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來北師大，心里面都感覺很慚愧，也很后悔，后悔當年沒有認真學習。當我拿到教授證書的時候，心里的后悔感更加沉重。因為一個教授總是要開口說話，而且一開口說話總是要比學生高明。如果沒有足夠的知識儲備，沒有足夠的學問修養(yǎng)，很可能被學生轟下臺去。所以我這個教授起碼幾年之內是不敢講課的。我要向同事認真學習。這個教授實際上也是我獲得的北師大“入學”通知書。我希望借這個機會，在北師大能夠認真地學一點東西，跟同學們平等地交流，從同學們那里汲取一些靈感和學問，這個機會對我非常重要。
我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傳開以后，很多記者去醫(yī)院采訪當時住院的我的導師童慶炳先生，他在病床上談了半個多小時。我從網(wǎng)上得到這個消息，當時心里非常感動。老師就是老師，學生就是學生。每當學生得到榮譽的時候，老師就“退”到后面去；學生遇到困難，老師則會挺身而出。
我這樣說并不是隨口說的，是有事實依據(jù)的。
當年，童老師把我從即將離開學校的道路上拽回來，讓我拿到了北師大碩士的畢業(yè)證書。寫畢業(yè)論文的時候，我感覺到困難重重。因為寫小說和做論文不是一種學問，寫小說我可以一天寫一萬字，而論文我寫了兩個月，才寫了一千字，而且這一千字也未必符合論文的規(guī)范。最后我覺得快要放棄了，又是童老師說，“一定要把這個學位拿到?，F(xiàn)在沒有用，將來會有用?！焙髞砦揖汀耙а狼旋X”地繼續(xù)堅持做我的論文，再后來童老師在我的論文中引經據(jù)典地加了很多內容?，F(xiàn)在看來，童老師讓我把這個碩士學位拿到手確實是正確的。因為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起，我在出版的書的扉頁上印簡歷時，就一直“毫不客氣”地印上“北師大文藝學碩士”。當然我也知道這是一個虛名，要真正達到碩士水平，還有待努力。今天我拿到這個教授聘書，就相當于拿到了“本科”的入學通知書，奮斗幾年，爭取達到“碩士”水平。
音樂作為一門藝術，非常抽象。在音樂的世界里，要悲切有悲切，要慷慨有慷慨，要激昂有激昂。它不需要翻譯，而且彈性非常大，它是多解的。一個高興的人可以從中聽到讓他高興的音符，一個悲傷的人即使讓他聽一首歡快的樂曲也會聽出眼淚。它的彈性非常大，詮釋非常多，而且不同的年齡，不同的學養(yǎng)，不同階段的人，都可以得到全新的解釋。
我認為，好的文學也應該具有這樣的品質。
好的文學不應該那么清澈透明，不應該只有一個準確的答案，應該有其豐富性、復雜性，甚至曖昧性，它讓每一個讀者都可以從中看到他、讀到他自己，它也會讓每一個讀者隨著時間、隨著各方面的變化而從同一本書里讀出不同的感受。我希望我能夠寫出具有這樣最大彈性、最大模糊性的小說來，我不希望我的小說是一目了然的。我過去的寫作一直在追求這樣的藝術風格，但是迄今我還沒有完全達到。
當然，這也涉及到做人的問題。我知道，我得獎以后圍繞著我的做人問題網(wǎng)絡上開了“鍋”。我覺得我就是一個普通人，一個從農村出來的，至今身上還帶著很土的泥巴味的這么一個會寫點小說，會講點故事的農民作家。如果一個人沒有被人批評，這個人的價值也就大打折扣。一個人之所以被“千夫所指”，被很多人議論，就是因為他身上帶著非常復雜的特質，比較豐富。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比較豐富的人，我給很多人提供了“范本”，你們可以來解讀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歪曲”我，或者正確地理解我，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思的。這讓我看到了無數(shù)我自己看不到的側面。
關于文學作品翻譯的問題也很值得思考。我的小說被翻譯成外文，但我寫作的時候沒有想過國外的讀者，我寫的時候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讀者也是我們中國的讀者，誰會想到我的小說要給外國的讀者來看？所以這又涉及到創(chuàng)作出發(fā)點的問題：作家到底為什么寫作？為自己寫作，還是為讀者寫作？如果是為讀者寫作，到底是為中國讀者還是為外國讀者？是不是為翻譯家寫作？
我認為，作家為誰寫作都可以，就是不能為翻譯家寫作，盡管文學走向世界必須經過翻譯家的翻譯，必須經過他們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但是作為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如果想著翻譯家，那勢必使自己的藝術風格大打折扣，勢必會為了翻譯的方便而降低自己的寫作難度，所以我堅決地說什么人都可以考慮，但千萬別為翻譯家考慮；什么人都不能忘記，但是一定要忘記翻譯家。只有如此，才能寫出具有個人風格、具有中國風格的小說來。
對于諾貝爾文學獎，我認為大家不要小題大做，因為不論我在高密、北京，還是瑞典，我的內心一直很平靜，甚至有一點點歉疚，因為我深深地知道在全世界、在中國有許多好的作家，他們都有資格，甚至比我更有資格獲得這個獎項，他們之所以沒有獲得這個獎項，是因為還沒有到時候，或者說去年我的運氣很好，本來是很多人有資格獲得的這樣一個獎項卻落到了我這樣一個人身上，我也覺得很慚愧。我也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作家能再次登上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臺。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