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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真?zhèn)螁栴}之由來與重辨(上）

《尚書》是儒家基本經(jīng)典之一，主要記載了唐虞以迄春秋時代圣王賢臣以仁德為核心的政治理念、政治言教及其政治實踐，并廣涉天文歷法、輿地形勢、疆域劃分、物產(chǎn)貢賦、宗教禮儀、人倫規(guī)范、家國制度、律令典刑、職官序列、禮器用物、王朝譜系、歷史事件等多方面內(nèi)容，對中華民族的人生觀、價值觀、政治觀、社會觀、歷史觀、自然觀、宗教觀以及認同意識之形成、鞏固與傳續(xù)產(chǎn)生了巨大作用，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命脈和文化傳統(tǒng)的一個重要來源。但是，從西漢至今的兩千多年間，《尚書》的真?zhèn)螀s一直是個問題；特別是經(jīng)清初考據(jù)家乃至民國早期“古史辨派”的“辨?zhèn)巍焙汀耙晒拧保渡袝?特指梅賾所獻孔傳本，又特指其中的古文25篇)為“偽書”的觀點竟儼然成為定讞，也成為學(xué)界的主流意見，這對中國歷史、文化、學(xué)術(shù)、思想乃至現(xiàn)實社會政治影響至巨，故極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重新予以辨析。

　　 作為六經(jīng)之一的《尚書》在先秦時期徑稱“書”，故《莊子·天下》基于先秦諸子的共識而歸結(jié)道：“《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薄肚f子·天運》又假托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jīng)，自以為久矣?！倍贾环Q“書”而不稱“尚書”。將先秦之“書”稱為“尚書”，大概始于西漢早期，或以為即由伏生定其名，孔安國《尚書序》曰：“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jīng)，口以傳授，裁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笨追f達疏曰：“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彼抉R遷《史記》已屢稱《尚書》之名，且云“言《尚書》自濟南伏生”，可為上說提供最為切近的文獻根據(jù)。至于為何將“書”改稱為“尚書”，除孔安國所謂“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外，另有王充曰“《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劉熙曰“《尚書》，尚，上也，以堯為上而書始其時事也”，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鄭玄曰“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乃至孔穎達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綜合諸家解釋，不外是說，《尚書》是遠古流傳下來的、由唐虞夏商周歷代史官所記述的關(guān)于二帝三王(或三代)倫理政治實踐的非常重要的經(jīng)典，亦即孔穎達《尚書正義序》所謂“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當(dāng)然，這些解釋都有推想的成分。

　　 據(jù)記載，《尚書》原有三千多篇，由孔子刪定為百篇?？装矅渡袝颉吩唬骸跋染鬃?，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xùn)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漢書·藝文志》也說：“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鄭玄《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史記·伯夷列傳》司馬貞《索隱》的說法大致同于鄭玄，其曰：“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這些說法多少含有傳說性，但也與《史記·孔子世家》所謂“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jì)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的記載基本相符?？追f達《尚書正義》中保存了百篇題目，其為《虞書》之《堯典》、《舜典》、《汩作》、《九共》九篇、《藁飫》、《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夏書》之《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之《湯誓》、《夏社》、《疑至》、《臣扈》、《典寶》、《仲虺之誥》、《湯誥》、《明居》、《伊訓(xùn)》、《肆命》、《徂后》、《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沃丁》、《咸》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上》、《盤庚中》、《盤庚下》、《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高宗肜日》、《高宗之訓(xùn)》、《西伯戡黎》、《微子》；《周書》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成》、《洪范》、《分器》、《旅獒》、《旅巢命》、《金滕》、《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蔡仲之命》、《成王政》、《將蒲姑》、《多方》、《立政》、《周官》、《賄肅慎之命》、《亳姑》、《君陳》、《顧命》、《康王之誥》、《畢命》、《君牙》、《同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這或許就是孔子所刪定的百篇之目。

