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談儒家養(yǎng)生術(shù)： 戒色、養(yǎng)心一個都不能少
閱讀提示：男女兩性問題，一般認為，我們祖先對此是諱莫如深的，其實不然。比如說提出“食色性也”和“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孟子，就把這看成是由先天帶來的本能，并成為后天需求的大欲。年輕人的性生活往往因毫無節(jié)制而縱欲過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耗損腎精，損害機體健康……
在養(yǎng)生長生術(shù)方面，縱覽儒家經(jīng)典或文人筆記，各自所述之法雖多，但綜其大要，基本可從飲食、男女、心性、居處以及其他雜法等方面來加以歸納。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儒家亞圣孟子的這句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為“食色性也”的補充。孟子所說的“性”，指的是從娘胎里帶來的先天之性，也就是本能，是單純的生理現(xiàn)象；孟子所說的“大欲”，則于生理現(xiàn)象外，還準確無誤地表達了后天心理上的強烈需求。這里彼此互補，對于人生兩大欲念——飲食、男女的看法，就完全了。
從孟大儒的話看，儒家對于飲食問題和性問題非但十分重視，并且無所責難。這里，我們不妨先從飲食方面，來考察一下儒家對之是如何看法，并是怎樣把它聯(lián)系到養(yǎng)生中來的。
《論語·鄉(xiāng)黨第十》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而，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接著又說：“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糧米不嫌精制，魚肉不嫌細嫩。糧米霉爛變質(zhì)，魚肉腐敗發(fā)臭不吃。食物顏色不正常不吃，氣味難聞不吃，烹調(diào)拙劣不吃，不該進食時不吃，不合禮儀規(guī)定宰割的不吃，沒有調(diào)味解穢的醬不吃。席桌上的肉即使很多，但進食的量不超過飯食，只有酒不限量，然而卻不能喝醉。市上買來的酒和肉脯不吃。齋食時雖不撤掉姜，卻也并不多吃。國家祭祀典禮的肉不放過夜。其他祭祀用的肉也不放過三天，如果放過了三天，就不要再去吃了。
孔子的這一席話，大概是我國古代有關飲食衛(wèi)生最早的文獻記載了?？鬃诱J為，非但人們飲食的選料要講究新鮮，并且在烹調(diào)上也要來一番斟酌取舍，這是因為飲食選料如果粗惡甚至變質(zhì)，吃了不僅口感不佳，弄得不好還會引起腸胃疾患，危及身體健康；再之，烹調(diào)的食品如果美味可口，可以促進食欲，并不只是一種口福而已。與此同時，定時和好吃的東西不吃過量，也是孔子平時十分注意的。至于“沽酒市脯不食”，主要是因為市上買來的酒和肉脯不一定清潔衛(wèi)生，所以不食。
“食不語，寢不言”，也是《論語·鄉(xiāng)黨第十》所載的一則孔子語錄。原因是吃飯時講話，一則不能細嚼慢咽，影響消化，二則有時邊吃邊說，還會使食物不慎掉進氣管。
然而，在飲食養(yǎng)生上，孔子的脫凡之處還在于能精則精，不能精則安貧樂道，取心境之樂為上。他在《論語·述而篇》中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此外，孔子還曾有過“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的說法。“無求飽”是說不吃得太飽，太飽了腸胃負擔過重；“無求安”是怕太安逸了，四肢就會因過于安逸而處于懈怠狀態(tài)。
有關飲食方面的論述，后世儒家雖各有發(fā)揮，但基本以孔子所述為集其大成。
男女兩性問題，一般認為，我們祖先對此是諱莫如深的，其實不然。比如說提出“食色性也”和“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孟子，就把這看成是由先天帶來的本能，并成為后天需求的大欲。年輕人的性生活往往因毫無節(jié)制而縱欲過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耗損腎精，損害機體健康。為此孔子指出：“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貪求無厭）。”這種“三戒”的養(yǎng)生之道，按照人生少年、壯年、老年的不同階段，結(jié)合各自“血氣未定”、“血氣方剛”、“血氣既衰”的生理特征，有針對性地指出戒色、戒斗、戒得的不同養(yǎng)生方法，自然是較為明智的。然而就兩性需求的“色”來說，并不是說少年要戒，中、老年就不要戒了；其他的戒斗、戒得，也莫不是這樣。
比較儒、釋、道三家，在對待性的問題上，儒家承認性生活在人類生活中的合理性，并認為要恰到好處，不要縱欲過頭，從而伐性傷生；釋家則認為，人類的性幾乎是種罪過，非但主張出家人要絕對地退避三舍，不可有近，就是在
