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詩馀話
【作者】施蟄存撰
《唐詩品匯》以武德至開元初為初唐，計九十五年，選詩一百二十五家。以開元至大歷初為盛唐，計五十三年，選詩八十六家。以大歷至元和末為中唐，亦五十三年，選詩一百五十四家。以開成至五代為晚唐，計七十年，選詩八十一家。從這個表中就可以看出唐詩的極盛時代，實在中唐。從來文學史家都以為盛唐是唐詩的盛世，因而論及中唐詩，總說是由盛而衰的時期。我以為這個論點是錯誤的。盛唐只是唐代政治、經(jīng)濟的全盛時期，而不是詩的、或說文學的全盛時期。中唐五十多年，詩人輩出，無論在繼承和發(fā)展兩方面，詩及其他文學形式，同樣都呈現(xiàn)群芳爭艷的繁榮氣象。盡管在政治、經(jīng)濟等國計民生方面，中唐時期比不上開元、天寶之盛。在這一段時期中，軍人跋扈，宦官弄權，李唐政權確已開始了衰敗的契機，但詩和其他文學卻不能說是由盛入衰的時期。我選盛唐詩人十六家，覺得已無可多選，因為留下來的已沒有大家。但我選中唐詩人二十五家，覺得還割愛了許多人。同樣是五十三年，即使以詩人的數(shù)量而論，也可見中唐詩壇盛于盛唐。
嚴羽作《滄浪詩話》，首先推宗盛唐，貶低中唐。他說：
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歷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
我評之，非僭也；辨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為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
這是一篇盛氣凌人的文章，居然先發(fā)制人，誰要是反對他的觀點，就是不懂詩的人。他這篇《詩辨》，享有幾百年的權威，后世詩家及文學史家都跟了他吹捧盛唐詩，好象王、孟、高、岑、李、杜以后，都是第二流詩人了。至于盛唐詩為什么好到如此，他也不能提出切實的理論，而以“以禪喻詩”的唯心論方法來搖惑淺學之徒。禪宗佛學，標舉一個“悟”字，否定研究經(jīng)典，否定深入思考，否定身體力行，只要能“悟”，便可登時得道。但悟有兩派，一派主張頓悟，屬臨濟宗（派）；一派主張漸悟，屬曹洞宗。嚴羽以為漢、魏的詩，至高無上，連“悟”都不需要。好象說：漢魏詩人，隨時隨地，抓起筆來，立即寫成好詩。謝靈運至盛唐諸詩人，得力于“透徹之悟”，亦即是頓悟，屬于臨濟宗的門下，所以是第一流的詩。大歷以后的詩人，僅能得“一知半解之悟”，所以是曹洞宗門下的小乖禪，只是第二流的詩。至于晚唐詩，便是不入流的東西了。這便是嚴羽推崇盛唐詩的理論依據(jù)。
那么，什么叫“悟”?什么叫“透徹之悟”?什么叫“一知半解之悟”?嚴羽也沒有正面的說明。不過，我們可以從反面來理解。他說：
夫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
這里五段文字，三個論點。第一段主意是說：詩不從學力中來，亦不從理智中來。但接下去卻又說：如果不多讀書，多窮理，就不能極其至。極其至，就是達到最高階段。最高階段，就是“悟”。由此可知，他所謂“悟”，是以讀書窮理為平時修養(yǎng)的基礎。由此而獲得“妙悟”，寫出詩來，沒有書本知識和理智思考的痕跡。
第二段是用四個具體形象來比喻上文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這里所謂“興趣”，就是指盛唐詩人的“妙悟”。
第三段是批評“近代”詩人以文字、才學、議論為詩，就不免露出了“言筌”和“理路”的痕跡。
如果妙悟仍然要從多讀書、多窮理得到，這個悟字已經(jīng)和禪宗的悟有些距離，至少已落下乘的漸悟?？磥韲烙鹚^妙悟，即是明清詩家所謂性靈，也就是梁啟超所謂“因斯披里純”，現(xiàn)代所謂靈感。讀書窮理是詩創(chuàng)作的修養(yǎng)基礎，但詩決不能直接從書本知識和理性認識中產(chǎn)生，而是要從一時靈感的觸發(fā)中產(chǎn)生。妙悟、興趣或靈感，就是嚴羽所謂別才、別趣。他所謂“近代詩人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就是說詩中所表現(xiàn)的只是文字的功夫、學識和思想，而沒有靈感。
因此，這種詩就顯得呆板凝滯，而“涉理路，落言鑒”了。這一節(jié)話是針對江西派詩人而言的。
如果這樣理解嚴羽之所謂妙悟，我以為他的觀點是可以接受的，而且這不是唯心論的觀點。不過這樣的悟法已不是禪宗的悟。他用禪宗的術語來比喻詩法，沒有考慮到各方出發(fā)點的不同，這是比喻錯了。既說“非關書也，非關理也”，又說“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這就是他的矛盾。禪宗并不主張多讀經(jīng)、多窮理才能悟入。
嚴羽論詩，推崇盛唐，因為盛唐詩人有興趣，善妙悟；而大歷至晚唐詩之所以愈趨愈下，是因為這些詩人最多只有“一知半解之悟”。這個觀點是任何一個文學史家所不能接受的，因為他有二點錯誤。第一，這是文學退化論。中唐以后的詩，都不及盛唐詩，后人都不及前人。那么，一部中國文學史，《詩經(jīng)》、《楚辭》以后，豈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嗎?第二，把妙悟用于各體各類的詩。妙悟、興趣、或靈感，只能作為鑒賞一部分抒情詩的標準。至于詠懷、詠史之類的詩，反映社會現(xiàn)實的諷諭詩、新樂府詩、敘事詩，我們鑒賞這些詩，正是要體會作者的學識或思想，而并不要求作者有妙悟。作者也不可能因一時的妙悟或興趣觸發(fā)而寫這種詩。李白的《古風》，杜甫的“三吏”、“三別”，高適的《燕歌行》，可以體會到多少妙悟的效果?
