棠裁開四五分；後閣臨外湖，直見黃鶴樓；左為八旗會館，右為新闢體育場，夾堤亦皆垂柳，水鴨群飛拍拍，時泳時起，頗有遠意?！盵91]而集會之活動，則在詩酒之外，尚有看花、登臨、祝壽、閱兵、食瓜，乃至夜談法國小說等。庚子（1900）八九月間，鄭孝胥百費周折從德國引進了全套“洋廚”，從此借鄭家洋廚宴客又成為了武漢士人的新時尚。[92]此外還組織有“畫社”，定期品評書畫，“名流各攜所藏，評真角勝”。[93]而海內學者、名士如楊守敬、顧印愚、周家祿、辜鴻銘、吳保初等亦紛至沓來，相與講求金石、輿地、書畫、辭章之學，幾乎可上比同光之際京師清流交際的盛況。[94]
身兼“清流馀孽”與“維新之魁”的張之洞自然是此中領袖。在從當時人詩文日記年譜中鉤沉出的137次具體的交游活動中，張之洞發(fā)起或主導的就達32次之多。（見附表）武漢夏季炎熱，張之洞卻雅好夜談，每每約陳衍、沈曾植、梁鼎芬、王秉恩、王仁俊諸人集織布局廣臺上露坐，“夜深乃散，集必有酒肴”。[95]在彼時的政治大環(huán)境下，張之洞聚會幕僚，多半是商談政事，但也不乏談詩、觀畫、賞花等雅事。尤其是身為晚清名公大臣中少有的能詩者，張之洞對詩歌與詩人的關注，對詩人的一貫提攜的熱忱，在此時也未因公務而消減。
張之洞本人的詩學宗尚，大抵是“能將宋意入唐格”[96]，即既脫胎于白居易為代表的唐調，又參以東坡句法，推崇“北宋清奇”。[97]在提出唐宋貫通論同時，撇卻六朝，深惡江西，則又與其將詩風與世風相聯(lián)系的認識有關。光緒初年寫成的《哀六朝》詩就提到：
……今日六合幸清晏，敗氣胡令怪民招。睢水祆祠日眾甚，蠟丁文字煩邦交。笛聲流宕伶嘆樂，眉髻愁慘民興謠。河北老生喜常語，見此蹙額如聞梟。政無大小皆有雅，凡物不雅皆為妖。[98]
在張之洞看來，晚清西教西學的侵入、世風的墮落、民生的凋敝，種種“敗氣”都與道咸以來詩人“攘臂學六朝”相對應。外放疆臣以後，張之洞更對“都下經(jīng)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庵、經(jīng)濟講王安石”的風氣深惡痛絕。[99]因而提倡貫通唐宋，反對“浮誕嵬瑣”，實際上都包含著對當下政治、學術走向的關切。
“貫通唐宋”同樣也是戊戌、庚子之間武漢士人在詩歌唱和與詩論交流中關注的一大問題。鄭孝胥在己亥（1899）十月呈詩張之洞，有句云“彌天詩學幾詩才，五百年間闕標舉。寢唐饋宋各有取，挹杜拍韓定誰主”，[100]可見張之洞于唐宋各有所取、于杜韓不定一尊的詩學觀在武漢士人中的反響。同年末，陳衍在與沈曾植的唱和中重提“同光體”，就主張“宋唐皆賢劫，勝國空祖禰。當塗逮典午，導江僅至澧”，[101]亦是推崇唐宋，撇卻六朝，反對七子。沈曾植較晚入幕，但若干年以後為姚鼐詩集作跋，以為惜抱詩“經(jīng)緯唐宋，調適蘇杜，正法眼藏，甚深妙諦，實參實悟，庶幾在此?！П蹋◤堉矗┎幌蚕П模湓?，此深于詩理，甘苦親喻者”，[102]同樣受到張之洞唐宋詩論的影響。總之，在戊戌、庚子之際風雅道喪、內輕外重的局面之下，唐宋詩已經(jīng)成為武漢士人圈詩學交流中流傳的一個話題，而作為“同光體”核心論說的“三元說”，也正是在這一語境下生成。
己亥（1899）九月，沈曾植自揚州返回武昌，張之洞館之于水陸街姚園，恰與同住在水陸街的陳衍為鄰。其時陰雨不斷，沈氏身患瘧疾，數(shù)月不出戶。陳衍、鄭孝胥時來探望，三人交接頻繁，復托之吟詠，互相夸示，往往談及詩學。于是沈曾植乃在《寒雨悶甚雜書遣懷襞積成篇為石遺居士一笑》的長詩中提到“三元”：
……吾思（《石遺室詩話》卷一作“乃知”）古詩（一作“時”）人，心鬥日迎拒。程馬蛻形骸，杯盤代尊俎。莫隨氣化運，孰自喙鳴生（《詩話》作“主”，按韻是）。開天啟疆域，元和判州部。奇出日恢今，高攀不輸古。韓白劉柳騫，郊島賀籍仵。四河導崑極，萬派播溟渚。唐馀逮宋興，師說一香炷。勃興元祐賢，奪嫡西江祖。尋視薪火傳，皙如斜上譜。中州蘇黃馀，江湖張賈緒。譬彼鄱陽孫，七世肖王父。中泠一勺泉，味自岷觴取。沿元虞范唱，涉明李何數(shù)。強欲判唐宋，堅城捍樓櫓。咄茲盛中晚，幟自閩嚴（羽）樹。氏昧荀、中行，謂句、弦偭矩。持茲不根說，一眇引群瞽?！璠103]
數(shù)年後陳衍在詩話中接過此詩話頭：“余言詩學莫盛于三元，謂開元、元和、元祐。君（沈曾植）謂三元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開埠頭本領?！盵104]然則“三元說”起碼是陳、沈二人在當時武漢詩人（特別是張之洞）關注唐宋詩問題的背景下，在交游唱和中共同提出的。[105]“同光體”反對墨守盛唐，故“三元說”的重點，其實在于紐合唐、宋的“元和”、“元祐”。
己亥一年武漢士人交游甚盛，其間議論、唱和頗有可以與“三元說”相映證者。正月十六日，梁鼎芬招鄭孝胥、陳衍、顧印愚、朱克柔、汪鸞翔游伯牙琴臺，事後互有詩歌贈答。陳衍在示梁、鄭詩中有句“著花老樹初無幾，試聽從容長醜枝”，借用梅堯臣成句。不料鄭孝胥早在十多年前就用力于梅詩，[106]一眼看破，和詩云：“臨川不易到，宛陵何可追。憑君嘲老醜，終覺愛花枝”。陳衍在《石遺室詩話》中以為梅堯臣詩初無人道及，到此時才算有人提倡。[107]其實明代以來愛好都官詩者代有其人，[108]陳、鄭等在清末標舉梅堯臣的意義，還在于提出“宛陵用意命筆，多本香山”，而“東坡意筆曲達，多類宛陵”，發(fā)現(xiàn)了梅詩承上啟下、溝通“元和”、“元祐”的作用。[109]八月，吳保初來武昌，稱陳衍詩為“涪翁豪”。[110]秋冬之際，陳衍將自己的詩作拿給沈曾植、鄭孝胥品評。沈曾植善徇人意，稱贊陳衍詩“有香山風味”，“生勁乃類文湖州，筆妙真不可測”，“真北宋人語，王、梅間左挹而右拍矣”，[111]均以元和、元祐大家相推許。
但是，武漢士人圈中的人際關系頗為複雜，各人在關系網(wǎng)中的位置又各有差別，往往是因緣際會、一時遇合。反映在詩學認識中，在共同的話題之下，不同人往往有不同理解。如鄭孝胥為幕府中參與密勿之人，陳衍則人微言輕，故陳衍對張之洞偏嗜海藏樓詩頗有微詞，[112]陳、鄭同時提倡梅詩，其側重點也有所不同。[113]更明顯的分歧，則發(fā)生在沈曾植這個“畸人”與慣為幕客的陳衍、鄭孝胥等之間。沈曾植為同光清流學術的嫡傳，于陳、鄭所師承之寶廷、陳寶琛一派詩學本無會心。其論三傳高下則推舉《公羊》，[114]論詩文學術則不薄龔自珍，[115]不僅與張之洞議論相反，更與康梁一派有同嗜。此外，沈曾植在張之洞幕府中的位置亦不穩(wěn)定。戊戌（1898）七八月間，沈氏即曾在已就兩湖書院史席的同時，赴湖南應陳寶箴聘主講校經(jīng)書院。[116]至庚子（1900）年奔走東南互保，辛丑（1901）年參與起草江楚會奏，則儼然已是代表盛宣懷、劉坤一方面與張之洞交涉，[117]其間甚至還與康有為、翁同龢等保持聯(lián)絡。[118]因而較之陳、鄭之托庇于張之洞，沈曾植來去更為自由，其觀念亦不受張之洞議論拘束。他參與提倡“三元說”，既受當時武漢交游酬唱風氣的影響，又不無其獨到的知識背景與現(xiàn)實關懷。
己亥（1899）秋冬之間沈曾植與陳衍的交往，借助居住密邇的便利，又較其與武漢幕府中其他人的來往更為密切。隨著“同光體”的舊事被重提，二人之間的詩學交流亦日益深入。陳衍把自己遭遇沈曾植說成是“長江見白”、“東野于韓”，[119]沈曾植則將二人關系比作孤雲(yún)、寒石。[120]而具體到詩學，唱和之中卻不乏觀點的交鋒。今《海日樓詩集》中存有《答石遺》四首，為沈曾植向陳衍表白詩學師承之作。其一云：
