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評論派”欺世盜名冒充“紅學”35年鬧劇，該收場了（之八）
八、“小說評論派”代表人物馮其庸主持搞的“新校本”《紅樓夢》，竟是如程高本那樣的閹割、篡改本（上）
（一）“新紅學”的代表人物周汝昌曾多次提出重新?？薄都t樓夢》，但有關(guān)部門卻將此任務(wù)交由“小說評論派”代表人物馮其庸全權(quán)負責
周汝昌是位著名紅學家，早在1953年因出版《紅樓夢新證》而成為“新紅學”代表人物之一，1954年受到批判。
文化大革開始后，1968年周汝昌被關(guān)入“牛棚”，1969年秋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1970年8月底，周總理辦公室特電湖北軍區(qū)司令部，調(diào)周汝昌回京。周汝昌1970年9月5日回北京后，向上打了一個報告。其內(nèi)容是：
……請求給我一些條件，以期完成（《紅樓夢 》）大匯校寫定真本的浩瀚工程。[1]
此事后來被擱置。
其后，同事戴鴻森從干?；鼐┖?，與周汝昌談起了《紅樓夢》版本問題。周汝昌回憶道：
一日，他（戴鴻森）對我說：“他原先以為《紅樓夢》不就是《紅樓夢》（按：指坊間流行本，包括上述‘程乙本’等），還要搞什么版本？！”這時他偶然看了影印的“庚辰本”（脂批抄本），拍案大驚，對我說：“原來俗本子這么壞，與真本這么不同，一直被它騙了！”我見他悟了，遂有了“共同語言”，乘機與他商量：“我們應(yīng)出一部好本子了。”
他很同意，且很積極，馬上要與社科院文研所聯(lián)系，要他們校注一本新本。當時社方臨時領(lǐng)導(dǎo)人也點頭了，我自不便再提我的大匯校的事情。
文研所很高興，很快由鄧紹基等二人持函，到社辦理手續(xù)。
但此事垂成之際，忽因社外某位同志得知后激烈反對所邀之人，不容關(guān)系當時杜維沫新回社擔任古典部的主任，他須向文研所“打退堂鼓”；那天晚上他到我家訴詳風波內(nèi)情，表示十分為難：“約請了人家，又要變掛食言，這多么尷尬！”
此事又成了泡影。[2]
后來周汝昌又寫信“上書”中央，希望重?！都t樓夢》。他這樣敘述道：
……遂又決心二次上書——這次就是正面陳述流行本子之偽劣，建議從速整校出一部近真的好版本。
文化大革命時期，整天抓“革命”，哪可能顧及校注《紅樓夢》之事？但事情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之外。1974年開展全國性評《紅樓夢》運動，但到年底便停止了。剛成立沒有幾個月的各市的評“紅”小組就都要解散，回原單位。而原單位也是閑呆著沒事干。恰在這時，周汝昌的“上書”轉(zhuǎn)到國務(wù)院文化小組（代理文化部工作）那里。經(jīng)研究認為此事可行。于是就由袁水拍負責籌辦。首要的是選定校注小組的負責人。此事是由周汝昌提議的，按一般做法，理應(yīng)征求周汝昌意見，他對組織?？毙〗M還有哪些建議，校注小組由哪些人組成較為適宜等等。但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講的是“政治”上可靠。哪些人政治上最可靠呢？自然是在評“紅”運動中的表現(xiàn)，得到“四人幫”垂青者，也就是《階級斗爭的形象歷史——評〈紅樓夢〉》的寫作小組負責人馮其庸。袁水拍與馮其庸談后，馮其庸樂不可支，于是便擬將來由他組織人馬。此時已是1975年秋。
一日周汝昌“接到通知，要開校理《紅樓夢》版本的會議”。
回憶其時已入秋季，地點在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到會后，見所召與會者人數(shù)不少?！璠3]
這次會議由袁水拍主持，副主持為李希凡。周汝昌回憶道：
袁講話，宣布開會的目的，說“上邊十分重視”，成立校勘小組，馮（其庸）為組長[4]，周（汝昌）、吳（世昌、恩裕）等三人為顧問。將來由馮組織人力為小組成員。[5]
對于此事周汝昌還寫了這樣一段：
為了說話負責，以昭信實，特為請詢了當日開會在座、后任此新校本的責任編輯的王恩宇老同仁，他熱情地提供了所憶細節(jié)，與我記憶完全符合。他連我女兒在場一事都記得……[6]
周汝昌非常強調(diào)自己的回憶才是可靠的，一是周汝昌的女兒周麗苓作了記錄，記錄尚在，二是有其他人可以作證。
重新?？薄都t樓夢》的提出者是周汝昌——“新紅學”代表人物，而領(lǐng)導(dǎo)與組織?？毙〗M的任務(wù)卻交給“小說評論派”的代表人物馮其庸去做。
從“小說評論派”的歷史已可說明：“小說評論派”如果搞點隨意的，沒有是非的評論，還是可以的。新中國成立以前，“小說評論”也曾出現(xiàn)一些評論大家，如王國維、魯迅、李辰冬、王昆侖等。但是“小說評論”形成“派”以后，假若交給他們帶點學術(shù)性的任務(wù)，可以料定必砸鍋無疑。因為“小說評論派”的基礎(chǔ)是“假語村言”，評論“假”的事物，當然形成不了是非觀念?，F(xiàn)在將探討涉及“背面”“真事隱”的問題，交由“小說評論派”去做，它哪里有分出真與假，是與非的本事？你就是反復(fù)告誡它：較早的，曹雪芹在世時就已形成的本子為“真”，被后人校訂的版本屬“假”。它絕對拒絕接受這種正確意見的，因為它同“真”與“是”格格不入。確定真、假、是、非屬于“學”、“學術(shù)”，“小說評論派”是與研究小說背面的新、舊“紅學”（屬于“學”、“學術(shù)”）完全是兩股道行駛的車?，F(xiàn)在非讓它走充滿危險的荊棘之路，必定走一次翻一次車無疑。
