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傳本真?zhèn)沃疇幮抡?/span>
清華大學于2008年7月入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戰(zhàn)國竹簡，經(jīng)過清理保護和研究，最終確定清華簡共為2388枚，其中發(fā)現(xiàn)了失傳2000多年的戰(zhàn)國《尚書》。經(jīng)整理出版的《尹至》《祭公》《保訓》等屬于《尚書》或類似《尚書》的文獻，與現(xiàn)今流行的《尚書》相比較，是確有差異的。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劉國忠教授認為，“從‘清華簡’提供的這些證據(jù)來看，傳世兩千多年的古文《尚書》確實是一部偽書，自北宋以來，許多學者對它的懷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確的”；“通過‘清華簡’，我們不僅看到了真正古文《尚書》的原貌，還可為多年來古文《尚書》真?zhèn)沃疇幃嬌蠄A滿句號。”［1］
《尚書》是中國流傳到現(xiàn)在的最古老的文獻，它的命運多舛，能夠在今天還可以讀到它的傳本，已經(jīng)相當不容易了。就它的文本及其內(nèi)容而言，可以斷定其中有“偽”的部分，而這又可以說是任何流傳到今天的古籍都存在的問題，但因此就認定《尚書》是“一部偽書”，也是非常輕率的。所以，不能不指出，劉國忠教授關(guān)于“傳世兩千多年的古文《尚書》確實是一部偽書”的結(jié)論太草率太武斷了。盡管“清華簡”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對《尚書》的研究有非常大的意義和貢獻，但是，說它就“為多年來古文《尚書》真?zhèn)沃疇幃嬌蠄A滿句號”還為時太早。
一、命運多舛的《尚書》文本
《尚書》是我國最古老的官方史書，是我國第一部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匯編。根據(jù)歷史記載，流傳到今天的《尚書》應該有四種版本。
第一種版本也是最完備的文本，相傳由孔子編撰而成。西漢人說先秦時《尚書》有100篇，其中《虞夏書》20篇，《商書》、《周書》各40篇，每篇有序，題孔子所編。[2]后來的《尚書》文本都只能說是這個文本的部分篇章。遺憾的是，這個文本，在歷史記載中沒有關(guān)于它的詳細資料，它在秦末戰(zhàn)亂中散佚了。
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焚燒民間私藏詩書，其中《尚書》被列為禁書之重點。民間《尚書》傳本多被銷毀，僅宮中檔案則尚得保存。但秦末戰(zhàn)亂，項羽占據(jù)秦都后火燒咸陽宮，多數(shù)宗社檔案亦被焚之于一炬。
漢惠帝時宣布撤銷秦政權(quán)的禁書令，民間收藏的《尚書》遂得復出。漢文帝時，年過九十的故秦“博士”伏生在濟南傳授《尚書》。但是，伏生所傳《尚書》，一說并無寫本，“失其本經(jīng)，以口傳授”，靠腦中記憶記誦二十余篇。司馬遷則說：“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shù)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鄒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倪寬……”。［3］西漢初著名政治家賈誼、晃錯都是伏生的門生，曾從伏生學習《尚書》。伏生所傳《尚書》，其經(jīng)文皆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定，因此漢人稱伏生所傳29篇的《尚書》為“今文”《尚書》。
漢景帝、武帝間，魯恭王劉馀拆除孔子舊宅，于墻壁內(nèi)發(fā)現(xiàn)孔子家族一批藏書。其中有《尚書》，以“蝌蚪文”（古文字）抄寫。劉馀遂以其書還賜孔子家族人。周代文字在漢代已很少有人認識，于是參照伏生所傳《尚書》，定其可識者，改寫為隸書。這一部《尚書》比之伏生所傳本，多出25篇。傳寫其書者，乃孔子后裔中之著名學者孔安國。這一部《尚書》，與伏生所傳之今文寫本《尚書》多所不同。司馬遷說：“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余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4］孔安國本想將這一套書獻奉漢武帝。但不久發(fā)生巫蠱之亂，其書遂未能進獻。
這意味著，在西漢時代，《尚書》已經(jīng)出現(xiàn)兩個系統(tǒng)的傳本，一是濟南名儒伏生活的今文傳本，一是孔子后裔孔安國的古文傳本。根據(jù)這兩個文本又形成了多家注本。
