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22日， 《大公報》（漢口版）以三分之一的版面報道了英國詩人奧登受到中國文藝界人士接待的消息，報道中附有奧登的一首題為《中國兵》的十四行詩的手跡和譯文，并有戲劇家田漢的和詩一首，曰：
信是天涯若比鄰，
血潮花片漢皋春；
并肩共為文明戰(zhàn)，
橫海長征幾拜倫？！
（注：這首詩的英語譯文被收入《戰(zhàn)地行》一書，但奧登把這首詩歸在詩人穆木天的名下，疑為奧登記憶有誤。另據(jù)《戰(zhàn)地行》記載，奧登的《中國兵》一詩中有一句原文為“被他的將軍和虱子所遺棄”，據(jù)奧登回憶，當時的翻譯為避免與當局齟齬，把這行譯為“窮人和富人并肩戰(zhàn)斗”。但在《大公報》的譯文中，這一句實為“無貴無賤，同已將他忘卻”，譯者是著名的翻譯家和戲劇家洪深。研究奧登的中外學者在提到這首詩時多從奧登的回憶，與事實略有出入。）
這次招待會被認為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次盛會，奧登和同行的衣修午德被當作是支持中國人民抗戰(zhàn)的拜倫式的英雄。新聞界更是把宣傳抗戰(zhàn)的希望寄托在這兩位詩人的身上?！洞蠊珗蟆穲蟮勒f，“中英文壇的消息，不但因為這個聚會交換了很多，而瘋狂的日閥的不人道，殘忍的暴行，也會被他倆深切的介紹給英國國民”（注：《大公報》（漢口版），1938年4月22日。）。奧登果然不負眾望， 于翌年發(fā)表了《戰(zhàn)地行》一書，其中除了日記式的報道之外，還有大量珍貴的歷史照片和奧登的兩組十四行詩。
時至今日，《戰(zhàn)地行》發(fā)表已整整六十年，這本書已湮滅在浩翰的書海中，但書中的一組題為《戰(zhàn)時》的十四行詩卻流傳了下來。詩人把刪改后的組詩更名為《來自中國的十四行詩》保留在自己的詩集中，評論界認為它是“奧登經(jīng)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至今仍放出異彩，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戰(zhàn)時》組詩是奧登詩歌中的一座豐碑，“是三十年代奧登詩歌中最深刻、最有創(chuàng)新的篇章，也許是三十年代中最偉大的英語詩篇”（注：Edward Mendelson, Early Auden, London: Faber & Faber, 1981, p.348.），六十年后的今天讀來仍然感人至深。 《戰(zhàn)時》組詩記載了詩人在中國抗戰(zhàn)中的見聞，同時是詩人對人類文明發(fā)展進程的沉思錄。對中國讀者而言，《戰(zhàn)時》組詩既是寶貴的藝術(shù)作品，又是日本侵華暴行的歷史見證，因此既具有很高的藝術(shù)價值，又富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記錄中國抗戰(zhàn)的史詩
奧登訪華時的身份是戰(zhàn)地記者，所以西方讀者一般把包括《戰(zhàn)時》組詩在內(nèi)的《戰(zhàn)地行》一書看作是關(guān)于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戰(zhàn)地報道。有一位書評家甚至說：“奧登先生必定是第一個用詩歌報道戰(zhàn)爭的特派記者?！保ㄗⅲ篟.L. Duffus, "An Illuminating Journey to the War inChina," in New York Times, August 6, 1939.）從內(nèi)容上看，發(fā)表在《戰(zhàn)地行》中的奧登詩作確實以很大的篇幅記述了奧登訪華時的見聞，是用詩歌語言寫就的早期抗戰(zhàn)史。
在奧登的詩歌中，有些詩行對當時的中日戰(zhàn)爭局勢作了概括。詩人在《戰(zhàn)時》組詩后的《詩解釋》中概述了中國當時的抗日形勢：
多少世紀他們恐懼地望著北方的隘口，
但如今必須轉(zhuǎn)身并聚攏得像一只拳頭，
迎擊那來自海上的殘暴，敵人的紙房子
表明他們來自珊瑚島嶼；
……
在這里，危險促成了國內(nèi)的妥協(xié)，
內(nèi)部的仇恨已化為共同面向這個外敵，
御敵的意志滋長得像欣欣向榮的城市。