心性的修養(yǎng)，也就是有關思想、精神以及情緒上的修養(yǎng)，儒家的觀點也頗多可采之處?？鬃诱J為，一個人的心情要求“申申如也”，對任何事物都抱樂觀的態(tài)度。但是，這種樂觀，或者徑說是快樂，又有有益和有損的不同。他在《論語·季氏篇》里說：益者三樂，損者三樂。以得到禮的調(diào)節(jié)為樂，以宣揚別人的好處為樂，以交了不少賢友為樂，那就樂得有益；以驕傲為樂，以游蕩忘返為樂，以晏飲荒淫為樂，那就樂得有損害了。
對于這種心性上的修養(yǎng)，儒家經(jīng)典《孟子·盡心上》另有這樣的闡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里孟子自我介紹說，能夠充分擴展善良本心的人，就是懂得人的本性的人。懂得人的本性，就懂得了人的天命。保持人的本心，培養(yǎng)人的本性，這就是我用來對待天命的方法。因此不管命短命長，我都將矢志不移，修養(yǎng)身心以等待天命的降臨，這就是我安身立命的方法?！墩撜Z·顏淵篇》曾有“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說法，認為人的一切，包括死生，都是命里安排好了的。對此，孟子顯然既有相信的一面，又有不盡全信，充分發(fā)揮個人存心養(yǎng)性的主觀能動性以事天立命的一面。孟子的這種思想對后世儒者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北宋黃庭堅《山谷別集·石信道諸子字訓序》說：“夫存心養(yǎng)性以與天地參也，則能御六氣以游無窮，此人而有乎翼者也。”就把孟子的存心養(yǎng)性和莊子“御六氣之變以游無窮者”的思想融會到了一起。
“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這是孟子在心性修養(yǎng)上的一大貢獻，出處見《孟子·公孫丑上》。這種“浩然之氣”和它的培養(yǎng)方法，按照孟子自己的說法，就是其氣至大至剛，平時需要用正義去培養(yǎng)它而不加傷害，并且與義和道配合在一起，如果脫離了義和道，那就沒有力量了。所以說，“浩然之氣”是由平時正義行為的積累而產(chǎn)生的，并不是靠一時突擊的正義行為所能取得的。如果做了有愧于心的事，那么其氣就疲軟了。毫無疑問，這種“浩然之氣”，既包含了儒家平時所積極倡導的正義之氣，同時也包含了人身的真元之氣。
說到心性修養(yǎng)，也就是思想情緒修養(yǎng)的時候，不能不提儒家四書之一《大學》中所說的“心廣體胖”一語。平時，“胖”有兩個讀音，兩種解釋。一是讀作“p€鄋g”，“肥胖”的“胖”。對于養(yǎng)生來說，肥胖并不意味著是件好事，如果胖過了頭，會產(chǎn)生諸如心臟病、高血壓之類的疾病。另一個是讀作“p€醤”（盤），解釋為安泰舒適的樣子。有關這句話的“胖”字，理應讀、解作后一個音、義才對。
《大學》出于《禮記》。在《禮記·大學》中，這段話是這樣說的：“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對此，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解釋：“胖，安舒也。”“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儒家認為，有修
孟子和《大學》中的這種養(yǎng)生法，對后世有著很深的影響，以至到了后來，儒生們還悟出了“學道、養(yǎng)生本是一串事”的警策見解。清梁章鉅《退庵隨筆》卷十二載，
與梁章鉅《退庵隨筆》相去不遠的丁國鈞《荷香館瑣言》，曾在養(yǎng)生上提出了“五難”：“養(yǎng)生有五難：名利不去，一難也；喜怒不除，二難也；聲色不去，三難也；滋味不去，四難也；神慮精散，五難也。”其中有關名利、喜怒、神慮，歸結(jié)到一點，都是有關思想、情緒上的問題。由此反映，儒家是十分重視精神對身體所起作用的。思想、情緒上的疙瘩如果不能解除，那么養(yǎng)生也就自然成了一句空話。
對于個人居處，儒家本不看得十分重，因為在居處和個人修養(yǎng)中，后者總是占著主導地位。《論語·雍也篇》載孔子的話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但是，如果居處能夠整潔安舒，那就當然更好。《論語·述而篇》說：“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孔子平時在家閑居，各方面都弄得舒舒齊齊，并且神情愉悅，常抱樂觀態(tài)度，所以即使他生活顛沛，一生不得志，卻也活到了七十余歲的高齡。為了提高健康水平，對于居處的潔凈衛(wèi)生，也是儒家所留意的。清代朱柏廬《治家格言》是儒者修身齊家的名作，文中他說：“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nèi)外整潔。”其實，這種對居處潔凈的要求，還可在《禮記》的有關篇章中找到答案：“雞初鳴……灑掃室堂及庭。”后來，為了除害滅病的需要，民間還有端午節(jié)掛菖蒲劍，焚燒蒼術(shù)、白芷，用雄黃酒澆灑屋角的習俗。這種習俗，名為除邪，但就其實質(zhì)來說，確有殺菌防疫作用，完全符合現(xiàn)代醫(yī)學科學的原理。
