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嘉瑩，1924年生。1945年畢業(yè)于北京輔仁大學國文系。自此，任教生涯已長達六十余年。曾先后被美國、馬來西亞、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多所大學以及大陸數(shù)十所大學聘為客座教授及訪問教授。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Member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稱號，是加拿大皇家學會有史以來唯一的中國古典文學院士。此外，還受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名譽研究員及中華詩詞學會顧問，并獲得香港嶺南大學榮譽博士、臺灣輔仁大學杰出校友獎與斐陶斐杰出成就獎。在數(shù)十年教學生涯中培養(yǎng)了大批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人才。主要著作有：《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杜甫秋興八首集說》、《迦陵論詞叢稿》、《迦陵論詩叢稿》、《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中國詞學的現(xiàn)代觀》、《唐宋詞十七講》等，影響廣泛。
我個人以為，詞的每一次發(fā)展和變化，都與時事的變化有很密切的關(guān)系。大家以為小詞寫美女愛情與時代不相關(guān)，可是就是這樣不相干的東西，它其實是相干的。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批評，所以我們對于《人間詞話》的評價，應(yīng)該是有肯定它的地方，但是我們也應(yīng)該知道它不足的地方。盡管如此，我還是要說，王國維是很了不起的，張惠言也是了不起的。
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價值，并不是由眼前現(xiàn)實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
一年來，葉嘉瑩教授以“王國維《人間詞話》問世百年的詞學反思”為總題目，在南開大學、南京大學作了三次長篇演講，涉及中國詞學百年發(fā)展及其他文化問題，引起較大反響。2010年元旦，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專程到天津采訪葉嘉瑩教授，話題就從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開始了。
千年詞學的困惑
記者：王國維《人間詞話》的發(fā)表，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學研究的一件值得記錄的大事情，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這是中國學者有意識地運用西方文學理論來解釋中國文學現(xiàn)象的一本著作，而且很可能是第一部。時間過去了百年，站在現(xiàn)在的立場來看，《人間詞話》對于詞學的傳統(tǒng)意味著什么？對其后的發(fā)展有什么作用？
葉嘉瑩：我有幾次演講，總的題目是“王國維《人間詞話》問世百年的詞學反思”?！度碎g詞話》是研究、評論詞的著作，它問世百年了，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對于詞學有一個反思、一個回顧。一方面是向前推溯，《人間詞話》發(fā)表以前，詞學是什么情況，它對詞學有什么繼承，或者有什么創(chuàng)新。《人間詞話》發(fā)表以后又是100年了，那么這100年我們對于詞學的研究又有什么創(chuàng)新和進展。
記者：越是重要的著作，越是需要放在長時段的歷史坐標中來考察，才能真正認識到它的價值。
葉嘉瑩：你給我列了許多題目，但我想我還是從比較切實的、比較有體會和了解的事情談起吧。
