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堯帝想把天下讓給許由，說：“你好比天上的日月，我好比人間的燈火。既然日月已經(jīng)出來，還要叫燈火來照明干啥，我把治理天下的位置讓給你吧?！痹S由聽了輕蔑地一笑，回答：“天下已被你治理得很好，為什么還要我來代替你呢？我好比一個小小的鳥，在林中作巢，只要占據(jù)一個樹枝就夠了，要那么大的天下干什么？”
說完之后，許由就遠遠地逃到箕山隱居起來。
后來堯又派人找到許由，又想請他做九州長，誰知許由一聽這話，馬上用手緊緊地捂住耳朵。即使如此，還是聽進見了一點，很害怕這一點聲音玷污了自己的純潔，就急忙跑到穎水邊去清洗耳朵。這時，恰好遇到隱居在箕山上的另一位圣賢巢父，正牽著牛犢在河邊飲水。巢父問明許由洗耳的原因后，就奚落他道： “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我犢口”,說著，竟把牛犢牽到上游去飲水。
是嘛，你要清高，就躲到?jīng)]人的深山老林去，誰能找到你？你故意招搖于世，逢人便顯擺，不就是想博得名譽嗎？你說怕臟了耳朵，我還怕你污染了我的牛口哩！
看來，清高在中國是有悠久歷史的，而一開始，也就不免有些嬌情。
據(jù)說，當年漢武帝觀看伯夷和叔齊的畫像，問東方朔畫像上的兩個人是誰，東方朔說：“古代很愚蠢的人。”武帝說：“伯夷和叔齊是天下有名的廉潔之人，怎么能說愚蠢呢？”東方朔回答說：“我聽說，聰明的人活在世上，應該順應時勢，不阻礙潮流。他們?yōu)槭裁床惶幱谧约簯幍奈恢蒙?，暢快地喝酒，自由自在地就像在水中游泳的野鴨一樣？如果他們不想當官，天子腳下，京城附近，哪里不可以隱居，為什么要跑到首陽山去餓死呢？”
巢、許的這些故事之所以被中國文人推崇備至，無非是想以此顯示自己的品位。在物欲橫流的社會里，隱士們不看重名利的行為的確讓人敬佩。但能真正做到的，其實也不多。更多的是用“隱”成為以退為進、謀取功名富貴的手段。
比如盧藏用，就是時的著名隱士，但他并不打算隱居一輩子。他本是幽州范陽（今北京地方）人，卻隱居在靠近當時京師長安的終南山，其目的無非是便于交結官場，窺伺做官的機會。后來因為唐高宗時常攜武則天皇后駕臨東都洛陽，盧藏用又在靠近洛陽的少室山找了個隱居地點。就這樣，唐高宗的車駕經(jīng)常往返于長安、洛陽，盧藏用也隨之奔波于終南、少室兩山間，于是人們就譏稱他為“隨駕隱士”。果然，他做隱士出了名，被皇上征召出山，在朝廷做了官。道士司馬承禎是他在山里隱居時的朋友，一次也受召入京，要回終南山時，盧藏用在京城為他送行，酒席上，指著終南山方向說：“山中真是好地方。”司馬承楨諷刺道：“依我看，那不過是做官的捷徑而已?！北R藏用頓時無地自容。
還有東晉時的謝安石（就是指揮“淝水之戰(zhàn)”的謝安）。謝安，字安石，在東山隱居時就聲望極高，面對朝廷的高官厚祿，他卻屢征不去，以致當時人有“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的擔憂。后來看到家族勢力有衰落的趨勢，就不再扭捏，也出來做了恒溫的司馬。御史中丞高崧對他開玩笑說：“足下屢次違背朝廷旨意，高臥東山，眾人常常議論說，謝安不肯出山做官，將怎樣面對江東百姓！而今江東百姓將怎樣面對出山做官的謝安呢！”謝安聽后面有愧色，只能呵呵一笑。
恒溫雖然很敬重謝安，但也常拿謝安隱居的事開玩笑。一天，有人送給恒溫一些中草藥，其中有一藥名“遠志”。而恒溫也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拿起這草藥問謝公：“此藥叫遠志，又名小草，為何一物有二稱呢？”謝未及答，旁邊人接住話頭說“這好解釋嘛，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敝x安的臉刷一下就紅了。
處就是仍然處于深山修隱，守許由、伯夷等先賢們的遠大志向。出，就是耐不住寂寞，做高官拿厚祿享受榮華富貴了。雖然謝安被譽為“中國歷史上有雅量有膽識的大政治家”，可要單從隱士角度來說，比起同時代的葛洪，謝安要稍微遜色。
不過，兩人最后歸宿雖然不同，但都遵守了中國士人“不為良相，便為良醫(yī)”的治國救民基本原則。
在我看來，中國歷史上眾多的隱士，魚龍混雜，大多數(shù)名不副實，除去一些沽名釣譽之徒，能稱為隱士的大約有三種：重自我修行與世無爭者；政見不同遠離紛爭者和時機未到暫時蟄伏者。
第一種如老、莊，大約已看透世事規(guī)律，悟出了生命的本質，認為虛無才是世界的根本，萬物演變不論多么重要、精彩，只不過是你心里感覺的過程。佛教進入后形成的有中國特色的禪宗，其實就是老、莊哲學與佛教的結合體。所以這些人，一般都隱的比較徹底，只不過他們基本上也可以算作宗教人士了。
第二種如伯夷、叔齊，他們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他們反對武王伐紂的理由無非是“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這也是中國正統(tǒng)的思想觀，后來的儒家，就是繼承了這樣的思想觀點并把它發(fā)揚光大的。因此孔子在《論語》中曾說：“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孟子也說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辈?、叔齊的行為看來是很符合孔孟的準則的，因此他們歷代都被公認為是標準的隱士。
第三種如姜尚鉤閑于渭水,諸葛抱膝于隆中。嚴格地說，他們也不能算是真正的隱士，因為他們時刻關心著天下大事，準備待機而動，去擇主而事，擇木而棲，去實現(xiàn)“修、齊、治、平”的最高目標。然而時有至有不至,運有窮通，時機未到時，這些有抱負的知識分子往往就采取“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態(tài)度了。
這些典故始終伴隨著“有無意義”，“真隱假隱”的爭論。在莊子看來，伯夷、叔齊的行為從表面看來有“死名”、“死利”、“殉仁義”、“殉貨財”的不同，卻又都有“殘生傷性”的本質，那皆是違背自然法則，是生命的浪費與無意義。但孔子卻肯定了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正當性，不過，他并不贊同無原則的隱逸，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認為“隱”是有條件的。
總的來說，中國歷史上那些隱士，雖然都是隱居山林，但目的大不相同。有故作清高博取聲望的，有無力抗爭逃避現(xiàn)實的，有以退為進擇機而動的，也有看破紅塵獨善其身的。林林總總，不一而足，隱逸已成為幾千年來中國封建士大夫十分推崇的一種文化了。文人得意時仕，失意時隱，既能自我安慰，又能韜光養(yǎng)晦，實在是瀟灑無比。
陶淵明那篇題為《飲酒》第五的詩，就很能表現(xiàn)這種心境：“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就真是淡定的超凡脫俗??！
由此可見，“隱逸文化”看似消極，卻是對世人熱衷功名利祿行為的一種平衡，很符合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所以能流傳至今。即使在商品經(jīng)濟的今天，仍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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