陵陽寫本費揅摩，老屋橫街凍夜過。卅載故心如夢見，瓣香何敢廢涪皤。[121]
沈曾植自幼年寓南橫街時就喜讀韓駒詩，“嘗得倦圃所藏舊本”，手自校勘。後在宣統(tǒng)元（1909）年與繆荃孫謀刻《陵陽集》，至民國二（1913）年方與饒節(jié)《倚松老人集》合刻刊布。[122]然則江西詩派固為沈曾植一生所宗尚。味此詩意，似陳衍原詩尚有非議山谷及江西詩派的語句，故沈曾植急為辯白，而陳衍答詩則云：
淡遠深微有本真，鏤金錯采費精神。西江未必涪翁拜，何況桐城一派人。[123]
元祐詩壇，蘇黃並稱，後人每于二者之間有所軒輊。繼而又有主張將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相區(qū)分，專門貶低江西詩派者。所謂“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元好問《論詩絕句》），貌似為山谷撇清，實際上仍是尊蘇甚至尊唐。晚清時張之洞尊蘇斥黃，[124]也曾將“雙井半山”與“江西魔派”相區(qū)別。[125]陳衍在此處實際上仍是重複武漢幕府論元祐詩的主流意見，反對沈曾植之“瓣香涪皤”。至于“元和”方面，沈曾植《答石遺》詩第四首云：
漫守張為主客圖，旁行斜上破工夫。白家廣大元無教，得似韓門變態(tài)無。[126]
沈曾植曾稱贊陳衍詩有“香山風味”，“然觀其所自作，則香山終非所嗜也”。[127]按照沈曾植後來自報的詩學門徑：“鄙詩蚤涉義山、介甫、山谷，以及韓門。”[128]則韓愈又為沈氏溝通唐宋，由江西詩派上溯中晚唐的關鍵。又曾以禪喻詩示陳衍弟子黃濬，云：“有所悟者，能入；有所證者，能出。歐、蘇悟入從韓，證出者不在韓，亦不背韓也。如此而後有宋詩?！盵129]以韓愈為宋詩悟入的源頭，與陳衍從白居易經(jīng)梅堯臣而至蘇軾的思路迥異。故而沈曾植在此詩中論元和詩，反對張為《主客圖》獨尊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而將白詩歸入“韓門變態(tài)”，也是針對張之洞、陳衍溝通唐宋思路的偏至。
彼時詩人在交游中亦曾嘗試互相影響。不僅陳衍曾建議沈曾植讀梅堯臣、王令詩，[130]沈氏亦曾向陳衍出借自己收藏的詩集。[131]惟其互相影響程度之深淺，又須分別考察。戊戌（1898）七八月間，沈曾植曾在湖南購置王闿運編選的《八代詩選》，當時僅致憾于書中譌舛極多，于內容未加注意。[132]至一年馀以後的“己亥（1899）大雪節(jié)後二日”，正當與陳、鄭等提倡“三元說”時，沈曾植重翻此書，“起讀支（道林）、謝（靈運）詩數(shù)過，于諸文句頗漸理解，乃知選注之佳，向來諷味，只得鱗爪耳”，則又從王闿運的選注當中，悟出六朝詩的味道。繼而又跋此書云：“‘老莊告退，山水方滋’，此亦目一時承流接響之士耳。支公模山範水，固已華妙絕倫；謝公卒章，多托玄思，風流祖述，正自一家，挹其鏗諧，則皆平原之雅奏也。陶公自與嵇、阮同流，不入此社?！盵133]則開後來主張“三關”（元祐關、元和關、元嘉關），以“康樂總山水莊老之大成，開其先支道林”之說的先河。[134]然而，沈曾植在張之洞幕中深自韜晦，將自己的詩學新發(fā)現(xiàn)視為獨得之秘，“平生未嘗為人道”。[135]一面則反而為陳衍等鼓吹“三元說”，截斷眾流從“開元”講起（“開天啟疆域”），而絕口不談張之洞所深惡之六朝。則其用心之深與擇術之慎，又非陳衍、鄭孝胥、梁鼎芬輩一味附和者所能比擬。
因此，沈曾植之“三元說”，確與陳衍之“三元說”以及張之洞的唐宋貫通論有所不同。首先，張之洞、陳衍主張?zhí)?、北宋或開元、元和、元祐，帶有非此即彼的否定性，即向上撇卻六朝，向下否定江西詩派；而沈曾植之提出“三元”，則有開放性，向上有潛通六朝的可能，向下則與其一貫推崇的江西派相鉤連。故其《遣懷詩》云“唐馀逮宋興，師說一香炷，勃興元祐賢，奪嫡西江祖”，甚至還延續(xù)到江湖詩派、金元詩壇，絕非唐、北宋所能局限。其次，從“元和”、“元祐”的內部看，則陳、張偏愛白居易、蘇東坡一系，而沈氏主張韓愈、黃庭堅一系。但沈曾植更強調不同詩派間的包容。此前此後，沈曾植在自己的學術筆記中頗有言及“開元”、“元和”、“元祐”之處，視野并不局限于詩學?！毒w瑣談》中有“開元文盛”一條，頗能說明沈曾植“三元”貫通思想背後的關懷：
開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晉宋、追兩漢之思。經(jīng)大曆、貞元、元和，而唐之為唐也，六藝九流，遂盛滿一代之大業(yè)。燕、許宗經(jīng)典重，實開梁、獨孤、韓、柳之先。李、杜、王、孟，包晉宋以跂建安，而元、白、韓、孟實承其緒。畫則吳生接跡僧繇，盡華、竺變通之用。書則前有歐、虞，後為顏、柳，開元徐、李實為通變復古之中權。韓、史八分，冰、潮篆，旭、瓘草，皆自謂凌跨六代者。人才之盛關運會，亦不可不謂玄宗之精神志氣所鼓舞也。貞元、元和之再盛，不過成就開、天未竟之業(yè)。自後經(jīng)晚唐以及宋初，並可謂元和緒胤。至元祐而後復覩開、天之盛，詩與書其最顯者已。[136]
沈曾植主張“以史例治詩詞”，以為詩是“志與時相摩相蕩”的產(chǎn)物，[137]所以其論詩之“開天啟疆域”，亦是基于史的觀察，欲追摹“一代之大業(yè)”。這與張之洞“哀六朝”在論理前提上并無二致。惟張氏既為國家柱石，方此世變日棘之際，自然注目于政治事功方面。沈曾植則以其“通儒”的眼光，考察包括“六藝九流”在內的文化整體，且“必究其原委”，故而與張之洞、陳衍等人同一關懷而有不同之結論。尤為重要的是，沈曾植後來還將此種觀察下移到晚清，民國六（1917）年為沈瑜慶作《濤園記》云：
自余識君于乙、丙之際，其時中興耆碩多在朝，金甌無缺，士大夫志氣昌昌，有唐元和、宋元祐觀，願其自憤于功名，學術風聲，亦往往以唐宋諸賢為職志。[138]
乙、丙之際，當指光緒乙酉（1885）、丙戌（1886）年間，正值清流當?shù)溃拇祵W術，而沈曾植、袁昶、李慈銘等清流後勁唱和于京師，被陳衍、鄭孝胥目為“同光體”之時。沈曾植的此段追憶，將“同光”視為初具“元和”、“元祐”規(guī)模的“文盛”時代，說明直到己亥（1899）秋冬才提出的“三元說”，正可視作對此前“同光體”命名的補充。
“不須遠溯乾嘉盛，說著同光已惘然”，[139]對“同光”的回溯在世風日下的清季已經(jīng)成為士大夫迷戀的一種言說，而“同光體”的稱號也正是在此時開始行世。在武漢幕府中，沈曾植突兀的存在就是一種象征，往往觸發(fā)周圍人對于同光之際京師交游的追憶。陳衍在答沈曾植的詩中說“因君老屋橫街語，預想京塵憶印泥”，[140]鄭孝胥則在《答子培見訪湖舍不遇》中慨嘆：“斜街諸鄰不可呼，存歿聚散痕欲無。當時癡腸那復熱，賸有世議窮揶揄。”[141]雖然具體論詩的觀點有所參差，但出于對“同光”的共同體驗，“同光體”詩人唱和與議論背後的政治關懷仍然大體相近。
馀論
正當陳衍、沈曾植、鄭孝胥等在武漢幕府中發(fā)酵“三元說”時，梁啟超在東渡夏威夷的旅途上已經(jīng)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將詩學與“革命”的政治話語相接合。相比之下，“同光體”雖與晚清政局有著種種聯(lián)系，但其所依托的士人集團的政治立場既屬于調和折衷一派，其對政治的介入與“反映”機制也要婉轉曲折得多。沈曾植提出“三元說”，立足于“程馬蛻形骸，杯盤代尊俎”，“奇出日恢今，高攀不輸古”的進化史觀，強調一代有一代之詩，然而“三元說”與“同光體”背後的政治寓意卻是懷舊甚至感傷的，這一切都影響到“同光體”的政治關懷與交游背景在後來文學史敘述中的淡出。
