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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般讀者的閱讀習慣，娜杰日達·曼德施塔姆的“回憶錄三部曲”中，首先閱讀的應該是第二部即《第二本書》，然后才是第一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兜诙緯飞婕案鼮閺V闊的時代背景，從詩人奧西普·曼德施塔姆的青年時代開始寫起，結束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內容涵蓋了除曼德施塔姆之外的很多詩人和詩歌流派，更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種那個時代整體的文化景觀和精神風貌，已經(jīng)遠遠超出了詩人傳記和回憶錄范疇。而第一部《回憶錄》書寫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曼德施塔姆兩次被捕（1935-1938）之間的生活際遇，側重個體的書寫比較明顯。
從此之后，任何一個研究蘇聯(lián)時期文化史和（地下）文學史的學者書架上，都應該擺放上這樣兩本必讀書：只有了解那個大時代背景中知識人的生存境況，才能真正明白第一部《回憶錄》開始時，午夜敲門聲如期而至，曼德施塔姆被捕的場景有何意義。正如娜杰日陳述的那個荒謬的悖論，我們的國家因詩殺人，這是前所未有尊敬詩的標志，因為這里還有人能夠以詩為生。
按照娜杰日達原本設想，《第二本書》應該是寫給阿赫瑪托娃的傳記?！痘貞涗洝肥加诼率┧繁徊叮Y束于她獲知了丈夫死訊的時刻。而《第二本書》也是因為阿赫瑪托娃去世，作出了很大的改動。1966年，阿赫瑪托娃去世時，數(shù)千人齊聚在教堂，奔赴阿赫瑪托娃“最后的邀請”，其中就有年輕的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娜杰日達說，阿赫瑪托娃死后，布羅茨基成為了一個孤兒。娜杰日達心受觸動，將一本阿赫瑪托娃之書擴充到原來篇幅的四五倍，逐漸變成了從曼德施塔姆年輕時代起，講述他們的相遇相愛，自我放逐式的漫游和詩歌創(chuàng)作，以及她的自我意識覺醒之書。當然，這種覺醒是離不開當時政治環(huán)境的喘息，更離不開她終生的女友阿赫瑪托娃的影響，至于曼德施塔姆的內化至生命深處的那些詩句，更是最好的寫作催化劑。
正如布羅茨基所言，作為一個作家和一個人的娜杰日達，是兩位詩人的直接產(chǎn)物，所以《第二本書》雖然涉及到對當時很多詩人和詩歌流派的評價，但位于敘述核心的仍然是奧西普·曼德施塔姆和安娜·阿赫瑪托娃。默誦他們的詩句，是在那個批發(fā)式死亡年代里，唯一能夠支撐她活下來的念頭：“他離開我的生活后，我形同死人，靠詩中飛濺的快樂和不可以自殺的念頭活著?！彼?jīng)有過自殺的念頭，但也僅僅是一閃念，因為“我不能拋下他的遺稿去任何地方。我覺得，若是我先死了，曼德施塔姆沒有我也活不了太久；某種野獸的東西隱藏在他身上，它在籠子里亂竄，以至于會撞得粉身碎骨。我對自己的長壽感到羞愧。他是否明白，我僅僅是為了他才活下來的？只有一起走過全部的路途，并看見人們如何毒害我的野獸，一個人才能變得如此頑強”。這種極力的忍耐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讓曼德施塔姆的詩歌復活，就如同他們生前演練的那樣，他用詩歌“演練死亡”，提前死去，他停住時間，以便立刻感受到持續(xù)的瞬間并重返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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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施塔姆與娜杰日達相識于1919年5月的基輔，時值國內戰(zhàn)爭時期，短暫的革命狂歡過后，是一車一車的尸體和瘋狂的搶劫。曼德施塔姆趁機將娜杰日帶離出家門，從此之后，夫婦兩人形影不離，直到1938年5月2日他第二次被捕，半年之后，她獲知了曼德施塔姆死于集中營的消息。娜杰日達回憶說：“我覺得，他特別不喜歡分離，因為他知道我們命中注定不能長久在一起——他在此生停留的時間太短暫了?！笔拍甑南嗍?，曼德施塔姆對娜杰日達最大的影響，就是把“我”和“你”變成“我們”。
這里的“我們”在《第二本書》中有各種意指，有時候指的是曼德施塔姆所屬的阿克梅派詩人，有時候指的是曼德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和娜杰日達他們三人終生的友情，有時候又意指與不同于官方文學機構的地下文學小團體。但是大多數(shù)時刻，這個“我們”只有指的是娜杰日達與曼德施塔姆之間，不可動搖，無需置疑，始終不渝的感情，“即使用這個詞語稱謂自己的人已經(jīng)長眠于墳墓，‘我們’依然不可侵犯，完好無損”。
