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宋人對李白詩歌風格的辨析
宋人對李白詩歌風格的辨析
李詩風格的被誤解和被理解都發(fā)生在宋代。王安石編選李、杜、韓、歐《四家詩》，置李白于第四，并發(fā)表了一系列評論：
王铚性之嘗為予言曰：“王荊公嘗集《四家詩》，蔡天啟嘗問為何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鄙，其中言酒色蓋什八九。’”⑴
（荊）公曰：“白之詩歌，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⑵
（荊公）曰：“李白詩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污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⑶
王安石的評論作為有宋一代關于李白爭論的發(fā)端，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問題：（1）李詩取材多言“婦人與酒”，人品識度甚低；（2）李白才與識相悖，風格與人品相左；（3）李詩“豪放飄逸”、“語迅快無疏脫處”，但風格單一，缺乏變化。這三個方面的問題幾乎成了貫穿宋代數(shù)百年論辯始末的中心議題。
一 、才與識：李白的風格與人品
李白一生傲岸，歷經(jīng)坎坷，晚年遭受冤獄，但終唐之世，對李白其人其詩不存在非議和指責。王安石有關“才高而識卑”的議論，則至少造成了李詩風格與人品相背離的印象，或者說釜底抽薪，掏空李詩風格的靈魂，只剩下“一味粗豪”的外表。
王安石否定李白人品識度的言論立即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蘇軾《仇池筆記》中有一段評論黃山谷的文字，涉及到東坡對李白的認識：“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入用，亦不無補于世也。”⑷以黃山谷比魯仲連、李太白固然不類，但論及魯、李二人的高潔脫俗和不用之用，卻極為精當。李白的高潔脫俗和不用之用，似乎正是針對王安石“識卑”、“言婦人酒”之說而發(fā)的。東坡又有《李太白畫像贊》詩，詩中盡情渲染李白意氣橫空，超凡脫俗的精神氣度，并用識郭子儀和令力士脫靴二事證明李白的識度和膽量。
蘇轍也參加了辯論，他措辭嚴厲，就李白“其識污下”一點大加發(fā)揮：“太白詩類其為人，俊發(fā)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游 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永王將去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⑸與蘇轍持有相同觀點的還有畢士安。蘇軾不滿意兄弟的言論，又礙于手足之情，于是針對畢氏進行反駁：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jié)于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簡文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悻以取容，其肯從君于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杰。籠罩靡前，蹈藉貴勢……戲萬乘如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jié)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鬃R郭子儀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吾不可以不辨。⑹
蘇軾認為對于李白不能用“濟世”的標準來衡量，而應該看到他“雄節(jié)邁倫，高氣蓋世”的主體人格和獨特價值，這是一種“不無補于世”的無用之大用。蘇軾對李白精神的獨特感悟和有力辯護可能使王安石感到自己的失言，當山谷問王安石：“世謂《四選詩》，丞相以韓、歐高于李白耶？”荊公作了一番不能自圓其說的解釋，并說“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事見王定國《聞見錄》）而且，他就李詩發(fā)表的言論則是覆水難收，鐵案如山。⑺
蘇軾之后，也有對李白人品發(fā)表意見者，一般就東坡所言脫靴、從璘、識郭等細節(jié)方面加以評論。如黃徹說“脫靴乃其（高力士）職也”，⑻ 談不上李白氣蓋一世。持論頗為偏激。朱熹則比較通達，他認為李白從璘是“文人之沒頭腦”，不須就此大作文章?！逗蟠逶娫挕芬仓皇钦f“太白當去就，欠商量”?！恫虒挿蛟娫挕氛J為李白從璘“蓋其學本出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說得非?？陀^中肯。