嚴羽的妙悟論，盡管明清詩家改用比較具體的“性靈"、“神韻”等名詞，但并不用來作為鑒賞詩的唯一標準。惟有他的獨尊盛唐的觀點，卻仍然為明、清以來詩論家所承襲，不過所舉理由各有不同。
中唐詩近收斂。境斂而實，語斂而精。勢大將收，物華反素。盛唐鋪張已極，無復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斂也。初唐人承隋之馀，前花已謝，后秀未開；聲欲啟而尚留，意方涵而不露，故其詩多希微玄淡之音。中唐反盛之風，攢意而取精，選言而取勝，所謂綺繡非珍，冰紈是貴，其致迥然遠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氣不完，體格卑而聲氣亦降，故其詩往往不長于古而長于律，自有所由來矣。
這是明代陸時雍《詩鏡》中的話。他為盛唐詩與中唐詩作比較。第一節(jié)說盛唐詩的風格在鋪張，中唐詩的風格在收斂。第二節(jié)說盛唐詩如綺繡秾華，中唐詩如冰紈素淡。這兩點是對中唐詩作較高的評價。但第三節(jié)提出中唐詩的缺點，在雕刻太甚，元氣不完，體格卑，聲氣降。這樣，又把中唐詩貶低了，仍然是嚴羽的論調(diào)；中唐不如盛唐。最后，他又指出：中唐詩因為有以上種種缺點，所以中唐詩人不長于作古詩而長于作律詩。這個觀點，卻犯了邏輯錯誤。他給人的體會，好象種種缺點都表現(xiàn)在中唐詩人所作古詩中，而律詩則為中唐詩的特長，沒有這些缺點。
律詩雖然起于初唐的沈、宋，但盛唐詩人所作多為五言律詩。只有杜甫晚年才大作七言律詩。中唐是七言律詩大發(fā)展時期，故中唐詩人多作七言律詩。這是一種新的文學形式從始興到繁榮的過程中所反映的必然現(xiàn)象，并不是由于中唐詩人的才情不適宜作古詩。
五律至中、晚，法脈漸荒，境界漸狹，徒知煉句之工拙，遂忘構局之精深。所稱合作，亦不過有層次、照應、轉(zhuǎn)折而已。求其開闔跌蕩，沉郁頓挫如初盛者，百無一二。然而思深意遠，氣靜神閑，選句能遠絕夫塵囂，立言必近求夫旨趣，斷章取義，猶有風人之致焉。蓋初、盛則詞意兼工，而中、晚則瑕瑜不掩也。
這是清乾隆時人何文煥的話，見于《唐律消夏錄》。他專論中、晚唐五言律詩。第一節(jié)是貶詞。但我以為這一節(jié)話僅適用于晚唐五言律詩。中唐詩人所作，還不至如此。第二節(jié)是褒語。我以為僅適用于中唐五言律詩。晚唐詩人所作，還夠不到這個好評。最后的論斷所指兩個優(yōu)缺點也不能以整個時代來概括。中、晚唐五言律詩亦有詞意兼工的，而初、盛唐五言律詩亦有瑕瑜不掩的。綜觀全篇論點，豈不還是嚴羽的盛唐最好論?
此外，還有許多詩話中評論唐詩，或者論古詩，或者論絕句，總的傾向，幾乎都說中、晚唐詩不如盛唐。這個幾百年來盲目繼承的論調(diào)，我以為必須糾正，中唐詩的冤案，必須平反。
中唐詩分前后二期。大歷至貞元為前期。在這一時期中，五言古詩及律詩，都是王維、孟浩然詩風的延續(xù)。韋應物、劉長卿的五言詩，并不比王、孟遜色。七言律詩是杜甫的繼承，在杜甫的格調(diào)上有新的發(fā)展。雖然由于詩人的才情不如杜甫，故沒有杜甫那樣沉郁深刻的作品。但題材內(nèi)容有所擴大，作者愈多，畢竟還是七言律詩的盛世。絕句的成就，更是中唐高于盛唐。韓翃所作，未必亞于王昌齡。王建的宮詞、劉禹錫的竹枝詞，為絕句開辟了新的領域，亦盛唐所未有。
貞元至長慶為后期。這是唐詩的大轉(zhuǎn)變時期。王維、孟浩然變而為孟郊、賈島。杜甫的五、七言古詩變而為韓愈。白居易、元稹繼承杜甫的新樂府，給它正名定分，并建設了現(xiàn)實主義的理論：詩的任務在諷喻時政，詩的創(chuàng)作方法要大眾化。這種對文藝的積極的認識，又不是盛唐詩人所能想象的。此外，張祜的絕句，饒有興趣；李賀的歌詩，幽怪秾麗而體格高古，也都勝過盛唐。
以上許多隨便舉出的例子，已足夠顯示中唐詩的豐富多采。怎么能說它們是唐詩由盛入衰的現(xiàn)象呢?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