（注：本文中奧登詩歌的譯文多從查良錚先生的翻譯，根據(jù)《戰(zhàn)地行》中的原作略有改動。漢譯本見查良錚《英國現(xiàn)代詩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英文原作見W.H.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crwood, Journey to a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9.）
寥寥幾行，頗為全面地向西方讀者介紹了1936年“西安事變”后國共合作的抗日形勢。
在他的詩作中，奧登對抗戰(zhàn)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也作了一些介紹，如他寫到漢口“是恐懼和沉默，閘北是哀號的沙漠”，還寫到“一些地方／那兒的生活如今十分不幸：／南京，達豪集中營”，這自然是指發(fā)生在漢口的日機轟炸、閘北的上海保衛(wèi)戰(zhàn)以及南京的日軍大屠殺。但是，對中國抗戰(zhàn)中重大事件的再現(xiàn)并非奧登詩篇中的重點，因為詩人在四個月的訪華過程中并未能夠親自體驗到任何一次戰(zhàn)斗。他最北到過徐州，采訪了徐州附近的抗日前線，雖受到了日本飛機的驚嚇，但并未見到戰(zhàn)斗。
盡管如此，奧登卻有機會接觸了抗戰(zhàn)中的各個階層的中國人，上至抗戰(zhàn)中的國共兩黨的領(lǐng)袖人物蔣介石和周恩來，下至普通士兵、游擊隊員和逃亡難民，因此，他得以用詩歌語言描摹了抗戰(zhàn)中的眾生相。
在戰(zhàn)爭詩歌中，戰(zhàn)士顯然是主角。在奧登詩篇中，中國士兵是普普通通的人，他們深受戰(zhàn)爭的煎熬。他們生活在恐懼之中：
該中午渴的，卻正九點就渴了，
會失去生命而且真的有人丟了性命，
想念著妻子，而且與觀念不同，會過早死掉。
對戰(zhàn)爭中的士兵來說，死亡是司空見慣的，在戰(zhàn)場上的年輕生命“被將軍和虱子拋棄，／在棉被下閉上了眼睛／消失了。／戰(zhàn)役被載入史冊／他卻不會被提及?！薄Ｔ趹?zhàn)爭中，受傷也許比死亡更可怕，特別是在一場大戰(zhàn)之初，別人還有更重要的性命攸關(guān)的事情要考慮時，傷兵難以得到照料。第十七首詩在短短的幾行里把傷員的痛苦和絕望濃縮到了極至：
他們存在，受苦，僅此而已。
一條繃帶掩蓋著每人活力之所在，
他們對世界的知識只限于
器械以各種方式給他們的對待。
他們各自躺著，彼此相隔如世紀；
真理對他們來說，就是能受多少苦；
他們?nèi)套〉牟皇俏覀兊目照?，而是呻吟?/span>
字里行間充滿了對中國士兵的同情。在奧登筆下，這些戰(zhàn)士雖然并非令人仰幕的英雄，沒有什么驚天地、泣鬼神的輝煌業(yè)績，但他們同樣值得人們的尊敬，在第十八首題為《中國士兵》的十四行詩中，奧登要求“歐洲的教授、尊貴的夫人、公民們，／尊敬這位青年”。
（注：見1938年4月 22日《大公報》（漢口版）發(fā)表的奧登詩原文的手稿影印件和譯文。在《戰(zhàn)時》中，詩中這兩行被刪去。）
這位無名士兵
像逗點一樣加添上意義；
他在中國變?yōu)閴m土，以便在他日
我們的女兒得以熱愛著人間，
不再為狗所凌辱，也為了使有山、
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煙。
與這首詩中的可敬的中國士兵相比，日本兵則是另一種嘴臉。他們給中國留下的是痛苦、恐懼和災難。在詩人筆下，日本人滅絕人性，是人的異化物：
他們甚至對自己也不給予人的自由，
而是處于孤僻的暴君對大地的夢幻中
在他們猩紅的旗幟下被靜靜地麻痹著。
他們可恨可惡，是殘忍的戰(zhàn)爭機器：
他們把這呼吸的城市當作需要
他們施展技能的目標，而從未想到
飛行是由他們憎恨的思想產(chǎn)生，
更沒有看到他們自己的飛機
總是想推進到生命之中。
在奧登的組詩中，呈現(xiàn)在西方讀者面前的中日戰(zhàn)爭是一場空前的劫難。在第十六首詩中，詩人把南京與臭名昭著的法西斯達豪集中營并列一處，并說“那兒的生命如今十分不幸”，指出在南京發(fā)生了血腥的大屠殺，正如德國法西斯在達豪殘忍地毒死了成千上萬的猶太人。當然，詩中并沒有關(guān)于南京大屠殺的具體記載，因為詩人并未親見，無法想像這場屠殺是何等殘絕人寰。然而《戰(zhàn)地行》一書中卻有關(guān)于其它屠殺事件的報道，這些慘案沒有南京大屠殺的規(guī)模大，但卻同樣殘無人道。書中寫道，“這個村子里百分之六十的婦女遭到強暴”，“這個地區(qū)內(nèi)百分之八十的民房被焚毀，過去四個月內(nèi)被屠殺的平民達三千人”（注：W.H.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 Journey to a War. NewYork: Random House, 1939, pp.211-212.）。由此可見， 士兵并非是唯一受戰(zhàn)爭荼毒的群體，在戰(zhàn)爭中家破人亡、無家可歸的難民的遭遇則更催人淚下：
