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時期，實行的是“三級所有制”“隊為基礎”，其實生產的經濟實體是在于生產隊，而早期大隊只是一級空架子，沒有自己的經濟所有權，后來大隊一級有了獨立于生產隊的經濟實體，比喻各種農副業(yè)工廠，果園，養(yǎng)殖場等等，那么大隊就有了足夠的話語權。公社一級的已經屬于國家干部了，自然屬于鐵飯碗，與生產大隊和生產隊沒有實質上的經濟聯(liá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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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年代是多事的年代，各種政治運動，先進樣板學習，此起彼伏，上面會經常派駐干部到基層“蹲點”，有口號是“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與群眾打成一片”等等。那么這些干部的吃住就需要安排，公社一級的自然好說，公社有自己的食堂，炊事員，食宿自然好解決。所謂公社的炊事員都是在編的，而大隊書記卻不算干部，這就叫差別。
而大隊一級就沒有食堂，當然也不可能有炊事員，一旦有上面的干部到大隊來工作，大隊就招來臨時的炊事員給做飯，當然大隊也不缺住的炕及行李，這些都是臨時的，不是專職的。
而這些干部們到生產隊工作就沒有食堂可談了，生產隊也沒有專門的地方和人員來招待這些干部們，于是就有了生產隊領導安排干部到各家各戶去吃飯，再找比較干凈的，人口少的人家安排住宿。這種到各家各戶吃飯的形式，就被稱為“吃派飯”。
這種“吃派飯”的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戰(zhàn)爭年代我解放區(qū)的民主政權時期，上面的工作隊下來辦事，地方上會安排到可靠的老百姓家里吃派飯，然后工作隊的同志要付給群眾錢的，這些情節(jié)在一些小說中有見到。
在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前，很少見到這樣的“吃派飯”現(xiàn)象，自從“文革”起始，各種運動接踵而至，今天這個工作隊，每天那個宣傳隊，學大寨，軍宣隊，貧宣隊等等五花八門。要吃住在生產隊，生產隊就必須安排“吃派飯”，所謂“派”就是含有安排，指派的意思，必須無條件執(zhí)行。
生產隊安排吃派飯原則上是挨家輪的，但是這里也是有條件的，要找那些干凈立整的家庭，生活條件比較富裕的，一些“吃不上溜”的家庭是不能安排的?！拔母铩鼻捌谶€要求“政治上可靠的”“貧下中農家庭”，家庭出身“有問題”的是不能安排的。到了后期，這種所謂的政治界限就不提了，但是家境一定要好是必須的。
群眾對于上面派下來的人一律稱為干部，自然不敢怠慢，上面要求群眾吃什么，干部們就吃什么，但是群眾怎么也不能給干部們喝糊糊吧？至少也要是去了皮的苞米餅子吧？你覺得奇怪嗎？老百姓平常的苞米餅子都是帶皮吃的！說不許給干部們吃雞鴨魚肉，吃普通飯菜，那時想吃魚肉也沒有?。康墙o干部們吃的青菜至少也要炒一炒吧？總不能白水煮吧？
干部下來都是有伙食補助的，我們這里一般是干部們跟生產隊算賬，將伙食費交給生產隊，而生產隊給派飯的家庭都有補助錢和糧票，一般都補助的略高，許多家庭還樂意被安排吃派飯。
那一年春耕時節(jié)，上面派來一位“王老師”，來我們生產隊督導科學種田，我那時是隊里的技術員，負責科學育種等工作，隊里新進了一臺新式播種機，由我使用它播種，這種播種機通過變換的齒輪以調整株距，還有播種量。
播種機由兩頭毛驢拉著，我手握把手掌握方向，這位來的“王老師”就跟著我播種，每到地頭“王老師”都在后面拎起播種機的后輪幫助“磨地頭”，“王老師”體型偏瘦，50來歲，非常謙遜實在，又知識淵博，我倆在一起無話不談，成為了好朋友。一來二去我們在一起種了近半個月的地，“王老師也在我家吃過派飯”，直到春耕結束，“王老師”回到他的家“小石湖”。
誰能想到“王老師”后來竟成為我的貴人，“王老師”是我“連襟”的親姨夫，我搞的這個對象王老師一聽說是我，給說了不少好話，果然很順利的就成了，我也叫“王老師”為姨夫了。
由于離開農村很多年了，不知道農村現(xiàn)在還有沒有“吃派飯”的事？我想可能不會有了，因為現(xiàn)在已經沒有那么多的“運動”了，也不會有這個那個的工作隊了，另外現(xiàn)在下鄉(xiāng)的干部幾乎都有車，往來方便，基本不會在鄉(xiāng)下吃住，那么“吃派飯”這種現(xiàn)象就不會存在了，自然，“吃派飯”這個詞很可能就成為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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