　　 無論先儒的說法有多少推想成分或傳說因素，先秦時期實有《尚書》卻是毫無疑問的，這是西漢以降所有《尚書》學(xué)者的共識，這種共識的根據(jù)就在于先秦諸多典籍曾頻繁引述《尚書》。筆者曾從《論語》、《左傳》、《禮記》、《孟子》、《墨子》、《荀子》、《呂氏春秋》等典籍中鉤稽引《書》文句凡80余條，涉及《虞書》之《堯典》、《舜典》、《大禹謨》、《益稷》，《夏書》之《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之《仲虺之誥》、《湯誥》、《伊訓(xùn)》、《太甲上》、《太甲中》、《咸有一德》、《盤庚上》、《盤庚中》、《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周書》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成》、《洪范》、《康誥》、《洛誥》、《無逸》、《君奭》、《蔡仲之命》、《君陳》、《君牙》、《呂刑》、《秦誓》諸篇，文繁不錄。對于先秦典籍引《書》情況作出相當(dāng)周詳研究的有今人陳夢家和劉起釪。陳夢家《尚書通論》第一章《先秦引書篇》列舉《論語》、《孟子》、《左傳》、《國語》、《墨子》、《禮記》、《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9種典籍所引《尚書》凡168條。劉起釪《尚書學(xué)史》第二章《〈尚書〉在先秦時的流傳情況》不僅以文字表述先秦典籍對《尚書》的征引，而且制作“先秦文籍十八種引用漢今文十五篇情況表”、“先秦文籍三種引用古文逸十六篇中四篇情況表”、“先秦文籍九種引用《書序》百篇中七篇情況表”、“先秦文籍十六種中引用逸《書》逸篇情況表”、“先秦文籍引用《尚書》篇數(shù)次數(shù)總表”、“《尚書》存佚各篇先秦引用情況總表”，條列《詩》、《論語》、《國語》、《左傳》、《墨子》、《孟子》、《荀子》、《管子》、《莊子》、《韓非子》、《戰(zhàn)國策》、《周禮》、《禮記》、《大戴禮記》、《孝經(jīng)》、《公羊傳》、《榖梁傳》、《尸子》、《呂氏春秋》、《逸周書》等20種典籍所引《尚書》傳世以及后佚之諸多篇章的文句凡335條。如果說上述證據(jù)都只局限于文獻的范圍，那么《郭店楚墓竹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一)》所收兩篇《緇衣》以及前者所收《成之聞之》，則以先秦實物形式提供了當(dāng)時典籍征引《尚書》之最為堅實的證據(jù)。郭店簡《緇衣》征引《尚書》凡9條，依次為“《尹誥》云‘惟伊尹及湯咸有一德’”，“《君牙》云‘日傛雨，小民惟曰；晉冬耆滄，小民亦惟曰’”，“《呂刑》云‘一人有慶，萬民賴之’”，“《君陳》云‘未見圣，如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迪圣’”，“《呂刑》云‘非用臸，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康誥》云‘敬明乃罰’”，“《呂刑》云‘播刑之迪’”，“《君奭》云‘昔在上帝，割紳觀文王德，其集大命于厥身’”，“《君陳》云‘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上博簡《緇衣》征引《尚書》的條數(shù)、篇目及次序都與郭店簡相同，唯文字略有差異，故不贅述。郭店簡《成之聞之》篇征引《尚書》3條：“《君奭》曰‘唯冒丕單稱德’”，“《君奭》曰‘襄我二人，毋有合才音’”，“《康誥》曰‘不還大暊，文王作罰，刑茲亡’”。凡此均更加確鑿無疑地表明《尚書》存在于先秦時期。

　　 《尚書》之所以產(chǎn)生真?zhèn)螁栴}，起因于贏秦禁書。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奏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秦始皇“制曰‘可’”！可以想見，在專制暴政的權(quán)力幾乎覆蓋整個疆域的秦帝國，這項政策必然導(dǎo)致《尚書》在公開場合迅速絕跡，其大部分當(dāng)被焚毀，雖然肯定會有一些藏匿，但這些藏匿文本也會因人世的無常以及自然的消磨而亡佚大半。不過，從李斯所謂“非博士官所職”云云推斷，當(dāng)時民間私學(xué)之詩、書、百家語雖然被禁，但朝廷職官還是合法地保存著包括《尚書》在內(nèi)的所有典籍的。更具毀滅性的災(zāi)難來自“楚人一炬”，史載：秦子嬰元年(前206)，“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在這場浩劫中，本來作為“內(nèi)部保存本”、當(dāng)然也應(yīng)該是完整的定本、尚有重新行世之希望的官藏《尚書》，也就“可憐焦土”了！