西晉末年發(fā)生“永嘉之亂”，王室傾覆，文物淪喪。“永嘉喪亂，眾家之書并亡。”［5］《尚書》也遭遇再度亡散。“豫章內(nèi)史枚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xù)之。”［6］即是說，東晉政權(quán)南遷后，晉元帝時的豫章太守梅賾搜集到古文《尚書》的一種傳本，計46卷58篇，獻予朝廷。梅賾所獻《尚書》中有33篇內(nèi)容與伏生舊傳今文28篇略同，唯從“堯典”篇分出“舜典”，從“皋陶謨”篇分出“益稷”，“盤庚”篇則一分為二，又從“顧命”篇分出“康王之誥”，此外另有25篇也有所不同于漢傳本。
梅氏所獻的《孔傳古文尚書》，當時即被國家視為瑰寶，立于學官。唐初孔穎達受太宗詔命為之作注，此后遂頒行天下。這個傳本一直流傳至今。
自今文、古文《尚書》出現(xiàn)后，關(guān)于《尚書》傳本的真?zhèn)沃疇?/span>就產(chǎn)生了，尤其是對于梅氏所獻的《孔傳古文尚書》，特別是不同于漢傳本的25篇的真?zhèn)螁栴}，自北宋以來就存在討論。清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囊括前說，在朱熹以迄梅賾等人的辨?zhèn)畏椒ê涂甲C成果之基礎上，共舉128條證據(jù)以證古文《尚書》是魏晉間某人的作偽。該著發(fā)表以來，有黃宗羲與之作序、錢大昕給他作傳，又有兩朝皇帝予以盛贊、紀曉嵐為其定案，還有姚際恒、惠棟、程延祚、崔述等人繼此補證……，學界自此幾乎認定古文《尚書》為偽書。與此同時，也存在諸如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之類的異聲。關(guān)于《尚書》文本真?zhèn)沃疇?/span>，延續(xù)了上千年，并沒有一個結(jié)論。
二、《尚書》傳本真?zhèn)沃疇?/span>有個大問題：缺乏參照物
筆者認為，上千年的《尚書》文本真?zhèn)沃疇?/span>有一個極大的闕失：判斷《尚書》文本的真?zhèn)?/span>，需要正確的《尚書》文本作比較，可是，這個正確的、最早的《尚書》文本在哪里？歷史上有這樣一個文本嗎？
“尚書”一詞的本義是指中國上古國家檔案文件的匯編。中國上古國家檔案文件是從什么時候開始保存的，現(xiàn)在還不能斷言，但從西周初年的周公旦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7］可知商代已經(jīng)建立了保存檔案的制度。周代接收了商代的歷史檔案，并進一步發(fā)展了史官制度，史官們把屬于同一時代以及涉及那個時代的文獻編在一起，稱為“書”，并以朝代作為區(qū)別，遂產(chǎn)生了“夏書”、“商書”和“周書”。這些按朝代分編的歷史文獻應該就是《尚書》的前身。
春秋末年，孔子創(chuàng)立儒家，他在整理古籍、提倡學術(shù)和普及教育方面起過很大的作用。他經(jīng)常和弟子們講論《詩》《書》，使這些文獻得到更為廣泛的流傳。正因為這樣，后世的儒家才把《尚書》奉為經(jīng)典；也因為這樣，后世遂有人對孔子和《尚書》的關(guān)系才產(chǎn)生了一些牽強附會的傳說。從西漢以來，就有人認為認為原有的《尚書》包括三千多篇，被孔子刪掉了其中絕大部分，編成百篇本《尚書》并寫過《書序》，認為現(xiàn)在《尚書》每篇前的《小序》就是孔子寫的。這些傳說曾長期流傳于學術(shù)界，成為傳統(tǒng)的說法，實際上是不可靠的。
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許多學者的著作都曾引用過類似于《尚書》的歷史文獻，如《墨子》《管子》《孟子》《呂氏春秋》《荀子》《韓非子》等書，都直接引用過“書”中的詞句。這些引文有的見于今天的《尚書》，有的不見于今天的《尚書》，有的和今本《尚書》中的詞句大同小異。它們雖然只是片言只字，卻證明了：雖然孔子為教學的需要整理過“書”作為教材，諸子百家為學派宣傳的需要也對“書”有選擇地進行過使用，但是，在那個時代，“很大的可能是并沒有編成定本的《尚書》”。［8］
這即是說，《尚書》本來就不是一部完整的書，它是在歷史的不同時期，需要者根據(jù)手中掌握的夏商周歷史文獻而進行的編本。而這樣的編本，當然也就不能排除其中有“偽”的篇章。
三、關(guān)于《尚書》之“偽”的歷史分析
嚴格地追究起來，流傳到今天的古籍，可以說每一部著作都有“偽”的成分。