對于王安石“（李詩）多言婦人酒“的議論，也遭到陳善的反駁：“予謂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氣，當游戲萬物之表，其于詩，特寓意焉耳，豈以婦人與酒能敗其志乎！不然，陶淵明篇篇有酒，謝安石每游山必攜妓，亦可謂其識不高耶?”⑼ 張戒《歲寒堂詩話》中的反駁更加絕妙：“王介甫云：‘白詩多說婦人，識見污下。’介甫之論過矣。孔子刪詩三百五篇，說婦人者過半，豈可亦謂識見污下耶?”婦人與酒，可以從題材論的角度看，也可以從主題論的角度看，還可以風格論的角度看，從詩人觀照生活的精神氣度方面看?！对娙擞裥肌分兴S山谷的一段話說的非常深刻：“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著暝暗啽囈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西清詩話》則云：“余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這才看到了問題的實質。如果從這一角度來評價李白描寫婦女生活（如《玉階怨》、《長干行》）和飲酒類（如《月下獨酌》）詩歌，就會發(fā)現(xiàn)其中具有一種純凈明豁、洗盡凡塵的獨特意味。這種獨特意味，正是李白飄逸風格的具體體現(xiàn)。
黃山谷之后，陸游也意識到不能單純從“婦人與酒”這方面否定李白的詩歌：“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為過?！端募以姟肺幢赜写涡颍ㄇG公）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淺陋有索客之風。……世俱以其豪爽動人，故不深考耳。”⑽ 陸游從另外一個角度指出李白“識度甚淺”、“淺陋有索客之風”，并舉李白若干詩句為證：“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瑣賢 ”，“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云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親”。
細按諸詩，大都寫于李白賜金放還之后。如果不以摘句論詩，而是顧及全篇，陸游所舉詩句所在詩篇都有深及骨髓的沉痛意味，體現(xiàn)了詩人主體精神與社會現(xiàn)實的劇烈沖突，具有很強的震撼力。如果再進一步論及時風，開天年間狂放傲誕如李白者所在多有。時過境移，陸游所處的南宋，文人更看重內斂、溫厚的個性氣質，黃徹說李詩“一味粗豪”，蔡伯衲認為李詩“略不近溫厚”，持論與陸游相近，都是基于相同的文化背景，有著相似的價值取向。只有朱熹，從“大雅久不作”中讀出了“雍容和緩”，與陸游等人標準一致而結論不同。豪放而又和緩，飄逸而不失溫厚，朱熹對李白詩歌風格作如是觀，顯示出極高的感悟天賦和獨特的思辨能力，在李詩風格的辨析中別開生面，為嚴羽等人進一步審視李白詩風，揭示“真太白處”提供了一條新的思維路徑。
二 、精細化：李白風格的一與多
宋人都認同豪放飄逸是李詩的主導風格。王安石曾說：“白之詩歌，豪放飄逸，人固莫及。”但又說：“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并極力用杜詩風格的豐富多變來與李詩比較。
李詩豪放飄逸，果真“格止于此”嗎？宋人集中論述李詩風格豐富多變的文字不多，比較重要的是沈光的《李白酒樓記》，云：
太白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故狎弄杯觴，沉溺麴蘗，耳一淫樂，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fā)，振筆著紙，以聰明移于月露風云，使之涓潔飛動；移于草木禽魚，使之妍茂褰擲；移于閨思邊情，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于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于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fā)，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⑾
其中雖有想象之詞，但從整體上把握李白精神與其各類作品的關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且就李白各類作品的風格特色所作的分析概括也相當準確。
宋人對李白風格多樣性的認識大都體現(xiàn)在對李白詩句、詩篇的賞析解悟中，其中難免受個人興趣愛好的影響，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但是，換一個角度看，李白的詩篇、詩句能使不同思想、不同興趣的人各有所得，也正反映了其詩具有多樣性的風格。如：晁迥《法藏碎金錄》云：“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發(fā)。’……予愛（其）吐辭精敏……入道深邃。”⑿晁氏認為《東林寺夜懷》詩有“吐辭精敏”的語言風格。《王直方詩話》載歐陽修語云：“李白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見太白之橫放。所以警動千古者，顧不在于此乎?”歐陽修認為《襄陽歌》“清風明月”二句體現(xiàn)了“橫放警奇”的風格特點。