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與法國王權與宗教勢力的長期斗爭中，1789年《人權宣言》誕生了，雖然其中明確規(guī)定了公民享有新聞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直到1881年《出版自由法》出臺前，法國人民所享有的這種權利并沒有得到切實的保障。
[關鍵詞]新聞出版自由、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
從十五世紀中葉古登堡在德國小城美因茲，發(fā)明了活字印刷后，印刷公司擴散至整個歐洲。印刷術不單是成為一種工業(yè)的服務性行業(yè)，更重要的是印刷術“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就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fā)展創(chuàng)造必要前提的最廣泛的杠桿?！盵1] 當權者擔心信息的自由流動帶來的政治后果，因此，政府和教派——舊政體——建構了嚴格的審查制和許可制體系：要刊印政治評論就是冒著被沒收全部印刷品，記者被關押等等危險。一直到十七世紀，歐洲媒體倍受宗教勢力與政治箝制，報紙內容主要以他國新聞時事為主，鮮有當地政府的敏感問題。歐洲各國政府更常借著延發(fā)或拒發(fā)許可證、出版前的新聞檢查、課印花稅與煽動毀謗罪等四種方法來恐嚇并限制出版商，而法國是歐洲最早，也是最嚴厲地控制出版的國家之一。[2]
一、從啟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
十八世紀中葉后的法國成了啟蒙運動的中心 [3]，啟蒙思想家主宰了當時的話語中心。即便是法國貴族的書櫥里也擺滿了宣揚自由、平等、博愛的著作，在貴婦人的床頭發(fā)現一本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是很正常的事。啟蒙思想家們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通過學術論著、通俗讀物、戲劇演出、詩歌、民歌小調，沙龍辯論和公開演講等各種形式，向社會各界廣泛傳播天賦人權、自由平等、主權在民的新思想、新觀念、新理論。啟蒙思想家高舉理性的大旗，把過去被奉為尊貴的封建統(tǒng)治者以及他們炮制出來的種種制度、政策、法律等等，統(tǒng)統(tǒng)放到人的思考中去檢驗，從而揭露了他們的欺騙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么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盵4]
啟蒙運動的思想顯然對于教會和封建王朝來說都是一種顛覆性的力量，因此當局對印刷出版業(yè)采取了嚴厲的統(tǒng)制手段。如1723年，路易十五世頒布禁令，“在得到蓋有官方印璽的批準文書之前，任何出版商或任何人均不得在王國內任何地方出版或再版任何書籍?！?1757年又出臺了更嚴厲的禁令：任何人寫作或出版任何蓄意攻擊宗教、侮辱王室權威或破壞王國秩序和安寧者都將受到死刑的處罰。1764年的禁令還禁止出版任何討論國家財政問題的出版物。[5] 1789年前，法國封建王朝的法律規(guī)定，辦報人如違反報刊批準制度，就要遭監(jiān)禁和流放，印刷者要處以船役。這我們可以從盧梭的遭遇就可見一般。這位法國啟蒙運動的主將，一生備受傳統(tǒng)勢力的壓制：他的《社會契約論》遭到譴責、《愛彌兒》被焚毀，甚至他自己也受到了被逮捕的威脅，而不得不逃離法國。[6] 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伏爾泰同樣也多次因言論而獲罪，他的著作多次遭到被焚毀的厄運。
由于法國沒有經歷過像英國那樣的“議會從屬于王權，以后監(jiān)督王權，最后高于王權”的歷史，因而法國的出版控制的最高權力在大革命前始終掌握在國王的手中，教會和高等法院基本上是根據國王的旨意行動的，這就使得法國的出版控制在西歐諸國中表現得最為專斷也最為苛刻。比如說1763年威爾克斯可以在報上公開指責英王喬治三世用賄賂控制國家外交，并在法庭上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最終迫使當局賠償；而差不多同一時期，法國大法官沙拉洛泰僅因被懷疑寫過兩封指責路易十五的匿名信而鋃鐺入獄，的未經審判地監(jiān)禁了九年。[7]
針對法國封建專制制度對于報刊活動的嚴密控制的做法，啟蒙思想們家喊出了表達自由的口號。