他們攜帶恐怖像懷著一個錢包，
又畏懼地平線仿佛它是一門炮，
所有的河流和鐵路像逃避詛咒，
都從附近向各個方向逃跑。
當然，詩人在旅程中也見過一群絲毫不受戰(zhàn)爭影響的人物，那是詩人在后方見到的一些達官顯貴們，詩人同樣也為些人留下了畫像：
然而在晚間，重壓之感消失了，
下過了一陣雨，頂峰聚向焦點；
在草坪上和培植的花朵上飄浮過
有高度教養(yǎng)的人士的會議。
園丁們見他們走過，估計那鞋價；
一個汽車夫在車道上拿著書本瞧，
等待他們把要交換的意見說完；
看來這正是一幅私生活的寫照。
這群人悠閑自得的生活與普通平民百姓的掙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詩中前八句所描述的歌舞升平的畫面與緊隨其后的六句中的血腥場面形成了極強烈的對照：
在遠方不管他們?nèi)绾涡钜鉃樯疲?/span>
軍隊拿著一切制造痛苦的器械
正等著他們一句失誤的語言；
一切有賴于他們迷人的舉止：
一片荒原之上，青年遍遭屠戮，
婦女正在哭泣，城鎮(zhèn)充滿恐懼。
這首詩的最后兩行所使用的短促的排比句字字千鈞，震撼人心，把戰(zhàn)爭的殘酷赤裸裸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這便是奧登眼中的中日戰(zhàn)爭。詩人用語言捕捉到了抗戰(zhàn)中的幾個特寫鏡頭，忠實地向當年的西方讀者傳遞了中國抗日戰(zhàn)爭中的信息，也為后人留下了珍貴的資料。
檢視人類文明的沉思錄
《戰(zhàn)時》組詩既是奧登對中國抗戰(zhàn)這段具體歷史的記錄，又是詩人對整個人類文明發(fā)展史的綜合評述，被稱為“奧登的《人論》”（注：John Fuller, A Reader's Guide to W.H.Auden. London: Thamesand Hudson, 1970, p.125.）。在《詩解釋》中，奧登對《戰(zhàn)時》組詩內(nèi)容的雙重性有明確的表示。他寫道：
這場物質(zhì)競爭使?jié)h口
恐懼沉默，變閘北為哀號的沙漠，
它僅是爭斗的中國式變體。
這表明，奧登欲把中國的抗戰(zhàn)放在一個更大的歷史參照系中進行觀照，其目的是以抗戰(zhàn)的歷史來闡釋人類的大歷史。此外，組詩冠以《戰(zhàn)時》之題也具有強烈的暗示性：“奧登對‘戰(zhàn)’字不加修飾，連冠詞也不用，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圖：他的詩歌是關(guān)于戰(zhàn)爭本質(zhì)和含義的寓言，是一種理論、一種倫理，而不是關(guān)于某一段具體的歷史?！?/span>
（注：Samuel Hynes, 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in England in the 1930s. London: The Dodley Head, 1976, p.344.）
奧登的中國之旅始于倫敦而止于中國；他對人類文明史的探索則以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為出發(fā)點，回顧了人類社會幾千年的發(fā)展史并展望了人類的前景，最終以呼喚人類理智的回歸為終結(jié)，希望人類在永無休止的善惡爭斗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在詩人寫作之時，“奧地利死了，中國已被遺棄”，然而受到威脅的不僅是這兩個國家，而是整個人類。在奧登的詩中，由德日法西斯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被稱為人類的“第三次幻滅”，此時“仍未實現(xiàn)的是‘人’，真正的人類”。
奧登認為人類的歷史是失敗的歷史，他在《戰(zhàn)時》中把人類的失敗歸因于人類沒有做出正確選擇的能力。組詩的首篇對《圣經(jīng)》中的創(chuàng)世紀作了達爾文式的解釋，認為世間萬物在創(chuàng)世之初便從上帝手中各取所需，從此安分安己，因此“永遠正確無疑”，唯獨人類例外：