　　 咸陽大火之后，先是楚漢相爭，及至漢朝初建，又有藩亂邊患，兵連禍結(jié)，救死不暇，直至惠帝四年(前191)，始顧及文化政策，下《除挾書律》，此時距嬴秦禁書已22年，典籍之損耗可知，但民間藏匿或據(jù)經(jīng)師記誦而筆錄的《尚書》畢竟又陸續(xù)出現(xiàn)。最先重新傳授《尚書》的是濟南伏生，據(jù)《史記》載：“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shù)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按，即晁錯)往受之”。但孔安國《尚書序》的說法有所不同，其曰：“漢室龍興，開設(shè)學(xué)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jīng)，口以傳授，裁二十余篇。”《史記》與孔《序》的共同點在于都肯定伏生最先重新傳授《尚書》，但前者以為伏生有壁藏殘存之書，后者則認定伏生根本無書而僅憑口授。以孔安國相對于司馬遷的年輩及其《尚書》研究的功底而言，當(dāng)信孔《序》之說較之《史記》更為確切。晁錯用當(dāng)時文字將伏生口授的《尚書》記錄下來，這就是后世所謂“今文《尚書》”。據(jù)衛(wèi)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年九十馀，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晁)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可以想見，晁錯本的質(zhì)量不高，故后來也就未見流傳，而伏生之學(xué)乃是通過傳授給張生和歐陽生以漸至盛大。

　　 今文《尚書》形成之后民間發(fā)現(xiàn)的另一種重要的《尚書》文本，是孔子舊宅藏本?？装矅渡袝颉氛f：“至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jīng)》，皆科斗文字。”《漢書·藝文志》亦載：“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jīng)》凡數(shù)十篇，皆古字也。”魯恭王將這些古籍都交給孔子后裔孔安國，安國參照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對古文《尚書》進行解讀，用漢隸寫定古文，即所謂“隸古定”，一共整理出58篇，其中與今文《尚書》相同者凡28篇，其為：《虞書》之《堯典》、《皋陶謨》，《夏書》之《禹貢》、《甘誓》，《商書》之《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書》之《牧誓》、《洪范》、《金滕》、《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又有5篇在今文《尚書》中被歸并于其他篇章，其為：《舜典》被歸并于《堯典》，《益稷》被歸并于《皋陶謨》，《盤庚》3篇被歸并為一篇，《康王之誥》被歸并于《顧命》，這樣，實際上，古文《尚書》有33篇與今文《尚書》相同；另為古文《尚書》獨有的篇章凡二十有五，其為：《虞書》之《大禹謨》，《夏書》之《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之《仲虺之誥》、《湯誥》、《伊訓(xùn)》、《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周書》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還有一些實在無法辨識的簡文，大概就是孔子刪定百篇之書的其余42篇了?？装矅鴮ⅰ半`古定”的58篇和無法辨識的文簡全部呈交朝廷收藏，朝廷詔令安國為58篇作傳，但到傳成之時，恰逢巫蠱之禍，孔《傳》也就壓下來了。

　　 當(dāng)時重出于民間的《尚書》文本，主要還有河間獻王征藏本和張霸“百兩篇”?！稘h書·景十三王傳》載：“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xué)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shù)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I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jīng)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庇捎诤娱g獻王“經(jīng)術(shù)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引起武帝猜忌，史載：“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河間獻王“知其意”，由此自污避禍，“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其所征藏的“古文先秦舊書”再也未聞下落，想必不久便煙消云散了。至于張霸“百兩篇”，當(dāng)時就辨明為偽書，《漢書·儒林傳》載：“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shù)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shù)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征，以中書校之，非是。”另外還可一提的是民間所出單篇《泰誓》，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于壁內(nèi)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shù)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亦曰：“《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讀之?！边@篇《泰誓》被歸入伏生28篇之中，成為與古文《泰誓》并存的今文《泰誓》，一度頗有影響，劉向、劉歆、馬融、鄭玄、王肅等漢魏大儒都曾對之下過功夫，但后來發(fā)現(xiàn)先秦典籍所引《泰誓》文句，單篇《泰誓》中往往不見，由此認定其“非本經(jīng)”而貶之。因此，自贏秦禁書至漢惠解禁之后重現(xiàn)于世間且為當(dāng)時和后世所肯認的《尚書》文本，就只有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和孔安國整理的古文《尚書》。如果說孔子刪定的《尚書》原有100篇，那么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和孔安國整理的古文《尚書》就都是殘缺本，不過，這兩種文本的真實性卻是無可置疑的。

