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quán)謀，即手段，因此，一定逃不脫因果律。就像陳平所言，自己多用陰謀，此生富貴，但必定“三世而斬”。

中國文化里的權(quán)謀文化，說到底，算的是人心，謀的是時勢。

人心差不離，需要的是在不同的時與位中，看清、摸透其肌理。而勢，卻千變?nèi)f幻，始終處于變動之中。

所謂時勢造英雄，其實，不知是時勢造了英雄，還是英雄造了時勢。

但對于權(quán)謀者而言，一定是英雄造就了時勢。非英雄，不能勘破其“勢”。有了“勢”，英雄才叫英雄。

從這一點來說，那些頂級的權(quán)謀者，都是俯瞰蒼生的，因此，有才無德者，實為人類大賊。因此，英雄與圣賢不同。

英雄是來征服世界的。而圣賢是要征服自己。前者，重事功。后者，尋大道。前者，始終不如后者。

01

頂級權(quán)謀，在造勢。

什么是勢？

勢，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就是弓已拉滿，靶心在正前方。如不發(fā)而收弓，則需要重新蓄力，重新找靶。這樣，良機必失。

歷史上，凡是造勢之人，都懂得，勢成，必發(fā)。勢未成，必隱。

記得《左傳》開篇為《鄭伯克段于鄢》，一個“克”字，便是孔子《春秋》“微言大義”的筆法所在。所謂“克”，是對敵人而言的，但是，鄭莊公以此來對付自己的弟弟共叔段。這在孔子看來，鄭莊公以權(quán)術(shù)對付弟弟，是其罪狀。

但從這件歷史公案來看，鄭莊公在處理弟弟與自己母親起兵造反的手段看，便是以心機促成其弟弟的造反，然后，以平叛之師，徹底毀之，永久后患。

歷史上，皇權(quán)爭奪，所謂“逼反”，就是“想要使之滅亡，必先使之瘋狂?！敝挥挟?dāng)對方到達(dá)了那個點，你才能有合理下手的理由。

就像鄭莊公，一手促成共叔段造反之心和之行，然后，才能以國家大義審判之。要不然，在他沒有造反的情況下對付他，那么，罪責(zé)就是他自己的了。

一旦勢成，對手就如待宰羔羊，但卻又是咎由自取。

02

培養(yǎng)高規(guī)格的敵人，才有高規(guī)格的時勢。

從權(quán)謀而言，鄭莊公的手段，似乎在培養(yǎng)敵人這件事上，有了始作俑者之嫌。這種手段的厲害之處在于：師出有名。

但從層級而言，鄭莊公造的勢，仍然局限于一時一事之勢，還夠不上造時勢。要說造勢時，或許可以談一談曹阿瞞。

關(guān)于是曹操培養(yǎng)了劉備和孫權(quán)的說法，因無法采訪曹操，也無文獻(xiàn)記載，因此，只能是一段歷史懸案。但是，鑒于曹操的雄才大略和不走尋常路數(shù)的風(fēng)格，大概率也能窺見其一二心思。

至少在“師出有名”這一點上，是坐實了的。因此，連當(dāng)代大儒南懷瑾先生也比較贊同這一說法。

第一、既然是“挾天子以令諸侯”，那么，諸侯必須有。你掃蕩了天下，令誰去。更何況，一下子也掃蕩不了。這是心病。

第二、培養(yǎng)一個，還是兩個，還是更多？答案是兩個。讀過《易經(jīng)》就明白，到第三爻，必要變卦。也就是說，三，是一個極限。就像《道德經(jīng)》言，“三生萬物”，到三，就可以千變?nèi)f幻了。

而從權(quán)謀層面而言，三股勢力，才能互相掣肘。就像帝王術(shù)，都不會允許自己的臣下有一家獨大的局面形成，一旦形成，皇權(quán)就會容易架空。因此，最好的格局是，兩派相爭，皇帝在勸架。

那么，三國的情形，實際上也差不多。有人說郭嘉不死，曹操一定統(tǒng)一天下。而實際上，沒有郭嘉的曹操，就不能統(tǒng)一天下了？

只是，懸案，終究是懸案。

03

看歷史，是需要膽魄的。

道家看歷史，那是塵歸塵，土歸土，是悲憫的，是清醒而冷靜的。因此，邦有道，則嘯傲山林。邦無道，亦可嘯傲山林。

而儒家看歷史，那是禮樂崩毀，人心淪喪，是悲憤的，是愴然的，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非要在囂囂塵土中，立言、立身、立德的。

至于佛家，只道著相太深，世間本無一物，勸的是紅塵，戒的是人心。難哉！

因此，凡論權(quán)謀，便已是人文的下乘。但是，三王之后，似乎都陷入到了這個泥潭之中。就像后來的我們，看歷史，看到的也多是這些時勢英雄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