中國古代的論述，如先秦諸子百家，他們的著作往往是一個個的寓言、一個個的故事，或者像《論語》都是片段的語言，不是長篇大論的邏輯性的思辨文字。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評論的語言也是如此。中國文學批評所長的是一個具體的、現(xiàn)實的一種感受、一種思維，不是把它歸納貫穿起來成為一種理論的東西。尤其是詞這種文學體式，更加缺乏一個理論上的價值觀。
中國傳統(tǒng)對于詩和文章還有一個總的看法，認為詩是言志，文是載道。而且言“志”包括兩種不同的內(nèi)容，一是指你的一種理想、一種志意，比如孔子在《論語》中說“盍各言爾志”。另一個是指一般的感情活動。以前朱自清先生寫過一本書，叫《詩言志辨》，談到這個問題。
可是詞是一種很微妙的文學體式。常常說詞與詩有什么不同，它不僅是形式上的不同，一個是長短不整齊的句子，另一個是整齊的句子。不只如此，從一開始，詞跟詩的性質(zhì)就有不同。詞本身是配合音樂歌唱的流行歌曲，是給流行歌曲填寫的歌詞。在隋唐之間就有很多流行歌曲的曲調(diào)，長長短短什么都有，而且非常通俗化、市井化。無論是販夫走卒，無論是何種職業(yè)、何種階級的人民，你心有所感，都可以按照流行歌曲的調(diào)子寫一首詞。
我們追溯到有文字整理、刊印、編輯成書的第一本詞書是《花間集》。《花間集·序》說，這些詞只是整理出來的一些比較典雅的詩人文士寫的歌詞，是為了給詩人文士在飲宴聚會的時候可以有這些美麗的歌詞以供歌唱。這樣的目的，第一不是言志，而是為了歌舞宴樂，跟詩的言志不一樣。第二也不是抒情的——這里我是指狹義的抒寫自己的感情——因為是給歌女填的歌詞，不代表自己的感情。所以詞在一開始是俗曲，大家都不注意、不整理。等到整理的時候，其目的則是給歌宴酒席之間歌唱的歌女一個曲辭去唱。所以它跟詩的目的完全不同，既不是言志，也不是抒發(fā)自己個人的情感。
記者：這在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理論中，就不好用“詩言志”、“文以載道”來解釋了。
葉嘉瑩：所以中國詞學的評論一直在困惑之中，尤其是在中國傳統(tǒng)儒家思想道德的觀念之中，只寫美女跟愛情這種內(nèi)容的文學有什么意義，有什么價值？可是很奇妙的是，這種既不言志，也不寫自己感情的歌詞，當它流傳和被接受下來以后，反而在讀者之間引起了很多的感發(fā)和聯(lián)想。過去古人的詞論對這種情況的發(fā)生一直是迷惘的，宋人的筆記凡是談到詞的，都很困惑，都不知道它的意義和價值。
詞后來詩化了。早期的詞是不寫自己的感情的。到了后來東坡、稼軒時，不但寫自己的感情，也寫個人的志意，所以有了這一類的作品?？墒窃谥袊鴤鹘y(tǒng)的觀念中，第一層困惑是，不知道寫美女愛情的歌詞有什么意義和價值。等到蘇、辛出現(xiàn)后，有了第二層困惑，這還是不是詞呢？所以李清照曾批評說，像歐陽修、蘇東坡這樣的人，寫的都是句讀不整齊的詩。那這樣還算不算是詞呢？
其實我個人以為，詞的每一次發(fā)展和變化，都與時事的變化有很密切的關(guān)系。我們先從早期的歌詞來說。南唐，像馮延祀的詞在傷春的表面的敘寫之中，包含了很深的意思，因為南唐的局勢，馮延祀做了南唐的宰相，而南唐在危亡之中。而李后主的詞是個很大的拓展。李后主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拓展，為什么他能夠?qū)懗鱿裢鯂S所說的“變伶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伶工之詞就是為歌曲填寫的歌詞，士大夫的歌詞是自己言志抒情的作品。有李后主這樣的作品出現(xiàn)，是因為李后主破國亡家。所以小詞的發(fā)展是慢慢有它深層的意思，都與時代外在的變化有密切的關(guān)系。大家以為小詞寫美女愛情與時代不相關(guān)，可是就是這樣不相干的東西，它其實是相干的。
《人間詞話》的理論懸念
記者：那以后的人，從詞中讀出了許多深意，看來也不無道理。您曾多次講過張惠言在詞學史上的重要性。
葉嘉瑩：一直到張惠言編了《詞選》，他把他的見解放在《詞選》前面的序言中提出來，它不是給朋友寫的序，不是說好話贊美人，而是表達對整體的詞的體會和認識。張惠言提出了詞是可以寫“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等等，雖然他的這些認識是對的，但他為了要證明他的話是對的，所以他就把溫庭筠、韋莊、歐陽修的小詞都指實了，說溫庭筠的“照花前后鏡”就是《離騷》的意思，韋莊的那些“紅樓別夜”，都是懷念他的祖國。歐陽修的《蝶戀花》是寫韓琦、范仲淹的被貶黜，他一個一個指實，就變得很牽強、很拘板、很狹隘。所以他的說法有他的道理，但是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同。