　　 不幸的是，這兩種歷劫重出的《尚書》文本，此后的命運都不很好。比較而言，今文《尚書》的遭際一度幸運得多。據(jù)《漢書·儒林傳》記載，伏生所傳今文《尚書》衍生出歐陽和大、小夏侯三個系統(tǒng)，這三個系統(tǒng)都是“徒眾尤盛，知名者也”。大、小夏侯《尚書》于宣帝甘露三年(前51)立為博士，史有明書。歐陽《尚書》則“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其時或即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盡管歐陽《尚書》立為博士的時間尚屬推論，但無論如何，歐陽和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于西漢時期全都立為博士是沒有問題的，故《后漢書·儒林列傳》載：“前書(按，指《漢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xué)；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xué)；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xué)。三家皆立博士?！睎|漢中興之后，繼立五經(jīng)博士，《尚書》仍立歐陽和大、小夏侯三家。漢末喪亂，三國紛爭，天下未定，不遑遵古。及至中原安輯，曹魏繼統(tǒng)，明帝太和四年(230)即下詔提倡經(jīng)學(xué)，崇尚典謨。齊王芳及高貴鄉(xiāng)公髦都講習(xí)《尚書》，君臣之間詔奏論說，所引無非今文。西晉踵武曹魏，今文顯為官學(xué)，觀其時朝廷文書可知。然未幾八王亂起，復(fù)繼以永嘉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并亡”，傳續(xù)四五百年的今文《尚書》也就從此絕跡，后人只能從古文《尚書》相同于今文《尚書》的33篇窺其大概了。

　　 如果說今文《尚書》雖然最終未免于亡佚的命運，但畢竟曾經(jīng)擁有顯赫的地位，那么古文《尚書》則幾乎從未真正獲得過這種聲華?？装矅鴮ⅰ半`古定”的《尚書》58篇“悉上送官”之后，由于有經(jīng)無傳，不能立于學(xué)官，只能“藏之書府”而已。待他“研精覃思，博考經(jīng)籍，探摭群言，以立訓(xùn)傳”，從而具備了將古文《尚書》立于學(xué)官的條件時，卻又恰逢巫蠱之禍，“經(jīng)籍道息”，以致孔傳古文《尚書》“用不復(fù)以聞”，此后便主要在民間傳授?！安刂畷钡墓盼摹渡袝吩蛔鳛樾？北臼褂?，漢成帝時，劉向奉詔領(lǐng)校中秘書，曾經(jīng)“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jīng)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余，脫字數(shù)十”，劉向用來?？睔W陽和大小夏侯《尚書》的“中古文”，當(dāng)即孔安國所上古文《尚書》；而其時用來判定張霸“百兩篇”之真?zhèn)蔚摹爸袝保喈?dāng)為孔氏書。至哀帝朝，劉歆承父業(yè)續(xù)校中秘書，因特別愛好古文《春秋左氏傳》，遂欲憑借宗室身份以及權(quán)臣王莽的勢力立之于學(xué)官，連帶也褒舉了《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古文經(jīng)典。劉歆的企圖激起今文五經(jīng)博士以及崇尚今文的大臣們的強烈抵拒，劉歆遂致書嚴(yán)厲批評他們“不思廢絕之闕，茍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余道，絕滅微學(xué)”，“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圣意”云云，于是“諸儒皆怨恨”，大司空師丹怒而參奏劉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所謂“非毀先帝所立”，即指欲立古文博士以否定武帝以降的今文博士制度，而所謂“改亂舊章”，則當(dāng)指欲立有經(jīng)無傳的古文《尚書》從而破壞有經(jīng)有傳方能立于學(xué)官的成規(guī)。雖然劉歆因“貴幸”不僅沒有被治罪，而且他所喜好的《春秋左氏傳》以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確于平帝年間賴王莽之力而增設(shè)博士，但因王莽之奸偽篡逆為天下后世所不齒，劉歆亦因依附王莽而每為人所不直，故古文《尚書》此次立于學(xué)官非但沒有增加榮耀，反而成為遭受后世懷疑或攻訐的口實。