最后來了一個稚氣的家伙，
歲月能在他身上形成任何特色，
使他輕易地變成豹子或白鴿；
一絲輕風都能使他動搖和更改，
他尋求真理，可是不斷出錯，
他羨慕少數(shù)朋友，并擇其所愛。
人類有別于其它生物的易變性既是人類之幸，也是人類的負擔。它為人類埋下了災禍的種子，因為人類畢竟有異于造物主，因此在選擇時總是出錯。人類有進步的希望，卻無完善的可能。
組詩的首篇定下基調(diào)后，詩人隨即依此對人類的歷史進行詮釋，認為人類的歷史是人類一系列錯誤選擇的結(jié)果。組詩的第四到第八首詩分別評價了人類歷史上的五種具有代表性的職業(yè)：農(nóng)民、騎士、預言家、詩人和商人。這五種職業(yè)所需要的技巧和才智是人類自我選擇發(fā)展的結(jié)果，這五種人分別代表著歷史上某個階段的主導性力量，但在一個歷史階段顯赫的才能在下一個歷史階段卻顯得無足輕重，因此人類的發(fā)展史是由一系列失敗組成的；驍勇無比的騎士“坐在辦公室里偷竊，／變成了法律和秩序的贊頌者”；曾被奉為神明的詩人則發(fā)現(xiàn)，“歌聲不再來了，／……／他擁抱他的悲哀像一塊田地”。
第八首十四行詩表現(xiàn)了商人的失落。商人的失落便是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失敗，商人的困境即是現(xiàn)代人的困境。商人雖然有“錢”、“知識”和“平等意識”，但他“卻不能找到他為之付款的泥土，／雖然到處是愛，他卻無法感到”。其結(jié)果便是人類的“第三次幻滅”，而中日戰(zhàn)爭即是最好的例證。
在第九到第十二首詩中，奧登回顧了人類的前兩次幻滅，即古羅馬帝國的滅亡和基督教的衰落。第十一首詩利用希臘神話中的典故，道出了人類遠善親惡的本性，為詩人對“第三次幻滅”——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描述作了鋪墊：
他以其所有智慧從寶座上
俯視著那卑微的牧羊少年，
并派出一只鴿子；鴿子獨自飛回。
……
…鷹飛下去了。
……
少年愿意隨著鷹的指引。
走到任何地方；他崇拜它
并從它學到許多殺戮的門徑。
以這首詩為引子，奧登把代表人類第三次幻滅的中日戰(zhàn)爭解釋為人類棄善從惡的錯誤選擇的結(jié)果。在詩人看來，日本人挑起了戰(zhàn)爭，但“他們選擇的命運，／并不是他們所在的島國強加的”，即戰(zhàn)爭是日本侵略者的有意識的選擇，其直接后果在后面的詩篇中一覽無余：在戰(zhàn)地指揮所里“地圖指向一些地方，／那兒的生活如今十分不幸：／南京、達豪集中營”；戰(zhàn)地醫(yī)院里的傷員“各自躺著，彼此相隔如世紀”；戰(zhàn)場上的士兵被“將軍和虱子所拋棄”；到處都有無家可歸的難民，“他們攜帶恐懼像懷著一個錢包”。
造成這一切災難的直接原因固然是日本人，但奧登卻認為其中還有其它人為因素。奧登把中日戰(zhàn)爭看作是人類失敗的象征，因此，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人類錯誤選擇的代表。類似的錯誤也出現(xiàn)在我們自己的身上。我們自己的高級指揮人員也應對戰(zhàn)爭的災難負部分責任。在第十六首詩中，“我們能看到成千個面孔，／為一個謊言所鼓動”，而這個謊言來自我們自己的指揮部。人類永遠受制于錯誤的決策，因為“不管他們?nèi)绾涡钜鉃樯?，／軍隊拿著一切制造痛苦的器械，／正等著他們一句失誤的語言”。
《戰(zhàn)時》組詩傳達給讀者的印象是難以救治的絕望，然而在空前的災難中，奧登在那前面提到過的中國士兵身上發(fā)現(xiàn)了希望的曙光，奧登贊揚這位無名士兵之死為人類的自由和平等“像逗點一樣加添上意義”。這位無名英雄之死使將來世間能有愛和人類的存在。
然而，這位給人類帶來拯救希望的無名勇士之所以能夠成為我們的救星是因為他沒有做出選擇。為了證明選擇會給人類帶來不幸這個論點，奧登在贊美無名士兵同時，卻認為“他既不知道善也未選擇善”，所以他們死才有了意義。奧登的這種思維方式不能令人信服；《戰(zhàn)地行》一書中附有詩人自己所作的調(diào)查統(tǒng)計材料，奧登和衣修午德就中國士兵為何參軍作了調(diào)查，在開列出來的九大原因中，“愛國心”被眾多士兵選為參軍的第三個主要原因。 （注： W. H. 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 Journey to a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9, p.245.）調(diào)查結(jié)果表明，很多士兵是有所選擇的，他們既知道善， 又選擇了善。