到了王國維，他也認識到詞里面有一種很微妙的作用，是非常奇怪的，就是不管它表面寫的是傷春怨別、美女愛情，常常在它表面所寫的這些景物情事之外，好像還有什么東西。他也體會到了這一點，但因為中國過去的文學批評不是邏輯性的、不是有理論的，它缺少那種邏輯性的、思辨性的批評的術(shù)語，所以他很難表達出來。張惠言也是這樣，他說“不能自言之情……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大概差不多就是這樣吧。
王國維認為張惠言牽強，他說：“固哉，皋文之為詞也”，認為張惠言的解說是死板的、牽強附會的。他所贊成的是小詞可以有一種像孔子說詩那樣的興發(fā)感動的自由的聯(lián)想。好的小詞就是能給你這么一種聯(lián)想，而這個聯(lián)想有多種可能性。所以王國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yè)、大學問者，必經(jīng)過三種境界。他說的這三種境界，與原來的詞已經(jīng)完全不相干了。這雖然是靜安先生自由的聯(lián)想，可是他還說了，“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庾R到這不是原作者的意思，承認這是他的聯(lián)想。
記者：這涉及詞學中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在整個文學理論中，對其他的文學體裁來說，也有普遍意義，即作者本意與“作品意義”之間到底是怎樣一種關(guān)系。
葉嘉瑩：關(guān)于“本意”與“意義”，西方詮釋學稱為meaning 和 significance。我在《詞學新詮》一書的第二節(jié)中曾經(jīng)討論過。至于說詞里面有個東西，可是又不要用張惠言的牽強比附的說法，那么這種東西是什么？王國維說是“境界”，就是詞里面有那么一個世界、一種境界。王國維找到了這個東西，并且嘗試用一些西方的、哲學的說法來解釋，他用了一些西方的思辨性的說法，但是根本的“境界”是什么沒有弄清楚，所以這些思辨性落實下來，仍然是模糊的。但王國維有他的貢獻，就是他體會到了詞的“境界”。
可是，《人間詞話》還有一個缺憾，王國維說“詞以境界為最上”，因為詩可以言志、可以載道、可以抒情，都知道說的是什么?？墒窃~不好用這些來概括，于是他提出“境界”。既然用“境界”，那就用“境界”說詞就好了?？墒峭鯂S說到“境界”的時候，他引用的例證卻都是詩。他說“境界”有大的也有小的，什么“落日照大旗”、“有我之境”、“無我之境”，引的都是詩。那么詞的“境界”是什么，他也沒說清楚。
記者：這也算《人間詞話》留給后人的一個學術(shù)懸念。
葉嘉瑩：王國維還有一個缺點，就是他不會欣賞南宋的詞。他重視直接的感發(fā)的詞，不喜歡南宋的詞?？墒悄纤蔚脑~之出現(xiàn)，在詞的發(fā)展歷史上有一個必然的緣故，那就是因為詞這種長短句的句法，如果都用直接的敘寫，就成為大白話一樣。凡是成為大白話的說法，變得很淺白，就沒有余味了。所以當詞是小令的時候還可以，它短小，話都還沒有說完，留給人很多聯(lián)想。詞的長調(diào)如果用長短句都說出來就沒有余味了。所以同樣寫美女早晨起來化妝，溫庭筠的“照花前后鏡”這個可以，“新帖繡羅襦”這個也讓人有聯(lián)想。可是柳永寫的美女起床“倦梳裹”一類的，就不能引起什么聯(lián)想。就是你把這個事情用白話都說了，就沒有聯(lián)想了。所以后來南宋寫長調(diào)的人，就要把它隱藏起來說。他不得不用這個辦法，就如同我們的新詩，如果都用白話寫了，就沒有余味了。所以我們?yōu)槭裁匆兂呻鼥V詩呢，這是沒有辦法。因為都用大白話，意味就很淺俗了，所以就用朦朧詩，在臺灣，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是用現(xiàn)代詩。這都是不得已，都是沒有辦法。
