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出《周禮·春官宗伯》：“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塘姡涸伙L(fēng)，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薄睹娦颉穼⒘娬f發(fā)展為六義說，其云：“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fēng)，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碧拼追f達《毛詩正義》對此解釋為：“風(fēng)、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并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fēng)、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即風(fēng)、雅、頌是《詩經(jīng)》的不同體制類型，賦、比、興是《詩經(jīng)》的不同表現(xiàn)方法。這種解說被長期沿用下來。
《毛詩序》對風(fēng)、雅、頌的解釋是：“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fēng)。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fēng)，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即風(fēng)是以個人之事表現(xiàn)所在諸侯國的社會風(fēng)尚，雅表現(xiàn)的是周王朝王政興衰，頌即歌頌統(tǒng)治者的盛德以告之神明。
對賦、比、興的解釋歷代多有不同。漢代代表人物是鄭眾和鄭玄。鄭眾云：“比者，比方于物……興者，托事于物?！保ā睹娬x》引）即他認為比是修辭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興是“托諸草木以見意”，即將情志寄托于外物的一種手法。此說抓住了比興這一藝術(shù)思維和表現(xiàn)手法的特點。鄭玄則認為：“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保ā睹娬x》引）明確賦予賦、比、興以政教、美刺的功能和內(nèi)涵，把一定的藝術(shù)手法與特定的創(chuàng)作意圖等同起來。
魏晉南北朝時期代表人物是摯虞、劉勰和鐘嶸。摯虞更多地繼承了鄭眾的觀點，而劉勰在繼承鄭眾見解的同時，又受到《毛傳》和《鄭箋》美刺諷諫說的影響，從表現(xiàn)手法層面提出了“比顯而興隱”的觀點。鐘嶸在《詩品序》中進一步豐富了對賦、比、興的論述。他說：“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又要求：“宏斯三義，酌而用之……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辩妿V指出賦、比、興各有所長，不能割裂開來，要兼采三者之長，真正的好詩既不能一味比興以致晦澀難解，也不能單用賦法，以免散漫蕪累。鐘嶸仍然是將比、興聯(lián)系在一起解釋，認為比、興手法的共同表達效果是意深，即“文已盡而意有余”和意深的文體特征都是由比、興手法的譬喻、寄托形成的。
唐代把比興稱為興寄，其論比興大都是從美刺諷喻著眼的。如陳子昂批評齊梁詩風(fēng)“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修竹篇序》），元稹批評唐初“沈、宋之不存寄興”（《敘詩寄樂天書》），殷璠也批評齊梁詩風(fēng)“于是攻異端，妄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余，都無比興，但貴輕艷”（《河岳英靈集》序）。他們標舉興寄、比興，強調(diào)詩歌要有社會內(nèi)容，發(fā)揮社會作用，促進了唐詩的健康發(fā)展。
宋代學(xué)者對賦、比、興的研究中，李仲蒙和朱熹的解釋對后世影響很大。李仲蒙認為：“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者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保ê鹅橙患づc李叔易書》引）這種解釋著眼于詩歌藝術(shù)中形象和情感互相引發(fā)、互相結(jié)合的不同方式?！皵⑽镆匝郧椤?，指出賦是一種即物即心的直接抒寫；“索物以托情”，指出比是一種心在物先的有意喻托；“觸物以起情”指出興是一種物在心先的自然感發(fā)。這種解釋跳出了漢代以來美刺諷喻的框架，最為切近賦、比、興本義。朱熹在《詩集傳》中說，“賦者，鋪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者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者也”。又在《詩綱領(lǐng)》中說：“詩之興，全無巴鼻?！逼渲袑Α芭d”的理解擺脫了漢儒所附會的政教意義，突出興作為一種樸素的詩歌創(chuàng)作手法的意義和特征。
概而言之，漢代以后直至清代的賦、比、興之義的流變基本上按照兩種路徑進行：一種是以鄭眾的觀點為代表，認為賦、比、興是詩歌的3種不同的表現(xiàn)手法，是表明詩歌創(chuàng)作中情感與對象間不同的感發(fā)方式；另一種是以鄭玄的觀點為代表，認為賦、比、興是表達政治倫理寓意的一種手段。兩種觀點都源遠流長，但前一種更符合詩歌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越來越得到當代學(xué)者的認同，后一種觀點雖然強調(diào)了詩歌的干預(yù)社會的功能，但往往視詩歌為政治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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