伏爾泰在《論思想自由》一文中借波德馬恩德之口說道：“當人們去看戲時，每個人都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社會秩序沒有受到騷擾。但是如果某個蹩腳詩人的蠻橫的保護人試由強迫所有有鑒賞力的人稱贊他們覺得差勁的作品，那么就會聽到一片噓聲，雙方就會互相扔蘋果，就像在倫敦曾發(fā)生過的那樣。是這樣思想上的暴君引起了世界上部分的不幸。我們在英國感到幸福，只是因為每個人都享有自由地說出心里話的權利?！盵8] 伏爾泰非常贊賞英國公民享有“用筆向國家提意見的自由”，有權發(fā)表一切想法。初到英國，目睹英國作家可以自由地寫作，表達自己的思想，令伏爾泰驚嘆和羨慕不已。他在《哲學辭典》中專門列入了“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辭條，可見他的重視。他一生為言論和出版自由孜孜以求，他的遭遇，既是對法國當局扼殺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控訴，也是對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呼喚。伏爾泰力主言論自由的合理性。指出：“無論何入，有權發(fā)表他認為正當的任何言論，只要它不妨礙公共秩序。”[9] 每個人都有權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思想。他說：“發(fā)表白己的思想的自由是公民的自然權利。公民能夠使用自己的筆就像使用自己的聲音那樣：禁止寫作比禁止說話更不應該；用筆犯法而受處罰就像因說話受處罰一樣。”“我們天然地具有使用我們的筆的權利，就像我們有說話的權利一樣。”總之，說話和寫作是人天然具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伏爾泰進一步認為，言論自由不僅天然合理，而且無害于社會，相反，倒是言論專橫會給社會帶來不幸。他在《哲學辭典·言論自由》中指出：“當我們出席一場表演時，倘若每個人都自由地發(fā)表意見，社會是平靜的，不會產生混亂；但是如果某位詩人蠻橫的保護者強迫所有人宣布他們認為不好的東西合乎自己的趣味，隨之而來的便是不幸……。暴君統(tǒng)治思想引起世界的部分不幸。我在英格蘭是幸福的，只是因為每個人都享有自由發(fā)表意見的權利?！币虼怂赋?，如果有誰因意見不同而迫害他人，這個人就是一個惡人。[10] 伏爾泰對日內瓦當局下令燒毀盧梭的著作感到憤怒，認為這是理智虛弱的表現。他在《共和思想》中指出：“我們燒毀了這本書。燒毀它這個行為大概和寫出它一樣令人憎惡。有一些東西是狂熱的政府有所不知的。倘若這本書是危險的，它需要被拒絕，燒毀一本有理性的書即是說，我們沒有足夠的才智反駁它。”如果我們想到，這些話是在伏爾泰與盧梭已公開決裂斷交的情況下說出的，就不難理解其中的份量。實際上，伏爾泰把盧梭的書被焚，不僅僅看作是盧梭個人的遭遇，而且看作是對出版自由的破壞。
布里索·德瓦維爾在《人民代表的行動計劃》中宣布，正在進行的三級會議的首要任務就是制定法國人民權利宣言，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翥必須在這些條文中永遠固定下來。[11]
米拉波（Comte de Mirsbeau）翻譯的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在法國廣為流傳，他指出出版自由使英國獲得了令人震驚的繁榮，令人羨慕的財富，以及無所不及的國力……因此他呼吁法國也應該確立出版自由，他寫道：“法律應賦予報紙永久的自由權，最不可侵犯的自由權，以及無限的自由權。報紙若無自由權，其他法律將無效果可言?！盵12]
被馬克思稱為“偉大資產階級革命者”[13] 的羅伯斯庇爾則寫道：“自由地發(fā)表自己的意見，是每一個人的權利和全社會的福利；這是人對自己理智的最有價值和最有益處的運用。這是具有為教育他人所必須的才干的人能夠對他人履行的最神圣的天職?！盵14] 他還指出：“當人借助語言、文字或者運用那種無限擴大他的知識界限和保證每一個人能與全體人類談話的良好藝術，來表達自己思想的時候，他所行使的權利永遠是同樣的。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不可能有區(qū)別；兩種自由像自然界一樣，都是神圣的，出版自由也像社會本身一樣是必須的?！边@項基本人權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它是“鞭撻專制主義的最可怕的鞭子”，[15] 是美德的支柱，是真理的保證。沒有出版自由，就不可能出現意見、思想的多樣化，從而就不會有真理、美德和光明。啟蒙主義的思想逐漸打破了獨裁主義，但是新聞出版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充分保護必須等待舊政權被推翻或滅亡。