光緒三十四（1908）年三月，陳衍入都就職于學部。庚戌（1910）春，與趙熙、胡思敬、溫肅、江瀚、羅敦曧、曾習經(jīng)、胡琳章等人創(chuàng)為詩社，“遇人日、花朝、寒食、上巳之類，世所號為良辰者，擇一目前名勝之地，挈茶菓餅餌集焉”，至辛亥（1911）則增入陳寶琛、鄭孝胥、冒廣生、林紓、梁鴻志、林思進諸人，頗有重現(xiàn)當年京師文酒之盛的勢頭。[142]陳衍結交的重點，為趙熙、胡思敬、溫肅等朝中諫官；而以羅敦曧、潘博等康門弟子為中介，遠在海外的梁啟超亦得拜陳衍學詩。[143]
光緒三十一（1905）年陳衍結識陳三立，并在隨後將之納入到《師友詩錄》中，則是“同光體”風格的又一次擴充。[144]此後陳衍關于“同光體”的敘述，往往以陳三立代表的“生澀奧衍”派與鄭孝胥代表的“清蒼幽峭”派的比較為情節(jié)主線。同時，深服范當世的陳三立加入“同光體”，又增添了“同光體”與“桐城詩派”的一段因緣。稍後陳衍在學部與大學堂中頗與馬其昶、陳澹然、姚永概等人交游。沈曾植在安徽任上，也曾先後招致桐城學人如方守彝、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等，“時時相從考論文學，人謂自曾文正公治軍駐皖以後，數(shù)十年賓客游從之盛，此其最矣”。[145]後來文學史家將“桐城詩派”也看作“同光體”，淵源在此。
庚子以降，“同光體”與其他士人群體的交涉仍在繼續(xù)，使得“同光體”的構成以至風格依然處在不斷流變之中。然而種種變數(shù)，都發(fā)生在“同光體”的概念行世之後，屬于闡釋與重構的問題，故不闌入本文討論范圍之內。
2007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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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行文所署日期一律采用夏歷，紀年附注與當年大致相當?shù)墓攴荨?
[2] 陳衍《沈乙盦詩敘》，載《石遺室文集》卷九，陳步編《陳石遺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排印本）上冊頁507-508。括號中人名為筆者自注，下同。
[3] 《冬述四首贈子培》其三，載《石遺室詩集》卷三，《陳石遺集》頁109。
[4] 分別為《沈乙盦詩敘》（1901）、《石遺室?guī)熡言婁洝犯捷d《石遺室詩話》（1909年之前）、《庸言》第1卷第1期所載《石遺室詩話》卷一（1912年底，即通行本）。字句出入處，如《沈乙盦詩敘》、《師友詩錄》附詩話記述“同光體”由陳衍、鄭孝胥二人在癸未、丙戌間共同提出，沈曾植被他們目為“同光體之魁杰”；而《庸言》本詩話則以“同光體”為陳衍一人在丙戌年的發(fā)明，沈曾植僅為“能為同光體”者。又《沈乙盦詩敘》、《庸言》本詩話皆以同光體的提出為“戲稱”或“戲目”，而《師友詩錄》本詩話則稱：“同光體者，余與蘇堪號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之稱”，以“同光體”為正式的命名。
[5] 錢鍾書《談藝錄》四二“桐城亦有詩派”條下：“濂卿弟子范肯堂（當世）亦同光體一大家?！保ū本褐腥A書局1984年增訂本，頁147）曾克耑《論同光體詩》：“真正這場運動的中心人物，那只有通州范肯堂先生?！保ㄔ淖?950年代，載《香港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詩詞曲篇》頁1-3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案曾克耑為吳闿生門生，將桐城詩派的范當世看成是“同光體”的中心人物，可能出于門戶之見。
[6] 錢仲聯(lián)《論同光體》：“先後被列在‘同光體’內的詩人如沈曾植、陳三立、陳衍、鄭孝胥等，按其創(chuàng)作的時期而言，卻在光緒以後，而不是同治年代?！躁?、鄭舉出同光體的旗幟，‘同’字是沒有著落的，顯然出于標榜?！币娛现秹糗姹Q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416。
[7] 《沈子敦先生遺書序》，見錢仲聯(lián)輯錄《沈曾植海日樓佚序》（上），《文獻》1990年第3期，頁185。
[8] “清流”不一定是當時清議分子的自稱，而往往出于後人的回憶?！扒辶鳌敝杏心?、北（前、後）之分，在不同人的記述中又有不同版本。如陳衍以為“北派”或“前清流”以李鴻藻為後臺，包括張之洞、張佩綸等；“南派”或“後清流”以翁同龢為領袖，包括盛昱、王仁堪（？）等。（《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十一）胡思敬則以張之洞、張佩綸、張之萬為“北黨”，李鴻藻為其領袖；孫家鼐、孫詒經(jīng)、汪鳴鑾、李文田、朱一新為“南黨”，潘祖蔭、翁同龢為其領袖。（《國聞備乘》卷二“南黨北黨”條）其實“後清流”中的翁、潘等人言事尚在“前清流”諸人之前，而各派中人交游親疏則有之，結黨則未必。若將清季民初流傳的南、北黨名單拼合起來，則大致可以還原當時所謂“清流”的所指。
[9] 潘祖年編《潘文勤公年譜》（沈雲(yún)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影印光緒間刻本）咸豐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具疏奏保左文襄公，時文襄以舉人參駱文忠公幕，有齮齕之者，兄（潘祖蔭）力辯其誣?！庇郑骸拔淖陲@皇帝巡幸木蘭，兄三上疏力爭，前後兩疏廷臣會銜。同治元年二月，兼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10] 黃濬《花隨人圣盦摭憶》：“（陳寶琛）為同治七年進士，光緒初，與張簣齋（佩綸）、寶竹坡（廷）、鄧鐵香（承修）號為‘四諫’，以直言風節(jié)聲于天下；又與張孝達（之洞）、黃漱蘭（體芳）輩，號為清流。”（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頁47）但所謂“四諫”究為何人，歷來說法不一。
[11] 參見《清史稿》卷108《選舉志·文科》。
[12] 見《潘文勤公年譜》咸豐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條下。
[13] 胡思敬《國聞備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影印民國甲子南昌刊本）卷二“朝士嗜好”條：“光緒初年學派最雜，潘祖蔭好金石，翁同龢、汪鳴鑾好碑版，洪鈞、李文田好輿地，張之洞好目錄，張之萬好畫，薛福成、王先謙好掌故，雖不能自成一家，亦足覘其趨向。”又震鈞《天咫偶聞》：“方光緒初元，京師士大夫以文史、書畫、金石、古器相尚，競揚榷翁大興（方綱）、阮儀徵（元）之馀緒。當時以潘文勤公、翁常熟為一代龍門，而以盛（昱）、王（懿榮）二君為之廚、顧。四方豪俊，上計春明，無不首詣之。即京師人士談蓺，下逮賈豎平準，無不以諸君為歸宿。廠肆所售金石、書畫、古銅、瓷玉、古錢、古陶器，下至零星磚甓，無不騰價蜚聲。而士夫學業(yè)，亦不出考據(jù)、鑒賞二家外。未幾，盛司成有大學重刊石鼓文之舉；未幾，王司成有重開四庫館之請，益骎骎乎承平盛事矣?！保ū本┕偶霭嫔?982年排印本，頁70-71）可見同光之際所謂“清流學術”在京城之流行。
