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像
|陳歆耕
汪介之先生是南京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yè)博士生導師。至今無緣結(jié)識汪先生，我知道他，是因讀了他前不久出版的一部專著《伏爾加河的呻吟——高爾基的最后二十年》。這本書刷新了我過去腦海中對高爾基已經(jīng)定格的印象。
這本書擺放在上海大學學人書店一個不太起眼的地方，我看到后立即買下。不是因為這是寫高爾基的一本書，說實話關于研究介紹高爾基的書可以說汗牛充棟，但大多了無新意，不會激起我的興趣。據(jù)我所知，當下中國大多數(shù)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對高爾基這樣的曾被譽為“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奠基人”的作家，也不會有多少言說的激情和興趣。在他們看來，比起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另幾位俄羅斯作家布寧、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高爾基既不“深刻”、“純粹”，也不“時尚”。
但汪先生這本書封底的10個大大的“？”，把我牢牢勾住了：“為什么高爾基這只曾經(jīng)熱情呼喚過1905年革命風暴的‘海燕’，竟在十月革命前后連續(xù)發(fā)表了八十余篇文字，表達了自己的‘不合時宜的思想’？為什么這位被稱為‘無產(chǎn)階級藝術(shù)的最杰出的代表’的作家，卻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quán)后離開了俄國，長期流落異邦？……為什么關于高爾基的死因，歷來有多種不同說法，令人真假莫辨？……”這些問題確實都是我十分困惑而想弄清的問題。讀完全書，除了一個問題：關于高爾基的死因——因迄今缺乏確鑿證據(jù)支撐某一種說法，其他問題都可在書中找到非常有說服力的答案。高爾基的真實面貌在我的腦幕上清晰呈現(xiàn)出來。這種“清晰”其實又是豐厚而復雜的。如果非要用一句話來概括高爾基，我認同他同時代的女詩人茨維塔耶娃的一句話。1933年，俄羅斯作家布寧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茨維塔耶娃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高爾基遠遠高于布寧，比他更偉大，更人道，更具有獨創(chuàng)性，更加不可缺少。高爾基是一個時代，而布寧則是一個時代的終結(jié)”。在當時，這樣一種對高爾基的認識和評價，大概無論在俄羅斯國內(nèi)還是在國際上，都不會得到很多人響應。因為高爾基正處于各種爭議的漩渦之中。今天回首審視，不能不承認這位女詩人的遠見卓識。另一位俄羅斯批評家馬克·斯洛尼姆在1924年對高爾基的評價在今天看來也很精到：“該停止經(jīng)常不斷地對高爾基進行庸俗的嘲笑了，也該明白了：藝術(shù)家高爾基并不屬于任何黨派，而屬于整個有思想的、文明的俄羅斯。這個俄羅斯不會拋棄高爾基，不可能認為他對自己來說是無關緊要的。”
對高爾基的進一步了解，讓我強烈地認同這樣一種觀點：一位偉大的作家，同時一定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當一個社會越是處于大動蕩、大風暴、大轉(zhuǎn)型、大變革時期時，往往越能檢驗一位作家的人格境界和思想力。他們的睿智目光，往往能穿透層層迷霧而射向未來；他們是一面時代的顯微鏡，將時代肌體上健康的皮肉與腐爛的膿瘡同時放大給世人看；他們是一棵棵迎風臨淵挺立的大樹，當狂熱和愚昧裹挾著蕓蕓眾生沖向不可知的懸崖深淵時，往往會發(fā)出尖厲的“不合時宜”的警示……無疑，這樣的作家當之無愧地屬于“一個時代”。處于同一量級的類似作家中，在中國可以列舉出龔自珍、魯迅等。由于時代的局限，他們未必完美。他們或許是“有缺點的戰(zhàn)士”，但再“完美的蒼蠅”也無法與“有缺點的戰(zhàn)士”同日而語。正如汪介之先生在書中所說：“高爾基的全部不足、迷誤和缺陷，只是他的認識上難以避免的局限性所致，而絲毫不帶有趨炎附勢、賣友求榮、見風使舵、助紂為虐的性質(zhì)，絲毫無損于他的人格光輝?！?/p>
凡有資格被稱為代表“一個時代”的作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他們對所處時代必然保持高度的敏銳，并具有強烈的“自省”意識和反思、質(zhì)疑精神。魯迅的自我“解剖”和對國民性的批判精神，為中國大眾所熟知。高爾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他在致羅曼·羅蘭的一封信中說：“我想，假如我要寫一篇關于高爾基的批評文章，那么這將是一種最兇惡、最無情的批評。請您相信，我這樣說，并非裝腔作勢。我比任何人都更少是高爾基的崇拜者。”同時，他又是如何對時代保持一種清醒獨立的批判、反思精神的呢？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讀讀他的那本《不合時宜的思想》，那里有讓你讀了如若“受電”一般的文字。
在我身邊，經(jīng)?？吹阶晕腋杏X好得不得了的作家；也看到不少“完美的蒼蠅”發(fā)出“嗡嗡”的鳴叫；但卻難覓“有缺點的戰(zhàn)士”的蹤影……更遑論有誰能代表“一個時代”？（注：有關高爾基的引文均轉(zhuǎn)引自汪介之著《伏爾加河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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