二、《人權宣言》對于表達自由確立及百年反復之路
法國大革命開始后不久，法國政治活動家米拉波立即向三級會議呼吁：“讓你們法律的第一條永遠奉獻給出版自由，使它居于神圣的地位。在所有的自由中，它最不能觸犯，最不受限制。假如喪失了它，其他自由便永遠得不到保障?！盵16] 在法國啟蒙思想家的啟迪下和激進的法國政治家的敦促下，議會通過了一系列保障出版自由的法律和法令，其中最偉大的成果就是1789年制定的《人權宣言》。[17]
《人權宣言》第十條則明確規(guī)定：“任何人都可以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即使是宗教上的意見——而不受打擊，只要他的言論不擾亂法定的公共秩序。”第十一條則進一步規(guī)定：“思想和見解的自由交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除非根據法律決定的情形而必須為這項自由的濫用負責，每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边@兩個條文都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新聞出版自由、輿論自由和言論自由。確實在法國大革命初期，這些法令和基本思想沖破了封建專制法規(guī)的禁錮，法國的新聞出版事業(yè)也因之得到了迅速的發(fā)展。[18] 1788年法國巴黎獲準出版的報刊僅10家，而1791年竟涌現了500多家。[19]
不過歷史表明，1789年宣言所規(guī)定的權利并未在法國獲得長久的實施。法國大革命之后，法國政治體制進入了多變的轉換時期，最后以羅伯斯庇爾所領導的激進的雅各賓派掌握了政權，為求穩(wěn)定政局，羅伯斯庇爾開始在國民公會中清除異已力量，改組革命政府，強化專政機構，限制報道言論，統(tǒng)一思想輿論，并出臺了《嫌疑犯條例》，嚴厲鎮(zhèn)壓反革命。 [20] 1793年9月17日頒布的《懲治嫌疑犯條例》規(guī)定：凡行為、關系、言論及著作表現為擁護專制政治、聯邦制及敵視自由者，……均被視為嫌疑犯；各地監(jiān)視委員會或代理其職權的其它委員會應在其轄區(qū)內編制嫌疑犯名單，并將他們收押、監(jiān)管到和平時為止。這項法令對于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無疑是可怕的威脅，但由于條文內容含糊和執(zhí)行中的偏差，而使嫌疑對象不僅及于已犯罪者，且及于可能犯罪者；不僅有貴族，還包括經濟、宗教政策的反對者。據估計，到1794年5月，全國被逮捕的嫌疑犯總數達30萬之多。
在大革命之前羅伯斯庇爾一再強調“出版自由必須是完全的和無限制的，不然它就根本不存在?！币虼恕氨仨毎堰@種自由百分之百地給予每一個人?！睉摗白尭鞣N意見，正確的和錯誤的都自由發(fā)表，因為只有正確的意見才能站得住腳。”[21] 但在專政建立之初，羅伯斯庇爾就公開表示：“對新聞實行嚴格的監(jiān)督，毫不留情地制止新聞界亂說?！盵22] 因為在他看來“凡是定出界線的地方，凡是出現意見分歧的地方，在那里就有某種仇視祖國利益的東西?！盵23] 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雅各賓派政權在新聞方面實施了相當嚴厲的措施：查封各種革命報刊和革命陣營中不同政見的報刊，停止實行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政策，控制消息傳播，引導和操縱輿論。大量報刊被取締或被迫?？?，到后來公安委員會規(guī)定只能出版一種接受資助的報紙——《公安報》。不僅如此，還鎮(zhèn)壓了大批持不同政見的新聞出版者，1793年他們將潘恩關進巴黎盧森堡監(jiān)獄。1794年4月，羅伯斯庇爾甚至將其老朋友、《老科爾德利報》的主人德穆蘭也處死了。隨著由在野的反對黨轉為當權派的政治地位變化，羅伯斯庇爾的新聞觀念判若兩人，由鼓吹、追求出版自由變?yōu)闉榱苏嗟姆€(wěn)定、社會的安定取消出版自由。自由主義者認為新聞自由有助于社會安定，因為自由公開的討論能使大多數人作出合理的判斷；反之，壓制言論與新聞出版等表達自由，會使人們積存的不滿情緒而造成社會不安定。而羅伯斯庇爾卻將新聞自由放在了政權穩(wěn)固、社會安定的對立面。在這種邏輯下，限制政府權力、允許公眾自由表達意見的自由主義新聞自由觀也就順理成章地遭到徹底拋棄。