[14] 《致潘伯寅》第一通，載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排印本）第12冊，頁10100。張之洞在本年四五月間一共寫了七封信給潘祖蔭，商討此次雅集事宜。
[15] 張之洞《致潘伯寅》第七通（同治十年五月初二日）信末附有名單，并注出與會諸人的學術擅長，大體都在書畫、金石、小學、輿地方面。其中既有胡澍、趙之謙、李慈銘、許賡揚、王闿運、陳喬森、王懿榮、董文煥等業(yè)已成名者，又包括孫詒讓、黃以周、楊守敬、曹耀湘、譚廷獻等學術新秀。
[16] 見潘祖蔭編《壬申唱和集》，叢書集成初編影印《滂喜齋叢書》本。
[17] 據(jù)李慈銘《壬申七月五日鄭司農(nóng)生日集潘侍郎鄭盦記》，附氏著《桃花圣解盦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影印手稿本，以下徵引李慈銘日記皆從此本）己集同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18] 陳衍《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一，見錢仲聯(lián)編?！蛾愌茉娬摵霞罚ǜＶ荩焊＝ㄈ嗣癯霭嫔?999年排印本）頁6。
[19] 《和潘伯寅壬申消夏六詠·搨銘》，《張之洞全集》第12冊，頁10488。
[20] 《潘少司農(nóng)嗜鄭學名其讀書之室曰鄭盦屬張掖張君據(jù)高密漢人石刻畫像模寫為圖以同治十一年七月五日康成生日置酒展拜會者十一人因題小詩二首》，《張之洞全集》第12冊，頁10486。
[21] 陳聲暨編《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閼逢閹茂（1874）條下，《陳石遺集》下冊頁1947。
[22] 王遽常編《沈寐叟年譜》（《民國叢書》影印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光緒三年丁丑：“是年赴粵，……是行得交陳蘭甫澧，講學甚契?！?
[23] 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己集上光緒十年四月十一日：“子封（沈曾桐，沈曾植弟）之大父，故工部侍郎鼎甫先生維鐈，合肥太翁愚荃（李文安）先生入學座師也。侍郎有清節(jié)，合肥（李鴻章）言初入翰林時，曾隨太傅數(shù)謁見之，蓋通家也。又案林文忠公、曾文正公亦出司空公（沈維鐈）門下，門墻之盛，媲跡河汾，惟公則非子安所能匹矣。”
[24] 參見王遽?！渡蛎论拍曜V》卷首載曾國藩為沈維鐈所撰《行狀》。
[25] 參見前揭《沈子敦先生遺書序》。又沈曾植《序元圣武親征錄校本》（1917）：“曾植始為蒙古地理學，在光緒乙亥、丙子之間，始得張（穆）氏《蒙古游牧記》單本，沈（堯）氏《落帆樓文稿》，以校鄂刻皇輿圖，李氏八排圖，稍稍識東三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脈絡。”見錢仲聯(lián)輯錄《沈曾植海日樓文鈔佚序》（中），《文獻》1990年第4期，頁198-199。
[26] 前揭《序元圣武親征錄校本》：“庚辰會試，第五策問北徼事，罄所知答焉。卷不足，則刪節(jié)前四篇以容之。日下稷，清場而後交卷。歸家自喜曰：此其中式乎？長沙王益吾先生、會稽朱肯甫先生分校闈中，榜發(fā)，與人曰：闈中以沈、李經(jīng)策冠場；常熟翁尚書尤重沈卷為通人。顧李莼客（慈銘）負盛名，而沈無知者。某君曰：嘉興沈氏，其小湖侍郎裔乎？尚書于謁見時，特加賞借，而兩先生之言傳諸學者，莼老相見，亦虛心推挹?！庇掷畲茹憽盾鲗W齋日記》乙集上光緒六年六月十一日：“沈刑部曾植來，嘉興人，故工部侍郎左都御史維鐈之孫，字子培。”光緒六年十月十四日：“沈子培送行卷，久談，此君讀書極細心，又有識見，近日所罕覯也。其經(jīng)文皆博而有要，策對西北徼外諸國，鉤貫諸史，參證輿圖，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視余作為精密矣?！惫饩w十一年十二月六日：“子培來，談甚久，于西北邊事，攷古證今，多有心得。尚論宋明學術，亦具有微言，此事知者鮮矣?！笨梢姰敃r沈、李之交往，與李慈銘對沈曾植學問的傾慕。
[27] 沈曾植《逸社第七集會于庸庵制軍寓分詠京師勝跡得陶然亭》：“……後來人事多復多，二李二王盛黃載酒時經(jīng)過?！保ā逗Ｈ諛窃娮ⅰ肪砥?，見錢仲聯(lián)校注《沈曾植集校注》頁929-930，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排印本）又《沈寐叟年譜》光緒六（1880）年庚辰：“自是公名益隆，先後得交朱蓉生侍御一新、袁爽秋太常昶、李仲約侍郎文田、黃漱蘭侍郎體芳、宗室盛百熙祭酒昱、文道希學士廷式、王幼霞侍御鵬運、李愛伯侍御慈銘，與愛伯講習尤契，人稱沈李。”光緒十二（1886）年丙戌：“夏，公弟子封（沈曾桐）成進士，朝考用庶吉士，在京有名，人稱‘二沈’”。值得注意的是，沈曾植此際的交游，大多在後人所分清流“南派”的范圍內。
[28] 《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十一，見《陳衍詩論合集》頁155-156。
[29] 參見《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昭陽協(xié)洽（1883）條下，《陳石遺集》下冊頁1953。
[30] 《重游天寧寺同道安》，載《石遺室詩集》卷一，《陳石遺集》上冊頁66。
[31] 參見《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柔兆閹茂（1886）條下，《陳石遺集》下冊頁1957。又《石遺室詩話》卷四：“丙戌己丑間，余由蘇戡（鄭孝胥）識季直（張謇）。”見《陳衍詩論合集》頁61
[32] 參見《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卷二重光大荒落（1881）條下，《陳石遺集》下冊頁1952。
[33] 陳衍《元詩紀事原敘》，載《元詩紀事》卷首，見《陳衍詩論合集》頁1341。
[34] 《鄭孝胥日記》（勞德祖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排印本）光緒十一（1885）年九月六日：“余步訪季直（張謇）。”十一月廿四日：“午後，同旭莊（王仁東）過袁爽秋，不遇，遂至文蕓閣寓。”十月六日：“沈子封（曾桐）來?！笔露眨骸拔玑峒局币宰謥?，言昨偕沈子封來訪，不值。今日可同往報之?！笔铝眨骸拔玑幔局眮?，邀赴廣和居袁爽秋（昶）、沈子培（曾植）之約，余曰‘已卻之’，乃已?！?