西漢的董仲舒在養(yǎng)生上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寒暖無失適，饑飽無失平。”一個人生活在天地宇宙之間，自然少不了要受四季寒暖的影響，人們?nèi)缫m應這種氣候變化，就不要忘卻在衣著上作適度的調(diào)節(jié)，否則就會招致疾患。寒暖之外，飲食對于養(yǎng)生來說，過于饑和過于飽，都是有礙身體健康的。
《顏氏家訓》是北齊徘徊于釋、道之間的“專儒”顏之推所撰論著。其書卷五曾專辟《養(yǎng)生》一篇，篇中他說，學道教養(yǎng)生法的人多得像牛毛，而學成的人卻少得像麟角一樣，所以不希望自己的子孫專精于此。而對于“若其愛養(yǎng)神明，調(diào)護氣息，慎節(jié)起臥，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等養(yǎng)生方法，由于能夠“遂其所稟，不為夭折”，所以他自己也一直行之而不止息。
這里，顏之推的可貴之處是，他雖然無情地摒棄了道家的修煉成仙不死之法，可是對于道家的其他一些行之有效的養(yǎng)生法，卻能有選擇地為我所用，從而擴大并充實了儒家養(yǎng)生法的內(nèi)容。書中舉例說明，作者曾經(jīng)生過齒痛，發(fā)作時“搖動欲落，飲食冷熱，皆苦疼痛”。后來當他看到《抱樸子》的“牢齒之法”，就堅持試行每天叩齒三百下，結(jié)果要不了幾天，齒痛就痊愈了。
書中，顏之推還別出心裁地提出了“養(yǎng)生者必須慮禍”的論點，原因是“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養(yǎng)之，勿徒養(yǎng)其無生也”。接著他列舉了單豹被餓虎吃掉，嵇康因傲物而受刑，石崇因貪溺而取禍的教訓，從而提出要“慮禍”以達到全身保命的目的。然而顏之推畢竟是個儒者，為此他在提出“夫生不可不惜”的同時，又認為“生”又“不可茍惜”。不可不惜的是：“涉畏險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不可茍惜的是：“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生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吝也。”由此看來，顏之推養(yǎng)生雖說提倡“慮禍”，但是為了貫徹“行誠孝”、“履仁義”的儒家風范，他又積極主張在必要時可以豁出性命而毫不憐惜。
《蘇沈良方》是記載宋代學者蘇軾和沈括有關醫(yī)藥論述的一部著作。書中《問養(yǎng)生》一篇指出，當時：吳子的養(yǎng)生心得在于“安”、“和”二字。所謂“安”，就是凈心，以減少外界對我的誘惑；所謂“和”，就是以順和來適應外事外物的變化。關于“安”、“和”的養(yǎng)生原理，書中這樣闡述道：“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nèi)順，而生理備矣。”
南宋理學家朱熹，他介紹自己的養(yǎng)生經(jīng)驗時曾說過這樣的話，就是：“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總之是，飲食要樸素、簡單、定時，不吃得過飽。據(jù)說一次朱熹去女兒家里做客，因為去得突然，而女婿又不在家中，于是女兒只得端出簡樸得不能再簡樸的蔥湯麥飯來招待父親。不料朱熹吃后，不但不責備女兒的怠慢，反而興沖沖地作詩一首道：
蔥湯麥飯兩相宜，蔥補丹田麥療饑。
莫謂此中滋味薄，前村還有未炊時。
可見他不僅懂得飲食養(yǎng)生，同時又是位懂得心理養(yǎng)生的人。
明朝學者鄭瑄在《昨非庵日纂》中，推舉自己的養(yǎng)生訣為：“人大言，我小語；人多煩，我少記；人悸怖，我不怒。”并認為：“淡然無為，神氣自滿，此長生之藥。”從中可以看出，他受道家“無為”養(yǎng)生觀的影響十分明顯。
清代儒將曾國藩，在養(yǎng)生上也有著他自己的一套，他認為，養(yǎng)生家之法，沒有比“懲忿、窒欲、少食、少動”八個字來得更好的了。與“懲忿”相對應，他還主張養(yǎng)生要以“少惱怒為本”，因為憤怒對人體的危害，本是眾所周知的。此外，曾國藩還曾多次介紹自己的養(yǎng)生經(jīng)驗道：其一是“后輩則夜飯不葷，專食蔬而不用肉湯，亦養(yǎng)生之宜，且崇儉之道也”；其二是“每日飯后走數(shù)千步，是養(yǎng)生家第一秘訣”；其三是“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常用則細，不用則粗”；其四是“勞動精神者，于日入之后，上燈之前小睡片刻，則夜間治事，精神百倍”；其五是“清心寡欲以養(yǎng)其內(nèi)，散步習射以勞其外”。他在同治十年（1871）
由于史籍累累，儒家養(yǎng)生術(shù)所觸及的范圍，從飲食男女、和調(diào)四時到情志調(diào)節(jié)，以至于不同年齡階層的各自調(diào)攝，都曾有所述及。不過，由于千百年來釋、道思想對于儒家學者的種種影響，所以在儒家養(yǎng)生術(shù)中，有選擇地吸收了釋、道有關養(yǎng)生的大量方法，這里就不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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