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弗雷格“Bedeutung”一詞的翻譯
[英] 邁克爾·比內(nèi)
提要：作者詳細考察了“Bedeutung”一詞在德語中的標(biāo)準(zhǔn)意義，以及弗雷格在其著述中使用它的各種情況，仔細回顧了在英語哲學(xué)界對這個詞的翻譯和理解所發(fā)生的爭論及其理由。他不太贊成把“Bedeutung”譯為“meaning”（意義）和“significance”（意謂）一類的詞，反駁了支持這類譯法的三個論證。“公正地講，‘reference’（所指）和‘refer to’（指稱）是得到最廣泛認可的翻譯。”他區(qū)分了“Bedeutung”的水平意義和垂直意義，前者是指語言表達式相互之間的關(guān)系，后者是指語言表達式與語言之外的對象之間的關(guān)系，并認為弗雷格更多地從“對象”的意義上使用“Bedeutung”一詞。鑒于弗雷格使用“Bedeutung”的模糊性和怪異性，他建議用“reference”及其近似詞來翻譯“Bedeutung”及其近似詞，它兼有“指稱”（作為關(guān)系）和“所指”（作為對象）的模糊性；并把該德語原詞置于相應(yīng)譯文之后的括號內(nèi)。
關(guān)鍵詞：Bedeutung，意義，意謂，指稱，所指
校者按語：概念、范疇是人類思維之網(wǎng)的網(wǎng)上紐結(jié)，牽一絲而動全身。一個關(guān)鍵性哲學(xué)概念的翻譯和詮釋，對于理解一個哲學(xué)家的思想或一種哲學(xué)學(xué)說來說，是特別重要的；特別是由于哲學(xué)概念的語義豐富性、模糊性、微妙性和復(fù)雜性，使得對外來哲學(xué)概念的翻譯和詮釋顯得特別困難，不同的譯者或詮釋者會有不同的理解，并容易由此引發(fā)激烈的爭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弗雷格所使用的“Bedeutung”一詞，關(guān)于如何翻譯和理解它，至少在英語哲學(xué)界發(fā)生了持久而激烈的爭論，并且這種爭論在中國哲學(xué)界也有所反映，例如關(guān)于“Bedeutung”的中譯問題，前些年就有不同的看法和論辯。
“Bedeutung”無疑是弗雷格哲學(xué)中的關(guān)鍵概念。按德語的標(biāo)準(zhǔn)用法，“Bedeutung”表示“meaning”（意義）。但問題的復(fù)雜性在于：弗雷格對“Bedeutung”的使用明顯偏離了德語的標(biāo)準(zhǔn)用法，賦予這個詞以某些特殊而專門的含義；并且，在他的前后期著作中，對這個詞的用法也有所差異。在《函數(shù)和概念》（1891）一文中，“Sinn”和“Bedeutung”的專門區(qū)分第一次出現(xiàn)，隨后在“On Sinn and Bedeutung”（1892）一文中對這一區(qū)分給予系統(tǒng)的討論。但弗雷格此前已經(jīng)使用過這一概念，似乎是在其非專門意義上；此外，即使在同一時期的著作中，弗雷格對“Bedeutung”的使用也不盡一致，在不同的地方其含義也有所差別。還有，對“Bedeutung”如何翻譯和理解，還牽涉到對與它近似的一些詞語如何翻譯和理解，例如，該詞的其他語法變體，如動詞形式，形容詞形式，等等。這都增加了翻譯和理解方面的困難。在英語哲學(xué)界，在1950年代初，吉奇（Peter Geach）和布拉克（Max Black）最早把“Bedeutung”譯為“reference”（指稱），其后出現(xiàn)了該詞的各種英文譯法，例如：“reference”（指稱，所指），“denotation”（指謂），“meaning”（意義），“significance”（意謂），“indication”（指示），“nomination”（命名），以及“semantic value”(語義值)、“semantic role”（語義作用）和“truth-value potential”（真值潛能）等。