不幸的是有關(guān)單位將校訂“新版本”的任務(wù)交給“小說評論派”，真是選錯了對象，其結(jié)果只會成為后人的笑柄，給學術(shù)帶來危害。
（二）重新?？辈苎┣壑鞯哪康?，是以一部帶脂硯齋批語的版本，代替閹割、篡改本——“程高本”
1、1975年時有兩套曹雪芹著作版本系統(tǒng)：程高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版本系統(tǒng)和帶脂硯齋批語，最多只有八十回的《石頭記》抄本系統(tǒng)
到20世紀70年代為什么會提出重新?？薄都t樓夢》呢？這是由于當時已形成兩套《紅樓夢》版本系統(tǒng)。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刷印程甲本《紅樓夢》，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刷印程乙本《紅樓夢》。長時期以來，社會上流行的《紅樓夢》主要是這兩個本子。20世紀50年代，選定程乙本《紅樓夢》，在此基礎(chǔ)上稍作校訂后，添加注釋，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此本成為20世紀50—70年代在國內(nèi)流行之本。
但是到20世紀70年代，除流行于世的程高本《紅樓夢》外，已發(fā)現(xiàn)數(shù)部曹雪芹著作手抄本，計有：
民國元年（1912年）有正書局石版印刷的一部手抄本——戚蓼生序本《石頭記》。
1927年胡適買到手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為甲戌年（乾隆十九年，1754年）評定，簡稱“甲戌本”，為二評本，只有16回。
此后，又發(fā)現(xiàn)手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評定，簡稱“庚辰本”，為四評本。之后又發(fā)現(xiàn)手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己卯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評定，簡稱“己卯本”，亦為四評本。
這幾部手抄本與流行于社會上的程高本《紅樓夢》有許多不同：
第一，這些手抄本的書名叫做《石頭記》，而非《紅樓夢》；
第二，這些手抄本全書只有八十回，不像流行的《紅樓夢》那樣有百二十回；
第三，這些手抄本各回都帶有名為“脂硯齋”的批語。而程高本《紅樓夢》正文中沒有這些脂批。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20世紀70年代曹雪芹著作已形成兩套版本系統(tǒng)——一套是帶有脂硯齋批語的最多只有八十回本的《石頭記》手抄本系統(tǒng)（簡稱“脂評本”）；另一種則是1791年由程偉元、高鶚修訂出版的，不帶任何脂硯齋批語的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版本系統(tǒng)。
2、政府決定重新?？辈苎┣壑鞯哪康氖切？背鲆惶捉咏苎┣郾疽獾陌姹?，代替流行于社會上的“程高本”版本系統(tǒng)
在出現(xiàn)兩套完全不同的曹雪芹著作的版本系統(tǒng)后，人們便將這兩種版本系統(tǒng)進行了比較，發(fā)現(xiàn)手抄本《石頭記》系統(tǒng)，各方面都強于程高本《紅樓夢》版本系統(tǒng)。當時盡管還沒有認識到“程高本”是在乾隆指示下閹割、篡改之本，但有兩種情況卻是鐵定的事實：
第一，手抄本《石頭記》均是曹雪芹在世時就已存在的本子，而程高本（1791、1792年）是在曹雪芹逝世（1764年2月1日）27、28年后才出現(xiàn)的本子。因而無疑手抄本《石頭記》屬原本、真本，程高本《紅樓夢》是經(jīng)過后人之手作了大量篡改而成的本子。
第二，盡管脂硯齋是誰尚未定論，但有個事實不容忽視：在晚期的《石頭記》本子中，脂硯齋批語（特別是正文中間的夾批，即雙行小字批）已與正文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成為正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基于一些紅學家認為脂評本系統(tǒng)優(yōu)于程高本版本系統(tǒng)，以及上述兩點事實，便提出依據(jù)脂本系統(tǒng)，重新校勘一部曹雪芹著作版本的建議，以便將來以新校本代替當時社會上流行的“程高本”版本系統(tǒng)。這樣一部新校本，將是一部十分接近曹雪芹本意的版本。出版這部新的版本，必將大大促進我國對曹雪芹著作的研究。
3、在籌備新校本的“?？毙〗M”的會議上三位老紅學家提出以“脂評本”中的“庚辰本”作為底本進行?？?/p>
在成立校勘《紅樓夢》新版本小組的籌備會議上，袁水拍宣布了顧問名單，共有三人：周汝昌、吳世昌、吳恩裕。其中第二、三項決定便是：
（二）聽顧問意見。我等三人（注：指周汝昌、吳世昌、吳恩裕）一致認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應(yīng)出好本新本。三人也一致認為，此次徹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應(yīng)推“庚辰本”為校勘底本，因它現(xiàn)存回數(shù)最多，較為完整。