[35] 《桃花圣解盦日記》戊集同治十一年四月初六日。下文云：“道光以後名士，動擬杜韓，槎牙率硬而詩日壞。咸豐以後名士，動擬漢魏，膚浮填砌而詩益壞。道光名士苦于不讀書而鶩虛名，咸豐名士病在讀雜書而喜妄言。”可見同、光詩人相對于道、咸詩人的自覺意識。
[36] 袁昶《安般簃集跋》，載《安般簃詩續(xù)鈔》（叢書集成初編排印本）卷末。
[37] 《海日樓詩注》卷一，見《沈曾植集校注》頁103-104。
[38] 《荀學齋日記》戊集下光緒九（1883）年十二月十三日。
[39] 《漸西村人安般簃詩序》（1892），原載袁昶《安般簃詩續(xù)鈔》卷首，此處引文據(jù)錢仲聯(lián)輯錄《沈曾植海日樓佚序》（上），《文獻》1990年第3期，頁172-173。
[40] 參見陳聲聰《清末所謂清流黨前後與其言事大略》，載《兼于閣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51-58。
[41] 胡鈞重編《張文襄公年譜》（北京天華印書館1928年鉛印本）光緒三（1877）年五月：“太廟九室，一室一世，至是世數(shù)已增于九，廟當別建，議者紛紜，時潘文勤公為禮部尚書，公（張之洞）詳稽歷代之制，為三議以進?！卑福航瘛稄堉慈肪?82書札一載有光緒三年間《致潘伯寅》書十二通論穆宗升袝事。又吳可讀尸諫定大統(tǒng)事，壽富《先考侍郎公年譜》光緒五（1889）年：“時廷議引雍正七年不建儲之諭，謂將來神器所歸，皇上必能斟酌盡善，非此時所得預擬，請勿庸置議。同時，尚書徐桐、翁同和、潘祖蔭、翰林侍讀學士黃體芳、司業(yè)張之洞、御史李端棻並公（寶廷）皆另摺具奏。大意皆謂吳可讀既有此奏，若不明白宣示，恐天下臣民轉未能深喻，宜申明宣示將來繼承大統(tǒng)之元良，即穆宗皇帝之圣子。公（寶廷）並請將前后懿旨與廣安吳可讀及此次與議諸臣奏議，存之毓慶宮，俟皇上親政日，由毓慶宮諸臣會同軍機大臣恭呈御覽?！币娐櫴烂佬｜c《偶齋詩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排印本）下冊頁1002。
[42] 《偶齋詩草》下冊頁984。
[43] 光緒八（1882）年底，寶廷因納船妓事自劾罷職。從此“日偕故人及門生弟子，春秋佳日，攜酒臨眺。樵夫漁豎，久之皆相識，不知公之曾為卿貳也。自是歲（光緒九年）結消寒社，明歲又結消夏社。公為之評定甲乙，指示詩法?！保▔鄹弧断瓤际汤晒曜V》光緒九年條下）光緒十（1884）年，法國犯馬尾，張佩綸坐失守，被遣戍張家口。陳寶琛、張之洞等皆有贈詩。
[44] 王揖唐《今傳是樓詩話》四八〇：“廣雅（張之洞）與竹坡（寶廷）、繩庵（張佩綸）及弢庵（陳寶?。┫壬?，當日在朝，謇謇立風節(jié)，並有文字道義之契，世目之為元祐諸賢。”（張金耀校點，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排印本，頁324）清流中人亦以元祐黨人自比，如張之洞在光緒末年作《李文正（鴻藻）故宅詩》云：“獨樂園中花藥荒，思賢重上讀書堂。誰編元祐初年事，且喜諸郎尚有康。”（《張之洞全集》第12冊，頁10555）
[45] 《孟夏十日竹坡先生出視游西山詩卷遂集同人分韻賦詩得徧字》，《石遺室詩集》卷二，見《陳石遺集》頁73。
[46] 如《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十一載張之洞為寶廷題詩，卷十三載張佩綸出塞詩、陳寶琛為張佩綸作詩、及寶廷與陳寶琛唱和諸篇等。
[47] 關于清流詩人“政治參與意識”的例證，可參見陳聲聰《兼于閣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排印本）卷一“清流黨一二詩事”條。
[48] 此處采取石泉《甲午戰(zhàn)爭前後之晚清政局》（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7年）一書的觀點：“甲午‘主戰(zhàn)派’以清流為中心，而翁同龢一系尤為重要。其主戰(zhàn)雖由認識之不足，而同時則亦頗欲借此一戰(zhàn)，以轉移政局，挽回十年來清流之厄運?！保?4）
[49] 《越縵先生挽詩》其一，《海日樓詩注》卷一，見《沈曾植集校注》頁160。李慈銘“改御史時，朝政日非。慈銘遇事建言，請臨雍，請整頓臺綱；大臣則糾孫毓汶、孫楫，疆臣則糾德馨、沈秉成、裕寬。數(shù)上疏，均不報?！保ā肚迨犯濉繁緜鳎┘丛娭小皠⑾蜃唷彼?。
[50] 《國學萃編》為著涒吟社社刊，沈宗畸（太侔）主編，半月刊。創(chuàng)刊于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1909年初），今存50期?！妒z室?guī)熡言婁洝吩谠摽瞎舶l(fā)表六卷，載第5、6-7合刊、9-14、17-26、31-32期。如果按期號計算，發(fā)表時間大概在宣統(tǒng)元（1909）年二月到宣統(tǒng)二（1910）年三月間。
[51] 陳衍《海藏樓詩敘》（1902）：“蘇戡寫定其詩，示余顧子子朋所為敘，曰：子方草創(chuàng)詩話，必有微言深恉，可以敘吾詩者?！保ā妒z室文集》卷九，《陳石遺集》上冊頁508）又王真續(xù)編《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玄黓困敦（1912）十月：“梁任公開辦《庸言》雜志，約公編詩話，……公舊有詩話百十則，未成書?！保ā蛾愂z集》下冊頁2021）
[52] 陳步編《石遺室叢書總目錄》著錄《石遺室?guī)熡言婁洝贩踩恚ā蛾愂z集》下冊頁2200）但據(jù)《國學萃編》第17期所載之《石遺室?guī)熡言婁浨傲沓鰰鴨ⅰ?，云：“此書共十二卷，今先印六卷。”則此書在最初籌劃時僅為十二卷。今三十卷本與十二卷本俱未見，僅見國學萃編社所刻之六卷本。
[53] 然而，《師友詩錄》在《國學萃編》上發(fā)表時，卻是先刊陳寶琛詩的卷三（第5-7期），然後才刊載張之洞詩的卷一（第9-14期），原因待考。
[54] 《石遺室?guī)熡言婁洝肪硪唬ㄝd《國學萃編》第9期）：“甲午（1894）五月，林贊如侍郎出守雲(yún)南昭通，道過武昌，謁相國（張之洞）。相國見侍郎扇頭有余贈行三絕句，至為激賞。丁酉（1897）臘月，又在他處見余論時事文數(shù)篇，以為才識罕有其匹，令梁節(jié)庵（鼎芬）致電招往武昌，又電告鄭蘇戡（孝胥）令轉邀。戊戌（1898）正月，余至武昌，遂留幕府?！樱?900）後相國與兩江總督劉忠誠公（坤一）會奏變法條陳，曾采余《變法榷議》入告。壬寅（1902）又以熟于中外古今政治之學，薦之于朝，尤為逾量稱許。前後委辦學務、商務，創(chuàng)譯商律及理財各書，籌議銅元、鈔票、小銀元各貨幣，刊在雜報，一時有錢流地上之稱云?！庇株愌苓€曾將《師友詩錄》呈張之洞過目，《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十一：“……此論曾刊印《師友詩錄》中，公（張之洞）薨前數(shù)月，特取閱之?！币姟蛾愌茉娬摵霞讽?52。
[55] 《石遺室?guī)熡言婁洝肪硪唬骸跋鄧◤堉矗┢缴淖?，以奏議及古今體詩為第一。奏議旁皇周匝，見人所未及見，達人所不能達，如顏魯公書，力透紙背，如虞道園詩，自謂漢廷老吏，中興以來，諸公皆所未逮。古體詩才力雄富，今體詩士馬精妍，考據(jù)題詠，皆有名論新意寓乎其間?！卑创藯l阿諛太過，既不見于今本《石遺室詩話》，《近代詩鈔》述評加以轉述時亦大加刪削（參見《陳衍詩論合集》頁889）。
[56] 《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四：“余嘗欲刻《師友詩錄》，前歲為友人促成數(shù)卷。因寄書季立（馬貞榆），使錄一二詩付余?！币姟蛾愌茉娬摵霞讽?3。
[57] 胡鈞重編《張文襄公年譜》光緒三年（1877）條下注：“太傅（陳寶琛）又云：是時侃侃論列，公（張之洞）未開坊，猶不得具摺言事。然自是究心時政，不復措意于考訂之學。”