其動詞形式“bedeuten”曾被譯為：“refer to”（指稱），“denote”（指謂），“stand for”（代表），“mean”（意指），“signify”（意謂）以及“indicate”（指示，表明），等等。這些譯法大致分類兩派：一是“reference”（指稱）及其近似詞，一是“meaning”（意義）、“significance”（意謂）及其近似詞，兩派之間還發(fā)生了激烈的爭論，并各自提出了其支持理由和論證。在1970年代早期，英國Blackwell出版社為了在它的有關(guān)弗雷格的各種出版物中使弗雷格術(shù)語的翻譯標(biāo)準(zhǔn)化，還專門召開了一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達米特（Michael Dummett），吉奇，涅爾（William Kneale），懷特（Rogor White）以及來自Blackwell的一名代表。經(jīng)過長時間討論，無記名投票決定把“Bedeutung”譯為“meaning”。但這一決定似乎并沒有得到大多數(shù)弗雷格研究者的喜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達米特本人在1967已經(jīng)使用了“meaning”譯法，但在該次會議不久出版的《弗雷格：語言哲學(xué)》（1973）中，他又回到了“reference”譯法。其他譯者和研究者也在這些不同的譯法之間搖擺不定，不斷改變他們的立場，由此可見該問題的復(fù)雜性和重要性。
此文選譯自邁克爾·比內(nèi)（Michael Beaney）為他所編輯的《弗雷格讀本》所寫的“導(dǎo)言”第四節(jié)（The Frege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7, pp.36-46.）。邁克爾·比內(nèi)，英國牛津大學(xué)哲學(xué)博士，約克大學(xué)哲學(xué)高級講師，弗雷格研究專家。他所編輯的這本《弗雷格讀本》于1997年出版后大受歡迎，已經(jīng)多次印刷。此外，他還與人合編了四卷本《弗雷格：一流哲學(xué)家們的批評性評價》（Gottlob Frege: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ophers），于2005年出版。他本人著有《解讀弗雷格》（Frege: Making Sense），于1997年出版。他還撰寫和主編了其他的分析哲學(xué)論著。在這篇文章中，比內(nèi)詳細考察了“Bedeutung”這個詞在德語中的標(biāo)準(zhǔn)意義，以及弗雷格在其著述中使用這個詞的各種情況，仔細回顧了在英語哲學(xué)界對這個詞的翻譯和理解所發(fā)生的爭論以及各方所持的理由?？偟膩碚f，比內(nèi)本人不太贊成把“Bedeutung”譯為“meaning”（意義）和“significance”（意謂）一類的詞，反駁了支持這類譯法的三個論證，而比較贊成把“Bedeutung”譯為“reference”（指稱）、“referent”（所指）及其近似詞。他指出，“公正地講，‘reference’和‘refer to’是得到最廣泛認可的翻譯。”他還區(qū)分了“Bedeutung”的水平意義和垂直意義，前者是指語言表達式相互之間的關(guān)系，后者是指語言表達式與語言之外的對象之間的關(guān)系。也就是說，“Bedeutung”既指一種關(guān)系，又指語言外的對象，并且比內(nèi)還論證說，弗雷格更多地是從“對象”的意義上使用“Bedeutung”一詞的，他還援引德語哲學(xué)家和意大利哲學(xué)家的論述以為佐證。鑒于弗雷格使用“Bedeutung”的模糊性和怪異性，比內(nèi)建議用“reference”及其近似詞來翻譯“Bedeutung”及其近似詞，它兼有“指稱”（作為關(guān)系）和“所指”（作為對象）的模糊性；但為了讓讀者了解我們是在討論弗雷格的術(shù)語，它具有特別的含義，他又建議在相應(yīng)的譯文之后加括號，把德語原詞“Bedeutung”置于括號內(nèi)。