呂氏《童蒙詩訓》云：“（李太白）如‘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中流鵝鸛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不褊淺矣。”“氣蓋一世”謂其高、雄，“不褊淺”謂其厚、雅。明代胡應麟受呂氏啟發(fā)，說“明月出天山”諸句“雄渾之中，多少閑雅”，看來《關山月》、《淮陰書懷寄王宗成》二詩具有“雄渾高雅”的風格?！独潺S夜話》引荊公語：“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葛立方《韻語陽秋》云：“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可見李詩還有平淡天然的風格。朱熹也同意此二句“自然之好”，但又認為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則似更看中詩句清空閑靜的風格。又《許彥周詩話》謂：“李太白詩云：‘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賀知章呼李白為謫仙人，仆竊信之。”楊萬里《誠齋詩話》則云：“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又“相隨遙遙訪赤誠，三十六曲水回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此李太白詩體也。在豪放飄逸之外又看到了李白詩閑逸悠遠的風格。張戒《歲寒堂詩話》云：“《國風》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躇。’‘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其詞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所以可貴也。……李太白云：‘皓齒終不發(fā)，芳心空自持。’皆無愧于《國風》矣。”又發(fā)現(xiàn)了李詩委婉含蓄的風格。劉克莊《后村詩話》云：“（李白）《東武吟》，《贈宋陟》二詩與杜公之作，悲壯略同”，“（李白）《贈岑征君》云：‘岑公相門子……。’此篇清拔”，“世謂謫仙眼空四海，然《贈孟浩然》、《上李邕》……于人情世法亦甚委曲，未嘗以金閨之彥，青云之士自居。”于李詩中又分別揭示出悲壯、清拔、溫厚和緩的風格?！盾嫦獫O隱叢話》云：“太白望廬山瀑布絕句，東坡美之。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磊落清壯，語簡而意盡，優(yōu)于絕句多矣。”又于李詩中拈出“磊落清壯”一格。此外，《詩人玉屑》引《唐人句法》，標豪壯，舉李詩“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黃山四千仞，三十二峰連”為例；議閑適，舉李詩“水舂云母碓，風掃石楠花”為例；論幽野，亦舉李詩“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為例；談綺麗，又舉李白“錦帳郎官醉，羅衣舞女嬌”詩句為例，不一而足。
上述李白詩歌風格之變化多端比之杜甫，可以無愧。不過宋人多從個人藝術感悟出發(fā)，又常以摘句論詩，不及全篇，且風格概括的用語也常常無規(guī)范可尋，所以給人的印象是雖多而較亂，見不出李詩風格的系統(tǒng)和變化邏輯。相反，另外有些論及李詩風格沿革的文字，則比較清晰，有更多參考價值。如朱熹說：“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詩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語又俊健”，“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當人問及“太白五十篇《古風》不似它詩，如何?”朱熹說：“太白五十篇《古風》是學陳子昂《感遇》詩，其間多有全用他句處。” （《朱子語類》）又《詩人玉屑》引朱子語云：“李太白天才絕出，……獨《鳴皋歌》一篇近《楚辭》，然歸來子猶以為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者，亦為知言云。”分別指出李詩的風格源于《選》詩，源于鮑照，源于陳子昂，源于《楚辭》而又有自己的個性才情，這樣，李詩風格的多樣性就可以有所解釋了。又如《艇齋詩話》云：“古今詩人，有《離騷》體者，惟太白一人，雖老杜亦無似《騷》者。李白如《遠別離》、《鳴皋歌》……與《騷》無異。”⒀《韻語陽秋》云：“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之篇，然后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則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騷人嗟不見’，則知杜之所得在《騷》。”一說李詩所得在《雅》，一說李詩獨有《騷》體，看似矛盾，實則可以互補?！段男牡颀?#183;定勢》謂：“模經(jīng)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艷逸之華。”李詩的風格，從遠源上看，正是出入《騷》、《雅》，融創(chuàng)變新的結果。