[58] 陳衍《張之洞傳》（1912）：“同治間，大亂初定，朝廷尚兢業(yè)、開言路，言官競進，頗黨同伐異，久而孝欽太后厭之。獨之洞多上書陳政事，不以參劾為能。”見《石遺室文集》卷一，《陳石遺集》上冊頁427-428。又黃濬《花隨人圣盦摭憶》：“南皮惟上條陳言時務，與張（佩綸）、陳（寶?。┑仁屡険粽卟煌?，故官運頗佳?！保?3）
[59] 《致寶竹坡》，《張之洞全集》第12冊，頁10343-10344。
[60] 寶廷《送張孝達前輩巡撫山西》（1881），《偶齋詩草》內集卷四，見聶世美校點《偶齋詩草》頁54。
[61] 張之洞自光緒十五（1889）年履任湖廣總督，至光緒三十三（1907）年奉詔入樞廷，中間于二十（1894）年、二十八（1902）年兩度署理兩江總督，二十八至二十九（1903）入京議學制，共督鄂15年。其治理湖北之業(yè)績，可參考張繼煦在《張文襄公治鄂記》（湖北通志館1947年鉛印本）中的記述。
[62] 辜鴻銘《張文襄幕府見聞·清流黨》：“或問余曰：張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張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南逯鞣?，非慕歐化也；文襄之圖富強，志不在富強也。蓋欲借富強以保中國，保中國即所以保名教。吾謂文襄以儒臣者以此。”見《辜鴻銘的筆記》（臺北：國民出版社1954年排印本）頁6-7。
[63] 見沈曾植《揚州與南皮制軍書》（辛丑春，1901），見錢仲聯(lián)輯《沈曾植未刊遺文》（續(xù)），《學術集林》卷三，頁110。
[64] 西本白川《大儒沈子培小傳》（1923），轉引自《沈寐叟年譜》光緒十五年己丑條下。
[65] 沈曾植電由張之洞轉致唐景崧，見《致臺北唐撫臺》，《張之洞全集》第8冊“電牘”，頁6298-6299。
[66] 參見《沈寐叟年譜》光緒二十一（1895）年條下。
[67] 沈曾植《致汪康年》第十通，見《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整理本）第1冊，頁1141。
[68] 沈曾植《與丁立鈞書》（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二日），手跡，轉引自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華東師范大學2004年度博士學位論文）頁214。
[69] 《鄭孝胥日記》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夜接督署來札：‘……照得本大臣衙門辦理洋務，事體殷繁，關系重要，一切文牘函件必須熟諳洋務之員分為經(jīng)理，以資得力。查有江蘇試用同知鄭孝胥、江蘇候補知縣章鴻森兩員，均堪委辦洋務文案。所有每月薪水即由支應局核擬，呈候批定支給，以資辦公?！?
[70] 《求是報》欄目分為“諭旨恭錄”、“內編”、“外編”、“路透電音”四大塊。刊載西學內容的“外編”又有“西報譯編”、“西律新議”、“製造類編”、“格致新編”、“泰西稗編”等欄目。其刊登法國小說，則與深通法國文學的陳季同有關。
[71] 分別載《求是報》第5、9、10冊，光緒二十三（1897）年十月十五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五日。
[72] 《張廣雅督部電招來鄂呈二首》其二，《石遺室詩集》卷三，見《陳石遺集》上冊頁102。
[73] 兩湖書院每科設分教一人，由總督聘任。前後被張之洞延聘者包括：經(jīng)學科：易順鼎、楊裕芬、錢桂森。史學科：楊銳、汪康年、梁鼎芬、姚晉圻。理學科：鄧繹、周樹模、關棠。文學科：陳三立、屠寄、周錫恩、周樹模、楊承禧。見《張文襄公治鄂記》第二章“教育之設施”。
[74] 參見張之洞集中《九月十九日八旗館露臺登高賦呈節(jié)盦孝通伯嚴斗垣叔嶠諸君子》、《臘月十六日邀汪進士陳考功易兵備楊舍人至兩湖書院講堂看雪月余以畏寒頭痛先歸》、《封印之明日同節(jié)盦伯嚴實甫叔嶠登凌霄閣》等詩。
[75] 陳聲暨《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著雍閹茂（1898）正月十日條下，《陳石遺集》下冊頁1975。
[76] 據(jù)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本年閏三月二十七日條下引沈曾桐《百研齋日記》。
[77] 題楊繼盛手札事，文廷式、費念慈均有詩涉及，見前揭《沈曾植年譜長編》頁197。題寶廷黃帶事，見胡鈞重編《張文襄公年譜》本年四月條下。
[78] 《沈寐叟年譜》光緒二十四（1898）年戊戌四月條下引沈曾植《護德瓶齋客話》所載與文廷式議論語。按康有為與沈曾植訂交甚早，公車上書與舉辦強學會時都曾得到沈曾植的支持甚至保護。但此時面對康有為“魯莽滅裂”的激進變法策略，沈氏的議論有所改變。
[79] 沈曾植《致汪康年》第十三通（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見《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1143。
[80] 《致長沙陳撫臺黃臬臺》（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一日午刻發(fā)），《張之洞全集》第9冊“電牘”，頁7581。
[81] 是年正月十日，張之洞在初見陳衍的時候提到《求是報》，以為陳可以“棄彼就此，此間亦擬出一雜志”，次日又請陳衍暫任官報局總編纂。後來由陳衍主編的《湖北商務報》要遲至光緒二十五（1899）年春才創(chuàng)刊，這裏所說到的“雜志”，當即《正學報》。見《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正月條下。
[82] 《正學報序例》，載《張之洞全集》第12冊，頁10066-10069。
[83] 《致武昌兩湖書院梁太史紡紗局王幹臣陳叔伊朱強甫三君》（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未刻漢口發(fā)），《張之洞全集》第9冊“電牘”，頁7586。是年春，章炳麟來武漢參與《正學報》的籌辦。在其所撰《正學報緣起》一文中，舉梁鼎芬、王仁俊、陳衍、朱克柔、章炳麟五人為發(fā)起者。然而，章炳麟主張“正學”、反對康、梁的背後，卻有種族論的學理背景，很快遭到梁鼎芬的排斥。張之洞此電強調以梁鼎芬為“總理”，似即針對此事。參見章炳麟《正學報緣起》（載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頁58-63，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本年條下，及陳聲暨《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本年正月十日條下注文。
[84] 《梁節(jié)庵太史與王（先謙）祭酒書》，載蘇輿《翼教叢編》卷六，上海書店2002年排印本頁155。
[85] 《正學報稿》二冊，稿本，藏北大圖書館。“敘文、論撰”一冊卷首貼一紅紙，為王仁俊所寫稟單，云：“案正學報敘已改定，擬梁節(jié)庵前輩口氣，故後有鼎芬等云云。其篇中原有之格致古微與實學報等字，均已刪去，馀遵夫子改本。合并申明。受業(yè)王仁俊上?！睆目跉馔茢嗨啤胺蜃印碑敿磸堉?，而揆之以書體，二冊稿本中出現(xiàn)的大量眉批、按語亦當為張之洞的手跡。
[86] 參見《勸學篇·守約》。
[87] 《戊戌變法搉議》分“議相”、“議兵”、“議卒”、“議將”、“議械”、“議稅”、“議農(nóng)”、“議學”、“議譯”、“議上書言事”十篇，主要針對變法提出具體建議，但對“百日維新”中的某些政策如官民上書言事等亦頗致批評。載《陳石遺集》下冊頁1673-1789。又，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申報》刊有《屢記保國會逆跡》一文，內云：“聞侯官陳叔伊孝廉衍亦有駁保國會章程一帙，足補孫（灝）所未詳，真好文字也?！?