我認為，比內(nèi)的這篇文章信息量很大，其觀點和主張也具有合理性。對于中文讀者正確地理解弗雷格的“Bedeutung”這個關(guān)鍵性概念很有幫助，不論該讀者本人原來對這個詞持有何種理解和看法。特此要劉佳同學(xué)譯出，我則予以認真仔細的校對，以饗中文讀者。
陳波，2007年9月20日于英國牛津大學(xué)
在哲學(xué)史上，很少有哪個術(shù)語在迻譯為英文時，像弗雷格的“Bedeutung”（尤其是他在1890年代后的著作中的用法）那樣，激起了如此多的爭議。亞里士多德的“euaaimonia”(幸福)觀念和黑格爾的Geist（精神）觀念也曾被激烈地爭論過更長的時間，但是對于它們來說，并沒有一大批近似詞從而使該問題更加糟糕。“Bedeutung”曾有不同的譯法（在英文中）：“reference”（指稱，所指），“denotation”（指謂），“meaning”（意義），“significance”（意謂），“indication”（指示）以及“nomination”（命名）；“semantic value”(語義值)、“semantic role”（語義作用）和“truth-value potential”（真值潛能）曾被用于解釋弗雷格后期著作中的思想。動詞“bedeuten”曾被譯為：“refer to”（指稱，指涉），“denote”（指示，指謂），“stand for”（代表），“mean”（意指），“signify”（意謂）以及“indicate”（指示，表明）；我們在決定選取何種（翻譯）策略時，需要考慮一些其他的詞語，諸如“bedeutungslos”，“bedeutungsvoll”和“gleichbedeutend”。公正地講，“reference”和“refer to”是得到最廣泛認可的翻譯；但是，在Blackwell所出版的弗雷格著作的各種版本中，為了使關(guān)鍵術(shù)語的翻譯標(biāo)準(zhǔn)化，決定采用“meaning”及其近似詞?？紤]到由這個詞的翻譯所引發(fā)的爭議，在此對它作出一些說明是適宜的。
“meaning”及其近似詞最早由Peter Long和Rogor White在他們所翻譯的《弗雷格遺著集》中使用；這種譯法立即遭到了批評，而這些批評又引發(fā)了對此譯法的仔細辯護。對此的辯護主要基于所謂的解釋中立性原則：“如果文本的一些段落對母語讀者而言產(chǎn)生了合法的解釋性問題，那么，如果根本上有可能的話，譯者應(yīng)盡可能使其譯本的讀者去面對同樣的解釋性問題，而不是在其譯本中按自己的想法將該問題消解掉”。既然“meaning”確實最好地表達了“Bedeutung”在德語中的正常用法，并且，弗雷格自己所使用的“Bedeutung”在德語中的怪異性與“meaning”在英文中的怪異性相當(dāng)，所以，使用“meaning”正是遵循了解釋中立性原則。而使用任何其他詞語則會包含譯者對文本的解釋，而對解釋性問題作出預(yù)先判斷并不是一位譯者的任務(wù)。對這一觀點的明顯回擊就是指出下面一點：所有的翻譯都包含了譯者的解釋，因為畢竟譯者所要把握的是詞語的意義，而不是這些詞語本身。于是，更特殊地說，究竟是什么東西使得將“Bedeutung”翻譯為“meaning”之外的其他詞語就成為一種不恰當(dāng)?shù)慕忉屇?？已?jīng)有人提出了三種特別的論證支持這種譯法。第一種論證與弗雷格在1891年以前對“Bedeutung”及其近似詞的用法有關(guān)，正是在這個時期，弗雷格第一次對“Bedeutung”和“Sinn”作出區(qū)分，并且賦予“Bedeutung”以專門的意義?？紤]到“meaning”確實很自然并且無可爭辯地抓住了弗雷格早期對“Bedeutung”的用法，那么，如果把“meaning”用于其早期著作的翻譯，同時把“reference”用于其后期著作的翻譯，就會使英文讀者產(chǎn)生這樣的印象：弗雷格的前后期著作在專門術(shù)語上發(fā)生了根本性改變，該印象在德文讀者那里卻不會出現(xiàn)。所以，保持“meaning”譯法就會避免這個問題。