法蘭西第一帝國時期，對新聞出版仍然實行嚴格的控制和檢查。1800年查封了許多報刊，只允許聽命于它的報刊存在，同時還建立起了苛刻的書報檢查制度。[24] 拿破侖登臺之后，背棄了憲法有關的承諾，于1810年成立出版管理署，設立新聞檢查官，正式恢復書報檢查制度，封殺對立的報紙，扶植發(fā)行官報。他認為，“四家有敵意的報紙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如果允許一家自由出版物的存在，我在位就不會超過3個月” [25]。他對警察總監(jiān)富歇說，R20;大革命時代已經結束，在法國只能存在唯一的黨派，我決不容忍報紙說出或做出有損于國家利益的事情?！盵26] 巴黎只批準60家印刷所開業(yè)，只允許4家報紙出版，監(jiān)視和囚禁不馴服的人士，法國公民的表達自由權喪失殆盡。于是，報刊和新聞變成了官方的喉舌，為拿破侖的對個擴張和對內獨裁統(tǒng)治盡宣傳之能事。當時任奧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在評價法蘭西第一帝國的傳媒時說：“法國的報刊值合拿破侖的30萬大軍?！盵27]
拿破侖帝國崩潰后，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激烈，帝制與共和制多次交替，“出版自由”的命運也全無定數。路易十八在1814年6月第一次復辟后以《欽定憲章》表示了對大革命成果有承認，宣稱要廢除各種形式的檢查制度，并認可法國人“有權發(fā)表他們的思想觀點”，但這一切不過是做個姿態(tài)，數月之后（10月21日）第一部出版法令就宣布，每期的報紙必須先由一指定的官員閱后才能發(fā)行。[28] 對于法國當局對新聞出版自由如此之壓制，貢斯當頗不滿意，他在1822撰寫了《對菲朗杰里著作的評論》，在文中他寫道：“我建議深入研究英國的憲法，我忘不了英國新聞自由的歷史” [29]
1824年查理十世即位,他將出版自由看作是“一切混亂和誹謗的工具”，在1830年7月頒布了4項非常法令，封閉報刊和取消新聞自由。[30] 1830年7月27日，巴黎終于爆發(fā)了聲勢浩大的“七月革命”。起義大軍占領了王宮，推翻了波旁王朝。
七月革命后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立憲派手中，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君主立憲政權，并規(guī)定了新聞出版自由的條款。法國報業(yè)得到了較為寬松的環(huán)境，政黨報刊增多了，廉價報紙興起了，雜志出版也有進展，出現了一些優(yōu)秀的文學刊物、畫刊。[31] 但七月王朝給予的新聞出版自由也是相當有限的，1835年發(fā)生了圖謀殺害國王的事件，議會以此為借口通過法令，鈄出版保證金增加一倍，并建立對報刊漫畫的預審制度。對此，法國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在1835年出版的《論美國的民主》上卷中寫道：“在美國，既不向印刷業(yè)發(fā)放執(zhí)照，又不要求報刊進行注冊，更不知保證金為何物。……我真不明白，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真理，為什么還未在我們法國推廣?！盵32]
1848年資產階級革命浪潮在歐洲興起，是年二月法國人民起義推翻了七月王朝，開始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三月間政府頒布法令廢除印花稅、保證金等一切限制報業(yè)的措施，法國又出現了一短暫的普通報刊自由的時期，但好景不長。1849年6月19日，秩序黨頒布了禁止俱樂部和公共集會的法令。7月27日，頒布了嚴禁報刊自由出版的法令?！逗推矫裰鲌蟆贰ⅰ墩婀埠蛧鴪蟆?、《社會民主革命報》和《改革報》均被禁止出版。在1850年代法國的報刊出版“須經政府預先批準”，對于普及讀物和宣傳品的管理尤其嚴格。馬克思在分析這次革命時不無諷刺地寫道：“人身、出版、言論、結社、集會、教育、和信仰等等的自由，都穿上憲法制服而成為不可侵犯的了。這些自由中的每一種都宣布為法國公民的絕對權利，然而總是加上一個附帶條件，說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同等權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時才是無限制的，而這些法律正是要使個人自由彼此之間以及公共安全協(xié)調起來?！盵33]