在組詩之末，詩人道出了他為人類設(shè)計的理想：“我們一再嘆息，思念著古老的南方，／思念著那溫暖赤裸的年代，本能的平衡，／和天真無邪的嘴對幸福的品嘗”。但他也承認，要達到理想社會，人類必須選擇對邪惡勢力的反抗，因為“我們必須生活在自由中”，而自由是我們別無選擇的選擇。他“對必要的謀殺表示認可，但同時又表示遺憾，并不認為它是清白的”。
（注：Alan Johson, "Toward the 'Realm of Malice': The Sense of Evil in Auden's Poems of the Late Thirties," in Essays in Literature, Vol.13, No.2. Macomb, Ⅲ: Department of English,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1986, p.254.）。
在《詩解釋》中，奧登主張中國人民必須打敗其敵人， 但隨即又借先人之口警告說，“記住，／只有尊重生命的人才能主宰生命”，并希望人類能夠最終“擺脫瘋狂”。
結(jié)束語
奧登訪華時，二戰(zhàn)尚未全面爆發(fā)，西方諸國對德日法西斯的暴行還抱著旁觀者的息事寧人的態(tài)度。正如詩人在第二十二首詩中所說：
奧地利死了，中國已被遺棄；
上海在燃燒，特魯埃爾失而復得，
法國向全世界表明她的立場；
“到處喜洋洋”，美國問全世界
“你們是否愛我像我愛你們一樣”？
在這幾行詩里，奧登譴責了“這個缺乏正義感的世界。以及民主國家的冷漠”。
（注：Herbert Greenbery, Quest for the Necessary: W. H. Auden and the Dilemma of Devided Consciousnes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88.）。
在此，詩人對其祖國未加以評說；實際上，當時的英國首相張伯倫正竭力鼓吹綏靖政策，對世界局勢同樣是采取了袖手旁觀態(tài)度。然而作為英國人的奧登在支持中國人民抗擊日本法西斯的同時，又呼喚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從麻木不仁中醒來。在詩人眼中，發(fā)生在東方的南京和西方的達豪集中營中的暴行不僅荼毒了中國人以及奧地利和德國的猶太人，它更是威脅到了包括所有西方人民在內(nèi)的全人類。發(fā)生在中國土地上的這場戰(zhàn)爭只是“斗爭的中國式變體”。他發(fā)出了吶喊：
我們早已深入到發(fā)生傷亡的地域內(nèi)，
如今世界上已沒有區(qū)域性的事件
……
我們的顏色、信仰和性別都是相同的，
問題也是一樣。
奧登喚醒了部分西方讀者的良知。與奧登同時代的人從他的詩中發(fā)現(xiàn)了“與張伯倫的腔調(diào)不同的英國人的聲音”（注：R.L.Duffus, "An Illuminating Journey to the War in China," in New York Times, August 6, 1939.），他們稱贊奧登的詩歌“坦陳剛直， 對戰(zhàn)爭中的中國采取了必要的偏袒態(tài)度”（注：G.W.Stonier, "Journey to a War," in New Statesman, March 18,1939.）。奧登的詩篇是對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道義上的支持，從這一點上說，奧登與斯諾和史沫特萊一樣，曾為抗日戰(zhàn)爭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戰(zhàn)時》組詩不但在當時向人們宣傳了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至今它仍有不衰的藝術(shù)魅力，仍然在提醒一代又一代的讀者記住那“丑惡的記憶”，為駁斥日本軍國主義者歪曲和否認侵華史實的無恥言行提供了不朽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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