第二個論證與弗雷格后期著作中“Bedeutung”的用法有關(guān)，在這個時期，或者下面一點并不清楚：弗雷格是在其專門意義上使用“Bedeutung”一詞（這一說法或許對于弗雷格死后發(fā)表的著述而言是成立的，因為這些文本的日期本身就不確定），或者下面一點是清楚的：他并非在其專門意義上使用這個詞（比如，當(dāng)他闡述別人的觀點時）。要決定弗雷格何時是、何時不是在其專門意義上使用“Bedeutung”一詞，就是要作出一個解釋性決定，而這并不是一位譯者要完成的任務(wù)。如果自始至終都使用“meaning”的話，這個問題同樣也可以避免。第三個論證與在弗雷格之后的哲學(xué)文獻中對“Bedeutung”，“meaning”和“reference”這些詞的用法有關(guān)。弗雷格的著作對維特根斯坦產(chǎn)生了僅有的最為重要的影響，比如，維特根斯坦不僅將“meaning”用作“Bedeutung”的自然譯法，而且，如果不采取這種譯法的話，維特根斯坦的一些說法將是不可理喻的。同時，就“reference”的用法而言，特別是自從斯特勞森發(fā)表“On Referring”（《論指稱》）一文以來，關(guān)于“reference”的談?wù)摽赡軒в性诟ダ赘竦挠^點中將是十分不恰當(dāng)?shù)囊夂@就使得“reference”成為一個有可能誤導(dǎo)現(xiàn)代讀者的詞語。
對于以上三個論證都是可以作出回應(yīng)的。對于弗雷格的早期作品，認為“Bedeutung”和“Bedeuten”的最好譯法總是“meaning”（意義）和“mean”（意指），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特別是，弗雷格確實在“refer to”（指稱）或者“denote”（指謂）的意義上使用過“Bedeutung”一詞；可以論證的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弗雷格在其后期著作中專門使用了這個詞。在其早期著作中的適當(dāng)場合使用“refer to”或“denote”，以及在其后期著作中也這樣使用，將表明專業(yè)術(shù)語的連續(xù)性，而在其早期著作中其他一些地方使用“mean”以及在其后期著作中不再使用“mean”，則突顯了弗雷格觀點的變化。當(dāng)然，這種處理方法包含的“解釋”可能已經(jīng)超出了某些人所能允許的范圍，但也可以很好地作出回答：一位譯者在力求把握一個哲學(xué)家的詞語的意義時，所應(yīng)該從事的正是這類“解釋”工作。針對第二個論證可以作出類似的反駁。哲學(xué)文本的翻譯者總是不得不決定：一個詞語何時是在其專門意義上被使用的，何時不是；并且，在確實可能出現(xiàn)爭議的地方，最誠實的策略確實就是記錄下所作出的決定——或者通過將原詞置于緊跟在譯文后面的括號中，或者通過在腳注中解釋為什么這樣翻譯。Long和White把這種使用腳注的方法稱為“不令人滿意的權(quán)宜之計”，但考慮到有關(guān)“Bedeutung”的爭議的重要性，這似乎是唯一合理的策略。對于第三個論證卻是褒貶不一的。維特根斯坦對“Bedeutung”的用法或許表明了“meaning”是最好的譯法，但是，在“On Denoting”（《論指謂》）一文中，羅素在對弗雷格的觀點做說明時，卻采用了完全相反的策略。因為他把“Sinn”譯為“meaning”，而將“Bedeutung”譯為“denotation”（指謂）。由于許多哲學(xué)邏輯和語言哲學(xué)方面的課程開始于弗雷格的論文“On Sinne and Bedeutung”（《論涵義和指稱》），繼而進展到羅素的摹狀詞理論，所以把“Bedeutung”譯為“meaning”是特別使人迷惑的。