（三）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廢棄舊本，改出新校本，保證質(zhì)量。[7]
當時文化小組（相當于文化部）決定設(shè)立幾名“顧問”，是由于馮其庸在1974年評“紅”之前，從未涉足過“紅學”，對版本缺乏起碼的常識。周汝昌曾回憶道：
馮組長（注：指馮其庸）與我鄰座，曾問我“甲辰本”是何種本子。我答：它接近程本，在諸本中是較晚的。[8]
這件事說明馮其庸當時“紅學”知識少得可憐。
袁水拍盡管當時還不具備“小說評論派”的代表人物馮其庸定將把這項工作搞砸的“火眼金睛”，但卻了解馮其庸不懂“紅學”，于是便在?？毙〗M之上設(shè)立“顧問團”來制約他，以便在?？碑斨杏龅降囊恍┲卮髥栴}時，馮其庸可求教三位顧問。
但馮其庸所想的是如何由自己發(fā)號施令，怎可能容得下“顧問”？
（三）馮其庸在?？毙〗M中，既完全排斥顧問團，又不聽取小組成員的正確意見，遇到問題都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玩弄手腕
1、排斥顧問團，自以為是，自己說了算
籌備小組中雖然設(shè)立了“顧問團”，但是在實際工作中，馮其庸卻完全排斥顧問，從來沒有召開過“顧問”會議，也不讓他們了解校注工作。甚至有一次校注人員找到周汝昌，希望他能將?？毙〗M爭論激烈情況反映上級，周汝昌卻表示：
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并不了解爭論細情實況，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講話要特別慎重的，不然必會發(fā)生誤會或糾紛，背上嫌疑。[9]
周汝昌有“局外人”的感覺，是因馮其庸將“顧問”看成了“局外人”。
2、在校勘小組的具體工作中，馮其庸獨斷專行
關(guān)于馮其庸是怎樣領(lǐng)導(dǎo)?？毙〗M工作的，周汝昌作過一點透露：
……只記得當時?？背蓡T骨干有胡文彬、周雷二位，他們來問過幾個定字待決的難題。其后，周雷一次專來訴說，他與馮組長為?？比∩釥幷摷ち?，且表示要我秉公向有關(guān)方面反映此一事態(tài)。[10]
周雷在大學時，主攻中國文學，畢業(yè)后有紅學專著及論文，文學功底較好，而馮其庸對于中國文學是半路出家，功底較差，卻又冒充“權(quán)威”，一切都自己說了算，當然難以令人信服。后來類似周雷這樣的人便陸續(xù)離開了校注小組。
3、新校注本《紅樓夢·前言》中所列顧問團名單，是為了表明此書為“權(quán)威版本”而玩弄的手腕
前面已說明?？毙〗M的“顧問團”如同虛設(shè)，從來既不“顧”，更不“問”。然而當1982年馮其庸領(lǐng)導(dǎo)的《紅樓夢》校注本出版后，人們發(fā)現(xiàn)在《前言》中卻這樣寫道：
吳世昌、吳恩裕、吳組緗、周汝昌、啟功等幾位老紅學家擔任本書校注工作的顧問。[11]
這是怎么回事？在籌備校勘小組時，宣布的顧問只有三人——吳世昌、吳恩裕和周汝昌，而實際上此“顧問團”已如同虛設(shè)，既不召開顧問會議，也不讓他們了解?？钡木唧w情況，顧問們成了“局外人”，怎么到新校本出版時，“前言”中不僅恭恭敬敬地寫明“幾位老紅學家擔任本書校注工作的顧問”，而且“顧問團”突然“擴大”了，在原三名顧問基礎(chǔ)上，又增添了吳組緗、啟功等人？
看來在“前言”中強調(diào)校勘小組的顧問團，不過是馮其庸玩弄的一個手腕，以這種虛假的事實向世人表明：這是一個“權(quán)威性”的版本。
（待續(xù)）
[1] 見《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第230頁。
[2] 同上。
[3] 見《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第230—232頁。
[4] 馮其庸在一些場合說他是副組長，組長是袁水拍，目的是要為他所辦的一些壞事推卸責任。但不管名義上誰是組長，實權(quán)落在了馮其庸手中，一切由他說了算，這才是誰也否定不了的事實。
[5] 見《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第232頁。
[6] 見《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第233頁。
[7] 見《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第232頁。
[8] 見《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第233頁。
[9]見《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第233頁。
[10] 《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第233頁。
[11] 見《紅樓夢·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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