司馬遷的《史記》，對后世的影響極為巨大，被稱為“實錄、信史”，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9］列為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鑒》并稱為“史學雙璧”。司馬遷也因此被后世尊稱為“史遷”、“史圣”。但是，誠如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指出的一樣，司馬遷《史記》的全本，或是他沒有最后完成，或是完成后有佚失，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后人大多數(shù)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shù)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能不能因此就說《史記》也是一部“偽書”呢？
任何書的保存和流傳都需要書寫，尤其在古代，沒有紙，沒有印刷技術(shù)，寫在竹簡上的書經(jīng)過多少次傳抄就容易出錯，能夠流傳下來，已經(jīng)非常不容易了。所以，對流傳到今天的古籍，千萬不要輕易否定，而需要格外珍惜。
具體到《尚書》這部中國最古老的著作，如下幾點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作為《尚書》的原材料——夏商周的歷史文獻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從總體上說是佚失了，但散落在民間的還有不少，所以在諸子百家的著作中還可以零星見到，在地下文物發(fā)掘中也偶爾可以見到。這些歷史文獻也肯定有人整理過，甚至是多人整理過，這即是傳說中的孔子百篇《尚書》。
第二，秦始皇統(tǒng)一文字，焚書坑儒，以及秦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等原因，包括《尚書》在內(nèi)的古代典籍大多散失了。后來出現(xiàn)的今文、古文《尚書》很難得了，應該肯定；尤其是梅頤在古《尚書》久已失傳之際，匯輯、保存了這批古籍材料，使當時久已失傳的《尚書》得以再現(xiàn)，是他的重大歷史功績。
第三，在沒有紙和印刷技術(shù)的時代，古籍靠抄寫而流傳，伏生《尚書》還是靠的記憶和口傳，所以，《尚書》文本有文字差異是太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第四，因為夏商周的歷史文獻在春秋戰(zhàn)國還有不少散落在民間，所以在《尚書》的流傳過程中，不斷有新的篇章出現(xiàn)。例如，伏生《尚書》本只有28篇，后來又在民間獻書中發(fā)現(xiàn)了《泰誓》，才成為29篇的?，F(xiàn)在“清華簡”的發(fā)現(xiàn)，應該就類似于這種情況。梅頤所獻《尚書》，雖然與漢代孔安國的古文傳本并不完全相同，實際可能是晉代民間學者所匯輯的，可能也吸收了晉代出土的《汲冢竹書》中有關(guān)文獻，如《漢冢周書》等。
第五，在我們這個大國，能出現(xiàn)多本不同的書應該是文化幸事，通過這些不同的書，我們才能接觸到已經(jīng)離我們遠去的時代。我們不能簡單地以一批竹簡的發(fā)現(xiàn)就輕易地否定另一批與之不同的資料。例如，《尚書》中的《禹貢》篇，是最被認為是“偽書”的。清代以來，康有為認為《禹貢》是春秋后期的孔子所作；王國維認為《禹貢》為西周初期的作品；顧頡剛則認為《禹貢》是戰(zhàn)國時期的作品；還有的甚至認為，《禹貢》成于秦漢之際；等等。但是，近年發(fā)現(xiàn)的距今2900年的，目前所知是中國最早的關(guān)于大禹治水及德治的文獻記錄——西周燹公盨，它不僅證實了大禹及夏朝的確存在，甚至也證明《禹貢》并非是戰(zhàn)國時期的著作。在“遂公盨”的98字銘文中，開張即是：“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差地設征……”，[10]這與《禹貢》開張的“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是多么一致。所以，對司馬遷認可的，因此才全文收入《史記》的《禹貢》，需要重新認識。所以，除非是有明確證據(jù)證明為后出的偽造之文，就不要輕易地稱某書為“偽書”。
根據(jù)以上的認識，“清華簡”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意義很大，它豐富了《尚書》的內(nèi)容。但是，“清華簡”也只能作為《尚書》歷史、真?zhèn)蔚葐栴}的研究參考，還不能簡單地作為衡量標準。如果按照疑古派的思路，“清華簡”屬于“來路不明”。真要這樣較真，哪里還有中國遠古文化呢？所以，“清華簡”不可能就證明“傳世兩千多年的古文《尚書》確實是一部偽書”，說它就“為多年來古文《尚書》真?zhèn)沃疇幃嬌蠄A滿句號”顯然是錯誤的。
注釋;
[1] 張建松：《傳世兩千多年的古文<尚書>確系“偽書”》，2012年1月5日。
[2]《尚書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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