可以表述很多用于指導(dǎo)翻譯者的翻譯原則，而解釋中立性原則只是其中之一，而對于任何原則的運用都必須與對其他原則的運用相協(xié)調(diào)。譯者通常比他們的大多數(shù)讀者能更清楚地認識到一個詞語何時在其專門意義上使用，或者何時會產(chǎn)生解釋性問題，因此我們有理由期待譯者將提供這樣的信息以嘉惠讀者。當(dāng)然，其他人可能不贊同他們的解釋性決定；但是，只要有問題的詞語或解釋性問題被標(biāo)示出來了，確實就無可厚非了。換句話說，可以提出的同樣重要的原則是解釋整體性原則：“如果文本中的任何一個詞語或段落產(chǎn)生了合法的解釋性問題，那么，當(dāng)譯者通過運用其解釋性技巧給出他們所能給出的最好的翻譯時，他應(yīng)該盡可能的標(biāo)示出原文中所使用的詞語，并同時證明其翻譯的合法性，使讀者能夠就相關(guān)問題作出他們自己的理解”。當(dāng)然，允許附加腳注可能會招致一些批評，然而這種做法必須有明確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什么樣的腳注是適宜的，這取決于那些爭議的性質(zhì)、翻譯的目的、預(yù)期的讀者群，如此等等。
不過，“meaning”依然是“Bedeutung”最為自然的翻譯。而且，弗雷格對“Bedeutung”的專門使用，尤其是與語句相關(guān)時，在母語為德語的人群中也會激起不和諧的感覺，這種感覺不應(yīng)當(dāng)在英語使用者那里被減弱。比如說，當(dāng)我們對母語為德語的讀者說，“沒有人是不死的”和“2＋2＝5”具有相同的Bedeutung時，他們會覺得很怪異；而當(dāng)我們對母語為英語的讀者說這兩個句子具有相同的meaning時，他們所感受到的怪異不亞于德語讀者。不過，或許仍有可能指出：對英語讀者而言，采用“meaning”會使該問題變得更為糟糕。如果是這樣的話，是否存在著其他能夠勝任其工作的詞語呢？假如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可選對象，并且還要采取根據(jù)上下文來使用不同詞語的翻譯策略，那么與此相關(guān)的考慮又是什么呢？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并且指明其中牽涉的一些復(fù)雜情況，我們需要更為細致地考察諸如“meaning”、“mean”、“reference”以及“refer to”之類詞語的不同用法，并作出大量的區(qū)分。也許第一個需要作出的區(qū)分就是，“meaning”作為一種關(guān)系和“meaning”作為一個對象（即所意指的那個事物）。如果將“meaning”看作一種關(guān)系，那么，我們可以進一步區(qū)分出作為水平關(guān)系的“meaning”與作為垂直關(guān)系的“meaning”——這取決于相關(guān)者是否處于同一個本體論范疇中，也就是說，是否處在同一個層面上。于是，動詞“mean”本身既可以在水平意義上使用，又可以在垂直意義上使用。比如，當(dāng)我說“單身漢”means（意指）“沒有結(jié)婚的男子”，或者烏云密布means（意味著）下雨時，我就是在水平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當(dāng)我說“這個哲學(xué)家”means（意指）亞里士多德，或者說一個單詞means（意指）它所代表的那個觀念或事物時，我就是在垂直意義上使用這個詞。如果我們是在解釋一個語言表達式的“meaning”，那么，我們既可以給出一個可替代的語言表達式，這時“meaning”被理解為一種水平關(guān)系；又可以指明它的語言之外的相關(guān)物，這時“meaning”被理解為一種垂直關(guān)系。這一語言之外的相關(guān)物本身進而又被稱之為該表達式的“meaning”，“meaning”從而被理解為一個對象，亦即被理解為所意指的那個事物。
