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真男兒能多情 潘向黎 |
| 有一句話本不想說。整個唐朝，最愛李商隱。雖然，明明知道李白、杜甫的“光焰萬丈長”是最耀眼的，也傾倒于王維難以企及的無塵境界，更有那么多大詩人的珠玉篇章讓人擊節(jié)再三，可是，心底里最愛的，終究只有一個。 李商隱（813－858，一說約811－約859），字義山，號玉谿山、樊南生，懷州河內(nèi)人（今河南沁陽），晚唐最杰出的抒情詩人。一生創(chuàng)作了大量詩歌，至今存世的有600首。他是如此自信，總是以宋玉、司馬相如來自比，他又是如此的不走運，他素有“欲回天地”之志，但大唐已是黃昏末路，他以詩篇杜鵑啼血也不可能喚回春天，甚至根本對自己窮愁飄零的處境無濟于事。即便如此，他還是以過人的才華和強烈的感情，在詩中議論時事，借古諷今，更在詩中嘆息不幸身世和孤獨心境。他的七言律詩，把這種形式推到了極致，對后世影響深遠。他瑰麗飄渺的愛情詩，更是感動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跨越了時間，成為不朽。 感人的不僅僅是愛情本身。有專家說得極是：“它們的意義已不止是一般地謳歌愛情，有許多篇什已升華為對女性的贊美，對女性生活和命運的深切同情和關(guān)懷……表現(xiàn)了古代一個正直詩人和男子對女性的善待乃至愛護尊重，從而也顯示了中華文明中與歧視壓迫婦女完全不同的另一種傳統(tǒng)。（見董乃斌評注《李商隱詩·前言》）”一直覺得李商隱是個值得敬重的好男人，如此說來，并不是沒有緣由的。 李商隱的不幸，除了一生懷才不遇，還在于生前不被理解、身后也常常被誤讀。他曾被指責為“忘恩”“放利偷合”“詭薄無行”“文人薄幸”，其實是一位有情有義、俯仰無愧的讀書人；后人心目中，他是一個耽于兒女情長、深情纏綿的“情種”，卻不知他是一個磊落耿介的大丈夫。 李商隱生活在藩鎮(zhèn)作亂、宦官專權(quán)、朋黨傾軋的大動亂時代。早年得到天平軍節(jié)度使令狐楚賞識，令與其子令狐绹等一起學習，并向他傳授駢體文做法。后來由令狐绹力薦，登進士第，該年冬天，令狐楚死。次年，商隱入涇原節(jié)度使王茂元幕，不久娶其女。當時政壇牛（僧孺）李（德裕）兩黨爭斗正酣，令狐屬牛黨，王茂元被視為李黨，商隱的行為本非出于黨派意識，但在令狐绹看來就是忘恩無行，令狐一黨又長期執(zhí)政，所以商隱一生備受壓抑，以依人作幕、代草文書為業(yè)，最后任了一些閑職，不久就客死他鄉(xiāng)。李商隱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自覺選擇，是在牛黨得勢、令狐绹為相的時候，跟著被貶的鄭亞去了桂林，表明了遠離牛黨、同情李黨的態(tài)度。友人劉蕡因縱論時政、指斥宦官而被貶逐終于冤死，商隱連作四首詩哭吊，“上帝深宮閉九閽，巫咸不下問銜冤”，以義正辭嚴的抗議之聲打破了文壇的沉寂。太和九年（835年）的“甘露之變”，宦官仇士良等幽禁文宗、濫殺無辜，多數(shù)官僚士人噤若寒蟬，商隱卻挺身而出，連作了《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詩，既嚴譴宦官，又痛責謀事不密的官員，還委婉批評了用人不當?shù)奈淖?。（以上參見董乃斌作《李商隱詩·前言》及羊春秋《唐詩精華評譯》等書。） 那個似乎總是一襲白衣、走在無邊風雨中、獨自苦戀的才子，烏云壓城、江山變色之際，才讓人看清了他的本來面目，卻原來這是一位節(jié)操獨立、風骨傲然、敢于冒死抗爭的大丈夫、鐵男兒。 董乃斌先生指出：“李商隱詩有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在表現(xiàn)愛情、悼亡以及對坎坷身世的自我感傷乃至對唐王朝衰亡的預(yù)感時，往往彼此融滲膠結(jié)，渾然化為一體……”（《李商隱詩·前言》）只有在重視感情、尊重女性的詩人身上，才可能發(fā)生這樣的情況，因為在他心目中，愛情，是生活、命運中極重要的一部分，愛情的得失甚至和王朝的興衰幾乎同等重要。曹雪芹雖然可能不那么喜歡李商隱的詩（借黛玉之口說出），但是在曹公的女性觀、價值觀中，很容易找出和李商隱一脈相承的內(nèi)涵。 無情無義的，多勢利涼薄之輩，豈有真豪杰？唯真男兒能多情。李商隱就是這樣一位大詩人、真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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