宋人對李詩風格的辨析至少說明了兩點：（1）李詩風格的種種不同，與他取法若干傳統(tǒng)的風格樣式有密切關系；（2）因為他學有淵源，所以客觀地看，李白仙才的神話便大可懷疑。這一點，啟發(fā)了嚴羽的進一步研究。
三、太白體：嚴羽的詩學透視
楊萬里在《誠齋詩話》中曾根據(jù)李詩《山中問答》和《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提出“李太白詩體”的概念，是宋人中最早用“體”字概括李詩風格的例子。嚴羽的《滄浪詩話》則進一步提出“以人而論，則有太白體”。嚴氏以卓異的詩性感悟和獨特的詩學思考介入了當時的李杜優(yōu)劣之爭和李白詩歌風格的辨析：“李杜二公，正不當優(yōu)劣。”（《詩評》）“少陵與太白，獨厚于諸公。……（荊公）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予故不得不辯。”（《考證》）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文字是：
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太白《夢游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
此論一出，后世崇杜抑李者或崇李抑杜者似乎都是在小結裹上做文章，終不及這段文字坦蕩大氣、方正嚴明。從李杜風格的辨析上看，太白體：飄逸；少陵體：沉郁，也因此成為千古不易之論。
嚴羽論詩注重風格批評，而且有一套辨析風格的獨特方法。他在《答吳景仙書》中說：“吾論詩，若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詩辨》云：“詩之法有五：曰體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jié)。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長，曰遠，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凄婉。”“五法”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寫作方法，而是詩歌文本構成的五大要素或五個結構層面。所謂“析骨”、“析肉”云云，就是要從五大要素或五個結構層面入手解剖分析詩歌文本。
嚴羽對“太白體”的詩學透視包含若干新的重要認識。
首先，嚴羽提出讀李白詩要認識“真太白處”：
觀太白詩，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學者于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真太白處”、“其安身立命處”究竟是什么，嚴羽沒有直接說明。細案《詩評》，惟有一處論及《離騷》的文字可與此相發(fā)明：“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洟滿襟，然后為識《離騷》。”“識真太白處”和“識真味”，所涉及的問題的性質應該是一樣的，按理都應屬于“五法”中“興趣”這一層面。“興趣”是五法中最核心、最內在的一部分，陶明濬解釋為“精神”，極諦。嚴氏說要“識真太白處”、“識其安身立命處”就是要人們在感受太白天才豪逸的同時，認識其中所包含的性情精神。顯然，嚴羽認為太白的性情精神為其天才豪逸所表現(xiàn)，同時也被它所遮蔽，如果不能披文見質，就不能真正認識“太白體”。為此，嚴羽在比較李杜詩風時特別舉出李白《夢游天姥吟》、《遠別離》二詩，說明其中體現(xiàn)了“子美不能作”的飄逸風格。毫無疑問，《夢》、《遠》二詩充分體現(xiàn)了李白天才豪逸的特點?！短扑卧姶肌吩u《夢》詩云：“此篇夭矯離奇，不可方物；然因語而夢，因夢而悟，因悟而別，節(jié)次相生，絲毫不亂。”又引楊載評《遠》詩語云：“波瀾開闔，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為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⒁ 但是細案二詩，《夢》詩執(zhí)著于人格的獨立，大有屈子《遠游》的精神意味；《遠》詩則執(zhí)著于對國家命運的關懷，“我縱言之將何補”，極為誠摯、沉痛，“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更見其憂愁的深遠夐絕，王夫之讀到此詩，說了一句“供奉深”，算是真正識得太白“安身立命處”了。
嚴氏選擇《夢》、《遠》二詩為例說明“太白之飄逸”，并不是隨意性的。與歐陽修激賞“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的橫放相比，與黃山谷贊美“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的天真爽朗相比，與楊萬里向往“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的超然出塵相比，與朱熹肯定“大雅久不作”的雍容和緩相比，嚴羽所選二詩，具有超然與執(zhí)著，飄逸與沉痛的雙重美感；嚴氏所看中的，也正是二詩以超然寫執(zhí)著，寓沉痛于飄逸的風格品質。“太白體”的主要內涵可能就在此處。