這些區(qū)分如何能夠應(yīng)用到其他詞語上呢？像“signify”（意謂）這樣的動詞，似乎既有水平意義，又有垂直意義。而像“connote”（表示）和“imply”（蘊涵，意味著）這樣的動詞，其主導(dǎo)用法是水平意義，像“denote”(指謂)、“designate”(指涉)這樣的動詞，其主導(dǎo)用法是垂直意義。動詞“refer to”看起來也首先是有一種垂直意義，盡管諸如“交叉指稱”（cross-referencing）的說法似乎也暗含著一種水平意義。與“meaning”相似，諸如“signification”（意謂）、“connotation”（涵義）、“denotation”（指謂）、“designation”（指涉）和“reference”（指稱）之類的詞語，既可以被理解為代表一種關(guān)系，也可以被理解為代表一個對象（亦即被意謂、被表示等等的那個事物）——雖然，在“reference”那里，常常在reference（關(guān)系）和referent（所指的那個事物）之間作出區(qū)分。這里還可以做出更細微的區(qū)分。在我看來，例如，什么樣的動詞可以恰當(dāng)?shù)赜脕碓斒鲆环N垂直關(guān)系，部分地取決于相應(yīng)的關(guān)系者的性質(zhì)。我本人傾向于這樣談?wù)?，專名或限定摹狀詞指稱（referring to）某物（例如，“柏拉圖的學(xué)生和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指稱亞里士多德），而模式字母、變項或抽象符號則指示或代表（denoting or standing for）某物（例如，“a”“b”“c”等等指示或代表論域中的對象）。隱藏在這種看法背后的理念也許是：“指稱”是我們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所做的事情，而“指示”或“代表”則是一個語言表達式本身通過某種方式所做的或被指派去做的事情。當(dāng)然，在這種細節(jié)的層面上，有關(guān)詞語使用的直覺其變化幅度很大，其哲學(xué)意蘊也有爭議。但是，它們的確表明了這里包含的某些復(fù)雜性，以及不一致如何能通過微妙的方式將自身表現(xiàn)出來。
在德語中也能做出相似的區(qū)分嗎？首先要說明的是，“Bedeutung”同樣既可以用在水平意義上，又可以用在垂直意義上，正是這一事實支持了那些人的建議：“mean”和“signify”是最好的譯法。使用“refer to”或“denote”確實更多地是做出了一種解釋性決定——把某人解釋為是在其垂直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然而，為了維護“reference”及其近似詞，可以指出下面一點：在德語中，并沒有這樣的詞語能表達這種垂直意義，事實上，“Bedeutung”是最自然的選擇。從這種程度上看，在德語詞“Bedeutung”和英語詞“meaning”之間存在一個差異：前者更頻繁地被用于表達其垂直意義，然而在英語中，我們能夠恰當(dāng)?shù)厥褂闷渌奶娲~，比如“refer to”，“denote”或“stand for”。主要在垂直意義上被使用的唯一的日常德語詞就是“bezeichnen”（“designate”：指涉）；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當(dāng)弗雷格對他的“Bedeutung”概念進行闡釋時，他恰恰是不加區(qū)分地交替使用“bedeuten”和“bezeichnen”。這樣一來，將“Bedeutung”譯為“reference”就有了一些根據(jù)；而且，我們在這里也會注意到，“沒有人是不死的”和“２＋２＝５”具有相同的reference（指稱），這種說法也會使英語讀者產(chǎn)生怪異的感覺，弗雷格自己使用“Bedeutung”的怪異性因此也就被傳達出來了。