而南宋這些詞，你要透過它這些委曲的或勾勒的手法體會其深意。因為中國古人的詩都注重直接感發(fā)。這樣的詞，用了很多思想、很多安排、很多刻畫，王國維就覺得這個隔膜了，所以他就說南宋詞是隔膜的，因為他不能體會。在王國維那個時代，他能夠把西方的一些哲學的、美學的東西引用進來，這未嘗不是他的一個進步，也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一個進步。可是他的時代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的《紅樓夢評論》是一樣的，他想用叔本華的哲學討論紅樓夢，而不是用中國傳統(tǒng)的索隱、猜謎的方法來研究文學。不過，王氏的《紅樓夢評論》完全用叔本華的哲學來講，也不免受到局限而有很多牽強附會之處。
葉嘉瑩：我只是說王國維的“境界說”在承前啟后的情況，對于以前的繼承，對于以后的開拓，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批評，所以我們對于《人間詞話》的評價，應(yīng)該是有肯定它的地方，但是我們也應(yīng)該知道它不足的地方。盡管如此，我還是要說，王國維是很了不起的，張惠言也是了不起的。
記者：西方有一種很有影響的文學理論，把文學研究分為外部研究與內(nèi)部研究。對待傳統(tǒng)詞學的各種困惑，大概需要更多地進行內(nèi)部研究。
葉嘉瑩：我認為，首先，詩可以有多重的意蘊，多重的意蘊又出于多重的原因，而其中主要的則在于詩歌之中，詞句之間、語言文字符號之間彼此的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和作用產(chǎn)生不同的意蘊。所以要用西方的語言學和符號學來分析，因為語言就是一種符號。在詩歌中，存在一種micro-structure，就是一種“顯微結(jié)構(gòu)”。如果根據(jù)克里斯托弗（Julia Kristeva）的說法，語言在文學詩歌中的作用和詩歌的語言作用有兩種，一種是象喻性的作用，比如我說松樹代表一種堅貞的品格，或者我說美女的蛾眉代表賢人君子的品格，那么這種語言和它所象喻的意思，是固定的，是約定俗成的。這就是象喻的，有一種象征的意思。有的語言，并沒有約定俗成的象征意義，比如“菡萏香消”，在詩歌歷史中，很少有人說過“菡萏香消”。沒有約定俗成的象征意義就不是象喻性的語言。那是符示性的語言，是通過語言的符號所表現(xiàn)的微妙的作用，它沒有成為一種固定的、象征的性質(zhì)。
而小詞中除了象喻性的語言之外，有很多符示性的語言，給讀者很多聯(lián)想的可能性。張惠言說的都是象喻，什么蛾眉就代表賢人君子，王國維提出“境界”，可是“境界”他說的不清楚，所以我以為，如果我們現(xiàn)在說小詞里面有一種微妙的作用，我們可以借用西方的理論，但是不必盡用西方的語言，因為我們討論的是中國的文學批評。我認為在小詞的形象和語言之中，包含了一種可能性，就是西方的接受美學提出的potential effects，即一種“潛能”，它有一種語言當中潛藏的、可以引發(fā)讀者多種聯(lián)想的可能性。
至于詞何以富于引人聯(lián)想的特質(zhì)，在于最初的《花間》詞所形成的“雙性人格”。為什么那些小詞，寫的是女子梳妝，卻給人以其他的聯(lián)想呢？“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為什么就給人豐富的聯(lián)想，我認為那是因為《花間》詞中的女性形象，是把一個女子作為主體，作為一個主體的人，在感受，在表達。而作者卻是男性，所以讀者就會把詞中所寫的“畫眉”、“照鏡”都聯(lián)想成是作者的托喻。小詞之所以容易引發(fā)讀者聯(lián)想，是由于小詞中的雙重性別。
至于韋莊、馮延祀的詞讓人產(chǎn)生很多聯(lián)想，用西方的新的理論來說，就是每個人說話的語言，都有一個語言的環(huán)境，就是“語境”（contact）。南唐的小環(huán)境是歌舞宴樂的，可是它的大環(huán)境是在危亡變亂之中的，所以就在歌舞宴樂的小詞中反映了那種危亡變亂之中的憂患之思。那是雙重的語境。我把它根本的原因說出來，這就是為什么小詞有那么豐富的含義的根本原因。
用現(xiàn)在的、王國維以來的百年西方文學理論說明，溫庭筠的小詞有很深的意思，是因為雙重的性別，南唐的作品有很深的意思，是因為雙重的語境。
而王國維以聯(lián)想說詞，是以作品的文本所傳達的感發(fā)作用之本質(zhì)為依據(jù)的。所謂“感發(fā)作用之本質(zhì)”，這是我自己杜撰的一個批評術(shù)語。我以為對作品中“感發(fā)作用之本質(zhì)”的掌握，是想要理解王國維詞論中的“境界”，這是“在神不在貌”諸說的一個打通關(guān)鍵的樞紐。王氏之所謂“境界”，并不指作品中所表現(xiàn)的作者潛意識中的主題和情意，而是指“作品本身所呈現(xiàn)的一種富于興發(fā)感動之作用的作品中之世界”。由此而言，只有偉大的作家，才能在作品中創(chuàng)造出這樣的世界。