阿赫瑪托娃稱曼德施塔姆是一位前古騰堡時代的詩人，他的詩歌不需要印刷術仍然能口口傳唱。這種詩歌的傳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娜杰日達在無數(shù)個思念丈夫的日夜里，默默背誦已故丈夫的詩句，“這不僅能讓她越來越深地理解這些詩，而且還能復活她丈夫獨具的嗓音和聲調，能讓她感覺到他哪怕瞬間的在場”。（布羅茨基語）正是通過這種方式，仰仗對丈夫詩句的反復背誦，娜杰日達完成了從記憶到寫作的轉變，使詩歌的語言形成了自己的肉體。她甘心放棄自我，成為曼德施塔姆詩歌的代言人，詩歌已經(jīng)融進了她的血液和記憶，內化為了第二個自我，詩人的聲調和語感通過散文的書寫重新復活，娜杰日達成為了詩人的附身。
我們無法剝離這個事實，娜杰日達愛上曼德施塔姆之時，他們之間的關系就是不對等的，娜杰日達是他的戰(zhàn)利品，是他的讀者和聽眾，是他需要馴服的對象，是他的秘書和抄錄員，是他唯一的財產(chǎn)，他希望她能適應他的世界，參與他們共同的命運。有時候這種苛刻到近乎不近情理，比如不讓她出門，交朋友和找工作，他們寧愿生活在貧困之中，靠微薄的稿酬度日。但娜杰日達樂意屈服，她說她一個容易妥協(xié)的戰(zhàn)利品，她跟隨他的腳步四處漫游，認同他的生活，背誦他的詩歌，接受他的世界觀，結交他的朋友——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她認識了曼德施塔姆的同時代人阿赫瑪托娃，保持了終生的友誼，在最艱難和恐怖的時日了，她們的友誼依然堅定，“我們興高采烈地迎接死亡”；而另外一位女詩人瑪麗娜·茨維塔耶娃，因為與曼德施塔姆有過一段短暫的羅曼史，女人之間微妙的嫉妒遠離了友誼的形成。多年后，娜杰日達才真正開始閱讀茨維塔耶娃的詩歌，她給出的評價更是微妙，“我看到的是她罕見的高貴，然而我困惑的是她對人的冷漠”。
他們正是在這個時候脫離了世界，遠離了政治運動的中心，“在淫穢的首都，一切與我們格格不入”。書中記錄了很多他們漫游式的經(jīng)歷，縱情放歌，他們接受生活本身的樣子，對生活貧困依然甘之如飴，無論衣著襤褸還是著裝得體，無論有錢還是貧窮，無論何時，無論任何情境，都接受命運的模樣，而且很早就放棄了所謂“幸?！钡臋嗬驗檫@個時代，能夠活著，還能擁有自由，已經(jīng)是莫大的幸運。這種自我放逐式的脫離，反而讓他們遠離了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遠離文化和洗腦的媾和，遠離了時代的喧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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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很早就察覺到了，詩歌就是一樁私事，一個人只有在面對自己，并只為自己寫詩時，那些最主要、最深邃的內容才能夠發(fā)出聲音。他對自己的罪孽有著強烈的意識，這在將罪孽概念驅逐出私人生活領域的二十世紀尤為重要。詩歌不需要讀者，只需要一個聽眾，詩人只是個體，只為自己工作。他相信詩歌的神圣本質，相信詞語的力量，相信詩歌應處于文化和成規(guī)之外，因為只有詩歌中的詞語才能穿過陳詞濫調的黑暗，為的是在最短時間內表達思想。思想對詩歌很重要，曼德施塔姆沒有一首詩是只有感覺沒有思想的……這些詩學觀念的傳承，是通過一個脆弱肉體的強大記憶機制，以及一種“茍活”于人世信念才得以保留的。
現(xiàn)如今我們可以說，兩卷本的回憶錄是曼德施塔姆詩歌的最好注解，是了解那個時代最好的個案，同樣是詩人散文的最佳典范，是俄羅斯文學中的無價之寶。這自然得益于娜杰日達全身心擁抱丈夫的詩歌，接受他的一切，用詩人的思維寫作。為了寫作《第二本書》，她甚至還閱讀了曼德施塔姆曾經(jīng)讀過的哲學書籍。她已經(jīng)不僅僅是曼德施塔姆詩歌的解讀者，不僅是是詩人的遺孀，還是整個俄羅斯文化的思考者。這是她自我意識開始覺醒的時刻，“從五十年代開始，這時，我擁有了說出了自己的名字，講述我是誰、我在思考什么的權利?！睆倪@個時刻開始，她是作家娜杰日達，她開始評價詩歌，審判時代，清算恐怖的陰影，記錄人性中未泯的一絲溫暖。
經(jīng)歷了太多的恐懼和冷眼之后，晚年的娜杰日達固執(zhí)己見，暴躁，苛刻，孤僻，乖戾，絕對，一個都不寬恕，連阿赫瑪托娃這樣多年的老友，晚年收回的點滴幸福，被眾多年輕詩人追捧，也被她毫不憐惜地譏諷為幼稚的自我中心，對功名的熱衷和輕率的快樂。但正是這個瘦弱干枯的女人，復活了俄羅斯文學中詩歌金鏈上最重要的一環(huán)，此后更是通過流亡到美國的布羅茨基得以發(fā)揚。如果你還記得布羅茨基在她逝世后寫的《訃文》，一定還記得那個定格的景象：傍晚十分，她坐在房間的暗影里抽煙，干枯瘦小的軀體，蒼白的頭發(fā)，孤零零的身影，全都被黑暗吞噬了，“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烈焰的余燼，一塊陰燃的煤，你如果撥一撥它，它就會重新燃燒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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