不過，特別要指出，談到有關(guān)句子的Bedeutung（指稱）的爭議，并不是每個人都已經(jīng)承認弗雷格這個術(shù)語的怪異性了。已經(jīng)有人提議，如果在“significance”或“importance”（重要性）的意義上理解“Bedeutung”，弗雷格的觀點看起來就會不那么怪異了，而在德語中，“Bedeutung”有時確實能夠用在這種意義上（正如我們在英語中談?wù)撘粋€事件的“meaning”一樣）。在弗雷格看來，就邏輯學(xué)和科學(xué)所關(guān)注的而言，一個命題的“significance”（意謂）或“value”（值）就在于它的真值。那么,還有比把一個句子的Bedeutung等同于它的真值更為自然的做法嗎？這種將“Bedeutung”當(dāng)作“值”的觀念似乎因弗雷格在《函數(shù)與概念》一文中所提出的論證而得到加強，正是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出現(xiàn)了“Sinn”與“Bedeutung”的區(qū)分。這里，一個句子的Bedeutung（所指）被看作是一個函數(shù)（概念）被一個對象“填充”之后所產(chǎn)生的“值”。弗雷格專注于通過同一性陳述來提出他的理論，在這里，不太容易看出“真值”之外的任何東西怎么能夠怎樣成為“value”（值）；但是，這里確立的句子整體的Bedeutung與其部分的Bedeutung之間的函數(shù)關(guān)系才是關(guān)鍵性原理，在“On Sinn and Bedeutung”(《論涵義和指稱》)一文中，弗雷格所給出的替換性論證所要預(yù)設(shè)的正是這一原則。在考慮一個句子的Bedeutung可能為何時，弗雷格問道：當(dāng)句子中具有相同Bedeutung的專名相互替換時，什么東西保持不變？他的回答是：該句子的真值。因此，他還論證說，當(dāng)句子的諸部分之一缺少Bedeutung時，該句子所缺失的也是它的真值。假定這一原則：句子整體的Bedeutung由其部分的Bedeutung決定，那么，將該句子的Bedeutung等同于它的真值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現(xiàn)在，必須指出下面一點，弗雷格的所有論證都不足以確定（underdetermine）這種等同關(guān)系:關(guān)于在替換中保持不變的東西，還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例如——最著名的，是被表征的“事態(tài)”（“state of affairs”）。但是，這里的要旨只是指明隱藏在將“Bedeutung”解釋為“value”或“significance”背后的動機。因為，如果把一個句子的Bedeutung（所指）設(shè)想為它的真值，那么，考慮到弗雷格的基本原則，就可以把該句子各部分的Bedeutung視為有助于確定其真值的任何東西；換句話說，一個表達式的“significance”就在于它的“真值潛能”。
應(yīng)該把一個表達式的Bedeutung看作它的“significance”，這一看法明顯是為了貶低弗雷格的實在論；而且，很明顯，上一節(jié)所討論的那些爭議問題與有關(guān)“Bedeutung”的譯法的爭論之間存在著一種密切的聯(lián)系。因為，如果重點關(guān)注弗雷格哲學(xué)的語義學(xué)和知識論的方面，而撇開其本體論問題，那么，很自然的做法是，重點關(guān)注的是Bedeutung作為水平關(guān)系而非垂直關(guān)系。一個表達式的Bedeutung在于它的真值潛能，也就是它對確定它在其中出現(xiàn)的語句的真值所作的貢獻，這種提法確實強調(diào)了一個表達式與其他表達式之間所具有的水平關(guān)系。但是，由于上面陳述過的理由，這并不是弗雷格本人考慮“Bedeutung”的（唯一）方式?；氐缴衔年P(guān)于“meaning”用法所作出的第一個區(qū)分，在弗雷格使用“Bedeutung”一詞的大多數(shù)場合，很清楚，在他自己的心中，Bedeutung是作為對象而不是作為關(guān)系。將下面兩個問題分離開來，即一個表達式具有Bedeutung是怎么回事，與一個表達式的Bedeutung是何種實體，并拒斥弗雷格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至少對句子而言），這種做法無疑是正當(dāng)?shù)?；但這并不應(yīng)當(dāng)妨礙我們認識到弗雷格本人賦予其“Bedeutung”概念的本體論分量。