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改第二共和國為第二帝國，第二帝國初期，對于新聞出版的壓制更為嚴重。嚴禁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取消一切民主成果。早在稱帝以前，波拿巴就為自己統(tǒng)治定下了基調：1852年2月17日他發(fā)布新聞法令，規(guī)定一切報刊均需獲得政府事先批準、登記在冊后方可發(fā)行，并規(guī)定高額保證金和印花稅。報社經理和主編由政府任免，編輯人員亦需備案審查。還建立懲治報刊的法庭，那些受過政府三次警告的報刊，必須立即停刊，書店銷售的書刊均需受到審查。3月25日法令規(guī)定，取消一切政治性俱樂部，禁止一切結社和公共集會。全國290個工會只保留了15個。1855年，昂贊礦區(qū)幾位工人因組織共和主義協(xié)會，結果被判刑2至4年。隨著帝國反對派的增加，拿破侖三世不得不改變統(tǒng)治策略，從高壓統(tǒng)治轉而采取軟硬兼施的“自由化”政策，向共和派和人民群眾作某些讓步。1860年11月24日，皇帝以法令形式宣布擴大兩院權力，允許參議院和立法團有權對皇帝的演說發(fā)表不同意見，報刊可以公布兩院辯論情況。1864年2月17日，巴黎工人《六十人宣言》，要求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等，經拿破侖三世批準載于《國民輿論報》，這是進一步放松出版管制的跡象。1868年3月9日的新聞法令，取消了報刊發(fā)行需獲預先批準的規(guī)定以及對報刊的警告制度，并降低了印花稅。同年6月頒布的“自由”法令，準許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集會可以公開自由舉行。
1870年9月成立了共和國，但公民的表達自由權利還是經常受到侵犯。1873年君主派憑借其在國民議會中的優(yōu)勢（當時國民議會645名議員中，君主派多達400人），通過議會選舉馬克馬洪為總統(tǒng)。奧爾良派布羅伊出任總理，政府立即封閉了共和派的部分報刊。
從某種意義上說，法國新聞出版自由的確立是在1881年。是年7月29日，法蘭西共和國眾議院通過了《出版自由法》，該法第五條規(guī)定：一切報紙或期刊，在作了本法令第七條規(guī)定的聲明后，無須獲得預先許可，也不必繳納保證金，均可發(fā)行。所指的第七條是：一切報紙或期刊，發(fā)行前必須向共和國檢察院作如下的聲明：1.報紙或期刊的名稱以及發(fā)行的方式；2.經理的姓名和住所；3.印刷該報或期刊的印刷廠的名稱和廠址。該法還規(guī)定公民有權建立出版社、經營出版事業(yè)和新聞事業(yè)，從事新聞出版活動，自由地從事記者職業(yè)；出版訴訟不再由刑事法庭而由陪審團組成的民事法庭審理。《出版自由法》的誕生可以說法國結束了一個世紀對新聞出版與言論表達的嚴密控制。當時該法被認作是歐洲最自由的一部法令?！拜浾撟铩爆F已被廢止了，只除了侮辱總統(tǒng)和誹謗當局兩項罪過。（如第二十九條規(guī)定：揚言或指責某一事實而損害了被涉及的某人或某團體的榮譽或應受的尊敬，則構成誹謗罪。任何侮辱性言論、表示輕蔑的措辭或沒有任何可指責的事實的謾罵，則構成侮辱罪。[34] ）至少在名義上，該法特別保護出版業(yè)不受之前的行政管理并且保證反對報業(yè)濫用職權的全部行為成為正當合法程序。盡管聲名狼藉的LOIS SCLATES，右派在1894年頒布的法典，暫時再次對“犯罪新聞”施以重罰。第三共和國（1875-1940年）是一個市場放任自由時期。因此，1881年，即自由民主采用之后不久，成為法國最終獲取出版自由的時候。1881年的新聞法律，糾正新聞立法的倒退，規(guī)定了不能對新聞作任何檢查。這一法律是《人權宣言》宣告的言論出版自由的具有化，對法國報業(yè)的發(fā)展有著重要意義。[35] 1947年2月28日又在有關的法律中再次作了強調。從此以后，法國報紙的內容就不再受政府檢查了。至於報刊創(chuàng)辦管理制度，法國在1944年8月26日的出版條例中指明：報紙、刊物出版前的手續(xù)僅僅需要一份簡單的聲明。這一聲明由報刊領導人簽署，郵寄共和國檢察院即可。
此后，隨著印刷技術的進步、報刊價格的下降、報刊雜志內容和形式的大眾化，法國出版事業(yè)蒸蒸日上，報刊、雜志和書籍大量出現在書店和街頭。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法國出現的新報刊多達60多種，其中比較著名的報刊有：1883年創(chuàng)刊的《晨報》、《十字架報》和《巴黎回聲報》；1891年創(chuàng)刊的《震旦報》；1904年創(chuàng)刊的《人道報》；1915年創(chuàng)刊的《鴨鳴報》；1930年創(chuàng)刊的《法蘭西晚報》。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巴黎出版的新日報達到50種，日發(fā)行量為600萬份。