其次，在與杜甫的比較中，嚴羽又指出李詩具有與杜詩相同的力量和渾厚品質：
李杜數(shù)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
郭紹虞先生認為，“金鳷擘海”比喻“筆力雄壯”，“香象渡河”比喻“氣象渾厚”。豪放飄逸的風格，是極難把握的，豪易失之粗，逸易失之輕，俊快則易失之容易。《詩人玉屑》引敖陶孫語：“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云，核其歸存，恍無定處。”只看到了李詩飄忽輕靈的一面，沒有理解其渾厚有力的一面。清人賀貽孫《詩筏》曾就李詩渾厚的特點加以發(fā)揮：“所謂厚者，以其神厚也，氣厚也，味厚也。既如李太白詩歌，其神氣與味皆厚，不獨少陵也。”與嚴羽“香象渡河”之喻包含的意思相近。
渾厚與有力是緊密聯(lián)系的，荀子《勸學》謂“其水積也不厚，則負舟也無力。”厚是力的基礎，筆力的“雄壯”源于氣象的“渾厚”。同時，氣象的渾厚又與情感（興趣）的深厚密切相關，執(zhí)著深厚的情感是渾厚“氣象”的基礎。嚴羽雖沒有如此清楚的闡述，但從他立論所涉及的層面看，則不妨作如是觀。
復次，嚴羽雖然承認李白“天才豪逸”，但并不認同所謂“仙才”的說法：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
宋人沿襲唐人關于“謫仙人”的說法，并進一步加以發(fā)揮，《麈史》記宋祁語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歐陽修《太白戲圣俞》詩云：“開元無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太白之精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徐積《李太白雜言》云：“至于開元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從某重意義上看，這種雖是贊美實則神化、仙化的認識，與將李白俗化（“識度甚淺”、“多言婦人酒”）的傾向一樣，都是對李白其人其詩的誤解。
太白之詩是有法還是無法，是有待還是無待，是可法還是不可法，宋人一般認為李詩無法、無待，也不可法，所以藝術風格有一種似非人間所有的神秘性。黃山谷認為“李白詩如黃帝張樂于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鄭景韋認為“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不受約束”，楊萬里則認為李白詩“如子列子之御風，無待乎舟車也”，“無待者，神于詩”，朱熹一方面認為“李太白天才絕出，尤長于詩”，一方面又認為“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于法度之中，蓋圣于詩者也”。嚴羽《詩評》云：“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認為李白詩歌是有法的，只是李詩之法與一般意義的詩法不同，更多一些個性色彩和興會標舉，屬于無法之法。嚴氏繼李陽冰《草堂集序》之后，將李詩風格重新定位在“天仙之詞”上，實際上恢復了李白詩歌的現(xiàn)實性，對正確認識其詩風格有重要意義。
————————
⑴王得臣《麈史》，參見程毅中主編《宋人詩話外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⑵陳正敏《遁齋閑覽》，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⑶陳善《捫虱新話》，見《宋人詩話外編》。
⑷見《宋人詩話外編》。
⑸《詩人玉屑》卷十四引。
⑹《李太白碑陰記》，《蘇東坡全集》卷三十三，中國書店1986年版。
⑺羅宗強先生認為荊公之語首次出現(xiàn)在惠洪《冷齋夜話》中，惠洪晚荊公數(shù)十年，所引絕非耳聞，似屬假托，(見羅著《李杜論略》，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據(jù)有關資料，荊公之語首次出現(xiàn)在王得臣《麈史》中，王得臣(1036一一1116)與蘇氏兄弟及荊公為同時之人．《麈史》明確記載，此語來源是王銍，當時問荊公者為蔡天啟，有意假托者是不會這樣清楚交待有關人物的。
⑻《溪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
⑼《捫虱新話》，見《宋人詩話外編》。
⑽《老學庵筆記》，《陸放翁全集》，中國書店1986年版。
⑾《詩人玉屑》卷十四引。
⑿《宋人詩話外編》引。
⒀見《歷代詩話續(xù)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
⒁引自詹锳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第2117頁，第274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