當(dāng)然，在適當(dāng)?shù)膱龊舷聦?#8220;Bedeutung”譯為“referent”（所指），又會在另一個方向上走得太遠——夸大了指稱真和假的句子與指稱作為其承擔(dān)者的對象的專名之間的類似。使用“reference”至少保留了Bedeutung作為關(guān)系與Bedeutung作為對象之間的模糊性，盡管也許有人覺得，這種做法貶低了弗雷格的“Bedeutung”概念的水平意義（尤其是如果仍然把語境原則看作是在弗雷格后期著作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的話）。
最后，對用來翻譯“Bedeutung”的詞語的選擇不能與對弗雷格哲學(xué)的解釋相脫節(jié)。那么，合理的策略應(yīng)當(dāng)是什么樣的呢？如果必須做出一個選擇的話，我自己寧愿使用“reference”（指稱），因為我認為，對弗雷格而言，“Bedeutung”的垂直意義優(yōu)先于其水平意義。在我看來，“meaning”（意義）使得弗雷格的觀點比用德語表達出來更怪異，而“significance”（意謂）雖然使得這些觀點不那么怪異，但它掩蓋了弗雷格的實在論觀點。“Reference”（指稱）優(yōu)于“denotation”（指謂），因為“reference”是更日常的單詞，而“denotation”僅僅用于垂直意義。公認的事實是，“reference”如今帶有斯特勞森式的意涵，而這種意涵在弗雷格的著作中是不存在的，但是，既然弗雷格至少應(yīng)該在斯特勞森之前被閱讀，所以這應(yīng)該不會造成誤解（當(dāng)讀者閱讀斯特勞森時，他應(yīng)該能夠認識到其間的差別）。然而，正如上文的論述所表明的，這里仍有解釋性爭論的空間；并且，最明確的回答就是簡單地對“Bedeutung”不作任何翻譯。目前很多論述弗雷格的哲學(xué)家都采取了這種做法，并且這種做法明顯地有先例可循：上文所提到的“eudaimonia”和“Geist”就是兩個這樣的例子，它們未經(jīng)翻譯被廣泛地用于哲學(xué)文獻中。很顯然，沒有比這更好的途徑去遵循解釋中立性原則了，盡管對每一個可能引起爭議的詞語來說，這幾乎不會是一個應(yīng)當(dāng)被采納的策略。但是，考慮到圍繞弗雷格的Bedeutung概念所引起的那場爭論，特別是這場爭論由此導(dǎo)致了對弗雷格哲學(xué)中所有核心問題的關(guān)注，這看起來是所要采取的唯一合理的措施了。就其作為名詞而言，這種措施不會產(chǎn)生任何問題。談到弗雷格把句子的Bedeutung看作一個真值時，這也不是很牽強。然而，就其作為動詞而言，由于其語形的變化，將其出現(xiàn)不作任何翻譯就很不自然了。但是，撇開不太雅觀不談，要找到一個恰當(dāng)?shù)姆g是比較容易的，也不會產(chǎn)生太多的爭議。在弗雷格使用“Bedeutung”的大多數(shù)語境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弗雷格是在垂直意義上使用“Bedeutung”的：專名指稱對象，概念詞指稱概念，句子指稱真值；在本卷中出現(xiàn)的弗雷格后期著作的譯文中，兩個表達式“refer to”和“stand for”通常被采用了（“stand for”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Geach, Black, Long和White的譯文中），不過，根據(jù)解釋整體性原則，該德文詞被置于緊跟在后面的方括號中。最后，最重要的是要確保這樣一點：“Bedeutung”的每次出現(xiàn)，無論如何翻譯，都要標(biāo)示出來，這就是本文集中所已經(jīng)遵循的策略。
（發(fā)表于《世界哲學(xué)》2008年第2期）
本站僅提供存儲服務(wù)，所有內(nèi)容均由用戶發(fā)布，如發(fā)現(xiàn)有害或侵權(quán)內(nèi)容，請
點擊舉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