[88] 陳慶年《復陳惕庵（玉樹）同年書》（己亥七月二十五日），載《橫山鄉(xiāng)人類稿》（民國間刻本）卷十。
[89] 沈曾植《與黃紹箕書一首》（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手跡）：“康梁之說，邪說也；其行事，則逆黨也。事狀昭然，無可掩飾。彼且諱飾其邪逆，覥然自稱曰新黨。其狡獪之計，不過欲以此名強自解于天下，而又冀污染海內士流，誤朝廷而斲喪國家之元氣?！鞭D引自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頁208。
[90] 沈曾植《與南皮制軍書》（二），載錢仲聯(lián)輯錄《海日樓未刊遺文》（續(xù)），《學術集林》卷三，頁110。
[91] 《鄭孝胥日記》光緒二十五（1899）年二月十六日。
[92] 參見《鄭孝胥日記》光緒二十六（1900）年九月十六日、九月廿五日、十月十四日。李宣龔、陳衍都曾向鄭孝胥借洋廚宴客。
[93] 梁鼎芬《沈乙盦屬題葡萄畫冊三首》其三注：“今年上巳，在乃園開畫社修禊，招集文流，各攜所藏，評真角勝，以義州李葆恂、獻縣紀鉅維為導師，夜闌乃散。昨遇苻婁庭，恨乙盦（沈曾植）不與也。”見余紹宋編《節(jié)庵先生遺詩》（沔陽盧氏慎始基齋刻本）卷四。又陳衍《乙盦雪中招飲觀沈石田山水長卷》：“雪中打門來急遞，乙盦主人借行廚。來朝畫社設寒具，出觀石田山水圖?！保ā妒z室詩集》卷三，《陳石遺集》上冊頁110）陳衍此詩作于己亥（1899）年末，則梁鼎芬所說的畫社成立的“今年”當為己亥年。
[94] 當時交游的具體情況，參見本文附錄《戊戌、庚子間武漢士人交游表》。
[95] 見陳聲暨《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著雍閹茂（1898）條下。
[96] 張之洞《四生哀·蘄水范昌棣》，《張之洞全集》第12冊，頁10478。詩作于同治末年外放學政時。
[97] 胡先驌《讀張文襄廣雅詩》：“蓋公詩脫胎于白傅而去其率，間參以東坡之句法者也，其淵源如此?！庇郑骸皬V雅堂詩之脫胎于長慶，習于唐宋之辨者，一望即能知之?！币姟逗闰撐拇妗罚喜航鞲咝３霭嫔?，1995年）上卷頁181-182。
[98] 《張之洞全集》第12冊，頁10502-10503。按此詩在《廣雅堂詩集》中的位置，當作于光緒初年張之洞參與張佩綸、陳寶琛等言事時。
[99] 見張之洞《學術》詩注，《張之洞全集》第12冊，頁10559。
[100] 《廣雅留飯談詩》其一，《海藏樓詩》卷四，見黃琨、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排印本）頁102。按《鄭孝胥日記》光緒二十五（1899）年十月二十四日：“廣雅留飯，談詩甚洽?！笔露眨骸白髟姸咨夏掀??！奔创嗽?。
[101] 前揭《冬述四首贈子培》其三。
[102] 《惜抱軒詩集跋》，《海日樓題跋》卷一，見錢仲聯(lián)編《海日樓札叢》附《海日樓題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排印本）頁41。
[103] 《海日樓詩注》卷二，見《沈曾植集校注》頁266-271。又《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一亦載此詩，個別字句有出入，見《陳衍詩論合集》頁7-9。
[104] 《石遺室?guī)熡言婁洝肪硭乃洝妒z室詩話》，載《國學萃編》第22期。又《庸言》本《石遺室詩話》卷一亦有此段，個別字句有出入。
[105] 關于“三元說”的提出者，前人頗有爭論。陳聲暨《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屠維大淵獻（1899）九月：“（沈曾植）有《寒雨積悶雜書遣懷》一長古，論詩宗旨多本家君（陳衍）說?！币浴叭f”創(chuàng)自陳衍，《石遺室詩話》本意亦然。而王遽?！渡蛎论拍曜V》光緒二十五年己亥條下則云：“（沈曾植）論詩宗旨略見《寒雨積悶雜書遣懷》一首，與陳石遺、鄭太夷創(chuàng)詩有三元之說?！币陨颉㈥?、鄭三人共創(chuàng)“三元說”。陳衍女弟子王真在《續(xù)編陳侯官年譜跋》中反駁王遽常，云：“不知師所標舉者三元，指自唐至宋之開元、元和、元祐，撇卻六朝也。寐叟所標舉者三關，有元嘉而無開元，雜六朝于唐宋中。宗旨不同，焉得指鹿為馬乎？”按：沈曾植標舉“三關”，尚是後話。細味沈詩，則當時交游密切者除“陳君泥滑滑，稅輿踐今雨”、“鄭侯凌江來，高論天尺五”外，尚有梁鼎芬、周家祿、沈曾桐等。沈曾植、陳衍本年又與周家祿、吳保初等人頗多唱和。然則“三元說”當生發(fā)于武漢士人圈子的唱和環(huán)境，尤其與張之洞詩論的影響有關，并不局限于陳、沈、鄭三人。
[106] 《鄭孝胥日記》光緒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1890年1月10日）：“連日閱宛陵詩?！庇智敖谊愌堋逗２貥窃姅ⅰ罚?902）：“己丑（1889）、庚寅（1890）入都，君寓可莊所，及官學，案頭手抄詩本，有晚唐韓偓、吳融、唐彥謙諸家，北宋梅圣俞、王荊公諸家。”（《陳石遺集》上冊頁509）
[107] 《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十，《陳衍詩論合集》頁133。陳衍詩為《游琴臺歸再作二律視節(jié)盦太夷》其二（載《石遺室詩集》卷三），鄭孝胥詩為《偶占視石遺同年》其二（載《海藏樓詩》卷四）。
[108] 錢鍾書《談藝錄》五〇：“近人誇誕，以為同光以來始道宛陵，不知王漁洋《池北偶談》、全謝山《春鳧集序》皆推宛陵?！苯又植┽缑髑逡詠碓娙酥瞥缑穲虺颊?，以說明陳衍說之不根。（頁169）
[109] 《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十四：“宛陵用意命筆，多本香山。異在白以五言，梅變化以七言。東坡意筆曲達，多類宛陵，異在音節(jié)，梅以促數(shù)，蘇以諧暢。蘇如絲竹悠揚之音，梅如木石摩戛之音。”見《陳衍詩論合集》頁198。又《放翁詩選敘》（1915，《石遺室文三集》）：“余謂宛陵古體用意用筆，多本香山。香山多用偶，宛陵變化用奇。香山以五言，宛陵變化以七言。放翁、誠齋皆學香山，與宛陵同源?！?（《陳石遺集》頁637）則又進一步勾勒出從白居易到梅堯臣，直至南宋陸、楊的詩學脈絡。
[110] 《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八：“己亥，彥復（吳保初）客武昌，所常過從者，子培（沈曾植）及余。余答子培詩所謂‘屢簡吳郎益舊題’也。彥復與余拉雜唱和者甚多，稿零落殆盡。有《讀陳石遺詩集遂和其論詩原韻》云：“……詞妥極艱辛，語妙益凄婉。始覺涪翁豪，不遜臨川鍛。吾師擅風雅，薪傳火未斷?！币姟蛾愌茉娬摵霞讽?13。按吳保初來武漢，在己亥年八月，見《鄭孝胥日記》。
[111] 《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十一：“余居武昌時，有所作必示蘇戡、子培，必加評品?！队赆嵬优嘧臃鈱υ隆吩疲骸擞暌朔馊f戶侯，能將全暑一時收。未知太華如何碧，想見洞庭無限秋?！优嘣疲赫媸窍闵斤L味?！洞雾嵈鹱优嘣啤罚骸畱{余自寫陳居士，步屧頻來不筍將。入室屢呼無門者，借書私喜有詩藏。長江見白難為客，東野于韓詎在旁。隨意恣談敧坐久，累君煙月受清涼?！优嘣疲荷鷦拍祟愇暮荩P妙真不可測?！抖乱凭铀懡侄资咀优唷贰涠疲骸划€荒園故足窺，不如園里即書帷（故居有空園，納涼最宜）。綠苔生榭宜鋪板，汲井當門待插籬。借蔭喜分鄰樹美，傷根悔把舊花移。落帆黃鶴三年共，細菌寒匏欠夥頤。’子培云：真北宋人語，王梅間左挹而右拍矣?！币姟蛾愌茉娬摵霞讽?64-165。