三、結論
透過以上歷史，我們發(fā)現法國百年間的表達自由之路并不平坦：
其一，這一時期，法國的大多數憲法都把1789年宣言并入其中，自然也包括關于新聞自由的條款。1789年宣言中關于表達自由的條款在此后的憲法之中都有所反映。新聞自由在1791年憲法、1793年憲法（未曾實際生效）、1795年憲法、1814年復辟憲章、短命的1815年拿破侖憲法、1830年憲章以及1848年憲法中都有規(guī)定。舉個例子，1848年憲法第81條宣布：公民有結社的權利、舉行和平且不帶武器的集會的權利、請愿的權利以及通過新聞媒體或其他途徑表達其思想的權利。行使這些權利的唯一限制是他人的權利或自由與公共安全。報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受審查。法國憲法的許多條文在提到新聞自由之前都先強調表達自由。在近代的法國，這是一個有突出重要性的事實。這種規(guī)定似乎成了言論自由之一般法的基礎，新聞自由只是其中的一種類型。不過，事實卻并非如此，同新聞、游行示威、公開集會或結社有關的法律是通過不同的文件來表達的。[36]
其二，這些憲法性宣言未能提供有效的憲法性保護。當時還沒有司法審查制度。也許更重要的原因是，這些憲法條文本身規(guī)定了有關法律可以確定新聞自由的范圍。糟糕的是，存在獨裁主義的或思想偏狹的統(tǒng)治或傾向，使得對新聞自由的限制沒有制約。甚至到了1881年，所提供的保證也僅僅是一紙非常自由、詳盡的法律條文；法律繼續(xù)為言論自由劃定界限。
其三，法國的新聞出版檢查制度是西歐各國中“最專橫、最反復無常、非理性的和不可預測的”[37] 僅出版前檢查制度就曾于1814、1830、1848和1870年被廢止，又于1815、1820、1835、1851、1857和1871年恢復。這種拉鋸式的反復，是包括英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從未有過的。
其四，與英國資產階級在爭取表達自由的斗爭中總是采取保留的變革方式英國相比，法國對于新聞出版自由的爭取是通過革命式（突變式）的手段獲得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可以在法國掀起波瀾，但在英國卻幾乎是微波不興。
其五，在歷次的政權變動中，法國的傳媒都具有相當大的作用的。因此雖然法國歷屆政權都對新聞出版物加以嚴厲的管制，但反對的力量總是想方設法加以出版。 這就向我們表明，表達自由的權利，作為人的基本權利之一，是任何強權都無法徹底壓制的。
之所以會有如此明顯的差異，主要原因大抵可作兩面觀：一是16世紀英法封建政治經濟發(fā)展的不同道路，決定了兩國在確立場專制君主制和由此產生的新聞出版檢查制度的不同。英國實行的是有限專制君主制，即使在君主權威至高無上的都鐸王朝宗教改革時期，“王在法下”的原則仍然起作用。國王是通過議會施政的，因而必須會受到議會的限制和監(jiān)督。而法國走的是絕對君主制的路線，王權不受法律的約束，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權力，路易十四摧毀了殘存的獨立的地方政府，把所有的權力集中到凡爾賽宮，并實行不召開全國議會的統(tǒng)治。 [38]他宣稱“朕即國家”即是君主絕對主義的表征。二是法國的革命與英國革命的理念也有很大差異。法國革命旨在建立一個嶄新的、再生的世界，因此他們要打破一切舊有的形式，決不與舊的形式有藕斷絲連的聯系。他們認為，革命就是同過去決裂，使法國人成為新人，使法蘭西民族成為“新民族” [39]。三是政權更迭太快，人權宣言產生后的百年間，法國政局動蕩不安，僅在1789-1879的90年間，就先后發(fā)生了重大政治危機13次：1789年的大革命、1792-1793年初反對君主立憲制的起義與處死國王、1793年夏秋山岳派奪權和建立“革命政府”、1794年熱月政變、1799年霧月政變、1815年復辟、1830年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1848年6月工人起義、1851年政變、1870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877-1879年共和制危機與解決等等。歷史表明，每一次政局的變動都會影響甚至損害新聞出版自由和表達自由，而越是政局不穩(wěn)定的政權越不敢放松對于傳媒的控制，唯有政局穩(wěn)定而又有足夠自信的政治體制才能充分保障人民的表達自由，法國自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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