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安農(nóng)
我與那個叫王圓箓的王道士曾三次“謀面”，他都是穿著灰衣布袍，咧著嘴，笑著。
第一次是我讀那篇有名的《道士塔》：“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薄皻v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從外國冒險家手里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shù)的敦煌文物一箱箱運走。”我曾一樣“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泄”，看到他漠然、狡黠甚至有些猥瑣地笑著，不顧因為他“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我憤然：你怎么笑得出！
第二次，一個盛夏，我“朝圣”到莫高窟，盡管陰暗洞窟中的璀璨文化使我震撼，但生存環(huán)境更讓我震驚——它如鍋內(nèi)翻炒過的黃沙，很快炙干了我剛剛灌入體內(nèi)的水分。導游說，這里的冬天更加嚴酷，飛沙如刀，寒風勝劍。就在這里，我又一次見到了我不想見又躲不過的王道士，還是那副笑容。我知道了這個王道士奇跡般地從湖北來到荒涼的莫高窟，在這里扎下根，直到終老的40年里，還真的創(chuàng)造了奇跡。
王道士1892年前后到莫高窟，之前這里無人看管，年久失修，洞中大量積沙，一片殘敗。王道士憑著對宗教的虔誠，發(fā)下大愿，四處化緣，籌集資金，清沙修窟，成了這里的主人和守護者。莫高窟的標志性建筑是依山起勢造的九重樓，最初督建者不是別人，正是王道士。單就這走壁飛檐的建筑而言，一個小小道士竟有如此眼界，也不枉為“敦煌人”。除了莫高窟繁重浩大的清沙工程，還有三層樓、古漢橋、太清宮等設(shè)施的修繕，莫不與王道士的名字聯(lián)系在一起，這是不爭的事實。我仔細端詳著王道士的照片，他雖不像墓志銘上說的那樣“風骨飄然，嘗有出世之想”，但也絕非榆木疙瘩，笑得有幾分慈祥，幾分舒心，還有幾分堅毅。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清理16號窟甬道積沙時，“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一間石室展現(xiàn)眼前，里面一層一層堆滿了遺書、絹畫及其他藝術(shù)品等大致五萬多件古物。一個震驚世界的中華文化瑰寶的密室，在沉寂900多年后，被一個默默無聞的道士偶然打開，一段中華文化的“傷心史”隨之也被打開，“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拉開了序幕。王道士也因打開這個潘多拉魔盒落下千古罵名，似乎要被永久地釘?shù)綒v史的恥辱柱上。
2017年歲尾，敦煌會計文物精品展就在我工作的松江大學城開展。我再一次見到了微笑的王道士，“不一樣的王道士”，見證了“一個小人物的家國情懷”（展覽主題）。沖擊我眼球的是《千佛洞重修改建各佛洞募化》和《敦煌千佛山皇慶寺緣簿》兩件斑駁的王道士募緣簿，這兩件敦煌市博物館珍藏的特殊文物是第一次離開其誕生地敦煌赴外地展出。我看到這個“王阿菩”為了保護洞窟，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積攢錢財，用于維修建筑。他把文物賣給斯坦因等人，所得錢財全部用于保護洞窟。有人認定他是“敦煌的罪人”，因為他把國寶廉價賣給了“外國強盜”，而根據(jù)對他賬簿記錄的研究和考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書籍內(nèi)容可以發(fā)現(xiàn)，他“自奉極儉”，對捐款和賣經(jīng)卷的錢從未攫為己有，并自覺地做了收支賬目，“積三十余年之功果，費二十多萬之募資”，悉數(shù)用于莫高窟的清理和補葺，比同時代利欲熏心的達官貴人不知要高尚多少倍，所以他粗衣敝履，笑得很坦然，甚至天真。
我也看到了王道士無奈的苦笑：他拿著經(jīng)卷找到敦煌兩任縣令，縣令說這是無用的“舊物”；他趕著毛驢經(jīng)800多里找到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廷棟認為經(jīng)卷的書法不如他的好；他找省府要求保管這批文物，省府說運費需花幾千兩銀子，讓王道士就地封存。萬般無奈，王道士又斗膽寫了“上稟當朝天恩活佛慈禧太后”的奏報，但老佛爺忙于造園祝壽，且內(nèi)有“庚子之亂”、外有八國聯(lián)軍，哪有閑心閑錢管這破事？可以說，一個不拿朝廷一分錢俸祿，靠化緣維持生計的道士，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他不高尚，甚至有點可悲，但這絕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哀，是積貧積弱的國家之心痛、民族之悲哀！
我以為，王道士也不用笑得那么凄苦。學者周國平斷言，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藏經(jīng)洞的寶藏只有兩種命運：“不是淪落異國，便是毀于故鄉(xiāng)?！碑斎?，如果王道士沒有百年前的那次甬道清沙，而是在今天的盛世中華叩開敦煌瑰寶之門，那更是中華之幸，也是王道士之幸，他一定會笑得合不攏嘴，燦爛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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