[112] 戊戌正月陳衍初次謁見張之洞，坐間“談及蘇戡詩，（張之洞）甚為稱許，惟言所見不多。（陳衍）答以趙甌北評元遺山詩：學不甚博，才不甚大，惟以精思健筆，戛戛獨造。蘇戡似之?！币婈惵曯摺逗罟訇愂z先生年譜》著雍閹茂正月條下。而《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十八中，更有一條專門討論“文襄于蘇戡詩，實有偏嗜”，見《陳衍詩論合集》頁250。
[113] 鄭孝胥答陳衍“著花老樹初無幾，試聽從容長醜枝”詩共四首，其一：“一世詩中豪，用意常在小。永叔故可人，舉頭驚飛鳥。（廣雅舉介甫語為問，余答之。）”則是推重歐、王。其二：“臨川不易到，宛陵何可追。憑君嘲老醜，終覺愛花枝。”并舉王、梅。其三：“詩要字字作，裕之辭甚堅。年來如有得，意興任當先?！庇种饕馀d為先，與陳衍主張“老樹著花”，“渾樸中時出苕秀”的趣味并不相同。見《海藏樓詩》卷四，《海藏樓詩集》頁94。
[114] 《海日樓札叢》卷一“三傳高下”：“公羊學在西漢最先，誼最古，道最質。穀梁次之，少文而近人情。左氏最後出，文彩最優(yōu)，最近人情，而曲學阿世之譏，難乎免矣?！币姟逗Ｈ諛窃齾病讽?3。
[115] 沈曾植對龔自珍的推崇，見《書龔定庵文集後》（載錢仲聯(lián)輯《沈曾植海日樓文鈔佚跋》三，《文獻》1992年第1期，頁150-151）。又《海日樓文集》中有《龔自珍傳》，已佚。
[116] 關于此次湖南之行，參見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頁204-205的考證。
[117] 王遽?！渡蛎论拍曜V》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五月：“自里北征，而輦轂拳亂卒作，公停于上海，主沈濤園（瑜慶）。痛北事之不可捄，以長江為慮。與督辦商約大臣盛杏蓀（宣懷）密商中外互保之策，力疾走金陵，首決大計于兩江總督劉峴莊（坤一）；來往武昌，就議于兩湖總督張香濤（之洞）?！?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春：“杏蓀尚書約作滬游，劉峴莊制軍又約至金陵，屬擬奏稿?！?
[118] 戊戌年有《寄上虞山相國師》詩，己亥年有《長素海外寄詩次韻答之》。
[119] 《次韻答子培》：“長江見白難為客，東野于韓豈在旁?！币姟妒z室詩集》卷三，《陳石遺集》頁108。
[120] 沈曾植《奉呈石遺》：“孤雲(yún)與寒石，郢路偶相將。老斲知輪苦，新硎得刃藏?！币姟逗Ｈ諛窃娮ⅰ肪矶?，《沈曾植集校注》頁249。
[121] 《海日樓詩注》卷二，見《沈曾植集校注》頁246-247。
[122] 參見沈曾植《重刊江西詩派韓饒二集序》（1913），見錢仲聯(lián)輯錄《沈曾植海日樓文鈔佚敘》（中），《文獻》1990年第4期，頁186-188。
[123]《調子培并答惠詩》，《石遺室詩集》卷三，《陳石遺集》頁107。
[124] 張之洞尊蘇斥黃的意見，見于其《憶蜀游十一首》之七《摩圍閣》：“黃詩多槎牙，吐語無平直。三反信難曉，讀之梗胸臆。如佩玉瓊琚，舍車行荊棘。又如佳茶荈，可啜不可食。子瞻與齊名，坦蕩殊雕飾。枉受黨人禍，無通但有塞。差幸身後昌，德壽摹妙墨?！币姟稄堉慈返?2冊，頁10515-10516。按詩集樊增祥跋，《憶蜀游》為乙未（1895）以後督楚時作。（見《張之洞全集》頁10590）
[125] 張之洞《過蕪湖吊袁漚簃四首》其四：“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雙井半山君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保ā稄堉慈返?2冊，頁10579。）後來陳衍在詩話中曾反對張之洞將江西詩派與黃庭堅相剝離，認為“不喜江西派，即不滿雙井?！柌毁H雙井，而斥江西為魔派。實則江西派豈能外雙井，雙井豈能高過子美，雄過子美，而自闢門庭哉。”（《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十一，見《陳衍詩論合集》頁151）但在答沈曾植的詩中，陳衍卻主張區(qū)分山谷與江西派，自是受一時流行議論影響。
[126] 《沈曾植集校注》頁247-248。
[127] 見前揭陳衍《放翁詩選敘》。
[128] 沈曾植《與金甸丞太守論詩書》（1918），見錢仲聯(lián)輯《沈曾植未刊遺文》（續(xù)），《學術集林》卷三，頁117。
[129] 《花隨人圣盦摭憶》頁58。
[130] 前揭陳衍《沈乙盦詩敘》：“余曰：‘君（沈曾植）愛艱深，薄平易，則山谷不如梅宛陵、王廣陵。’君乃亟讀宛陵、廣陵?！?
[131] 沈曾植《與陳衍書》（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手跡）：“陸集廿冊、張集十冊奉覽?！鞭D引自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頁218。惟不知此陸、張為何人。又《石遺室詩集》卷三《次韻答子培》有“借書私喜有詩藏”句，見《陳石遺集》上冊頁108。
[132] 錢仲聯(lián)編《海日樓題跋》卷一有《王壬秋選八代詩選跋》四則，僅第二則標明寫于“己亥（1899）大雪節(jié)後二日”。第一則云：“客中無書，以四百錢置此，譌舛極多，不知其抄集時所據(jù)何本。湘中無校刊學，近始有為之者。而後生爭言世事，無復好古者承流接響矣，可為太息也?！卑竿蹶]運湘人，其書亦流行于湘中。沈曾植在戊戌七八月間應陳寶箴聘講習于長沙校經(jīng)書院，此跋言“客中無書”，又言“後生爭言世事，無復好古者承流接響”，正與戊戌時湖南情境相合。
[133] 《海日樓札叢》附《海日樓題跋》頁44-45。
[134] 見《與金甸丞太守論詩書》，《學術集林》卷三，頁116-117。
[135] 前揭《與金甸丞太守論詩書》：“此秘密平生未嘗為人道，為公激發(fā)，不覺忍俊不禁?！?
[136] 《海日樓札叢》卷七，頁279。
[137] 參見《海日樓札叢》卷七“史例治詩詞”條，及《海日樓文集·張文達公退思軒詩集序》（見錢仲聯(lián)輯錄《沈曾植海日樓佚序》上，《文獻》1990年第3期，頁179）。
[138] 見錢仲聯(lián)輯錄《沈曾植未刊遺文》，《學術集林》卷二，頁12。
[139] 陳寶琛《瑞臣屬題羅兩峰上元夜飲圖摹本》，《滄趣樓詩集》卷六，見劉永翔、許全勝校點《滄趣樓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排印本）頁133。
[140] 《再答子培》，《石遺室詩集》卷三，《陳石遺集》上冊頁107-108。
[141] 《海藏樓詩》卷四，《海藏樓詩集》頁104-105。
[142] 參見《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十二，《陳衍詩論合集》頁180。
[143] 參見《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九關于陳衍為梁啟超改詩的記載，《陳衍詩論合集》頁121。
[144] 陳聲暨《侯官陳石遺先生年譜》旃蒙大荒落（1905）：“與陳伯嚴年丈會，自伯嚴丈與家君為同年，相知二十馀載，初未相見?！保ā蛾愂z集》下冊頁1994）
[145] 王遽常《沈寐叟年譜》光緒三十三年（1907）丁未條下轉引姚永概《慎宜軒詩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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