記者：您的這些工作，是從詞學研究的角度，站在現(xiàn)代立場審視傳統(tǒng)文化，為中國文化尋找其歷史存在的價值，一方面保存古代傳統(tǒng)固有的精華，一方面又使之得到理論化的補充和擴展，使其具有了時代的生命力。您站在現(xiàn)代立場，激活了古典詩詞的內(nèi)在意蘊?？梢哉f，中國古典詩詞，不僅會常有新的意蘊，而且應(yīng)該有對新意蘊的新闡發(fā)。
葉嘉瑩：總而言之，我以為王國維比起前代的詞學家來，有了一些理論的性質(zhì)了，但他受了局限，他不能說得很透徹、很清楚。那我們經(jīng)過王國維以后的100年，我們有了新的知識，有了很多新的文學批評的術(shù)語，所以我們可以說得更清楚一點。
記者：在談到您用西方的理論來解說中國古典詩詞時，您曾說，“就是想從一個較廣也較新的角度，把中國傳統(tǒng)的詞學與西方近代的文論略加比照，希望能借此為中國的詞學與王國維的詞論，在以歷史為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標中，為之找到一個適當而正確的位置。”
葉嘉瑩：我以為，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價值，并不是眼前現(xiàn)實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近幾個世紀來西方資本主義過分重視物質(zhì)的結(jié)果，也已經(jīng)引起了西方人的憂慮。1987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一位名叫布魯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出版了一本轟動一時的著作，題目是《美國心靈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作者在書中曾提出他的看法，以為美國今日的青年學生在學識和思想方面已陷入了一種極為貧乏的境地，而其結(jié)果則是對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遠矚的眼光和見解。這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實在是一種極可危慮的現(xiàn)象。
記者：近年來，您運用西方文學理論對詞及詞學做了透徹的解釋。繆鉞先生曾這樣評論《中國詞學的現(xiàn)代觀》，稱它是“繼靜安之后又一次新的開拓”，對您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研究中國詞學的《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一文，他也給予很高的評價，稱之為“體大思精，目光貫徹古今中西，融會西方女性主義文論，反觀《花間》諸詞”，“確實是一篇杰構(gòu)”。該文運用西方現(xiàn)代理論，進行了成功的批評實踐和理論建設(shè)，打通諸家隔礙，在中西文論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可是，近年來，聽到許多年輕人都說，葉教授所提及的這些西方理論，我們也都曾涉獵過，可是我們從來沒想到把它們與中國古典詩詞聯(lián)系起來。
葉嘉瑩：我以為那是由于這些青年們雖然熱衷于學習西方的新理論，但是對于自己國家的古典文化傳統(tǒng)卻已經(jīng)相當陌生，而這種陌生就造成了要將中西新舊的多元多彩的文化加以選擇取舍和融會結(jié)合時，存在一個重大的盲點。所以他們不能將這些理論和術(shù)語在實踐中加以適當?shù)倪\用，這自然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前些年，臺灣有人把李商隱的“蠟炬成灰淚始干”，解釋為性的象征，就是牽強附會。用西方理論來解說中國古典詩詞，不能背離傳統(tǒng)，不能扭曲傳統(tǒng)。我運用西方理論，不是拘于一家，而是取其適用者，為我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