　　 東漢恢復(fù)前朝學(xué)官制度，立今文十四博士，《尚書》仍然是歐陽和大小夏侯三家，不過章帝時“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榖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xué)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wǎng)羅遺逸，博存眾家”，這是對西漢今古文之爭所作的折衷，雖然古文諸經(jīng)仍不一定擁有官祿，或即使擁有官祿也一定視今文諸經(jīng)等而下之，但畢竟使古文諸經(jīng)取得了朝廷承認的學(xué)術(shù)地位。在這種情勢下，古文《尚書》便在社會上傳衍開來，文本也就不一而足。史載，孔安國以其書“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榖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fēng)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涂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又載孔氏后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遞至章帝年間的孔僖，其子季彥猶“守其家業(yè)，門徒數(shù)百人”，這兩條學(xué)脈所傳承的文本當(dāng)即孔安國因武帝末年巫蠱之禍而未能獻上的孔傳古文《尚書》。另一種重要文本是杜林于新莽之末流寓西州時所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杜林以此文本傳授衛(wèi)宏、徐巡，囑曰：“林流離兵亂，?？炙菇?jīng)將絕，何意東海衛(wèi)子、濟南徐生復(fù)能傳之，是道競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wù)，然愿諸生無悔所學(xué)”，因此“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55]，嗣后，“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xùn)，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馬融、鄭玄的傳注至唐代尚存，陸德明以之比較孔傳本，指出“馬、鄭所注并伏生所誦，非古文也”，魏征等也說馬、鄭注本“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由此可以推知杜林本至少在篇數(shù)方面同于今文而異于古文。不過孔穎達也在比較之后指出，鄭注本在詞語方面往往同于古文而異于今文，“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這又表明杜林本也是今古文的折衷，是一種既與歐陽和大小夏侯三家本以及孔傳本都有關(guān)聯(lián)、但又不全同于這兩個系統(tǒng)的獨特文本。而由杜林本衍生的“馬氏《尚書》”、“《尚書》鄭氏”等文本，也當(dāng)與祖本有所變異，否則不會出現(xiàn)卷數(shù)的差別，也不會導(dǎo)致后來王肅“善賈、馬之學(xué)而不好鄭氏”的取向分歧。考慮到東漢時期經(jīng)典淆亂的程度，當(dāng)時號稱“古文《尚書》”的文本很有可能還不止于上述幾種。所有這些文本肯定都是孔傳古文《尚書》的直接或間接變種，但因其時孔傳本并未受到特別推重，故不免被諸多文本所遮蔽，如杜林本就比孔傳本更加行時，因此，時人甚至一些重要學(xué)者見不到孔傳本，也就可以理解了。

　　 古文《尚書》多本歧出的局面至西晉末造基本結(jié)束，其時“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shù)十萬眾并垂餌于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于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粉忠貞于戎手，聚搢紳于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于是“渠閣文籍，靡有孑遺”，“眾家之書并滅亡”。毫無疑問，中華文化在當(dāng)時又經(jīng)歷了一次嚴(yán)重劫難，不過眾書并亡、靡有孑遺的說法卻是有所夸張，當(dāng)時逃脫中原戰(zhàn)亂的官紳士民總會帶出一些典籍，而遠離兵燹的東南地區(qū)當(dāng)然更多地保存了圖書，所以東晉荀崧才說“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xué)士遺文，于今為盛”。正因此，晉室南渡甫安，豫章內(nèi)史梅賾便奏上孔傳古文《尚書》，這個文本也于元帝年間立為博士；而馬融、鄭玄、王肅所注《尚書》亦稍稍出焉。嗣后人世滄桑，歷劫重出的漢魏《尚書》文本絕大多數(shù)又亡佚了，唯有孔傳古文《尚書》保存至今，使后人有幸賴以一窺圣哲的懿范和先民的史跡。然而，這部彌足珍貴的偉大經(jīng)典卻又遭到苛刻的懷疑，甚至被釘上了“偽”字標(biāo)簽！

排版 | 譚青青

編輯 | 許靖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